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漢學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為誰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小說，向以〈狂人日記〉為公認，然自夏志清教授提出〈一日〉之說：「事實上，最早一篇現代白話小說是陳衡哲的〈一日〉。它是一九一七年的作品，也發表於同年任叔永、胡適主編的一期《留美學生季報》。」【註一】，即造成文壇震憾，爭議亦隨之而來，由此留下一個待解的史實問題。夏氏之所以如此認定，乃據胡適的話：「當我們還在討論新文學問題的時候，莎菲（陳衡哲）卻已開始用白話做文學了。〈一日〉便是文學革命討論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註二】，而加以論斷說：「〈一日〉絕無疑異是嚮應胡適‵文學革命′最早的一篇小說。」【註三】；另方面，大陸學者萬平近等則據理論辯，所持理由大致有三：一為〈一日〉作者本身的態度，二為作品本身的內容與創作目的，三為作品對當時社會及現代文學發展的影響。【註四】，而加以否定夏氏之說，仍持〈狂人日記〉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
然觀雙方立論根據，實無衝突可議之處，若以各自立場認定，其結果本就是如此。蓋一文學之發展，大抵朝醞釀、發生、推動、鼎盛及衰退五個時期演變，每一時期之間，又有其銜接過渡的地方。醞釀期發展，因較不明確，且時間上亦難界定，甚未發生即中斷，故起始點之認定，當從發生期為基準， 這一原則乃史學家所公認。凡不依此規律， 即謂之〝突變〞（Mutation），當然亦有中途折夭者。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既無突變，亦無折夭，很正常遵循此規律進行。所以文學革命的開端，理從胡適、陳獨秀等在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初，以行動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及〈文學革命論〉這個年代算起，此應無異議。自胡等於一九一七年一月發起文學改良芻議後，到陳氏於同年六月發表〈一日〉前，在這段期間，並無新小說出現。而陳氏發表該篇小說目的，據他說：〝同情是趨於白話的……這白話文的實際試用，乃是我用來表示我同情傾向的唯一風針。〞【註五】，可見陳氏乃以行動支持胡等所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故夏氏謂〈一日〉為響應胡適〝文學革命最早的一篇小說〞，是符合史實的，絕無可議之處。
至於萬氏所持三點理由，實與夏氏所謂的無關，蓋作者本身態度，與其為第一篇小說的史實，並無直接關係。何況，有人謙虛，有人誇張，豈能以他們態度做依準；而作為響應胡氏的文學革命作品，其創作目的與內容，只要為響應胡等而作，並以白話文寫成即可。無需以「響應《新青年》為旗幟開展的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註六】，或「體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新精神。」【註七】為要件。因文學改良芻議初期，僅限白話文的提倡，並未涉及精神革新，反封建之五四新文化運動，乃文學改良芻議發展兩年後的事；再者，亦不需對當時社會，或現代文學發展有過影響，因兩者亦無必然關係。故依夏氏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的定義，〈一日〉完全符合其說，雖尚餘〝文言痕跡〞，然作為文言與白話間的過渡作品，是自然之事。胡適〈鴿子〉等，亦是開創文學革命先河的新詩，其內容除無體現五四革新精神外，〝雲淡天高〞、〝夷猶如意〞等，也有文言痕跡，此乃在所難免，不需挑剔。至於萬氏復謂：「如果文學革命僅僅是白話文學運動，〈一日〉根本不算‵最早的白話小說′。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就出現了不少白話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作品基本上是白話。」【註八】。此在文學革命發生前，僅能謂為醞釀期作品，否則，白話文運動豈不應推至宋、元的〝話本〞，甚而唐代之〝變文〞。
然若依萬氏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的定義：〝斷定新文學運動中‵最早的新小說′，必須從體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新精神，從內容和形式全面加以衡量。」【註九】，則非〈狂人日記〉莫屬。僅描寫美國學生日常瑣碎生活對話，連故事情節、人物描述等都缺乏的〈一日〉，自擔當不起的。〈狂人日記〉不僅響應《新青年》的反封建文化，「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破破中國的寂寞」【註一〇】而作，更為體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新精神。魯迅以簡鍊白話文，借狂人之眼，看到封建社會處處吃人的罪惡，最後以〝禮教吃人〞做批判，並強烈發出改革聲〝救救孩子〞。整篇情節雖平淡，然人物鮮明，描寫逼真，把狂人的恐懼心理暴露無遺。該篇小說之內容、手法、形式等，在當時是別開生面的，曾造成文壇震憾，不管老、少作家，皆紛紛評論模仿。如：記者（傅斯年）推崇為「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註一一】，傅斯年贊其〝真是好〞，並說「我們同社某君看見先生這篇文章……也做了一篇《新婚前後七日記》。」【註一二】等。尤是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暴發，更功不可沒，加上〈孔乙己〉、〈阿Q正傳〉等的陸續發表，魯迅遂成文壇巨星，領導文學革命，向前推進，這種貢獻及影響，也自非陳衡哲所能比擬。故萬氏謂〈狂人日記〉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也是符合史實的，亦無可議之處。
由此可見，兩者之爭在於定義上的差距，然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小說，該以何者為標準呢？筆者則主張夏氏之說，其理由為：胡等發起文學改良芻議初期，僅限於白話文運動，尚未涉及精神革新問題，後經陳獨秀、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大力推動，才演變成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以反封建為主題的精神革新，進而達到高峰。五四與〈一日〉的發表時間相距兩年之久，當初文學改良芻議僅限於白話文，定義上自應在這範圍內認定，實不能苛求陳氏眼光要與魯迅一樣深遠，能體現五四精神革新。史學家既公認胡等新詩屬新文學作品，與此同性質的〈一日〉，自然也是屬新文學作品，而它早於〈狂人日記〉發表，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自是〈一日〉無疑。
綜上所論，陳衡哲的〈一日〉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之第一篇小說，應無疑義。魯迅的〈狂人日記〉雖未能成現代文學史上之第一，固美中不足，然絲毫無損於魯迅為現代文學奠基者的崇高地位，畢竟陳衡哲實無從與魯迅相比。何況，爭論誰是第一，並無多大意義。
註釋
註一：見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六八（1979）年十月二十日初版平裝本，P.125。
註二：見胡適〈小雨點‧序〉，載於陳衡哲《小雨點》，上海新月書店，民一七（1928）年四月初版，P.胡序。
註三：同註一，P.126。
註四：見萬平近〈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是《狂人日記》，還是《一日》〉，載於中國魯迅研究學會編《魯迅研究》第八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PP.235-254。
註五：見陳衡哲《小雨點‧改版自序》，上海商務印書館，民二四（1935）年七月初版，P.自序。
註六：同註四，P.238。
註七：同註四，P.248。
註八：同註四，P.247。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見魯迅〈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載於《魯迅全集》卷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出，1993年第1版，P.226。
註一一：見記者〈書報介紹〉，載於北平《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二號，民八（1919）年二月一日出版。
註一二：見傅斯年〈通信〉，載於同前註第一卷第五號，民八（1919）年五月一日出版。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為誰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小說，向以〈狂人日記〉為公認，然自夏志清教授提出〈一日〉之說：「事實上，最早一篇現代白話小說是陳衡哲的〈一日〉。它是一九一七年的作品，也發表於同年任叔永、胡適主編的一期《留美學生季報》。」【註一】，即造成文壇震憾，爭議亦隨之而來，由此留下一個待解的史實問題。夏氏之所以如此認定，乃據胡適的話：「當我們還在討論新文學問題的時候，莎菲（陳衡哲）卻已開始用白話做文學了。〈一日〉便是文學革命討論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註二】，而加以論斷說：「〈一日〉絕無疑異是嚮應胡適‵文學革命′最早的一篇小說。」【註三】；另方面，大陸學者萬平近等則據理論辯，所持理由大致有三：一為〈一日〉作者本身的態度，二為作品本身的內容與創作目的，三為作品對當時社會及現代文學發展的影響。【註四】，而加以否定夏氏之說，仍持〈狂人日記〉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
然觀雙方立論根據，實無衝突可議之處，若以各自立場認定，其結果本就是如此。蓋一文學之發展，大抵朝醞釀、發生、推動、鼎盛及衰退五個時期演變，每一時期之間，又有其銜接過渡的地方。醞釀期發展，因較不明確，且時間上亦難界定，甚未發生即中斷，故起始點之認定，當從發生期為基準， 這一原則乃史學家所公認。凡不依此規律， 即謂之〝突變〞（Mutation），當然亦有中途折夭者。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既無突變，亦無折夭，很正常遵循此規律進行。所以文學革命的開端，理從胡適、陳獨秀等在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初，以行動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及〈文學革命論〉這個年代算起，此應無異議。自胡等於一九一七年一月發起文學改良芻議後，到陳氏於同年六月發表〈一日〉前，在這段期間，並無新小說出現。而陳氏發表該篇小說目的，據他說：〝同情是趨於白話的……這白話文的實際試用，乃是我用來表示我同情傾向的唯一風針。〞【註五】，可見陳氏乃以行動支持胡等所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故夏氏謂〈一日〉為響應胡適〝文學革命最早的一篇小說〞，是符合史實的，絕無可議之處。
至於萬氏所持三點理由，實與夏氏所謂的無關，蓋作者本身態度，與其為第一篇小說的史實，並無直接關係。何況，有人謙虛，有人誇張，豈能以他們態度做依準；而作為響應胡氏的文學革命作品，其創作目的與內容，只要為響應胡等而作，並以白話文寫成即可。無需以「響應《新青年》為旗幟開展的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註六】，或「體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新精神。」【註七】為要件。因文學改良芻議初期，僅限白話文的提倡，並未涉及精神革新，反封建之五四新文化運動，乃文學改良芻議發展兩年後的事；再者，亦不需對當時社會，或現代文學發展有過影響，因兩者亦無必然關係。故依夏氏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的定義，〈一日〉完全符合其說，雖尚餘〝文言痕跡〞，然作為文言與白話間的過渡作品，是自然之事。胡適〈鴿子〉等，亦是開創文學革命先河的新詩，其內容除無體現五四革新精神外，〝雲淡天高〞、〝夷猶如意〞等，也有文言痕跡，此乃在所難免，不需挑剔。至於萬氏復謂：「如果文學革命僅僅是白話文學運動，〈一日〉根本不算‵最早的白話小說′。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啟超提倡‵小說界革命′就出現了不少白話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作品基本上是白話。」【註八】。此在文學革命發生前，僅能謂為醞釀期作品，否則，白話文運動豈不應推至宋、元的〝話本〞，甚而唐代之〝變文〞。
然若依萬氏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的定義：〝斷定新文學運動中‵最早的新小說′，必須從體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新精神，從內容和形式全面加以衡量。」【註九】，則非〈狂人日記〉莫屬。僅描寫美國學生日常瑣碎生活對話，連故事情節、人物描述等都缺乏的〈一日〉，自擔當不起的。〈狂人日記〉不僅響應《新青年》的反封建文化，「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破破中國的寂寞」【註一〇】而作，更為體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新精神。魯迅以簡鍊白話文，借狂人之眼，看到封建社會處處吃人的罪惡，最後以〝禮教吃人〞做批判，並強烈發出改革聲〝救救孩子〞。整篇情節雖平淡，然人物鮮明，描寫逼真，把狂人的恐懼心理暴露無遺。該篇小說之內容、手法、形式等，在當時是別開生面的，曾造成文壇震憾，不管老、少作家，皆紛紛評論模仿。如：記者（傅斯年）推崇為「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註一一】，傅斯年贊其〝真是好〞，並說「我們同社某君看見先生這篇文章……也做了一篇《新婚前後七日記》。」【註一二】等。尤是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暴發，更功不可沒，加上〈孔乙己〉、〈阿Q正傳〉等的陸續發表，魯迅遂成文壇巨星，領導文學革命，向前推進，這種貢獻及影響，也自非陳衡哲所能比擬。故萬氏謂〈狂人日記〉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也是符合史實的，亦無可議之處。
由此可見，兩者之爭在於定義上的差距，然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小說，該以何者為標準呢？筆者則主張夏氏之說，其理由為：胡等發起文學改良芻議初期，僅限於白話文運動，尚未涉及精神革新問題，後經陳獨秀、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大力推動，才演變成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以反封建為主題的精神革新，進而達到高峰。五四與〈一日〉的發表時間相距兩年之久，當初文學改良芻議僅限於白話文，定義上自應在這範圍內認定，實不能苛求陳氏眼光要與魯迅一樣深遠，能體現五四精神革新。史學家既公認胡等新詩屬新文學作品，與此同性質的〈一日〉，自然也是屬新文學作品，而它早於〈狂人日記〉發表，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自是〈一日〉無疑。
綜上所論，陳衡哲的〈一日〉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之第一篇小說，應無疑義。魯迅的〈狂人日記〉雖未能成現代文學史上之第一，固美中不足，然絲毫無損於魯迅為現代文學奠基者的崇高地位，畢竟陳衡哲實無從與魯迅相比。何況，爭論誰是第一，並無多大意義。
註釋
註一：見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六八（1979）年十月二十日初版平裝本，P.125。
註二：見胡適〈小雨點‧序〉，載於陳衡哲《小雨點》，上海新月書店，民一七（1928）年四月初版，P.胡序。
註三：同註一，P.126。
註四：見萬平近〈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小說是《狂人日記》，還是《一日》〉，載於中國魯迅研究學會編《魯迅研究》第八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PP.235-254。
註五：見陳衡哲《小雨點‧改版自序》，上海商務印書館，民二四（1935）年七月初版，P.自序。
註六：同註四，P.238。
註七：同註四，P.248。
註八：同註四，P.247。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見魯迅〈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載於《魯迅全集》卷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出，1993年第1版，P.226。
註一一：見記者〈書報介紹〉，載於北平《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二號，民八（1919）年二月一日出版。
註一二：見傅斯年〈通信〉，載於同前註第一卷第五號，民八（1919）年五月一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