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過的約會：孫逸仙與武昌起義
一九一一年十月爆發的武昌起義，或者套用中國的用語「雙十起義」，並非如孫逸仙所形容的「純屬意外」。武昌起義由地方革命團體發難，黨人多招募自新軍，同時還有祕密會黨和城市菁英的奧援。這些地方組織，和由孫逸仙、東京集團領導的革命運動，關聯微乎其微，但它們確實一直都存在，它們之間的傳遞除了一方面透過黃興，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宋教仁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創立的中部同盟會。然而，黃興與宋教仁都不認為起義會成功。當他們後來真的馳往武昌時，兩人都無法成功領導隨武昌起義應運而生的湖北軍政府。革命風潮在各省接二連三的響應之下，於十月、十一月間席捲全國；值此之際，第二個指揮重鎮在上海、 南京成立，由同盟會的成員主導之，這些成員大多出身自長江流域。
不過，孫逸仙仍繼續他的歐美之行。他是否因喪失主導權而感到不快？他是否對軍、紳領導革命的成功機率抱持懷疑，就像他的粵籍同志們、特別是胡漢民一樣？或者，遊走海外尋找外交與財務的援助，可幫助他掌控整個局面？
無首之龍：雙十起義
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起義的失敗，為由孫逸仙領導、同盟會策動的一連串未遂起義劃下句點。爾後，廣東人失去主導權，革命行動的中心轉移至長江流域。到了夏季時節，四川沸騰騷動，起因於川人抗議政府將鐵路國有化的政策，愛國人士憂心鐵路國有化，將為新一波外國侵占大開方便之門。
十多年來，湖北一帶的小型革命團體一直都很活躍。面對官警的追獵，這些革命團體時常解散，只為能盡快易名重組。武昌起義前夕，湖北革命團體一同集結在「文學社」與「共進會」的旗幟下。文學社的成員多招募自駐紮武昌的新軍軍官與士兵。共進會則是同盟會內異議組織的地方分支，一九○七年四月始成立於東京，成立後一直與祕密會黨密切合作，也吸收士紳和知識分子入會。分隔文學社與共進會兩者的差異是屬於社會性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不過在一九一一年九月，湖北革命人士在雙方領袖的訴求下，克服彼此間的歧異，同意戮力同心為起義做準備。
這些小團體與同盟會維繫的多是私人往來，而非機構間的交流。它們的合作始終是斷斷續續，是由一些地方領袖促成，這些人與同盟會內非廣東幫一直保持聯繫，尤其是黃興與宋教仁。孫武與居正即是這類領袖，他們兩人都是共進會成員，都在東瀛完成學業。也有少部分地方革命人士，同時隸屬同盟會和共進會。這類型組織的繁衍增生、靈活彈性，使警察鎮壓無門；他們深植於各類社會圈子，因此當前有特定目標時，他們不會排除更換支持者的類型或尋求臨時的聯合陣線—這些特質彰顯一個活力十足、且能緊扣當時中國社會的運動。同盟會在意識形態上的野心是它的特色，湖北─湖南革命運動能持續運作，最重要的動力是它們的行動主義者。
一九一一年八月，宋教仁創立中部同盟會，就是渴望吸納這些革命團體的行動力與勢力。他想要將中部總會的權威，加諸於過去對同盟會口惠而實不至的大量長江流域革命團體。透過他主編的《民立報》，宋教仁亦試圖擴展這些革命團體的政治視野，將顛覆滿人政權的眼前目標，和創建民主、立憲政府的計畫做了連結。出於政治現實的盤算，為了鼓動立憲派地方菁英對排滿的支持，確保革命一蹴可幾，宋教仁完全沒提民生主義。宋教仁亟欲限制革命騷亂的時間與地理擴散，在軍隊的援助之下，他計畫以湖北為發難中心，並盡快與北方各省聯繫。這個計畫以及成立中部同盟會，都經過黃興的首肯，不過黃興勸戒行事要謹慎。
宋教仁自然是臨淵履薄。依精擅組織之宋教仁的個人看法，完成所有籌備工作尚需耗費二、 三年的時間。但武昌的革命人士已等不急要行動了。十月十日，武昌駐軍亂起。不管是黃興或宋教仁，都沒有足夠時間去重整武昌；革命領袖皆不在場，他們不是在逃（如文學社的蔣翊武）就是負傷（如共進會的孫武）。軍隊自行鼓譟鬧事，只一夕之間便戰勝當局的抵抗。但沒有領袖的叛民們，彷彿一條「無首之龍」。他們找上守備統領黎元洪，逼他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第一個革命政府的首領，竟只是個政治囚徒！
湖北軍政府
逾兩個星期過去了，宋教仁和黃興才趕到武昌。在這段期間，軍政府已獲得鞏固，權力擴及武昌、漢陽、漢口三鎮。十月十一日，新軍起義者已取得地方士紳，以及湖北省諮議局代表的支持。幾年來，這批地方菁英在管理地方事務的角色日益吃重，也在清廷改革主義的「新政」架構下，漸漸關注起國家大事。所以當好戰共和派與清廷官員對一九一一年十月的起義大感意外，相較之下，這群深知其制度上具合法性，且明確意識到自己社會代表身分的省議員，早已準備要抓住主導權。在環境的鼓動下，這些疾呼捍衛國家利益、擴大政治參與的忠實立憲派，毫不掙扎地改當溫和共和派。
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於是成了黎元洪身邊的政事部長。密切合作的還有提供貸款、協助維護秩序的商人。軍政府已進一步取得外國勢力不介入的承諾：十月十八日，各國領事宣布保持中立。
同盟會各領袖抵達武昌時，他們能做的只有讓自己融入已成形的政府體制，認可由革命行動派與地方菁英攜手擁護駐軍而生的混成聯合政府。駐軍效忠的領袖仍是黎元洪，黃興接任革命軍總司令，直屬於黎元洪，因此該為十一月一、二十七日敗給朝廷軍隊、失守漢口與漢陽負責。宋教仁回到長江下游成立第二革命中心。在中國，權力的爭奪經常透過地理展現，新政治中心的創建從一地轉往另一地就是例證。
分庭抗禮：上海─南京軸心
武昌起義後的幾週之間，革命席捲華中、華南，各省紛紛宣布脫離中央。在上海，陳其美（中部同盟會領袖之一）於十一月初攻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助革命黨人占領該市。陳其美等革命黨人得到菁英的支持：學社成員、商會、上海市工部局、江蘇省諮議局。在這批菁英的督促下，長江下游的江蘇省、浙江省亦宣告獨立。
長江下游的革命雖與武昌一樣由地方菁英主導，不過兩地的菁英迥然有別。在上海，商賈、買辦、現代化或半現代化實業家的人數，遠勝過士紳階層；長江三角洲各省這樣的情況不若上海，但亦如此。這個大城市既是外國經濟滲透的橋頭堡，又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要塞，此地的傳統菁英逐漸被認同同盟會國家獨立、共和民主、經濟發展綱領的商人階級取而代之。黎元洪在武昌的權力，奠基於新軍、士紳、祕密會黨三者的結盟上；在情勢迥異的上海，基礎是建立在同盟會與這些新興商人階級的合作。發動雙十起義讓武昌集團居於領先，但武昌集團的權威，不久就遭到上海領袖的挑戰。
十一月初，舉國已有十四個省宣布獨立，為防止區域間的競爭，並在洋人面前維持國家統一的表象，建立中央政府就成了當務之急。上海與武昌便在組織中央臨時政府的問題上產生齟齬。
結果，革命黨人奪占的南京城被選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各省諮議局代表雲集南京，共計四十四人，分別代表十七個省分。
在革命黨人與清廷方面協商結果的同時，南京集會必須選出一位臨時政府領袖。武昌集團擁戴黎元洪，上海集團青睞黃興，此外，集會也無法對這未來領導人的權責達成共識。以宋教仁為首的部分代表，主張領導人的權力必須受責任內閣的約束；其他代表則主張採行總統制。十二月中旬，上海與武昌兩大陣營的對決導致局面僵持不下，而上海集團內又有宋教仁和章炳麟為首之同盟會溫和派的衝突。
見證一個時代的終結，卻完全看不到新秩序即將繼起的跡象，在這混亂的時局裡，孫逸仙完全沒被提起，不論是在武昌，或是上海。
孫逸仙怎麼了？
十月初，孫逸仙仍然為募集經費在美國旅行。當他抵達洛磯山腳下的科羅拉多州丹佛（Denver）時，孫逸仙解讀了來自黃興的電報。這封電報是一個禮拜前收到的，但他一直無法閱讀電報內容，因為他並未隨身攜帶祕密電碼。孫逸仙如今獲悉有一場起義將在武昌發動，需要為此準備經費。旅途的疲憊使孫逸仙並未立刻覆電。所以，翌日清晨準備用早膳時，當他看到主流報紙的標題寫著「革命黨人占領武昌」，頓時驚訝不已。
一九一七年，流放瑞士的列寧，一聽到彼得格勒（Petrograd）爆發二月革命的消息，旋即刻不容緩地兼程趕回俄國，縱使他必須搭德國的火車（德俄當時交戰）。一九一一年，人在丹佛的孫逸仙，卻匆匆買了前往紐約和倫敦的票。真是個意外之舉。孫逸仙在自傳裡解釋：「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平生；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孫逸仙認為列強的態度攸關重大自有其依據。他們若持中立態度可確保革命的成功，他們的積極援助和慷慨解囊將是奪取權力的有利後盾。孫逸仙無非是想要重施一八九七年在倫敦遭綁架後、有助其發展的故技，並寄望能挾其在外國首都的成功和名聲，強化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威望。
孫逸仙十月二十日抵達倫敦，先與康德黎夫婦敘舊，然後又與荷馬李碰頭。荷馬李顛覆滿清政權的大計雖胎死腹中，不過這位美國冒險家仍決意貢獻他身為將軍的專才替孫逸仙效力，這下孫有了他的「拉法葉」（Lafayette）無論如何，荷馬李積極輔佐孫逸仙，為襁褓中的中華共和籌募經費與爭取外交援助。
荷馬李居間與國際銀行團（International Banking Consortium）的代表接觸，建議他們把原本要貸給清廷的款項轉移給未來的共和國。荷馬李也透過崔弗．道森爵士（Sir Trevor Dawson，擁有維克斯，森斯和馬克沁公司〔Vickers, Sons and Maxim Company〕，他寄望孫逸仙一旦當上「中華合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能夠爭取到中國的軍火訂單）的斡旋，安排上呈一份給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內容提議讓孫逸仙與英、美兩國共結同盟。
這份備忘錄由荷馬李與孫逸仙聯署，申明孫逸仙一旦當上總統（「這是毋庸置疑的」），將給予英國和美國許多特權，以交換兩國的友誼與援助：新總統將把中國海軍的指揮權委交英國軍官，並委任一位倫敦方面的代表為其政治顧問。孫逸仙專有的這種「虛張聲勢」（史扶鄰之語）的風格，並未贏得英國外交部的心。聞知備忘錄內容兩天後，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英國外交部長）拍發電報給北京，提到袁世凱似乎才是此時的人選。英國外交部後續保持中立、不提供清廷或革命黨人貸款的決定，乃是出於風險評估（包括各列強在中國的衝突），而不是孫逸仙的插手干預。孫逸仙唯一的收穫是可在返國旅程中，取道停留英國殖民地數天，即截至目前為止他仍被禁止進入的新加坡和香港。
十一月底，孫逸仙短暫逗留巴黎，收穫依然有限。不過，孫逸仙確實會晤了包括克里蒙梭在內的一些有力政要；他的一位密使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見到了當時法國外交部亞洲司的官員巴歇拉。不過，就像英國所允諾的，孫逸仙僅獲得法國外交部重申保持中立，理由是基於一般政治利害得失。不過，在法國外交部這件事情上，孫逸仙多年來的友人、贊助者侯耀的報告，或許一開始即為法方的不干涉立場定調。他的報告肯定把武昌起義看作一場真正的革命，而絕非零星再起類似義和團的叛亂。
在巴黎時，孫逸仙也試圖取得貸款。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會晤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的總裁西蒙（Stanislas Simon）。然而，西蒙僅僅重申在政局穩定之前，他不會同意貸款給中國當局。這種不介入的原則，在國際銀行團於十一月十日開會時就已確立。孫逸仙應該感到慶幸，至少革命的敵人同樣得不到任何奧援。
於是，孫逸仙兩手空空地啟程返國。不過這並不打緊—他已與西方領袖和其他要角接觸的流言，早賜與孫逸仙一輪威信的光環。國人同胞盛大歡迎他的歸國。
孫逸仙與中華共和的創建
返國後的孫逸仙達到他生涯的巔峰。他被推選為總統，並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布中華民國成立。他主導南京中央臨時政府直到三月。這是孫逸仙生涯中唯一一次擔任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一個自稱（也確實即將）統一且統領全國的政府。這是一個困難又危險的使命，而孫的海外漂流完全無助於此。孫逸仙的能力與經驗皆不如清廷的悍將大吏袁世凱，而他似乎決意把大位託付給袁。不過，首先他希望這位對手能保證繼續實行共和體制。兩人之間的勢力拉扯最終在孫的讓步下停止。他異常的平和、甘心退讓，使人對這位革命領袖的個性有新的瞭解，同時也隱約透露一場較不利於革命的權力鬥爭，這比短短數月政治動亂發生的範圍與速度所顯示的更為不利。
孫逸仙返國
倫敦當局解除驅逐令後，孫逸仙返回中國，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達香港稍事逗留。香港許多聞人都去迎接他，其中包括他昔日的日本同志。這些日本同志中當然少不了宮崎滔天。過去十年來，這位日本冒險家兼顧問一直很活躍，卻在武昌起義的頭幾週無所作為。東京政府混亂、矛盾的政策，還有孫逸仙的缺席，都使他們失去主動性。多年來，他們所有焦點和精力都獻給了孫逸仙，所以鮮少接觸其他民族主義和革命陣營的領袖。孫逸仙的返國，給了他們在革命運動中重整旗鼓的希望。
在香港，孫逸仙還會晤廣州商界代表。根據梅鵬（Albert Maybon）的描述，孫甚至夸夸其談，說他能以極低利率取得外國借款，而且不須提供抵押擔保。孫逸仙聲稱自己深信，「列強（對我們共和國）什麼都不會拒絕」。由於孫逸仙遠道返國，還與各國政要有過接觸，所以廣州商人信任他，對他的說法信以為真。最後，孫逸仙還與同盟會的粵籍同志團聚，其中包括十一月廣東脫離清廷後被推舉為都督的胡漢民。
胡漢民之所以現身香港，不只是出於禮貌與忠誠。此行還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阻止孫逸仙前往長江流域各省，讓南京議會推選自己為總統。這兩大領袖之爭，不過重複著同盟會內部早存在於廣東幫與宋教仁之間的一些辯論。同時也引出一些未來十五年都將占據革命戰略思考核心的根本問題。依據胡漢民的見解，袁世凱的個人野心，以及他麾下的強盛軍力，肯定會讓孫逸仙淪為傀儡總統。所以，比較好的做法是在廣州成立臨時政府，集結足以大敗北方的兵力，從而確保革命的真正勝利。同盟會在議會與制度上能給予孫逸仙的任何支援，胡漢民都視如敝屣。他認為唯有藉武裝手段取得勝利，才能成功奪權。所以，最高優先是設法確保達成勝利的手段。
孫逸仙同意胡漢民的分析（後續事件很快就證實了他的觀點），不過他認為優先目標應該是排滿鬥爭，並強調維持列強採行中立的迫切性。孫也不信任袁世凱，不過他認為縱使袁的誠意不可靠，爭取到這位封疆大吏，將使立刻推翻滿清成為可能—孫相信這是革命奮鬥的根本目標。爭取這位將軍，還有助於結束國內的紊亂局勢，否則內亂可能鼓動列強發起可畏的干預。這番充滿歷史機會主義、急躁、樂觀主義特徵的論點，正是孫逸仙的人格特質。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孫逸仙的變化，這位冒險家過去夢想在南方成立分離的共和國，但此刻的他，卻視全國領導人為其唯一天命。歷經冗長的辯論，胡漢民臣服於孫逸仙的計畫。於是，兩人連袂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抵達上海。
革命黨人把孫的返國視為一個手段，用來緩和氣氛，並解決黎元洪與黃興相爭所產生的危機。在這之前，沒有人曾考慮推舉孫逸仙為國家領袖。眾人頂多認為孫是一個全權公使、籌募經費者，以及洋務專家。不過，推舉孫出任臨時總統，一方面可靜候袁世凱與他們結盟，同時還可正式確立南方的政治地位，以及中國進入共和時期。
一九一一年十月爆發的武昌起義，或者套用中國的用語「雙十起義」，並非如孫逸仙所形容的「純屬意外」。武昌起義由地方革命團體發難，黨人多招募自新軍，同時還有祕密會黨和城市菁英的奧援。這些地方組織，和由孫逸仙、東京集團領導的革命運動，關聯微乎其微，但它們確實一直都存在，它們之間的傳遞除了一方面透過黃興，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宋教仁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創立的中部同盟會。然而，黃興與宋教仁都不認為起義會成功。當他們後來真的馳往武昌時，兩人都無法成功領導隨武昌起義應運而生的湖北軍政府。革命風潮在各省接二連三的響應之下，於十月、十一月間席捲全國；值此之際，第二個指揮重鎮在上海、 南京成立，由同盟會的成員主導之，這些成員大多出身自長江流域。
不過，孫逸仙仍繼續他的歐美之行。他是否因喪失主導權而感到不快？他是否對軍、紳領導革命的成功機率抱持懷疑，就像他的粵籍同志們、特別是胡漢民一樣？或者，遊走海外尋找外交與財務的援助，可幫助他掌控整個局面？
無首之龍：雙十起義
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起義的失敗，為由孫逸仙領導、同盟會策動的一連串未遂起義劃下句點。爾後，廣東人失去主導權，革命行動的中心轉移至長江流域。到了夏季時節，四川沸騰騷動，起因於川人抗議政府將鐵路國有化的政策，愛國人士憂心鐵路國有化，將為新一波外國侵占大開方便之門。
十多年來，湖北一帶的小型革命團體一直都很活躍。面對官警的追獵，這些革命團體時常解散，只為能盡快易名重組。武昌起義前夕，湖北革命團體一同集結在「文學社」與「共進會」的旗幟下。文學社的成員多招募自駐紮武昌的新軍軍官與士兵。共進會則是同盟會內異議組織的地方分支，一九○七年四月始成立於東京，成立後一直與祕密會黨密切合作，也吸收士紳和知識分子入會。分隔文學社與共進會兩者的差異是屬於社會性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不過在一九一一年九月，湖北革命人士在雙方領袖的訴求下，克服彼此間的歧異，同意戮力同心為起義做準備。
這些小團體與同盟會維繫的多是私人往來，而非機構間的交流。它們的合作始終是斷斷續續，是由一些地方領袖促成，這些人與同盟會內非廣東幫一直保持聯繫，尤其是黃興與宋教仁。孫武與居正即是這類領袖，他們兩人都是共進會成員，都在東瀛完成學業。也有少部分地方革命人士，同時隸屬同盟會和共進會。這類型組織的繁衍增生、靈活彈性，使警察鎮壓無門；他們深植於各類社會圈子，因此當前有特定目標時，他們不會排除更換支持者的類型或尋求臨時的聯合陣線—這些特質彰顯一個活力十足、且能緊扣當時中國社會的運動。同盟會在意識形態上的野心是它的特色，湖北─湖南革命運動能持續運作，最重要的動力是它們的行動主義者。
一九一一年八月，宋教仁創立中部同盟會，就是渴望吸納這些革命團體的行動力與勢力。他想要將中部總會的權威，加諸於過去對同盟會口惠而實不至的大量長江流域革命團體。透過他主編的《民立報》，宋教仁亦試圖擴展這些革命團體的政治視野，將顛覆滿人政權的眼前目標，和創建民主、立憲政府的計畫做了連結。出於政治現實的盤算，為了鼓動立憲派地方菁英對排滿的支持，確保革命一蹴可幾，宋教仁完全沒提民生主義。宋教仁亟欲限制革命騷亂的時間與地理擴散，在軍隊的援助之下，他計畫以湖北為發難中心，並盡快與北方各省聯繫。這個計畫以及成立中部同盟會，都經過黃興的首肯，不過黃興勸戒行事要謹慎。
宋教仁自然是臨淵履薄。依精擅組織之宋教仁的個人看法，完成所有籌備工作尚需耗費二、 三年的時間。但武昌的革命人士已等不急要行動了。十月十日，武昌駐軍亂起。不管是黃興或宋教仁，都沒有足夠時間去重整武昌；革命領袖皆不在場，他們不是在逃（如文學社的蔣翊武）就是負傷（如共進會的孫武）。軍隊自行鼓譟鬧事，只一夕之間便戰勝當局的抵抗。但沒有領袖的叛民們，彷彿一條「無首之龍」。他們找上守備統領黎元洪，逼他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第一個革命政府的首領，竟只是個政治囚徒！
湖北軍政府
逾兩個星期過去了，宋教仁和黃興才趕到武昌。在這段期間，軍政府已獲得鞏固，權力擴及武昌、漢陽、漢口三鎮。十月十一日，新軍起義者已取得地方士紳，以及湖北省諮議局代表的支持。幾年來，這批地方菁英在管理地方事務的角色日益吃重，也在清廷改革主義的「新政」架構下，漸漸關注起國家大事。所以當好戰共和派與清廷官員對一九一一年十月的起義大感意外，相較之下，這群深知其制度上具合法性，且明確意識到自己社會代表身分的省議員，早已準備要抓住主導權。在環境的鼓動下，這些疾呼捍衛國家利益、擴大政治參與的忠實立憲派，毫不掙扎地改當溫和共和派。
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於是成了黎元洪身邊的政事部長。密切合作的還有提供貸款、協助維護秩序的商人。軍政府已進一步取得外國勢力不介入的承諾：十月十八日，各國領事宣布保持中立。
同盟會各領袖抵達武昌時，他們能做的只有讓自己融入已成形的政府體制，認可由革命行動派與地方菁英攜手擁護駐軍而生的混成聯合政府。駐軍效忠的領袖仍是黎元洪，黃興接任革命軍總司令，直屬於黎元洪，因此該為十一月一、二十七日敗給朝廷軍隊、失守漢口與漢陽負責。宋教仁回到長江下游成立第二革命中心。在中國，權力的爭奪經常透過地理展現，新政治中心的創建從一地轉往另一地就是例證。
分庭抗禮：上海─南京軸心
武昌起義後的幾週之間，革命席捲華中、華南，各省紛紛宣布脫離中央。在上海，陳其美（中部同盟會領袖之一）於十一月初攻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助革命黨人占領該市。陳其美等革命黨人得到菁英的支持：學社成員、商會、上海市工部局、江蘇省諮議局。在這批菁英的督促下，長江下游的江蘇省、浙江省亦宣告獨立。
長江下游的革命雖與武昌一樣由地方菁英主導，不過兩地的菁英迥然有別。在上海，商賈、買辦、現代化或半現代化實業家的人數，遠勝過士紳階層；長江三角洲各省這樣的情況不若上海，但亦如此。這個大城市既是外國經濟滲透的橋頭堡，又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要塞，此地的傳統菁英逐漸被認同同盟會國家獨立、共和民主、經濟發展綱領的商人階級取而代之。黎元洪在武昌的權力，奠基於新軍、士紳、祕密會黨三者的結盟上；在情勢迥異的上海，基礎是建立在同盟會與這些新興商人階級的合作。發動雙十起義讓武昌集團居於領先，但武昌集團的權威，不久就遭到上海領袖的挑戰。
十一月初，舉國已有十四個省宣布獨立，為防止區域間的競爭，並在洋人面前維持國家統一的表象，建立中央政府就成了當務之急。上海與武昌便在組織中央臨時政府的問題上產生齟齬。
結果，革命黨人奪占的南京城被選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各省諮議局代表雲集南京，共計四十四人，分別代表十七個省分。
在革命黨人與清廷方面協商結果的同時，南京集會必須選出一位臨時政府領袖。武昌集團擁戴黎元洪，上海集團青睞黃興，此外，集會也無法對這未來領導人的權責達成共識。以宋教仁為首的部分代表，主張領導人的權力必須受責任內閣的約束；其他代表則主張採行總統制。十二月中旬，上海與武昌兩大陣營的對決導致局面僵持不下，而上海集團內又有宋教仁和章炳麟為首之同盟會溫和派的衝突。
見證一個時代的終結，卻完全看不到新秩序即將繼起的跡象，在這混亂的時局裡，孫逸仙完全沒被提起，不論是在武昌，或是上海。
孫逸仙怎麼了？
十月初，孫逸仙仍然為募集經費在美國旅行。當他抵達洛磯山腳下的科羅拉多州丹佛（Denver）時，孫逸仙解讀了來自黃興的電報。這封電報是一個禮拜前收到的，但他一直無法閱讀電報內容，因為他並未隨身攜帶祕密電碼。孫逸仙如今獲悉有一場起義將在武昌發動，需要為此準備經費。旅途的疲憊使孫逸仙並未立刻覆電。所以，翌日清晨準備用早膳時，當他看到主流報紙的標題寫著「革命黨人占領武昌」，頓時驚訝不已。
一九一七年，流放瑞士的列寧，一聽到彼得格勒（Petrograd）爆發二月革命的消息，旋即刻不容緩地兼程趕回俄國，縱使他必須搭德國的火車（德俄當時交戰）。一九一一年，人在丹佛的孫逸仙，卻匆匆買了前往紐約和倫敦的票。真是個意外之舉。孫逸仙在自傳裡解釋：「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平生；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孫逸仙認為列強的態度攸關重大自有其依據。他們若持中立態度可確保革命的成功，他們的積極援助和慷慨解囊將是奪取權力的有利後盾。孫逸仙無非是想要重施一八九七年在倫敦遭綁架後、有助其發展的故技，並寄望能挾其在外國首都的成功和名聲，強化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威望。
孫逸仙十月二十日抵達倫敦，先與康德黎夫婦敘舊，然後又與荷馬李碰頭。荷馬李顛覆滿清政權的大計雖胎死腹中，不過這位美國冒險家仍決意貢獻他身為將軍的專才替孫逸仙效力，這下孫有了他的「拉法葉」（Lafayette）無論如何，荷馬李積極輔佐孫逸仙，為襁褓中的中華共和籌募經費與爭取外交援助。
荷馬李居間與國際銀行團（International Banking Consortium）的代表接觸，建議他們把原本要貸給清廷的款項轉移給未來的共和國。荷馬李也透過崔弗．道森爵士（Sir Trevor Dawson，擁有維克斯，森斯和馬克沁公司〔Vickers, Sons and Maxim Company〕，他寄望孫逸仙一旦當上「中華合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能夠爭取到中國的軍火訂單）的斡旋，安排上呈一份給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內容提議讓孫逸仙與英、美兩國共結同盟。
這份備忘錄由荷馬李與孫逸仙聯署，申明孫逸仙一旦當上總統（「這是毋庸置疑的」），將給予英國和美國許多特權，以交換兩國的友誼與援助：新總統將把中國海軍的指揮權委交英國軍官，並委任一位倫敦方面的代表為其政治顧問。孫逸仙專有的這種「虛張聲勢」（史扶鄰之語）的風格，並未贏得英國外交部的心。聞知備忘錄內容兩天後，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英國外交部長）拍發電報給北京，提到袁世凱似乎才是此時的人選。英國外交部後續保持中立、不提供清廷或革命黨人貸款的決定，乃是出於風險評估（包括各列強在中國的衝突），而不是孫逸仙的插手干預。孫逸仙唯一的收穫是可在返國旅程中，取道停留英國殖民地數天，即截至目前為止他仍被禁止進入的新加坡和香港。
十一月底，孫逸仙短暫逗留巴黎，收穫依然有限。不過，孫逸仙確實會晤了包括克里蒙梭在內的一些有力政要；他的一位密使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見到了當時法國外交部亞洲司的官員巴歇拉。不過，就像英國所允諾的，孫逸仙僅獲得法國外交部重申保持中立，理由是基於一般政治利害得失。不過，在法國外交部這件事情上，孫逸仙多年來的友人、贊助者侯耀的報告，或許一開始即為法方的不干涉立場定調。他的報告肯定把武昌起義看作一場真正的革命，而絕非零星再起類似義和團的叛亂。
在巴黎時，孫逸仙也試圖取得貸款。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會晤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的總裁西蒙（Stanislas Simon）。然而，西蒙僅僅重申在政局穩定之前，他不會同意貸款給中國當局。這種不介入的原則，在國際銀行團於十一月十日開會時就已確立。孫逸仙應該感到慶幸，至少革命的敵人同樣得不到任何奧援。
於是，孫逸仙兩手空空地啟程返國。不過這並不打緊—他已與西方領袖和其他要角接觸的流言，早賜與孫逸仙一輪威信的光環。國人同胞盛大歡迎他的歸國。
孫逸仙與中華共和的創建
返國後的孫逸仙達到他生涯的巔峰。他被推選為總統，並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布中華民國成立。他主導南京中央臨時政府直到三月。這是孫逸仙生涯中唯一一次擔任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一個自稱（也確實即將）統一且統領全國的政府。這是一個困難又危險的使命，而孫的海外漂流完全無助於此。孫逸仙的能力與經驗皆不如清廷的悍將大吏袁世凱，而他似乎決意把大位託付給袁。不過，首先他希望這位對手能保證繼續實行共和體制。兩人之間的勢力拉扯最終在孫的讓步下停止。他異常的平和、甘心退讓，使人對這位革命領袖的個性有新的瞭解，同時也隱約透露一場較不利於革命的權力鬥爭，這比短短數月政治動亂發生的範圍與速度所顯示的更為不利。
孫逸仙返國
倫敦當局解除驅逐令後，孫逸仙返回中國，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達香港稍事逗留。香港許多聞人都去迎接他，其中包括他昔日的日本同志。這些日本同志中當然少不了宮崎滔天。過去十年來，這位日本冒險家兼顧問一直很活躍，卻在武昌起義的頭幾週無所作為。東京政府混亂、矛盾的政策，還有孫逸仙的缺席，都使他們失去主動性。多年來，他們所有焦點和精力都獻給了孫逸仙，所以鮮少接觸其他民族主義和革命陣營的領袖。孫逸仙的返國，給了他們在革命運動中重整旗鼓的希望。
在香港，孫逸仙還會晤廣州商界代表。根據梅鵬（Albert Maybon）的描述，孫甚至夸夸其談，說他能以極低利率取得外國借款，而且不須提供抵押擔保。孫逸仙聲稱自己深信，「列強（對我們共和國）什麼都不會拒絕」。由於孫逸仙遠道返國，還與各國政要有過接觸，所以廣州商人信任他，對他的說法信以為真。最後，孫逸仙還與同盟會的粵籍同志團聚，其中包括十一月廣東脫離清廷後被推舉為都督的胡漢民。
胡漢民之所以現身香港，不只是出於禮貌與忠誠。此行還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阻止孫逸仙前往長江流域各省，讓南京議會推選自己為總統。這兩大領袖之爭，不過重複著同盟會內部早存在於廣東幫與宋教仁之間的一些辯論。同時也引出一些未來十五年都將占據革命戰略思考核心的根本問題。依據胡漢民的見解，袁世凱的個人野心，以及他麾下的強盛軍力，肯定會讓孫逸仙淪為傀儡總統。所以，比較好的做法是在廣州成立臨時政府，集結足以大敗北方的兵力，從而確保革命的真正勝利。同盟會在議會與制度上能給予孫逸仙的任何支援，胡漢民都視如敝屣。他認為唯有藉武裝手段取得勝利，才能成功奪權。所以，最高優先是設法確保達成勝利的手段。
孫逸仙同意胡漢民的分析（後續事件很快就證實了他的觀點），不過他認為優先目標應該是排滿鬥爭，並強調維持列強採行中立的迫切性。孫也不信任袁世凱，不過他認為縱使袁的誠意不可靠，爭取到這位封疆大吏，將使立刻推翻滿清成為可能—孫相信這是革命奮鬥的根本目標。爭取這位將軍，還有助於結束國內的紊亂局勢，否則內亂可能鼓動列強發起可畏的干預。這番充滿歷史機會主義、急躁、樂觀主義特徵的論點，正是孫逸仙的人格特質。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孫逸仙的變化，這位冒險家過去夢想在南方成立分離的共和國，但此刻的他，卻視全國領導人為其唯一天命。歷經冗長的辯論，胡漢民臣服於孫逸仙的計畫。於是，兩人連袂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抵達上海。
革命黨人把孫的返國視為一個手段，用來緩和氣氛，並解決黎元洪與黃興相爭所產生的危機。在這之前，沒有人曾考慮推舉孫逸仙為國家領袖。眾人頂多認為孫是一個全權公使、籌募經費者，以及洋務專家。不過，推舉孫出任臨時總統，一方面可靜候袁世凱與他們結盟，同時還可正式確立南方的政治地位，以及中國進入共和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