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與世為敵

前言

當我首次遇見吐派克時，他只有十七歲。對我來說，他只是我們社交圈中的另一個朋友。我們都在加州北部米爾谷小鎮的塔瑪佩斯（Tamalpais）高中上學，而我是在大學放假回家的路上認識他的。

那一刻，我絕對沒想到自己竟然認識了一位未來會成為文化偶像、全球巨星的人……或者如吐派克自己所言，我認識了一位傳奇。即便那時的他如此年輕，但仍充滿自信，確信自己將在世界上留下深刻印記。他是我所認識最有自信的人。

幾個月後，我回到洛杉磯的大學，吐派克打電話給我和我的室友，我們都來自米爾谷鎮；吐派克認為上高中對他來說是在浪費時間，便問是否能暫時讓他睡在我們的沙發上。他說：「我需要離開這裡。」那時，他正焦慮的等待經紀人傳來唱片合約的消息。「我的音樂事業發展得不夠快，」他解釋道：「我覺得我應該去洛杉磯。」幾天之後，他帶著背包和一本藍色筆記本出現在我們家門口。

每天當我和室友們離開去上學或上班，他會留在公寓裡，獨自在筆記本上瘋狂寫作。當我們下午回來時，他便會分享自己那天寫的內容。想像一下，幾歲的吐派克坐在餐桌旁，當我們吃著泡麵和起司通心粉時，他用饒舌述說著年輕黑人男性的故事；他的歌詞充滿目標，祈求著改變。

回想起那個時刻，我才驚覺自己當時一無所知。我聆聽他的音樂、理解他的話語。我很欣賞他對世事的關切與擔憂。那時我並不知道身邊的這位年輕人，正竭盡所能勇敢的走在一條解決社會不公的道路上。我當時還不了解，因為儘管我不太情願承認，當下的我還沒有準備好談論年輕的黑人男性，以及他們身為弱勢族群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我其實更想談論那天我在課堂裡看到的年輕黑人帥哥。在20歲時，我是自私的。而在17歲時，吐派克是無私的。

後來經紀人萊拉．斯坦伯格（Leila Steinberg）為他找到住處時，吐派克向我們道了感謝，然後踏上了他的旅程。那晚他揹著包包和藍色筆記本走出門，我和室友們祝他好運；沒想到門一關上後，他就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從UCLA畢業後，我開始了自己的小說寫作生涯。但當時我還沒有像吐派克那樣書寫關於年輕黑人男性的議題；我寫的是在課堂中遇到的同一位年輕黑人帥哥，以及多年後那不可避免的心碎故事。白天，我在運動產業工作，擔任紐約噴射機隊的選秀狀元基肖恩．強森（Keyshawn Johnson），以及NBA球星布萊恩．蕭（Brian Shaw）的助理。晚上，我則埋首寫作。

這期間我經常接到來自吐派克助理的電話。「吐派克一直問妳什麼時候才要離開運動產業，來和他一起工作？」有天下午，這個要突然求變得更具體了：「吐派克正在籌備一個寫作團隊。他希望邀請妳加入。」當時他開始撰寫劇本，正在建立一群女性作家團隊，來確保他劇中角色的聲音、觀點和語調能貼近現實。對於能成為這小組的一員我感到很興奮，於是我們在1996年9月10日星期二安排了一場會議。

在那次會議的三天前，吐派克在拉斯維加斯遭到槍擊。他為自己的生命而奮鬥了幾天，但最終不幸的輸掉這場戰爭，於9月13日離世。那次會議，以及他夢想的無數計畫都永遠無法實現了。我和全世界失去了一個朋友。一位兄弟。一位叔叔。一位外甥。一位表兄。一位啟發者。一位領袖。一位戰士。吐派克的母親艾菲尼．夏庫爾（Afeni Shakur），是教導他所有知識的女性；在失去了她唯一的兒子時，仍和他一樣激情洋溢的談論著希望與變革。

幾年後，艾菲尼請我撰寫關於她兒子的故事；這份請求帶給我複雜交織的情緒。當然，我感到非常榮幸。但當我仔細思考這項重大任務時，同時也感到害怕。我在塔瑪佩斯高中和UCLA都不是成績頂尖的學生；事實上，我從來都不是資優生。在我看來，只有那些人才有資格撰寫像吐派克這類領袖人物的傳記。我所知道的傳記作家都擁有豐富經驗，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報紙擔任過編輯，或者是《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的撰稿人。他們通常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或在名門學府擔任教授。但我只是一個B級生，寫的不過是愛情與失去的故事，以及尷尬浪漫喜劇風格的劇本。為什麼艾菲尼要找我呢？

原因是她信任我。她相信我能以誠實、公正和平衡的觀點敘說吐派克的生平故事。好的一面、壞的一面；他的奮鬥和成就，錯誤和瑕疵。她覺得吐派克周遭的家人會很樂意坐下來，分享他們以前從未說過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就像她的兒子一直在做的那樣，她想給我一個機會。吐派克和艾菲尼總是願意給予那些可能得不到機會的人試試。在那些年裡，艾菲尼的很多決定都是以她兒子的想法作為出發點，我相信她讓我寫吐派克的傳記也不例外。

因此，1999年，我購買了一臺eMachine 個人電腦，躲在我位於加州英格爾伍德的公寓裡，面對剩下不到一年的截稿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製作一份吐派克的年表，從出生到離世。我把這百餘頁的時間表貼在牆上，把我的公寓變成了「吐派克樂園」。接著我開始進行訪談、然後打字，再訪談、再打字、再進行更多的訪談。

我飛到美國的另一端，花了幾天時間待在吐派克為艾菲尼買的喬治亞州家中。坐在她的廚房裡，她為我準備炸雞，這是吐派克最喜歡的餐點之一，我們花了幾個小時談論他的生活。晚上，我們坐在門廊，她一邊不斷交替抽著紐波特（Newport）香菸和大麻，一邊談論著她的生活。我們談得越多，我就越了解他們兩人有多相似。就像和吐派克的關係一樣，越了解艾菲尼，對她的敬佩就越深。

為了撰寫這本書，我花了許多時間與吐派克的家族成員通電話，也坐在他們的客廳裡和他們聊天。我跟吐派克的表妹賈瑪拉（Jamala）共享了無盡的歡笑，在過程中問了她一大堆問題，她會跳上床並大聲播放自己最喜歡的歌曲。我一邊在加州拉克斯珀（Larkspur）的安普里奧．魯利（Emporio Rulli）餐廳吃著義式糕點記錄吐派克的兒時故事，一邊在聖拉菲爾的小指比薩（Pinky’s Pizza）笑著聽他的朋友分享他學開車時的趣事。我找到了他的老師、同事、還有他所愛的人們。歷經八個月，無盡的訪談，數不清的深夜編輯校對，我將稿件交出了。

過了幾週，我被通知這本書的計畫「目前暫停」。雖然有些失望，但想到自己所遇見的人、聽到的故事，我仍打從心底感謝能獲得這樣難能可貴的體驗。我挖掘了這位擁有豐饒光榮家族血統的友人，生命裡最錯綜複雜、私密的細節。我知道，如果自己有機會，我願意擔任任何角色來延續他的輝煌成就。從那時起，我興奮的接受了艾菲尼帶給我的每一個機會。

幾年後的某天，艾菲尼邀請我到她在加州索薩利托（Sausalito）的船屋。她聽聞我將出版一本小說，所以想要和我一起慶祝。抵達後，她給了我一份禮物，是哈林文藝復興時期作家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的傳記。「艾菲尼，謝謝妳。」我說：「但我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我寫的都是些關於愛情與心碎的傻事，而夏庫爾家族寫的都是生命中重要的事情。」然而，她的回應是任何認識艾菲尼的人都能預期到的。她說我在寫什麼東西並不重要，「寫就對了！」

即使在後來那些年我沒能繼續參與吐派克的相關工作，我仍與艾菲尼和她的幾位家人很親近。當我成為一位母親時，艾菲尼和她的姐姐葛洛（Glo）都在旁給我鼓勵。我很感激，在她那非凡人生中的最後幾年裡，我們能住在相隔彼此僅幾英里的距離。

多年來，我對這份稿子並未多想。但在2017年，負責整理遺產檔案的管理人，正在籌備一部經過吐派克親友授權的紀錄片，發現了我的名字出現在一些過去的專案中，並問我是否願意接下協助故事發展的工作。不久後，他們邀請我參與另一個專案，一個致敬吐派克及其一生工作的博物館展覽。在博物館專案進行了兩年後，一切又回到了原點：我開始回頭整理那份很久以前寫下的手稿。

今天坐在這裡，已經過了二十多年，這是我第二次完成這本書，增加了許多訪談、新故事和許多修訂；我不禁回想起1996年9月10日星期二──那是吐派克為我們的第一次作家會議設定的日期──當時我們可能在他的威爾希爾豪宅裡被他指揮的情景。

當我閉上眼睛，回想起自己花了幾個月寫這本書初稿的那段日子，我依然能看見「吐派克樂園」，他生活中的大小事件填滿了我公寓的牆壁。我想到了2006年在艾菲尼的船屋裡的那一天，當時我在質疑自己選擇的路，但我聽到艾菲尼充滿堅定的聲音，她瞇起眼睛看著我說：「寫什麼都行。只要寫下去就對了！」

當艾菲尼叫你做事時，你最好照辦。

史黛西．羅賓遜，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