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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一八九五年冬天，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歷經千辛萬苦，深入危機四伏的中國南疆塔克拉馬干沙漠，發現傳說中的古城遺址並帶走大批九百年前的佛教古物。這個事件震驚國際考古學界，掀起各國對絲路沿線凐滅已久的佛教文明的考古熱潮，一場國際尋寶競賽於焉展開。
於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交，來自英、德、俄、法、美等七個國家的考古學家，紛紛前往西域探險，在絲路沿線尋找被大漠吞噬的古城。他們成噸地搬走大型壁畫、數以千計的雕塑、美不勝收的帛畫、無價的經文寫本，以及其他不可盡數的古董。
這場國際競賽以德國人斬獲最多，他們在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間共派出四梯遠征隊深入南疆。其中本書作者──德國考古學家阿爾伯特‧馮‧勒‧寇克負責帶 領第二和第四梯次遠征隊，成績最為可觀。他從柏孜克里克石窟鋸下九世紀大型壁畫，並將無數文物帶回柏林，卻也陰錯陽差地將垂手可得的敦煌寶藏拱手讓給英國人。
勒‧寇克在這本書中親筆述說了這段尋寶的過程，生動記述了德國人在絲路沿線冒險犯難的經過。文中不僅充滿豐富多彩的冒險故事，更為南疆的地下寶藏提供了一份精彩的歷史素描，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缺。
身為中國人，書中的種種描述，無疑是一種強盜式的盜寶行為。但在義憤填膺之外，我們從這些不顧性命的西方探險家身上，也看到一種不畏艱難的精神，感受到 當年西方學術敏銳的觸覺。而文中涉及許多古老西域文化和藝術精品，均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具有永恆的魅力，自是值得細細品味。今天，這些古物寶藏分散在世界 至少十三個國家的博物館裡，使得中國學者為之忿忿難平。而勒‧寇克堅持鋸下帶回柏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壁畫，大多在二次大戰中毀於炮火……有關勒‧寇克的歷 史論斷仍眾說紛紜。
於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之交，來自英、德、俄、法、美等七個國家的考古學家，紛紛前往西域探險，在絲路沿線尋找被大漠吞噬的古城。他們成噸地搬走大型壁畫、數以千計的雕塑、美不勝收的帛畫、無價的經文寫本，以及其他不可盡數的古董。
這場國際競賽以德國人斬獲最多，他們在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間共派出四梯遠征隊深入南疆。其中本書作者──德國考古學家阿爾伯特‧馮‧勒‧寇克負責帶 領第二和第四梯次遠征隊，成績最為可觀。他從柏孜克里克石窟鋸下九世紀大型壁畫，並將無數文物帶回柏林，卻也陰錯陽差地將垂手可得的敦煌寶藏拱手讓給英國人。
勒‧寇克在這本書中親筆述說了這段尋寶的過程，生動記述了德國人在絲路沿線冒險犯難的經過。文中不僅充滿豐富多彩的冒險故事，更為南疆的地下寶藏提供了一份精彩的歷史素描，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缺。
身為中國人，書中的種種描述，無疑是一種強盜式的盜寶行為。但在義憤填膺之外，我們從這些不顧性命的西方探險家身上，也看到一種不畏艱難的精神，感受到 當年西方學術敏銳的觸覺。而文中涉及許多古老西域文化和藝術精品，均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具有永恆的魅力，自是值得細細品味。今天，這些古物寶藏分散在世界 至少十三個國家的博物館裡，使得中國學者為之忿忿難平。而勒‧寇克堅持鋸下帶回柏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壁畫，大多在二次大戰中毀於炮火……有關勒‧寇克的歷 史論斷仍眾說紛紜。
序／導讀
自序
在柏林狄崔屈‧萊默（Dietrich Reimer）出版社的無私幫助下，有關我們在吐魯番綠洲發現的大量價值非凡文物的圖片，才得以公開出版。也因此，社會各階層對這些發現的興趣直線上揚。
同時，由於政府的資助，以及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友善的合作，在花費了大量心血後，這些文物都已被拍照存檔，而且公開展覽。對我多年的辛苦工作而言，這個結果確實是一個完美的句點。當然，我心中也時常產生一種複雜的情緒，深恐有些人對我的工作不甚理解。
在貝克（Dr. Becker）部長的協助下，我們從博物館的儲藏室取出了一百一十五箱濕壁畫和其他文物。在大戰期間，它們一直被存放在這裡。存放這些文物的展覽廳也已經開始籌建。
狄崔屈‧萊默出版社的老朋友和工作夥伴的大力幫忙下，我還出版了六大本畫冊，收集了我在歷次探險活動中發現的大量有價值文物的圖片，書名題為《後希臘化時期的中亞佛教藝術》（The Late Greco-Buddhist Art of Central Asia）。我必須對他們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謝，在這個經濟蕭條的時期，出版這批畫冊無疑地必須冒許多風險。
然而，我最想感謝的是政府相關部門，在他們的協助下，這個展覽才得以順利進行。
我還要向兩個人表示由衷的謝意，一是公共科學和藝術教育部長貝克博士，另一則是他的助手、樞密顧問賈爾（Gall）博士，他們兩人如實地具現了我的夢想。
我也要感謝國家博物館的建築師威爾（Wille）先生，在他的精心準備之下，我們得到了許多專業知識和正確建議，才使得這個展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在出版界中還有許多其他人物，雖然並沒有直接參與此事，但在日後參觀者中我們發現，他們之間有許多人對此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也提供了許多專業的建議。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亞部門主任波須─萊茲（S. C. Bosch-Reitz）先生；倫敦頂尖的東亞文物收藏家尤莫菲波洛斯（Eumorphopoulos）先生；國家顧問拉瑟爾（Luther）博士；史彭格勒（O. Spengler）博士；我們的探險先驅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勇的中亞考古學家代表史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柏林普魯士科學院的諸位同仁們，特別是路德斯（Herren H. Luders）、麥雅爾（Ed. Meyer）、穆勒（F. W. K. Muller）和法蘭基（O. Frankie）；哈雷大學的諸位教授，尤其是卡羅（Herren Karo）和韋伯（W. Weber），另外還有哥丁根（Gottingen）、漢堡、海德堡（Heidelberg）、土賓根（Tubingen）、法蘭克福、格來福瓦（Greifswald）、科尼斯柏（Konigsberg）、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瑞典諸大學的教授們；布達佩斯科學院的同仁們；其他著名的專家學者，以及重要收藏機構的擁有人，例如倫敦的史皮爾（Spier）夫人、紐約和倫敦的山中（Yamanaka）先生、柏林的瓦爾區（Worch）先生等等。這些人都一致認為，這次展覽不管是在展出的文物上，還是在展覽會的組織安排和對文物的收藏保護上，都堪稱是一流傑作。
但是，坦白說，專家和同僚們的讚許只是展覽的成功給我的部分安慰，更重要的是普羅大眾自發的關注和熱心。他們並不是這一領域的專家，對這次展覽的內容也不具備專業的知識。我們有幸接觸了許多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參觀者，當然還有道地的柏林人，向他們引介了與這些發現相關的最重要訊息，以及由這些文物延伸出來的新世界。隨著時間遷移，各界對這幾次遠征活動的細節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使得我產生了一個想法：用通俗的語言寫一本書，將遠征活動中經歷的艱辛、喜樂與困難紀錄下來。根據以前的工作安排，萊比錫的亨瑞克斯（J. C. Hinrichs）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使得我得以將它獻給我的讀者。這只是一本個人經歷的記錄本，並不帶有任何學術性，紀錄著我們在那片被驕陽烤炙的大地的生活。對歐洲人來講，那片大地無疑是那般遙遠與荒涼，但我們心裡將永遠牢記那裡所發生的艱辛和成功，以及考察期間所認識的朋友們。這本書裡記載著當地東突厥人和漢人的生活，以及當地歷史和藝術的演進等，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讀者，我們這幾次探險活動大致的過程和成果。
假如這本書的成功能進一步證明我所從事的事的價值，我希望以後能再寫一本書，紀錄第四次探險活動的過程。這次考察是在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的。
艾爾伯特‧馮‧李‧寇克
柏林達勒姆區（Daglem）
一九二六年秋天導讀-新疆地埋寶藏記
詹宏志
中國後院的盜寶者
五年前(1995)，在一個偶然的機遇，麥田出版的陳雨航要我為耶利米．威爾森(Jeremy Wilson)的《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89)寫序；在此之前，我尚未寫過任何與旅行史題材相關的文字，但多年的閱讀浸染與愛好，不吐不快，結果竟寫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長序，弄得有點喧賓奪主兼不識趣了。
那篇文章寫三位前後探險於阿拉伯沙漠的英國旅行家，軼事左右蔓生，年代縱跨百年，更兼手繪地圖以示足蹤，一發難以收拾。雖說文章述說的是三位外來的旅行家，卻也看見阿拉伯民族的近代歷史滄桑；我忍不住大發謬論說：「噫，旅行人所見豈祗風土人情咁簡單，我們從三個英國人在沙漠的故事當然也看見古國沉淪的歷史；而如果把這三個人換成另外三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沙漠換成另一個沙漠：戈壁，那這一段故事我們就看見鏡中的自己。」
這裡提到的其中一位，就是本書《新疆地埋寶藏記》(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1928)的作者亞勃特．馮．勒寇克(1860-1930)。
而這樣的感觸其來有自，讀中國近代史有時難免興憂國之感；十九世紀末，歐美諸強已進入現代國家社會的政經架構，中國卻仍像遙遠記憶中的古老國度，而兩者之間的「傲慢相遇」則預示著長達一世紀以上的國族屈辱，這個傷痕至今未能撫平，許多驕傲、自卑皆因此而起；我甚至可以說，海峽兩岸今天相煎太急的局面都與這段挫傷的歷史有關。
我可能扯得遠了，但至少有一件事便是此一歷史的後遺症；我曾經自問，何以西方數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旅行探險經典」在華文世界裡長期無人聞問，成為一塊出版與閱讀的空白？我始終猜想這些西方探險家曾經闖入我們的後院，窺探我們最頹唐不堪的一面，並把它形諸文字(我們因而不得不讀到落後、奇異、神秘、野蠻等屬於自己的描述)，他們更趁著我們的昏昧無知，取走了無數的文化遺產，這段歷史是不容易面對的吧？
近幾十年中國大陸學界在研究西北歷史時，光是對如何看待當年這些西方探險家兼考察家，就是一場尷尬的考驗；這些西方旅行家進出中國西北僻壤，踏勘地形、繪描地理、考察動物植被、更考掘古蹟文物，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民間並無現代知識可以了解這些行動的意義。後來的中國學者有的把這些西方探險家指為「亡命的機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盜賊」，卻不知道如何面對他們的世界性學術貢獻(這些人許多是一流的漢學家，他們使中國的遺產廣為世人所知，甚至解決了某些中國學者無法解決的歷史問題)；只是做為一個喪失大量珍貴文物的受害古國，感情上不能忍受也是可以了解的。
這一份探險家的名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名家之外，也許還應該加上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取走大量敦煌手卷而聞名)、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以中亞地理考察而聞名，他常任意把俄國名字安在中國山川之上)，以及美國的華爾納(Langdon Warner)；想想看，加上斯文赫定的瑞典籍、斯坦因的匈牙利裔英國籍、勒寇克的德國籍，這份穿堂入戶的探險家名單簡直另一個「八國聯軍」，心理上受辱似的的創傷之感可以想見。
如今我們再到「絲綢之路」(這也是其中一位闖入者斯文赫定發明的「異國情調」名字)觀光旅行，洞窟古蹟不時看到去了頭的佛像、和平整切去的壁畫(多半是本書作者勒寇克的傑作)，不免令人興文物浩劫之嘆；這些美麗珍貴的古文物如今「花果飄零」，你得到英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瑞典、德國等地才能見得齊全，有些流入私人收藏的就無緣得見了。
當然也有西方人說，這些文物當時無疑是帝國主義思想下的掠奪，但結果卻猶如天啟神佑，保護這些全人類共同遺產免於貧窮、愚昧或天災的破壞，至少躲開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性摧殘。而勒寇克也曾經說，他在1913年在新疆考掘壁畫時，有許多精美文物不及取出，三年後一場大地震毀掉許多廟宇，那些壁畫也隨之沒入煙塵，令他扼腕不已。從中國人的立場，歷史文物是被「偷」了，但從當時的西歐人來看，這些文物是被「發現」了，這解釋了當時並沒有人譴責這些探險家，英國皇家甚至頒授了爵位給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兩人，表彰他們對文明發現的貢獻；對劫掠文物這件事，後來在西方有了比較同情中國的立場，乃是晚近的事。
地埋寶藏的出土記
對於這段情感上難以接受的歷史，我還是主張要閱讀的。一方面，我們如今已有足夠的知識，了解這些事發生的原因與意義；另一方面，這些書所記錄的中國與生活，已經是消逝的景觀，它們的另一個功能，反而是「保存」了某種生活型態和社會狀態的記錄。
要了解那一段時間(差不多是清末到民國十幾年)，西方人在中國西部與中亞地區的活動，也許可以從楊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讀起，看這些對東方的探險好奇是如何點燃的；然後及於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看到探險如何轉為對歷史與考古的追求，進而成為致富的傳奇；再讀到勒寇克，我們就看到追逐神秘東方寶藏如何成為一場帝國主義的競賽；如果行有餘力，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讀1935年銜命赴新疆查訪俄國人擴張活動的英國外交官艾瑞克．戴區曼(Eric Teichman)的《新疆之旅》(Journey to Turkistan, 1937)，我們就能明白後續的結果，以及中國內部後來對文物飄零的感受。而我自己，也預備按照這條線索，在<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裡，陸續收入上述人物的著作。
幾位在中國新疆探險兼考察(並竊取)古代文物的探險家，都是勇氣與知識兼備的人物；即使是聲譽不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顯赫那般的勒寇克，他也是多種中亞語言(至少包括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和歷史的專家。受了斯坦因在新疆發現大量古代文物的刺激，德國人也極力想取得這些令世人垂涎的寶物，以便增添帝國以及柏林博物館的收藏；勒寇克把握機會，不求報酬爭取參加探險隊伍的任務，一九Ｏ二年他以四十二歲「高齡」如願以償，參加了第一次德國在吐魯番一帶的考察發掘，那是由亞勃特．格倫威德爾(Albert Grunwedel)所領導的探險隊；這一次的考掘，帶回去了四十六箱的寶物，算是豐收了的。但如果和後來(1904年)勒寇克親自領軍的三次探險隊，所帶回的寶物收穫比起來，就顯得微不足道。
可能是運氣，也有毅力，以及一種強烈的尋寶企圖心，勒寇克是取走最多中國歷史文物的探險家。在《新疆地埋寶藏記》裡，他生動地記錄了他的運氣，譬如丟擲銅板決定探險路線(這段軼事後來成為英國史家霍布科克的一章篇名，就叫做「勒寇克丟了一個銅板」)、以及他腳底沙地流動，竟然露出一面絕美上古壁畫的景觀；他也記錄了割取壁畫的方法，他把整面牆「片」下來，或仔細切割成駱駝可搬運的大小，前後都加了包裝，小心翼翼地運輸，我們今天仍可想像，那麼巨大笨重的壁畫，必須千里迢迢運回歐洲(當中要越過艱難的地形，以及充滿盜賊的區域)，其間的困難一定不在少數。
一次大戰爆發後，德國人不得不停止在中國新疆的掘寶行動；法國人伯希和接踵其後，取走了舉世著名的敦煌手卷；但在他之後，中國政府與民間學界再也不能容忍沙漠中的駝鈴，運走一隊一隊的中國歷史(以及一片一片的中國靈魂)，探險活動從此對外國人關上大門，直到一九二六年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者共同考察的研究再起，但那已經不是私自穿越中國的「後院」，而是一個與主人配合的行動，所發現的結果也就不離開中國的土地了。
勒寇克帶走的寶物，後來終究流落何方？一開始，這些難得的寶物都保存在柏林的民俗學博物館；但二次大戰期間，盟軍轟炸柏林，民俗學博物館主建築被炸毀，失去了部分。勒寇克寶藏有一部分在戰爭時被移到較安全的儲藏處，但柏林淪陷時，這批寶物消失了；有證據顯示，蘇聯紅軍至少劫走了其中十箱以上的寶物，但到今天為止，這批失蹤的寶物還未重現於天地之間。
重讀勒寇克的書，心情不免是複雜的；他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塞外景致與生活情況，也記錄了他們克服萬難的探險生活，對他所親眼目睹的景物也都有一手的報導；也許我們應該慶幸他留下了這些已被遺忘的世界的描繪，使我們不至於失去一種記憶。但看到他取去的各種寶物，對照我們今日旅行所看到的空白牆面與失去頭顱的雕像，彷彿是一個難以痊癒的傷痕，如果連帶想起百年之間華人遷徙、文化流逝的舊事，也是很難不帶些傷感的呢。
在柏林狄崔屈‧萊默（Dietrich Reimer）出版社的無私幫助下，有關我們在吐魯番綠洲發現的大量價值非凡文物的圖片，才得以公開出版。也因此，社會各階層對這些發現的興趣直線上揚。
同時，由於政府的資助，以及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友善的合作，在花費了大量心血後，這些文物都已被拍照存檔，而且公開展覽。對我多年的辛苦工作而言，這個結果確實是一個完美的句點。當然，我心中也時常產生一種複雜的情緒，深恐有些人對我的工作不甚理解。
在貝克（Dr. Becker）部長的協助下，我們從博物館的儲藏室取出了一百一十五箱濕壁畫和其他文物。在大戰期間，它們一直被存放在這裡。存放這些文物的展覽廳也已經開始籌建。
狄崔屈‧萊默出版社的老朋友和工作夥伴的大力幫忙下，我還出版了六大本畫冊，收集了我在歷次探險活動中發現的大量有價值文物的圖片，書名題為《後希臘化時期的中亞佛教藝術》（The Late Greco-Buddhist Art of Central Asia）。我必須對他們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謝，在這個經濟蕭條的時期，出版這批畫冊無疑地必須冒許多風險。
然而，我最想感謝的是政府相關部門，在他們的協助下，這個展覽才得以順利進行。
我還要向兩個人表示由衷的謝意，一是公共科學和藝術教育部長貝克博士，另一則是他的助手、樞密顧問賈爾（Gall）博士，他們兩人如實地具現了我的夢想。
我也要感謝國家博物館的建築師威爾（Wille）先生，在他的精心準備之下，我們得到了許多專業知識和正確建議，才使得這個展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在出版界中還有許多其他人物，雖然並沒有直接參與此事，但在日後參觀者中我們發現，他們之間有許多人對此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也提供了許多專業的建議。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亞部門主任波須─萊茲（S. C. Bosch-Reitz）先生；倫敦頂尖的東亞文物收藏家尤莫菲波洛斯（Eumorphopoulos）先生；國家顧問拉瑟爾（Luther）博士；史彭格勒（O. Spengler）博士；我們的探險先驅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勇的中亞考古學家代表史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柏林普魯士科學院的諸位同仁們，特別是路德斯（Herren H. Luders）、麥雅爾（Ed. Meyer）、穆勒（F. W. K. Muller）和法蘭基（O. Frankie）；哈雷大學的諸位教授，尤其是卡羅（Herren Karo）和韋伯（W. Weber），另外還有哥丁根（Gottingen）、漢堡、海德堡（Heidelberg）、土賓根（Tubingen）、法蘭克福、格來福瓦（Greifswald）、科尼斯柏（Konigsberg）、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瑞典諸大學的教授們；布達佩斯科學院的同仁們；其他著名的專家學者，以及重要收藏機構的擁有人，例如倫敦的史皮爾（Spier）夫人、紐約和倫敦的山中（Yamanaka）先生、柏林的瓦爾區（Worch）先生等等。這些人都一致認為，這次展覽不管是在展出的文物上，還是在展覽會的組織安排和對文物的收藏保護上，都堪稱是一流傑作。
但是，坦白說，專家和同僚們的讚許只是展覽的成功給我的部分安慰，更重要的是普羅大眾自發的關注和熱心。他們並不是這一領域的專家，對這次展覽的內容也不具備專業的知識。我們有幸接觸了許多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參觀者，當然還有道地的柏林人，向他們引介了與這些發現相關的最重要訊息，以及由這些文物延伸出來的新世界。隨著時間遷移，各界對這幾次遠征活動的細節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使得我產生了一個想法：用通俗的語言寫一本書，將遠征活動中經歷的艱辛、喜樂與困難紀錄下來。根據以前的工作安排，萊比錫的亨瑞克斯（J. C. Hinrichs）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使得我得以將它獻給我的讀者。這只是一本個人經歷的記錄本，並不帶有任何學術性，紀錄著我們在那片被驕陽烤炙的大地的生活。對歐洲人來講，那片大地無疑是那般遙遠與荒涼，但我們心裡將永遠牢記那裡所發生的艱辛和成功，以及考察期間所認識的朋友們。這本書裡記載著當地東突厥人和漢人的生活，以及當地歷史和藝術的演進等，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讀者，我們這幾次探險活動大致的過程和成果。
假如這本書的成功能進一步證明我所從事的事的價值，我希望以後能再寫一本書，紀錄第四次探險活動的過程。這次考察是在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的。
艾爾伯特‧馮‧李‧寇克
柏林達勒姆區（Daglem）
一九二六年秋天導讀-新疆地埋寶藏記
詹宏志
中國後院的盜寶者
五年前(1995)，在一個偶然的機遇，麥田出版的陳雨航要我為耶利米．威爾森(Jeremy Wilson)的《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89)寫序；在此之前，我尚未寫過任何與旅行史題材相關的文字，但多年的閱讀浸染與愛好，不吐不快，結果竟寫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長序，弄得有點喧賓奪主兼不識趣了。
那篇文章寫三位前後探險於阿拉伯沙漠的英國旅行家，軼事左右蔓生，年代縱跨百年，更兼手繪地圖以示足蹤，一發難以收拾。雖說文章述說的是三位外來的旅行家，卻也看見阿拉伯民族的近代歷史滄桑；我忍不住大發謬論說：「噫，旅行人所見豈祗風土人情咁簡單，我們從三個英國人在沙漠的故事當然也看見古國沉淪的歷史；而如果把這三個人換成另外三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沙漠換成另一個沙漠：戈壁，那這一段故事我們就看見鏡中的自己。」
這裡提到的其中一位，就是本書《新疆地埋寶藏記》(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1928)的作者亞勃特．馮．勒寇克(1860-1930)。
而這樣的感觸其來有自，讀中國近代史有時難免興憂國之感；十九世紀末，歐美諸強已進入現代國家社會的政經架構，中國卻仍像遙遠記憶中的古老國度，而兩者之間的「傲慢相遇」則預示著長達一世紀以上的國族屈辱，這個傷痕至今未能撫平，許多驕傲、自卑皆因此而起；我甚至可以說，海峽兩岸今天相煎太急的局面都與這段挫傷的歷史有關。
我可能扯得遠了，但至少有一件事便是此一歷史的後遺症；我曾經自問，何以西方數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旅行探險經典」在華文世界裡長期無人聞問，成為一塊出版與閱讀的空白？我始終猜想這些西方探險家曾經闖入我們的後院，窺探我們最頹唐不堪的一面，並把它形諸文字(我們因而不得不讀到落後、奇異、神秘、野蠻等屬於自己的描述)，他們更趁著我們的昏昧無知，取走了無數的文化遺產，這段歷史是不容易面對的吧？
近幾十年中國大陸學界在研究西北歷史時，光是對如何看待當年這些西方探險家兼考察家，就是一場尷尬的考驗；這些西方旅行家進出中國西北僻壤，踏勘地形、繪描地理、考察動物植被、更考掘古蹟文物，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民間並無現代知識可以了解這些行動的意義。後來的中國學者有的把這些西方探險家指為「亡命的機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盜賊」，卻不知道如何面對他們的世界性學術貢獻(這些人許多是一流的漢學家，他們使中國的遺產廣為世人所知，甚至解決了某些中國學者無法解決的歷史問題)；只是做為一個喪失大量珍貴文物的受害古國，感情上不能忍受也是可以了解的。
這一份探險家的名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名家之外，也許還應該加上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取走大量敦煌手卷而聞名)、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以中亞地理考察而聞名，他常任意把俄國名字安在中國山川之上)，以及美國的華爾納(Langdon Warner)；想想看，加上斯文赫定的瑞典籍、斯坦因的匈牙利裔英國籍、勒寇克的德國籍，這份穿堂入戶的探險家名單簡直另一個「八國聯軍」，心理上受辱似的的創傷之感可以想見。
如今我們再到「絲綢之路」(這也是其中一位闖入者斯文赫定發明的「異國情調」名字)觀光旅行，洞窟古蹟不時看到去了頭的佛像、和平整切去的壁畫(多半是本書作者勒寇克的傑作)，不免令人興文物浩劫之嘆；這些美麗珍貴的古文物如今「花果飄零」，你得到英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瑞典、德國等地才能見得齊全，有些流入私人收藏的就無緣得見了。
當然也有西方人說，這些文物當時無疑是帝國主義思想下的掠奪，但結果卻猶如天啟神佑，保護這些全人類共同遺產免於貧窮、愚昧或天災的破壞，至少躲開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性摧殘。而勒寇克也曾經說，他在1913年在新疆考掘壁畫時，有許多精美文物不及取出，三年後一場大地震毀掉許多廟宇，那些壁畫也隨之沒入煙塵，令他扼腕不已。從中國人的立場，歷史文物是被「偷」了，但從當時的西歐人來看，這些文物是被「發現」了，這解釋了當時並沒有人譴責這些探險家，英國皇家甚至頒授了爵位給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兩人，表彰他們對文明發現的貢獻；對劫掠文物這件事，後來在西方有了比較同情中國的立場，乃是晚近的事。
地埋寶藏的出土記
對於這段情感上難以接受的歷史，我還是主張要閱讀的。一方面，我們如今已有足夠的知識，了解這些事發生的原因與意義；另一方面，這些書所記錄的中國與生活，已經是消逝的景觀，它們的另一個功能，反而是「保存」了某種生活型態和社會狀態的記錄。
要了解那一段時間(差不多是清末到民國十幾年)，西方人在中國西部與中亞地區的活動，也許可以從楊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讀起，看這些對東方的探險好奇是如何點燃的；然後及於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看到探險如何轉為對歷史與考古的追求，進而成為致富的傳奇；再讀到勒寇克，我們就看到追逐神秘東方寶藏如何成為一場帝國主義的競賽；如果行有餘力，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讀1935年銜命赴新疆查訪俄國人擴張活動的英國外交官艾瑞克．戴區曼(Eric Teichman)的《新疆之旅》(Journey to Turkistan, 1937)，我們就能明白後續的結果，以及中國內部後來對文物飄零的感受。而我自己，也預備按照這條線索，在<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裡，陸續收入上述人物的著作。
幾位在中國新疆探險兼考察(並竊取)古代文物的探險家，都是勇氣與知識兼備的人物；即使是聲譽不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顯赫那般的勒寇克，他也是多種中亞語言(至少包括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和歷史的專家。受了斯坦因在新疆發現大量古代文物的刺激，德國人也極力想取得這些令世人垂涎的寶物，以便增添帝國以及柏林博物館的收藏；勒寇克把握機會，不求報酬爭取參加探險隊伍的任務，一九Ｏ二年他以四十二歲「高齡」如願以償，參加了第一次德國在吐魯番一帶的考察發掘，那是由亞勃特．格倫威德爾(Albert Grunwedel)所領導的探險隊；這一次的考掘，帶回去了四十六箱的寶物，算是豐收了的。但如果和後來(1904年)勒寇克親自領軍的三次探險隊，所帶回的寶物收穫比起來，就顯得微不足道。
可能是運氣，也有毅力，以及一種強烈的尋寶企圖心，勒寇克是取走最多中國歷史文物的探險家。在《新疆地埋寶藏記》裡，他生動地記錄了他的運氣，譬如丟擲銅板決定探險路線(這段軼事後來成為英國史家霍布科克的一章篇名，就叫做「勒寇克丟了一個銅板」)、以及他腳底沙地流動，竟然露出一面絕美上古壁畫的景觀；他也記錄了割取壁畫的方法，他把整面牆「片」下來，或仔細切割成駱駝可搬運的大小，前後都加了包裝，小心翼翼地運輸，我們今天仍可想像，那麼巨大笨重的壁畫，必須千里迢迢運回歐洲(當中要越過艱難的地形，以及充滿盜賊的區域)，其間的困難一定不在少數。
一次大戰爆發後，德國人不得不停止在中國新疆的掘寶行動；法國人伯希和接踵其後，取走了舉世著名的敦煌手卷；但在他之後，中國政府與民間學界再也不能容忍沙漠中的駝鈴，運走一隊一隊的中國歷史(以及一片一片的中國靈魂)，探險活動從此對外國人關上大門，直到一九二六年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者共同考察的研究再起，但那已經不是私自穿越中國的「後院」，而是一個與主人配合的行動，所發現的結果也就不離開中國的土地了。
勒寇克帶走的寶物，後來終究流落何方？一開始，這些難得的寶物都保存在柏林的民俗學博物館；但二次大戰期間，盟軍轟炸柏林，民俗學博物館主建築被炸毀，失去了部分。勒寇克寶藏有一部分在戰爭時被移到較安全的儲藏處，但柏林淪陷時，這批寶物消失了；有證據顯示，蘇聯紅軍至少劫走了其中十箱以上的寶物，但到今天為止，這批失蹤的寶物還未重現於天地之間。
重讀勒寇克的書，心情不免是複雜的；他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塞外景致與生活情況，也記錄了他們克服萬難的探險生活，對他所親眼目睹的景物也都有一手的報導；也許我們應該慶幸他留下了這些已被遺忘的世界的描繪，使我們不至於失去一種記憶。但看到他取去的各種寶物，對照我們今日旅行所看到的空白牆面與失去頭顱的雕像，彷彿是一個難以痊癒的傷痕，如果連帶想起百年之間華人遷徙、文化流逝的舊事，也是很難不帶些傷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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