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世界哲學史8 現代篇 全球化時代的哲學：現代與後現代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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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日本筑摩書房創社八十週年紀念鉅獻，集結日本哲學界逾百位專家陣容
跨越三千年人類智慧的結晶，在「世界哲學史」中探索心靈的力量
面對全球化的危機
探索未來方向的當代哲學，邁向全新思維的地平線
西方後現代的思潮、性別觀及批判理論，以及伊斯蘭世界、中國、日本、非洲等地的哲學發展，如何在今天分散且多元的全球化時代，探索人類的「智慧」？
《世界哲學史》系列以全九冊的形式，全景式地回顧古代至現代的哲學發展，並透過各時代的主題，從同時代的視角探討多元的哲學傳統。其出版的主旨是，在縱向梳理全球哲學思想與實踐的過程中，讓我們理解當下的位置，並指引未來的方向。
本系列致力以嶄新的視野重構人類智慧的發展歷程，從全球視角出發，展示東西方智慧的交流與對話，以突破單一文化視角的侷限。本系列分為古代、中世紀、近代與現代四個時期，涵蓋哲學的起源、交融、衝突與互動，並匯集日本哲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為讀者提供嶄新的觀點，進而啟發讀者對哲學發展及未來的思考。
《世界哲學史》第八冊帶領讀者進入二十世紀全球化的浪潮，探討在此背景下哲學如何被重新定義。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在全球化的推動下迅速成為主流，與此同時，後現代主義、性別平等和批判理論等新思潮應運而生，質疑傳統「現代性」的框架。這些思潮在多元文化與全球網絡的影響下，促使人類重新審視共通智慧的可能性，進而拓展哲學的深度和視野。
本書進一步分析全球化對非西方世界的衝擊，特別是伊斯蘭地區與東亞哲學的現代化發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伊斯蘭哲學努力在傳統信仰與現代思維之間尋求平衡，構建符合當代需求的知識體系。而東亞地區則在清代中國和明治時代日本推動批判傳統的思想，逐步形成具有東方特色的現代哲學體系，將地域文化的影響融入世界哲學之中。
此外，書中也詳細探討非洲哲學的崛起及其在全球哲學版圖中的獨特位置。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壓力下，非洲哲學家如法蘭茲．法農等人強調非洲文化的獨立性與哲學價值，提出解放、身分認同等重要議題，並重新審視殖民經驗對思想的影響。這些跨文化的多元視角，使得二十世紀的哲學版圖不再侷限於單一傳統，而是逐步形成跨地域、跨文化的對話空間，並展現出全球智慧的豐富樣貌。
跨越三千年人類智慧的結晶，在「世界哲學史」中探索心靈的力量
面對全球化的危機
探索未來方向的當代哲學，邁向全新思維的地平線
西方後現代的思潮、性別觀及批判理論，以及伊斯蘭世界、中國、日本、非洲等地的哲學發展，如何在今天分散且多元的全球化時代，探索人類的「智慧」？
《世界哲學史》系列以全九冊的形式，全景式地回顧古代至現代的哲學發展，並透過各時代的主題，從同時代的視角探討多元的哲學傳統。其出版的主旨是，在縱向梳理全球哲學思想與實踐的過程中，讓我們理解當下的位置，並指引未來的方向。
本系列致力以嶄新的視野重構人類智慧的發展歷程，從全球視角出發，展示東西方智慧的交流與對話，以突破單一文化視角的侷限。本系列分為古代、中世紀、近代與現代四個時期，涵蓋哲學的起源、交融、衝突與互動，並匯集日本哲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為讀者提供嶄新的觀點，進而啟發讀者對哲學發展及未來的思考。
《世界哲學史》第八冊帶領讀者進入二十世紀全球化的浪潮，探討在此背景下哲學如何被重新定義。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在全球化的推動下迅速成為主流，與此同時，後現代主義、性別平等和批判理論等新思潮應運而生，質疑傳統「現代性」的框架。這些思潮在多元文化與全球網絡的影響下，促使人類重新審視共通智慧的可能性，進而拓展哲學的深度和視野。
本書進一步分析全球化對非西方世界的衝擊，特別是伊斯蘭地區與東亞哲學的現代化發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伊斯蘭哲學努力在傳統信仰與現代思維之間尋求平衡，構建符合當代需求的知識體系。而東亞地區則在清代中國和明治時代日本推動批判傳統的思想，逐步形成具有東方特色的現代哲學體系，將地域文化的影響融入世界哲學之中。
此外，書中也詳細探討非洲哲學的崛起及其在全球哲學版圖中的獨特位置。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壓力下，非洲哲學家如法蘭茲．法農等人強調非洲文化的獨立性與哲學價值，提出解放、身分認同等重要議題，並重新審視殖民經驗對思想的影響。這些跨文化的多元視角，使得二十世紀的哲學版圖不再侷限於單一傳統，而是逐步形成跨地域、跨文化的對話空間，並展現出全球智慧的豐富樣貌。
目錄
前言／中島隆博
第一章 分析哲學的興亡／一之瀬正樹
第二章 歐洲的自我意識與不安／檜垣立哉
第三章 後現代或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與倫理／千葉雅也
第四章 女性主義思想及圍繞「女性」的政治／清水晶子
第五章 哲學與批評／安藤禮
第六章 現代伊斯蘭哲學／中田考
第七章 中國的現代哲學／王前
第八章 日本哲學的連續性／上原麻有子
第九章 亞細亞中的日本／朝倉友海
第十章 現代非洲哲學／河野哲也
終章 世界哲學史的展望／伊藤邦武
專欄一 世界宗教會議／冲永宜司
專欄二 現代資本主義／大黒弘慈
專欄三 人工智慧的衝擊／久木田水生
專欄四 拉丁美洲的哲學／中野裕考
後記／中島隆博
作者簡介
年表
第一章 分析哲學的興亡／一之瀬正樹
第二章 歐洲的自我意識與不安／檜垣立哉
第三章 後現代或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與倫理／千葉雅也
第四章 女性主義思想及圍繞「女性」的政治／清水晶子
第五章 哲學與批評／安藤禮
第六章 現代伊斯蘭哲學／中田考
第七章 中國的現代哲學／王前
第八章 日本哲學的連續性／上原麻有子
第九章 亞細亞中的日本／朝倉友海
第十章 現代非洲哲學／河野哲也
終章 世界哲學史的展望／伊藤邦武
專欄一 世界宗教會議／冲永宜司
專欄二 現代資本主義／大黒弘慈
專欄三 人工智慧的衝擊／久木田水生
專欄四 拉丁美洲的哲學／中野裕考
後記／中島隆博
作者簡介
年表
試閱
序
前言
西方，被視為文明與現代的象徵。在這種十九世紀的典範席捲全球的過程中，其局限性與內在矛盾逐漸顯現。隨著十九世紀末的來臨，提倡自由、平等與人權等普世價值的現代文明，卻同時成為帝國主義用來殖民與統治其他地區的工具。
進入二十世紀後，這種矛盾與衝突愈加明顯。其極端的表現之一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是人類首次經歷全球規模的戰爭，使二十世紀成為戰爭之世紀。這場戰爭標誌著西方現代文明的普遍性遭受質疑的關鍵時刻。梁啟超在目睹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殘、且飽受「西班牙流感」肆虐的歐洲後，於一九二〇年寫下《歐洲心影錄》。書中指出，原本應帶來萬能效用的科學竟告破產，不僅未能帶來幸福，反而引發災難，並斷言：「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
我們將如何應對西方近代文明的「危機」？這一問題已不再局限於歐美國家，而是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為了回應這一挑戰，一方面，有人深入洞察西方近代文明普世價值的光明面與陰暗面，試圖將其拓展為更具普世性的價值；另一方面，也有人更加重視地方傳統，積極探索「超克近代」的可能性。在這兩種力量的競合與交融中，哲學的普遍性也持續被人們重新檢視與反思。
本書將首先描繪這種充滿矛盾、逐步走向危機的哲學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儘管經歷多次辯論與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仍未能克服這一危機，反而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體制得以興起，加劇了全球的分裂。這一局勢在冷戰結構下延續，直至二十世紀末情勢才稍見緩解。
從世界哲學的觀點來看這個時代，亟需追問的問題便是「理性與他者」。理性本應為西方現代哲學的基石，然而卻引發了戰爭與分裂。這正是提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與麥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所提出的深刻質疑。他們要求我們重新審視那些長期被理性邊緣化的事物，如情感、潛意識、身體、性別，甚至宗教等。同時，也促使我們思考在人類中心思想下，被壓迫的其他生命形式，例如動植物的生存方式、環境與共存等問題。本書中特別用相當篇幅探討這些重新定義人類的哲學挑戰。
在柏林圍牆倒塌的三十年裡，儘管歷經諸多曲折，我們仍透過合作克服了分裂，並避免陷入極端的價值相對主義。然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相似，當今世界因過度消費與生產過剩，導致不平等、貧窮及地區衰退等問題層出不窮，全球化的陰影也隨之加深。當前的新冠疫情更是暴露出這些「早已存在」卻未被妥善解決的問題。
我們應如何避免再次陷入極權主義與全球分裂的局面？這正是當代世界哲學所面臨的核心課題。希望讀者們能與我們一同深入思考這一問題，這也是本叢書第八冊的誠摯期許。
摘文
第二章 歐洲的自我意識與不安
一、序言──歐洲大陸的思想
作為世界哲學史中心的歐洲哲學
在世界哲學史中，描繪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思想向來充滿挑戰。原因在於，所謂的世界哲學史，其目標在於打破德國、法國、英美等各自獨立的「近代哲學史」範疇，試圖跨越並解構既有的界限。然而，二十世紀的歐洲哲學本質上不可避免地滲透著「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多元與豐富的面向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德國的新康德派達到了鼎盛，代表人物包括赫爾曼．科恩（Hermann Cohen, 1842-1918）與海因里希．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而在奧地利，繼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之後，邏輯實證主義思潮逐漸興起，並最終成為英美思想界的主流根源之一。這些思潮的發展也與德國現象學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以及其代表作《純粹現象學通論》（一九一三年）、《笛卡兒的沉思》（一九三一年）密切相關。此外，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進一步將胡塞爾的現象學轉向存有論，這兩位哲學家的活躍為這一時期的思想發展注入了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在法國，亨利．柏格森（Henri-Louis Bergson, 1859-1941）發展了其獨特的思想體系（主要著作《物質與記憶》，一八九六），他繼承了十九世紀的唯靈主義（Spiritualism），並呼應了德國生命哲學（Life-philosophy） 的潮流，如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和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等人的思想。進入二十世紀中期，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主要著作《存在與虛無》，一九四三年）與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主要著作《知覺現象學》，一九四五年），為了超越新康德派及柏格森的思想，從德國現象學中汲取靈感，展開了自身的哲學思考。二戰之後，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由狄奧多．阿多諾（主要著作《否定的辯證法》）所發展，並與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有所連結，進而影響了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等人的思想發展。
二十世紀前半的歐洲思想無疑是「世界思想的中心」。隨後興起的後現代主義思想繼承了二十世紀的批判性思潮，可以說是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代表作《野性的思維》，一九六二年）被歸類為後現代主義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家；雅各．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代表作《文集》（Écrits）則從結構主義角度重新解釋了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說。即便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崭露頭角的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 1906-1995），也是出生於二十世紀初期，並於二十世紀前半展開活動。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歐陸哲學，在德國由社會哲學傳承，在法國則衍生出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潮，這一現象在思想史上已占有一席之地。
歐洲的不安與自我意識
然而，我們同時必須思考，此時期的歐洲因兩次世界大戰而滿目瘡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納粹主義崛起，法西斯政權形成，隨後針對納粹主義的強烈批判與戰敗帶來的陰影，長期影響著德國。法國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皆為戰勝國，卻因納粹德國的占領而受創嚴重。像海德格與納粹主義的關聯、沙特參與反抗納粹運動等，都顯示這些思想家與當時時代潮流密不可分，這一點不可忽視。
從整體歐洲來看，法國大革命後的一連串政治動盪，使法國建立起「民主主義」的政治模式。同時，在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體系中，英國與法國在全球各地擴展殖民勢力，享受經濟繁榮，而德國則以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姿態迅速崛起。相較之下，進入二十世紀後，政治與經濟的重心逐漸轉移至作為資本主義中心的美國，以及致力於共產革命的蘇聯。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十九世紀的巴黎曾如班雅明所描繪般輝煌，是歐洲的首都，但到了二十世紀初，其影響力確實逐漸減弱。
這顯然與十九世紀末以來在歐洲各地浮現的某種世紀末思想密切相關。無論是由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領導的維也納世紀末運動，還是由夏爾．波特萊爾（Charles-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代表作《巴黎的憂鬱》，一八六九年）與亞瑟．蘭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 1854-1891，代表作《地獄一季》，一八七三年）為核心推動的法國詩壇象徵主義（Symbolism）運動，都反映了當時「歐洲文化的絢爛成熟」，同時也預示了隨之而來的「沒落意識」。
亦即，歐洲自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來，逐步進入近代社會，並在二十世紀期間確立了自身作為世界政治與經濟中心的地位。然而，自十九世紀起，儘管思想蓬勃發展，歐洲的進程卻顯得相當「陰翳」。後現代思想正是以解構歐洲性為核心，可以視為一種扭曲的自我意識與內在不安的表現。
二十世紀初期的歐陸思想正是以這種「沒落的自我意識」為特徵。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於一九一八年出版的比較文明學著作《西方的沒落》之所以廣受歡迎，並非因其內容，而是因為其震撼性的「書名」，這反映了當時人們普遍感受到的地位下滑。將西方形容為「Abendland」（即夕陽西下的土地），顯示出從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思想中的某種聯繫。從世界哲學的角度來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思想注定在某種程度上被捲入這種「繁盛」與隨之而來的「沒落」的背景之中。
在這一過程中，有兩個關鍵問題尤為重要。其一是「大眾」的出現及其評價。在以美國為先驅、並促成資本主義物質文化的歐洲，大眾的形成是潛藏於思想與政治背後的現象。雖然這是資本主義成熟後必然出現的結果，但如何看待大眾成為與法西斯相關思想中的重大議題。同時，如何與「媒體」打交道，如班雅明的案例，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討論主題。
另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評價作為歐洲推動力的自然科學發展，以及作為其產物的科學技術。自十七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創造了大量近代科學知識，並不斷將其轉化為技術，用以主宰世界。然而，這些知識與技術如今已經脫離了人們的掌控，變得難以駕馭。不容忽視的是，當前對技術的深刻憂慮，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顯現出一種迫切且危急的狀態。
在上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特別是以一九三○年代為主，許多學者積極探討這些問題，此現象絕非偶然。無論是面對民主與科技產物所催生的「大眾」存在，還是在難以控制的科學技術面前，抑或是思考如何在思想上回應這些挑戰，這種「不安」必然演變為歐洲思想中的一個核心主題。（未完）
前言
西方，被視為文明與現代的象徵。在這種十九世紀的典範席捲全球的過程中，其局限性與內在矛盾逐漸顯現。隨著十九世紀末的來臨，提倡自由、平等與人權等普世價值的現代文明，卻同時成為帝國主義用來殖民與統治其他地區的工具。
進入二十世紀後，這種矛盾與衝突愈加明顯。其極端的表現之一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是人類首次經歷全球規模的戰爭，使二十世紀成為戰爭之世紀。這場戰爭標誌著西方現代文明的普遍性遭受質疑的關鍵時刻。梁啟超在目睹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殘、且飽受「西班牙流感」肆虐的歐洲後，於一九二〇年寫下《歐洲心影錄》。書中指出，原本應帶來萬能效用的科學竟告破產，不僅未能帶來幸福，反而引發災難，並斷言：「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
我們將如何應對西方近代文明的「危機」？這一問題已不再局限於歐美國家，而是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為了回應這一挑戰，一方面，有人深入洞察西方近代文明普世價值的光明面與陰暗面，試圖將其拓展為更具普世性的價值；另一方面，也有人更加重視地方傳統，積極探索「超克近代」的可能性。在這兩種力量的競合與交融中，哲學的普遍性也持續被人們重新檢視與反思。
本書將首先描繪這種充滿矛盾、逐步走向危機的哲學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儘管經歷多次辯論與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仍未能克服這一危機，反而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體制得以興起，加劇了全球的分裂。這一局勢在冷戰結構下延續，直至二十世紀末情勢才稍見緩解。
從世界哲學的觀點來看這個時代，亟需追問的問題便是「理性與他者」。理性本應為西方現代哲學的基石，然而卻引發了戰爭與分裂。這正是提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與麥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所提出的深刻質疑。他們要求我們重新審視那些長期被理性邊緣化的事物，如情感、潛意識、身體、性別，甚至宗教等。同時，也促使我們思考在人類中心思想下，被壓迫的其他生命形式，例如動植物的生存方式、環境與共存等問題。本書中特別用相當篇幅探討這些重新定義人類的哲學挑戰。
在柏林圍牆倒塌的三十年裡，儘管歷經諸多曲折，我們仍透過合作克服了分裂，並避免陷入極端的價值相對主義。然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相似，當今世界因過度消費與生產過剩，導致不平等、貧窮及地區衰退等問題層出不窮，全球化的陰影也隨之加深。當前的新冠疫情更是暴露出這些「早已存在」卻未被妥善解決的問題。
我們應如何避免再次陷入極權主義與全球分裂的局面？這正是當代世界哲學所面臨的核心課題。希望讀者們能與我們一同深入思考這一問題，這也是本叢書第八冊的誠摯期許。
摘文
第二章 歐洲的自我意識與不安
一、序言──歐洲大陸的思想
作為世界哲學史中心的歐洲哲學
在世界哲學史中，描繪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思想向來充滿挑戰。原因在於，所謂的世界哲學史，其目標在於打破德國、法國、英美等各自獨立的「近代哲學史」範疇，試圖跨越並解構既有的界限。然而，二十世紀的歐洲哲學本質上不可避免地滲透著「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多元與豐富的面向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德國的新康德派達到了鼎盛，代表人物包括赫爾曼．科恩（Hermann Cohen, 1842-1918）與海因里希．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而在奧地利，繼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之後，邏輯實證主義思潮逐漸興起，並最終成為英美思想界的主流根源之一。這些思潮的發展也與德國現象學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以及其代表作《純粹現象學通論》（一九一三年）、《笛卡兒的沉思》（一九三一年）密切相關。此外，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進一步將胡塞爾的現象學轉向存有論，這兩位哲學家的活躍為這一時期的思想發展注入了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在法國，亨利．柏格森（Henri-Louis Bergson, 1859-1941）發展了其獨特的思想體系（主要著作《物質與記憶》，一八九六），他繼承了十九世紀的唯靈主義（Spiritualism），並呼應了德國生命哲學（Life-philosophy） 的潮流，如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和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等人的思想。進入二十世紀中期，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主要著作《存在與虛無》，一九四三年）與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主要著作《知覺現象學》，一九四五年），為了超越新康德派及柏格森的思想，從德國現象學中汲取靈感，展開了自身的哲學思考。二戰之後，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由狄奧多．阿多諾（主要著作《否定的辯證法》）所發展，並與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有所連結，進而影響了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等人的思想發展。
二十世紀前半的歐洲思想無疑是「世界思想的中心」。隨後興起的後現代主義思想繼承了二十世紀的批判性思潮，可以說是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代表作《野性的思維》，一九六二年）被歸類為後現代主義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家；雅各．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代表作《文集》（Écrits）則從結構主義角度重新解釋了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說。即便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期崭露頭角的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 1906-1995），也是出生於二十世紀初期，並於二十世紀前半展開活動。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歐陸哲學，在德國由社會哲學傳承，在法國則衍生出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潮，這一現象在思想史上已占有一席之地。
歐洲的不安與自我意識
然而，我們同時必須思考，此時期的歐洲因兩次世界大戰而滿目瘡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納粹主義崛起，法西斯政權形成，隨後針對納粹主義的強烈批判與戰敗帶來的陰影，長期影響著德國。法國雖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皆為戰勝國，卻因納粹德國的占領而受創嚴重。像海德格與納粹主義的關聯、沙特參與反抗納粹運動等，都顯示這些思想家與當時時代潮流密不可分，這一點不可忽視。
從整體歐洲來看，法國大革命後的一連串政治動盪，使法國建立起「民主主義」的政治模式。同時，在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體系中，英國與法國在全球各地擴展殖民勢力，享受經濟繁榮，而德國則以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姿態迅速崛起。相較之下，進入二十世紀後，政治與經濟的重心逐漸轉移至作為資本主義中心的美國，以及致力於共產革命的蘇聯。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十九世紀的巴黎曾如班雅明所描繪般輝煌，是歐洲的首都，但到了二十世紀初，其影響力確實逐漸減弱。
這顯然與十九世紀末以來在歐洲各地浮現的某種世紀末思想密切相關。無論是由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領導的維也納世紀末運動，還是由夏爾．波特萊爾（Charles-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代表作《巴黎的憂鬱》，一八六九年）與亞瑟．蘭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 1854-1891，代表作《地獄一季》，一八七三年）為核心推動的法國詩壇象徵主義（Symbolism）運動，都反映了當時「歐洲文化的絢爛成熟」，同時也預示了隨之而來的「沒落意識」。
亦即，歐洲自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以來，逐步進入近代社會，並在二十世紀期間確立了自身作為世界政治與經濟中心的地位。然而，自十九世紀起，儘管思想蓬勃發展，歐洲的進程卻顯得相當「陰翳」。後現代思想正是以解構歐洲性為核心，可以視為一種扭曲的自我意識與內在不安的表現。
二十世紀初期的歐陸思想正是以這種「沒落的自我意識」為特徵。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於一九一八年出版的比較文明學著作《西方的沒落》之所以廣受歡迎，並非因其內容，而是因為其震撼性的「書名」，這反映了當時人們普遍感受到的地位下滑。將西方形容為「Abendland」（即夕陽西下的土地），顯示出從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思想中的某種聯繫。從世界哲學的角度來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思想注定在某種程度上被捲入這種「繁盛」與隨之而來的「沒落」的背景之中。
在這一過程中，有兩個關鍵問題尤為重要。其一是「大眾」的出現及其評價。在以美國為先驅、並促成資本主義物質文化的歐洲，大眾的形成是潛藏於思想與政治背後的現象。雖然這是資本主義成熟後必然出現的結果，但如何看待大眾成為與法西斯相關思想中的重大議題。同時，如何與「媒體」打交道，如班雅明的案例，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討論主題。
另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評價作為歐洲推動力的自然科學發展，以及作為其產物的科學技術。自十七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創造了大量近代科學知識，並不斷將其轉化為技術，用以主宰世界。然而，這些知識與技術如今已經脫離了人們的掌控，變得難以駕馭。不容忽視的是，當前對技術的深刻憂慮，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已顯現出一種迫切且危急的狀態。
在上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特別是以一九三○年代為主，許多學者積極探討這些問題，此現象絕非偶然。無論是面對民主與科技產物所催生的「大眾」存在，還是在難以控制的科學技術面前，抑或是思考如何在思想上回應這些挑戰，這種「不安」必然演變為歐洲思想中的一個核心主題。（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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