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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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站鬥陣，戰同線！
從關廠歇業勞工抗爭到就業安全體系，橫跨30年的試煉，
勞工陣線資深研究員 孫友聯，
寫下你我「入陣去」的真實生命紀錄！
積欠薪資落跑的老闆、不知所措的關廠工人、雙手一攤的政府官員，
為何經濟發展的榮景，總要以犧牲勞工為代價？
1992年，孫友聯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讀書。曾經遠望的亞洲四小龍，近觀卻發現是一個必須透過剝削勞工，才能持續運轉的經濟體。他進入台灣勞工陣線實習，跟隨祕書長簡錫堦走進抗爭現場，見證所謂「台灣經濟奇蹟」背後不願被看見的一面。
1960、70年代，台灣進入工業化時期，工廠與加工出口區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吸納來自農村的年輕勞動力。這群工人共同撐起外銷導向的經濟榮景；然而，當青春隨著生產線逐漸流逝，進入跨國生產崛起的90年代，企業主卻以經濟理性之名，將工廠遷往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留下空蕩的廠房，以及彷彿被廢棄的勞工。
當企業主欠薪落跑、政府官員推卸責任、社會多數因畏懼壓制而選擇沉默，孫友聯與勞工陣線的夥伴卻選擇留下來，接住頓失依靠的工人。他們陪伴工人向公司討回積欠薪資，不畏日曬雨淋走上街頭，也陪伴身心受創的勞工度過漫長低谷。在甫解嚴不久的年代，黨國威權仍深植社會，抗爭勞工往往被貼上危害秩序的標籤。即便如此，孫友聯與夥伴始終選擇與勞工站在一起，只因他們相信，一個真正重視平等的社會，不該讓任何人被輕易遺落。
本書回顧台灣三十餘年來的勞工抗爭歷程，寫下每一場全力以赴的行動，以及必然遭遇的挫折與等待；更重要的是，本書見證每一位「留下來的人」的身影。他們在艱難時刻的在場，一點一滴編織出讓人不至墜落的網，讓人們在動盪的時代中，看見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連結。今日，當新的以演算法與平台經濟的面孔進駐，面對更加詭譎多變的資方，如何在經濟發展與勞動尊嚴之間取得平衡？孫友聯將引領我們思考：
台灣的經濟奇蹟，為何以犧牲勞工權益為代價？
關廠、產業外移、積欠薪資，勞工何以被視為可替換的生產耗材？
在拚經濟至上氛圍中，如何迫使政府真正履行《勞基法》最低保障？
從危害秩序到怠惰失能，勞工如何在威權遺緒與社會汙名中奪回聲音？
從街頭到立院，勞陣如何推動失業保障與勞權入法？
希望能改善社會不公的你，如何找到自己「入陣」的戰役？
編輯小語
在台灣主流經濟敘事中，「經濟奇蹟」往往與產業技術、企業家神話、亮眼的成長數據與國家政策緊緊綁在一起。然而，本書所呈現的是另一幅被忽視的鏡像，那就是在經濟發展中，被以「進步」之名拋下的勞工。他們並非不努力，更作為促進台灣經濟發展重要的一員，卻僅僅因為身處底層，就被視為可替代的零件，在時代轉彎時成為被拋下的廢棄物。
孫友聯以當事者的視角，回溯勞工陣線三十多年來如何陪伴勞工爭取基本權益，也記錄了這群在街頭、會議室與政策攻防中站在同一陣線的夥伴，如何一步步奠定台灣勞權的制度基礎，推動出今日被稱為「勞動三法」的重要支柱。這些制度深刻影響我們今日的工作生活，卻鮮少有人知道背後是誰以自身生命，種下庇蔭無數勞動者的大樹。
日前長榮空服員過勞死的事件，再次揭示當前我們仍未消弭的勞資不平等；而隨著平台經濟、演算法管理、非典型雇用成為主流，新的工作型態也讓責任、風險與權利的追究更加複雜。本書的價值，正在於讓我們明白，今日台灣所有的勞動保障，並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未來的勞權，也必須靠這一代人重新定義與爭取。
從關廠歇業勞工抗爭到就業安全體系，橫跨30年的試煉，
勞工陣線資深研究員 孫友聯，
寫下你我「入陣去」的真實生命紀錄！
積欠薪資落跑的老闆、不知所措的關廠工人、雙手一攤的政府官員，
為何經濟發展的榮景，總要以犧牲勞工為代價？
1992年，孫友聯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讀書。曾經遠望的亞洲四小龍，近觀卻發現是一個必須透過剝削勞工，才能持續運轉的經濟體。他進入台灣勞工陣線實習，跟隨祕書長簡錫堦走進抗爭現場，見證所謂「台灣經濟奇蹟」背後不願被看見的一面。
1960、70年代，台灣進入工業化時期，工廠與加工出口區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吸納來自農村的年輕勞動力。這群工人共同撐起外銷導向的經濟榮景；然而，當青春隨著生產線逐漸流逝，進入跨國生產崛起的90年代，企業主卻以經濟理性之名，將工廠遷往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留下空蕩的廠房，以及彷彿被廢棄的勞工。
當企業主欠薪落跑、政府官員推卸責任、社會多數因畏懼壓制而選擇沉默，孫友聯與勞工陣線的夥伴卻選擇留下來，接住頓失依靠的工人。他們陪伴工人向公司討回積欠薪資，不畏日曬雨淋走上街頭，也陪伴身心受創的勞工度過漫長低谷。在甫解嚴不久的年代，黨國威權仍深植社會，抗爭勞工往往被貼上危害秩序的標籤。即便如此，孫友聯與夥伴始終選擇與勞工站在一起，只因他們相信，一個真正重視平等的社會，不該讓任何人被輕易遺落。
本書回顧台灣三十餘年來的勞工抗爭歷程，寫下每一場全力以赴的行動，以及必然遭遇的挫折與等待；更重要的是，本書見證每一位「留下來的人」的身影。他們在艱難時刻的在場，一點一滴編織出讓人不至墜落的網，讓人們在動盪的時代中，看見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連結。今日，當新的以演算法與平台經濟的面孔進駐，面對更加詭譎多變的資方，如何在經濟發展與勞動尊嚴之間取得平衡？孫友聯將引領我們思考：
台灣的經濟奇蹟，為何以犧牲勞工權益為代價？
關廠、產業外移、積欠薪資，勞工何以被視為可替換的生產耗材？
在拚經濟至上氛圍中，如何迫使政府真正履行《勞基法》最低保障？
從危害秩序到怠惰失能，勞工如何在威權遺緒與社會汙名中奪回聲音？
從街頭到立院，勞陣如何推動失業保障與勞權入法？
希望能改善社會不公的你，如何找到自己「入陣」的戰役？
編輯小語
在台灣主流經濟敘事中，「經濟奇蹟」往往與產業技術、企業家神話、亮眼的成長數據與國家政策緊緊綁在一起。然而，本書所呈現的是另一幅被忽視的鏡像，那就是在經濟發展中，被以「進步」之名拋下的勞工。他們並非不努力，更作為促進台灣經濟發展重要的一員，卻僅僅因為身處底層，就被視為可替代的零件，在時代轉彎時成為被拋下的廢棄物。
孫友聯以當事者的視角，回溯勞工陣線三十多年來如何陪伴勞工爭取基本權益，也記錄了這群在街頭、會議室與政策攻防中站在同一陣線的夥伴，如何一步步奠定台灣勞權的制度基礎，推動出今日被稱為「勞動三法」的重要支柱。這些制度深刻影響我們今日的工作生活，卻鮮少有人知道背後是誰以自身生命，種下庇蔭無數勞動者的大樹。
日前長榮空服員過勞死的事件，再次揭示當前我們仍未消弭的勞資不平等；而隨著平台經濟、演算法管理、非典型雇用成為主流，新的工作型態也讓責任、風險與權利的追究更加複雜。本書的價值，正在於讓我們明白，今日台灣所有的勞動保障，並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未來的勞權，也必須靠這一代人重新定義與爭取。
目錄
推薦序 喚醒「入陣者」的一本好書 簡錫堦
推薦序 站在勞動前線，改革台灣社會的入陣曲 林宗弘
入陣，是一種選擇，也是一段同行
序章 一九九二年來時路
第一章 經濟奇蹟的暗面，被遺忘的勞工法律失靈的時代
第二章 法律失靈的時代：當國家選擇不在場
第三章 上街頭的人：我為何成為工運者
第四章 誰該道歉？社會輿論眼中的抗爭者
第五章 從街頭到體制：將互助精神注入法律
結語：以價值「入陣」，以行動「突圍」
推薦序 站在勞動前線，改革台灣社會的入陣曲 林宗弘
入陣，是一種選擇，也是一段同行
序章 一九九二年來時路
第一章 經濟奇蹟的暗面，被遺忘的勞工法律失靈的時代
第二章 法律失靈的時代：當國家選擇不在場
第三章 上街頭的人：我為何成為工運者
第四章 誰該道歉？社會輿論眼中的抗爭者
第五章 從街頭到體制：將互助精神注入法律
結語：以價值「入陣」，以行動「突圍」
序／導讀
推薦序
喚醒「入陣者」的一本好書
簡錫堦（勞陣發起人、前勞工陣線秘書長）
當年，台大社工系林萬億教授問我：「可接受學生到勞工陣線實習嗎？」我欣然答應。因此，每年有二、三位優秀實習生，加上台大勞工社志工，整個暑假勞陣充滿青春活力的氣息。伊始介紹工運理念、工會組織以及勞陣過往與未來要推動的議題，建議實習生提出實習計畫，從而鼓勵學生參與未來將推動的議題。記得當中一組撰寫《周休二日國際經驗》；有人參與「爭議處理」觀察紀錄；或參與各項活動、組織訓練，並在每周聚會座談實習心得或提問。
實習生藉由座談、小組討論與活動，對工運有些許了解，有助於他們步出校園後的發展。其中，周玟琪決心深入研究勞動議題，曾擔任兩年新北市勞資關係課課員，之後留學英國取得布理斯托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教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教授。
孫友聯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是唯一把工運當「志業」的奇葩。一位跨國境的留學生竟因在台灣接觸勞工處境，萌生階級意識與社會民主理念，立志獻身台灣工運。他長期浸淫工運，是勞陣最資深的「秘書長」，陪伴著勞動者爭取權益，優游於勞動法令與社福政策，實戰經驗豐富。
這本《入陣者》是他參與社運的思維和經驗的著作，文筆流暢好讀，像講故事一樣，從關廠事件的個案中，讓你了解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的勞動三權不可分割打折的理由。由於政府偏袒資方，且台灣社會普遍鄙視勞工、弱化勞動人權教育，立法保障也不全，這些都使得社會對勞工充滿偏見，視工會為社會亂源，厭惡罷工譴責勞工。而先進國家從小就有完善的勞動人權教育，認知支持勞工爭取自身權益才不會被剝削；先進國家也深知容忍剝削將讓勞動者處於低薪過勞的勞動環境，甚至連教師和醫師都僱用不到優秀人才，這是社會最大的損失。
勞工欠缺勞動人權教育，即使被剝削也認為是「做工仔人的命運」，害怕參加工會得罪老闆、失去工作機會。當前台灣「企業工會」及「產業工會」的組織規模與力量極弱小，兩者組織率相加只有百分之七點七，幾乎是全球最低國家，實在是民主國家的恥辱。
面臨極右政黨崛起、金權操弄，衰弱的工會更無力抵抗，勞動階級命運堪憂。友聯試圖用他的經歷戮力召喚「入陣者」，從勞動現場、關廠失業的故事，刺激人數龐大的受雇者，準備因應未來不利的處境。友聯的經歷與堅持正是有志青年的榜樣，呼喚關心社會公義，追求理想國度的目標者，可加入社運任何倡議團體，當改造社會的「入陣者」。只要有心，你也可以為社會貢獻心力，成就自己的志業，豐富你的人生。
喚醒「入陣者」的一本好書
簡錫堦（勞陣發起人、前勞工陣線秘書長）
當年，台大社工系林萬億教授問我：「可接受學生到勞工陣線實習嗎？」我欣然答應。因此，每年有二、三位優秀實習生，加上台大勞工社志工，整個暑假勞陣充滿青春活力的氣息。伊始介紹工運理念、工會組織以及勞陣過往與未來要推動的議題，建議實習生提出實習計畫，從而鼓勵學生參與未來將推動的議題。記得當中一組撰寫《周休二日國際經驗》；有人參與「爭議處理」觀察紀錄；或參與各項活動、組織訓練，並在每周聚會座談實習心得或提問。
實習生藉由座談、小組討論與活動，對工運有些許了解，有助於他們步出校園後的發展。其中，周玟琪決心深入研究勞動議題，曾擔任兩年新北市勞資關係課課員，之後留學英國取得布理斯托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教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系教授。
孫友聯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是唯一把工運當「志業」的奇葩。一位跨國境的留學生竟因在台灣接觸勞工處境，萌生階級意識與社會民主理念，立志獻身台灣工運。他長期浸淫工運，是勞陣最資深的「秘書長」，陪伴著勞動者爭取權益，優游於勞動法令與社福政策，實戰經驗豐富。
這本《入陣者》是他參與社運的思維和經驗的著作，文筆流暢好讀，像講故事一樣，從關廠事件的個案中，讓你了解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的勞動三權不可分割打折的理由。由於政府偏袒資方，且台灣社會普遍鄙視勞工、弱化勞動人權教育，立法保障也不全，這些都使得社會對勞工充滿偏見，視工會為社會亂源，厭惡罷工譴責勞工。而先進國家從小就有完善的勞動人權教育，認知支持勞工爭取自身權益才不會被剝削；先進國家也深知容忍剝削將讓勞動者處於低薪過勞的勞動環境，甚至連教師和醫師都僱用不到優秀人才，這是社會最大的損失。
勞工欠缺勞動人權教育，即使被剝削也認為是「做工仔人的命運」，害怕參加工會得罪老闆、失去工作機會。當前台灣「企業工會」及「產業工會」的組織規模與力量極弱小，兩者組織率相加只有百分之七點七，幾乎是全球最低國家，實在是民主國家的恥辱。
面臨極右政黨崛起、金權操弄，衰弱的工會更無力抵抗，勞動階級命運堪憂。友聯試圖用他的經歷戮力召喚「入陣者」，從勞動現場、關廠失業的故事，刺激人數龐大的受雇者，準備因應未來不利的處境。友聯的經歷與堅持正是有志青年的榜樣，呼喚關心社會公義，追求理想國度的目標者，可加入社運任何倡議團體，當改造社會的「入陣者」。只要有心，你也可以為社會貢獻心力，成就自己的志業，豐富你的人生。
試閱
一九七○年代，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但在台灣已經生活三十幾年。當別人聽到我用流利的台語，侃侃而談台灣的歷史事件與社會議題，甚至是講解勞動法時，常常以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但其實我是在馬來西長大的華裔。一九九二年幸運的如願申請到台大社會系社會工作組來台求學，也開啟我在台灣的豐富生活。
雖然從小在馬來西亞長大，可是我接觸的流行音樂、電影、連續劇都來自台灣。早期馬來西亞盛行台灣的影視流行文化，小時候我會存錢購買台灣歌手的錄音帶，對我來說，那些流行文化映照出台灣經濟起飛的耀眼光芒。因為家人也有「留台生」，所以家裡經常收到新聞局發行的《光華雜誌》，那讓我對台灣戴上一層美好的濾鏡。在雜誌報導中，台灣是個人文薈萃的地方，我想像生活在當地的人民都安居樂業，與政府與企業家胼手胝足、共創亮眼的經濟成就，享受經濟起飛的果實。
台灣跟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是藉由工業化途徑達到經濟發展。一九五○年代後，政府積極投資私人企業發展，在政府優厚的補貼和保護下，台灣私人企業逐漸茁壯成長。一九六五年，政府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條例》，在南方海港規劃一塊為外銷打造的特區。隔年，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誕生。政府開放外資，讓私人企業與外國資本結合加速工業化發展，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台灣也在當時的國際分工中，成為美國、日本的周邊加工貿易基地。所謂經濟奇蹟，就是台灣製造業擴張，大量外銷與賺取外匯的時代。
後來在勞陣工作後，我常去有機會到各單位演講，宣揚勞陣的理念，同時讓更多人了解自身的勞動權益。「說到台灣的經濟奇蹟，你們會想到誰？」每次演講，我最喜歡以這個問題當作開場，請聽眾談談他們對經濟奇蹟的認識。
老一輩的人常常提到心目中優秀的經建技術官僚，例如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與蔣經國等人。也有人會提到耳熟能詳的知名企業鉅富，以及他們﹁可歌可泣﹂的傳奇創業故事。主流媒體從不吝為他們做專訪，記錄他們經世治國的事蹟；書店更不乏這些「偉人」的傳記或回憶錄。他們對台灣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和貢獻，每個人都是某一時期台灣工業化的代名詞，姓名更與成功劃上等號。年輕一點的聽眾或許不會提到這幾個名字，但只要接受過完整國民教育，一定都知道台灣曾有一段經濟起飛期。課本上描寫六○年代台灣貿易轉成出口導向，豐沛的外資、廉價的勞動力與廣大的外國市場，讓台灣賺入鉅額的外匯。
然而，如果請勞工家庭的子弟分享父母的生命歷程，那會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儘管同樣經歷經濟成長的年代，但許多人提起家中長輩的經驗，都會描述他們從農村到城市打拚、在工廠加班趕工，領取微薄工資，費盡千辛萬苦才將孩子拉拔長大。相較於經濟奇蹟的光輝歷史，勞工家庭的過往充滿暗淡與心酸。
而學校課本上或許也不會提到，六○到七○年代這個至今仍被視為「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同時也是台灣社會噤若寒蟬的戒嚴年代。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由威權政府高度主導，其核心邏輯在於「先有經濟發展，後有民主化及社會福利」。因此，有限的資源會先投注在有利於資本累積的基礎建設，如碼頭、機場及高速公路，甚至對於資本家的直接補貼。這種觀點強調經濟發展與政治威權統治的因果關係，並進一步強化以產業發展為優先的政治資源分配之正當性。
從整體來看，台灣、韓國與新加坡等多數亞洲國家，某種程度上都是透過「開發獨裁」模式達成經濟高速成長。
然而，為了滿足國家利益和資本累積的需求，國家在政治上往往採取高壓手段，壓抑市民社會發展。因此儘管六○年代台灣勞工數量持續增加，他們的社會地位依然很低，在缺乏法律保障下，基本權益無法受到保障。想當然爾，當時保障勞工集體力量與地位的「勞動三權」等核心權利，同樣遭受威權體制的壓制與打擊。勞動三權包含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團結權是勞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協商權指的是透過工會與資方談判、協商各項權益的權利，至於爭議權，則是採取集體行動如罷工的基本權利。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下大力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既透過「黨禁」不容許在野黨成立，對於勞工組織工會更是高度管控。可想而知，當時要發起勞工運動或組織工會罷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長期以來台灣的工會組織率極低，而早期的工會多為所謂「御用工會」（或台大張曉春教授稱之為「閹雞工會」），就是由資方人馬，甚至是由「黨」所把持的工會。過去勞工運動遭到政府打壓，無法自主組織工會，使勞工在面對資方時，幾無空間爭取合理的勞動權益。至於台灣公會自主化運動，則是另一個複雜的故事。
經濟奇蹟的暗影：飛歌與三美事件
在社會沉浸於經濟起飛讚歌的同一個時空背景下，許多令人觸目驚心的職災事件悄然發生。其中一個便是「飛歌事件」。
一九七二年，淡水的海風還帶著鹹味。每天工廠的鐵門準時打開，數千名年輕女孩戴上圍巾、穿著制服，走進飛歌電子公司的廠房。她們的手指靈巧、笑聲清亮，夢想用這份工作替家裡添幾件新衣，或幫忙繳弟妹的學費。然而，沒有人知道空氣中飄浮的灰塵隱含看不見的毒。由於雇主使用含有三氯乙烯跟四氯乙烯的有機溶劑作為工業除污劑，同時疏於設置適當通風措施，這些含有劇毒的物質慢慢滲入女工皮膚與呼吸道。漸漸地，有人皮膚開始發紅、發癢，有人臉上浮現水泡。然而女工依然強忍疼痛與恐懼，繼續工作。當飛歌電子成為新聞焦點那天，有七個女孩的名字出現在報紙，其中三人在這場「怪病」中被奪去性命，最年輕的女孩才十五歲。
那個年代的台灣，社會高舉經濟奇蹟的旗幟昂然前行，卻鮮少有人願意思考奇蹟的光輝，是藉由誰的青春與身體燃燒而成。直到飛歌等事件發生，像一道突兀的裂縫劃開表層，社會也開始關注勞工安全衛生這個理應確保的基本防線。新聞曝光後，許多女工在恐慌下大量離職，在缺工壓力之下，才讓社會不得不重視職業安全立法這個需求。
同一時期也發生幾起相同悲劇，包括高雄的日商三美與美之美電子工廠，都有女工因吸入有毒化學溶劑導致肝中毒死亡。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個清晨，一群女工從旗津中洲趕往前鎮加工出口區上班。她們由於怕遲到被扣全勤獎金，擠上了原本限載十五人、卻塞進超過五十名乘客與貨物的民營渡船「高中六號」。當時船隻剛離岸就開始進水，因而急忙返航，卻因重心不穩翻覆。儘管部分乘客跳海逃生，但有二十五名年輕女工被困在船艙，最終葬身海底。這些女性被合葬於「二十五淑女墓」，多年後被遷入靈骨塔，原址則改建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提醒世人這起沉痛的通勤職災。
幾件悲劇發生後，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四年通過《勞工安全衛生法》。這部法律像一盞遲來太久的燈，之所以被點燃，並非因為台灣工運蓬勃發展，而是無數勞工的犧牲累積到社會再也無法忽視的地步。此外，政府也於一九七五年大幅修改《工廠法》，規定女工若需夜間加班，雇主必須取得工會或勞工同意，並備妥宿舍或交通接送，以確保其通勤安全；違者將面臨罰金。一九八四年通過的《勞動基準法》則延續相關保護條款，成為保障女工的重要基石。
在課堂上，我常提及這段鮮少為人所知的歷史，告訴學生：這群女工的消殞提醒我們，勞動不該以生命為代價，每個人都應有免於職災的恐懼。她們未竟的故事成為台灣勞動與經濟史上慘痛的一頁，催促更多人繼續走在改革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的道路上。
我出生於馬來西亞，但在台灣已經生活三十幾年。當別人聽到我用流利的台語，侃侃而談台灣的歷史事件與社會議題，甚至是講解勞動法時，常常以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但其實我是在馬來西長大的華裔。一九九二年幸運的如願申請到台大社會系社會工作組來台求學，也開啟我在台灣的豐富生活。
雖然從小在馬來西亞長大，可是我接觸的流行音樂、電影、連續劇都來自台灣。早期馬來西亞盛行台灣的影視流行文化，小時候我會存錢購買台灣歌手的錄音帶，對我來說，那些流行文化映照出台灣經濟起飛的耀眼光芒。因為家人也有「留台生」，所以家裡經常收到新聞局發行的《光華雜誌》，那讓我對台灣戴上一層美好的濾鏡。在雜誌報導中，台灣是個人文薈萃的地方，我想像生活在當地的人民都安居樂業，與政府與企業家胼手胝足、共創亮眼的經濟成就，享受經濟起飛的果實。
台灣跟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是藉由工業化途徑達到經濟發展。一九五○年代後，政府積極投資私人企業發展，在政府優厚的補貼和保護下，台灣私人企業逐漸茁壯成長。一九六五年，政府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條例》，在南方海港規劃一塊為外銷打造的特區。隔年，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高雄前鎮誕生。政府開放外資，讓私人企業與外國資本結合加速工業化發展，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台灣也在當時的國際分工中，成為美國、日本的周邊加工貿易基地。所謂經濟奇蹟，就是台灣製造業擴張，大量外銷與賺取外匯的時代。
後來在勞陣工作後，我常去有機會到各單位演講，宣揚勞陣的理念，同時讓更多人了解自身的勞動權益。「說到台灣的經濟奇蹟，你們會想到誰？」每次演講，我最喜歡以這個問題當作開場，請聽眾談談他們對經濟奇蹟的認識。
老一輩的人常常提到心目中優秀的經建技術官僚，例如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與蔣經國等人。也有人會提到耳熟能詳的知名企業鉅富，以及他們﹁可歌可泣﹂的傳奇創業故事。主流媒體從不吝為他們做專訪，記錄他們經世治國的事蹟；書店更不乏這些「偉人」的傳記或回憶錄。他們對台灣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和貢獻，每個人都是某一時期台灣工業化的代名詞，姓名更與成功劃上等號。年輕一點的聽眾或許不會提到這幾個名字，但只要接受過完整國民教育，一定都知道台灣曾有一段經濟起飛期。課本上描寫六○年代台灣貿易轉成出口導向，豐沛的外資、廉價的勞動力與廣大的外國市場，讓台灣賺入鉅額的外匯。
然而，如果請勞工家庭的子弟分享父母的生命歷程，那會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儘管同樣經歷經濟成長的年代，但許多人提起家中長輩的經驗，都會描述他們從農村到城市打拚、在工廠加班趕工，領取微薄工資，費盡千辛萬苦才將孩子拉拔長大。相較於經濟奇蹟的光輝歷史，勞工家庭的過往充滿暗淡與心酸。
而學校課本上或許也不會提到，六○到七○年代這個至今仍被視為「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同時也是台灣社會噤若寒蟬的戒嚴年代。由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由威權政府高度主導，其核心邏輯在於「先有經濟發展，後有民主化及社會福利」。因此，有限的資源會先投注在有利於資本累積的基礎建設，如碼頭、機場及高速公路，甚至對於資本家的直接補貼。這種觀點強調經濟發展與政治威權統治的因果關係，並進一步強化以產業發展為優先的政治資源分配之正當性。
從整體來看，台灣、韓國與新加坡等多數亞洲國家，某種程度上都是透過「開發獨裁」模式達成經濟高速成長。
然而，為了滿足國家利益和資本累積的需求，國家在政治上往往採取高壓手段，壓抑市民社會發展。因此儘管六○年代台灣勞工數量持續增加，他們的社會地位依然很低，在缺乏法律保障下，基本權益無法受到保障。想當然爾，當時保障勞工集體力量與地位的「勞動三權」等核心權利，同樣遭受威權體制的壓制與打擊。勞動三權包含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團結權是勞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協商權指的是透過工會與資方談判、協商各項權益的權利，至於爭議權，則是採取集體行動如罷工的基本權利。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下大力打壓言論和結社自由，既透過「黨禁」不容許在野黨成立，對於勞工組織工會更是高度管控。可想而知，當時要發起勞工運動或組織工會罷工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長期以來台灣的工會組織率極低，而早期的工會多為所謂「御用工會」（或台大張曉春教授稱之為「閹雞工會」），就是由資方人馬，甚至是由「黨」所把持的工會。過去勞工運動遭到政府打壓，無法自主組織工會，使勞工在面對資方時，幾無空間爭取合理的勞動權益。至於台灣公會自主化運動，則是另一個複雜的故事。
經濟奇蹟的暗影：飛歌與三美事件
在社會沉浸於經濟起飛讚歌的同一個時空背景下，許多令人觸目驚心的職災事件悄然發生。其中一個便是「飛歌事件」。
一九七二年，淡水的海風還帶著鹹味。每天工廠的鐵門準時打開，數千名年輕女孩戴上圍巾、穿著制服，走進飛歌電子公司的廠房。她們的手指靈巧、笑聲清亮，夢想用這份工作替家裡添幾件新衣，或幫忙繳弟妹的學費。然而，沒有人知道空氣中飄浮的灰塵隱含看不見的毒。由於雇主使用含有三氯乙烯跟四氯乙烯的有機溶劑作為工業除污劑，同時疏於設置適當通風措施，這些含有劇毒的物質慢慢滲入女工皮膚與呼吸道。漸漸地，有人皮膚開始發紅、發癢，有人臉上浮現水泡。然而女工依然強忍疼痛與恐懼，繼續工作。當飛歌電子成為新聞焦點那天，有七個女孩的名字出現在報紙，其中三人在這場「怪病」中被奪去性命，最年輕的女孩才十五歲。
那個年代的台灣，社會高舉經濟奇蹟的旗幟昂然前行，卻鮮少有人願意思考奇蹟的光輝，是藉由誰的青春與身體燃燒而成。直到飛歌等事件發生，像一道突兀的裂縫劃開表層，社會也開始關注勞工安全衛生這個理應確保的基本防線。新聞曝光後，許多女工在恐慌下大量離職，在缺工壓力之下，才讓社會不得不重視職業安全立法這個需求。
同一時期也發生幾起相同悲劇，包括高雄的日商三美與美之美電子工廠，都有女工因吸入有毒化學溶劑導致肝中毒死亡。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個清晨，一群女工從旗津中洲趕往前鎮加工出口區上班。她們由於怕遲到被扣全勤獎金，擠上了原本限載十五人、卻塞進超過五十名乘客與貨物的民營渡船「高中六號」。當時船隻剛離岸就開始進水，因而急忙返航，卻因重心不穩翻覆。儘管部分乘客跳海逃生，但有二十五名年輕女工被困在船艙，最終葬身海底。這些女性被合葬於「二十五淑女墓」，多年後被遷入靈骨塔，原址則改建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提醒世人這起沉痛的通勤職災。
幾件悲劇發生後，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四年通過《勞工安全衛生法》。這部法律像一盞遲來太久的燈，之所以被點燃，並非因為台灣工運蓬勃發展，而是無數勞工的犧牲累積到社會再也無法忽視的地步。此外，政府也於一九七五年大幅修改《工廠法》，規定女工若需夜間加班，雇主必須取得工會或勞工同意，並備妥宿舍或交通接送，以確保其通勤安全；違者將面臨罰金。一九八四年通過的《勞動基準法》則延續相關保護條款，成為保障女工的重要基石。
在課堂上，我常提及這段鮮少為人所知的歷史，告訴學生：這群女工的消殞提醒我們，勞動不該以生命為代價，每個人都應有免於職災的恐懼。她們未竟的故事成為台灣勞動與經濟史上慘痛的一頁，催促更多人繼續走在改革職業安全衛生制度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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