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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人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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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領略「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趣味


「見仁見智」意指對同一事情,每個人看法各異;我們(洪蘭與曾志朗)的「見『人』見智」,除了看法各異外,「人」與「智」更是代表著兩種不同寫作面向。


曾志朗見「人」,我見「智」,合在一起,便成了這本書「見人見智」。每個人背景不同,對不同一件事就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感受,就像同一座山「橫看成嶺側成峰」,雖然表面上不同,但實質上它是同一座山。我們在許多事情上正是這樣。我們在核心觀念相同(事實上,夫妻如果價值觀不同,這個婚姻不可能維持太久),但是個性不同,做事緩急不同,處理事情方法不同,表達的方式也不同。這本書是我們兩人對家庭與教育,多元智慧及閱讀的許多看法。我的部分是從遠見雜誌、聯合報專欄的文章匯集而成,曾志朗的部分是他的演講稿。兩人的文章一比對,核心的價值觀相同,但表達的方式不同,用「見人見智」作書名倒是非常貼切。


台灣近年來雖然在政治上好像是民主化了,但是在言論上逐漸形成「一言堂」 -- 我說了算。這是很危險的事,許多重大議題,院長、部長可以不顧民眾的反對,堅決要作,被質詢時拍胸脯保證說責任我負,但是出了問題,反正是公家的公帑,無底洞繼續填,我們覺得這是種危險的事。


聽別人說話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人是選擇性注意的動物,人只聽他喜歡的話,或是只聽進去他想聽的話。這是許多夫妻吵架的最主要原因,各人聽各人想要聽的話,事情永遠像『羅生門』。爭吵半天,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沒有定論,原來兩個人站在不同的點上說話,看出去的景象不同,自然就堅持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我們努力推動閱讀有一個原因就是閱讀可以幫助同理心的建構,從瞭解別人的感受進一步到從別人觀點來看事情。我們目前迫切需要國民從別人的觀點來看同一件事情,並且能包容與自己不同的看法。『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


感謝天下文化收集我們兩個的看法放在同一集子中,讓讀者看到生長背景不同、看法不同,但是只要核心觀念是相同的,這些不同可以生活在同一個屋頂底下。這個核心觀念其實是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對倫理道德的維護、對公平正義的堅持。這核心觀念也是維繫一個國家不向下沈淪的力量,是我們衷心希望現代的讀書人應該有的理想與骨氣。 <書摘1> 打破標準答案(洪蘭)


回台灣教書轉眼十三年了,這十三年中,雖然外面的大環境愈來愈開放,但是學生的視野還是沒有打開、仍然缺少自己的主見。如果問問題,學生一律是以課本上的答案為答案,不會添加自己的意思;如果繼續追問:「你自己怎麼想?」答案也是千篇一律:「跟課本一樣。」這現象使我憂心,這種教育不是培養領袖的教育,它是培養應聲蟲、盲從的教育。


有一次我和東元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周文德先生一起吃飯,他告訴我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念書時,有一次老師課堂發問,因為他先預習了才去上課,知道答案,於是就舉手回答。老師聽了沒有反應,只是繼續問:「你怎麼知道的?」他很得意的說:「書上說的。」他以為老師會稱讚他很用功、有預習,想不到老師說:「你作弊(You cheat)!」他大吃一驚。「cheat」這個字很嚴重,如果在西部拓荒時代,憑著這句話就可以到外面去決鬥,因為這是對人格的侮辱!他非常不解地坐下,看著老師把學生一個個叫起來問,才發現老師要的是你怎麼想︱基於書上給的資料,你自己怎麼認為。他說在這整堂課裡,他看到的是外國學生對著同樣的數據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看法,他才了解老師為什麼說「作弊」這個字︱把別人的意見當作自己的,不就是剽竊、欺騙嗎?


有創見的人不能被取代


那堂課對他是個震撼教育。過去在台灣念書的方式不適用了,過去對上司唯唯諾諾的態度也不適用了,商業社會要的是創見、新意,就如老師說的:「如果你什麼都聽我的、照我的話做,我為什麼要花大錢請MBA?我請個工讀生去執行就可以了。」在現今的社會裡,最可貴的是腦力、是獨特的見解,而不是貫徹老闆指令的人,因為有創見的人不能被取代,而執行者比比皆是。周先生說那堂課使他脫胎換骨,了解到一個人若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我聽了很感動,人之所以可貴就是在於每個人都不一樣、有不同的看法,這個自己的見解其實是自尊的來源。


今年(指二○○五年)二月號的《科學人》有一篇檢討美國加州十五年來大力推動學生自尊運動的成果,結果發現花了很多錢,一點效果都沒有。人為的提高學生自尊(空洞的讚美、降低考試難度等)並無法使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也不能防止行為偏差,更對毒品氾濫、未婚懷孕無效,反而犧牲掉以後學業的表現。空洞的讚美是虛偽,我們都不喜歡虛偽的人,孩子尤其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當每個人都得甲時,甲就沒有意義了。


培養孩子的見解在考試掛帥的升學主義下很困難,標準答案尤其是創意的劊子手,但是這是一條必須走的路,就算披荊斬棘也必須要做!如果不打破標準答案的心態,台灣在創意上不可能提升,國家會沒有前途。 <書摘2> 有多少孩子因為我們的無知,黯淡一生(洪蘭)


一位朋友的孩子因恐懼上學而常逃學,後因自殺在醫院中才被診斷出來為失讀症(dyslexia)。她一夜之間老了十年,看到我,抱著我痛哭,她說她哭的不是這個病,而是她冤枉了孩子這麼多年。她一直以為孩子是懶、不長進、是廢物,不知道原來是病。我聽了很感慨。也曾有個校長在退休後,才知道什麼是妥瑞氏症(Tourette syndrome),他一直以為是孩子壞,上課故意出聲音、罵髒話、做怪動作,不知道原來是基因的關係。他很後悔打了孩子二十年,但人生不能逆轉,後悔已莫及了。


大腦跟學習有很大的關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最近花了九千萬美金設了四個國家型腦與學習中心,用磁振造影(MRI)來探討有效的學習方式,尤其用DTI(diffusion tensor imaging)來看大腦連結的情形。智慧的定義現已變為神經連結的密度和方式,效率(efficiency)是知道該怎麼做(doing things right),效果(effectiveness)是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doing the right things)。前者是有能力,不浪費時間與精力去達成目的,是神經連結的方式;後者是有知識,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迅速產生預期效果,是神經連接的密度。學習要事半功倍,必須知道大腦的運作。


大人的態度對孩子有決定性的影響


近年來最大的突破是知道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是個交互作用,基因決定某個行為的出現,而這個行為回過頭來改變大腦神經迴路的連接。從腦造影圖片中看到,即使是同卵雙胞胎,基因相同,大腦結構相同,他們在做同一件事時,大腦活化的神經迴路也不同,因為他們後天的經驗不同。後天經驗正是我們教育可以著力的地方,我們的態度對孩子有決定性的影響。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因為我們的無知,黯淡的過了一生。


醫學在一八八五年就知道有妥瑞氏症(即所謂罵髒話的候爵夫人),失讀症則跟我們的染色體二、三、六、十五、十八有關,許多名人也有閱讀障礙,如邱吉爾、洛克斐勒、愛迪生、愛因斯坦、湯姆克魯斯,但都不因此而減少他們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其實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失讀症的記載。南朝宋孝武帝時令群臣賦詩,沈慶之不會寫字(史書說他「每恨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只好跟皇上說:「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皇帝便命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說:「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關,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不會讀、不會寫,一樣可以作詩,因為心智的啟發不是只有視覺,其他管道也都可以。他敢自比作張良,可見自視極高,沒有因自己不能讀寫而覺得低人一等,我們現在反而不及古人,不會讀書,便連人都不是了。


現在流行的四不一沒有,是:老師不會教,學生不快樂,家長不放心,政府不負責,畢業沒頭路。政府什麼時候能放下權力鬥爭,正眼看一下世界教育的趨勢呢? <書摘3> 有創造力的根本在閱讀 (洪蘭)


前幾天去參加一個喜宴,因為喜宴都很冗長,朋友念國一的女兒便帶了一本書來看,同桌的人發現她讀的是英文小說《清秀佳人》都大為驚歎。一個媽媽說:「好厲害喲!我讀到大學畢業都不曾看過一本英文小說。」


我也覺得看小說是學語文最好的方法,吃飯時特意坐到她旁邊與她聊聊。我問她看過哪些中文的小說,她回答一本都沒有,我很驚訝地說:「你看起來很愛閱讀,怎麼會一本中文的都沒看過呢?」她不屑地說:「中國文字又長又臭,拖泥帶水,我不喜歡!」我聽了很驚訝。中國文字簡潔,尤其對仗之美是全世界找不到的,還可以把字拆開來作對子,如「十口心思,思國思民思社稷」,「寸身言謝,謝天謝地謝君王」。前幾天是中秋節,有一個拆字對子便是「八目尚賞,賞花賞月賞秋香」。中國人用文字的結構來訓練孩子組合的巧思,用對仗來訓練學生思路的敏捷,是訓練人才最好的方法,所以古代的才子都是腦筋清楚、條理分明、舉一反三的人,如紀曉嵐等。一個人的國文程度好不好,才思敏不敏捷,一作對子便知道。蘇小妹在洞房之夜,出了一個對子:「閉門推出窗前月」,新郎如果對不出來,便不能進洞房,秦少游對不出來,蘇東坡急了,偷偷丟了一顆石子入池塘,秦少游便說:「投石沖破水中天」,對的非常好,成為千古佳話。這種需要立即的反應,就地取材的能力其實就是創造力所需的能力。


從古典小說中欣賞文字之美


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要娶杜翰林的女兒杜月芳時,杜小姐要試試文徵明的才學,便指著石旁的海棠說:「花裡神仙,無意偏逢蜀客。」因為海棠叫花裡神仙,又稱蜀客。文徵明看到窗外有竹子便說:「林中君子,有心來覓湘妃。」竹子有君子之稱,有一種竹叫湘妃竹。回答的不但好,而且和情境相扣,因為這次的不期而遇(無意偏逢蜀客)其實是求親(有心來覓湘妃)。所以要作對子,不僅要有急智,也要有寬廣的背景知識,不知道海棠叫花裡神仙便對不出來。而沒有知識是談不上發明的,背景知識來自閱讀,所以說創造力的根本在閱讀,兩者的神經機制是相同的,都是需要舉一反三的能力。


薛丁格(Erwin Shroedinger)曾說:「創造力最重要的不是發現前人所未見的,而是在人人所見到的現象中,想到前人所未想到的。」中國的謎語正是這樣,會猜謎的人特別會想到這個字另外的意義,如「車禍,打成語一句」,謎底為「乘人之危」,在這裡把動詞「乘」,解釋為「乘客」的「乘」,猜燈謎就需要腦筋靈光,轉的快,一個字的多重意思要在最短時間之內激發出來,這不就是創造力的基本條件嗎?


其實中國也有很多才子佳人的小說,如《兒女英雄傳》、《唐祝文周四傑傳》、《紅樓夢》等,比《清秀佳人》更好看,而且在看小說的過程中,不知不覺把古代的生活習慣、社會規範都看進去了,更增加對自己文化的了解,只是我們現在只崇尚西洋,孩子會看英文小說,不會看中文小說,我覺得很可惜,失去了作中國人最大的樂趣從讀古典小說中欣賞中國文字之美與意境之高。 <書摘4> 習得的無助(洪蘭)


上個月我去紐約開會,下飛機後在機場外排隊叫計程車去旅館,輪到我時,那輛計程車的前座坐了兩個人,並非如尋常的只有一位司機開車,因為長榮班機抵美東時都是半夜,我擔心深夜單身女客上了不尋常的車會不妥。正在猶疑間,這位韓國司機把頭伸出來跟我說:「No problem, my son.」原來前座是他兒子,今年二十歲,他們租了這輛車作生意,論天算錢。既然一天有二十四小時,沒有理由讓車空著不去賺錢,所以父子輪流開,父親開時,兒子睡覺,父親累了便換兒子開,兩人就在車上輪替,充分利用這輛車。他告訴我,只要存到十萬美金便可頂下一個雜貨舖來作生意。他是第一代移民,英文不好,只好用勞力賺錢,但是他的孫子一定可以用腦力賺錢。他的話令我肅然起敬,把身上的零錢都給他作小費,幫助他早日圓夢。


回台後,我跟好幾位朋友談起這位韓國計程車司機,問他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還會不會這麼拚命,大家都認為二十年前我們會,因為那時大家覺得有希望,好像只要很努力就會成功,社會上充滿了愛拚才會贏,天公疼憨人的心態。但是最近無力感增加了,大家覺得反正做不做都是一樣,幹嘛這麼拚。過去很多人會替兒孫存錢,給孩子一個更好的未來,現在很多人不願意生孩子,因為看不見明天。有一位同事本來要去訂購一個預售屋,因為國家領導人講了一句:若干年後,中華民國不曉得還存不存在?他就打消了這個念頭,租屋比較沒有壓力,得過且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心態,還沒有試,就先放棄。


重新尋找奮鬥的目標


在心理學上有個很有名的實驗,叫「習得的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兩隻狗關在相同的籠子裡,當燈光出現時,地板就通電,狗會被電擊。一開始時,兩隻狗都一樣驚慌,在籠子中亂轉,想要逃脫,但是很快地,一隻狗發現牠可以用鼻子去撞牆板,壓觸後面的開關把電停掉,另一隻狗卻是無論怎麼做都無法關掉電源,最後牠就放棄了嘗試,趴在地上認命哀鳴。


這個實驗的重點在實驗者把這兩隻狗移到新的環境、新的籠子,在這新籠子中,用鼻子推牆板不再停掉電源,但是只要跳過中間的閘欄,另一端是無電的、安全的。前面那隻過去可以自己關掉電源,有主控權的狗,在一開始時很驚慌,因為牠發現過去的那一套不管用了,情急之下,牠會跳過中間的閘欄,逃到無電的地方去;但是原來那隻放棄嘗試的狗,在全新的環境中也不會去試,牠會因為過去的不可逃脫而選擇認命,這隻狗會全身趴在通電的地板上,一切逆來順受,連哀鳴都放棄了,讓房間充滿皮毛燒焦的臭味,令人不忍。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想起這個實驗,但是我感覺到台灣現在很像那隻放棄的狗。


韓國在很多地方趕上我們,因為他們有奮鬥的目標,有看到未來的希望。我們現在缺的便是這個目標與希望:士兵不知為何而戰,人民不知為何而活。


在報上看到大學生去自殺,遺書上寫「我活夠了」,真是心驚膽戰,國家領導人必須讓人民看到希望,不然不必敵人攻打,自己內部就崩盤,看到韓國想到自己很是著急,我們為何還不趕快跳過那柵欄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今天行不健時,在台灣知識分子該如何自勵呢? <書摘5> 若隱若現的愉悅(洪蘭)


老友在做了一輩子公務員之後,終於買了一幢自己的房子,我們幾個人去恭賀他時,老倆口正在鬥氣,因為搬家時太太把先生單身時的一些相片丟掉,被先生及時搶救回來。太太丟的理由是「裡面又沒有你」,印證了我父親平日說的「相片只有對相片裡的人才有意義」,難怪他不肯照相。再看爭執的重點,原來是一張花花公子的兔女郎照片,她穿著一襲短衫,三點若隱若現,幾個男生立刻圍了過去,評頭論足,一致認為以前的比現在脫光光一目了然的有「味道」。我聽了覺得很有意思,從大腦觀點,全現的照片在視覺資訊上豐富得多,它會興奮比較多的神元,活化比較大的大腦區域,應該激起的感覺比模糊的更多才對,為什麼反會覺得「猶抱琵琶半遮面」比較吸引人呢?


大腦替你把中斷的線條連起來了


這可能跟人是演化來的有關。我們的袓先住在樹上時,樹葉茂密,很多東西都是若隱若現,輪廓不清楚,所以在視覺上就發展出一個「密合」的組織原則,大腦替你把中斷的線條連起來了。例如一個人站在籬笆後面,雖然他的身體被籬笆擋住,不是一個連續的線條,但是你並不會認為看到的是好幾塊同色物品,你的視覺會立刻把同色的東西放在一起,大腦替你把有缺口的線條連起來,你就看到一個人了。這個自動密合的功用非常重要,使我們可以辨識遠近不同層次的東西,而不需要看到全部才知道是什麼。如果老祖宗沒有這個能力,不能把被樹葉擋住的老虎、獅子身體連接起來,知道這些黃色的應該屬於一個東西,把這個訊息送到情緒中心的杏仁核,發出警告訊息,趕快逃命,我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所以顏色是分類最主要的線索,如果給小朋友一堆各種顏色、形狀的東西,請他分類,他會最先依顏色而分成紅的一堆、藍的一堆;如果再要他分,他才會依形狀、用途去分。也難怪女人逛街時買東西常要衣服配鞋子,鞋子配皮包,我們常不自覺的認為顏色相同的應該在一起。


至於為什麼若隱若現會更刺激,這是因為我們的視覺是演化來打敗偽裝,專門發現食物或天敵的。祖先生活的環境是充滿了各種偽裝,因此,每一次你多辨識出一個東西時,你大腦的情緒中心就會送出一個愉悅的訊號,鼓勵你再繼續。這現象在玩拼圖遊戲時最顯著,每次拼對一小塊,你都很高興,這個愉悅的感覺使你繼續去努力,直到拼完最後一塊。但是一旦完工,這塊拼圖對你就無吸引力了。也就是說,你有興趣的是過程,而不是成果。看若隱若現的兔女郎也是,大腦替你把未連的線條連了起來,給了你更大的想像空間,每一個連的動作都給了你一個愉悅感覺,因此你對半遮的就比全現的感到刺激。


其實,婚姻也是一樣,未婚前有許多憧憬和想像,所以城外人要急著殺進去;進去後,結果揭曉了,憧憬和想像消失,覺得不過如此,因此又想盡辦法逃出來。這個問題出在只追求結果,忽略了過程,一旦結果到手便只剩下失望。人生有很多事情重要的是中間的過程而不是最後的結果,如果能把每天的過程轉化成更接近目標的動力,日子就不會平淡而變成有生氣有活力了。 <書摘7> 閱讀的境界(曾志朗)


我對閱讀有一分非常不一樣的感覺,而這一分特殊感情的產生,要從我的母親說起。以前我看書做研究,就是找一些有興趣的、工作上需要的書來看,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後來有一次我媽媽生病了,我常回家陪她,晚上她躺在沙發上看電視,我因為對那些節目沒興趣,就在旁邊看書。有一天我媽媽忽然問我:「你是在看什麼?」那一陣子我剛好在看有關研究猴子的書,就跟她說了一些猴子有趣的故事等等。我媽媽就跟我說,他很喜歡看我看書的樣子,表情很豐富,有樂、有悲、有微笑、有生氣、有歎息,好像整個人沉浸在其中,渾然忘我。最後她告訴我,她這輩子最遺憾的,就是不識字,不然她也可以看有趣的書、知道一些不一樣的東西,而不用看數十年不變的電視劇。那一瞬間,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擁有了一項我母親非常嚮往,卻無法擁有的能力。


閱讀可到達的五個境界


從這件事之後,我開始走出研究室,往偏遠地區、第三世界推廣閱讀活動。我和一些朋友捐了許多書給台灣、大陸各地山區的小朋友,原本書對他們來說是很遙遠的,但是我們把書帶去,跟他們講解書裡的內容,漸漸就會發現書對他們產生很大的影響。我舉一個真實的例子,曾經有一個小朋友,看了我們帶去的一本有關種樹的書,就在自家後院試著種,結果很成功,鄰居都來請教他如何種,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最後這種樹竟然變成這個村落對外產銷的重要產品。從這個故事我們知道,「書」是會產生奇蹟的,會產生你意想不到的影響力。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常讀書的人和不讀書的人,到底有什麼差別?愈來愈多的研究證據顯示,經常閱讀、不停在思考的人,他的境界會跟別人不一樣,會有不一樣的觀點,而我把這種差異分為五個層次。


第一個境界,是到一個新的環境裡,知道如何去活動、去學習、去閱讀。


第二個境界,是知道閱讀有很多不同的層次和種類。比如說是在做區分、做整合,或是可以抽出原則、做延伸,或是告訴我們如何運用。


第三個境界,是閱讀多了以後,慢慢可以在書中發現許多機會。因為書裡有太多各式各樣的經驗,可以讓你去嘗試,這條路走不通,換一條就是了,你可以保持樂觀的心,不容易感到挫折。


第四個境界,是知道知識如何靈活運用在不同的地方,不一定跟著別人的腳步走,不會變成死讀書。


第五個境界,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也就是讀書不為任何功利的目的,不為考試,也不為工作,純粹為興趣、為休閒。到了這個境界的閱讀,當你發現手上的書只剩薄薄幾頁,你會開始擔心,接下來要看什麼。這時候你會想要做閱讀計劃,會去逛書店、上圖書館、上亞馬遜網站,閱讀開始有了動機。


以上這五個不同境界的閱讀,可以帶給我們兩個最大的好處。第一,是準確性,書讀多了以後,可以讓我們知道在什麼地方、該做什麼事、該說什麼話,都非常準確。第二,是批判性,你不會輕易相信某些報導,你知道真相會有其他的可能,會有自己的思考。所以,我覺得閱讀在境界之外,還能讓我們的思維準確而尖銳,這是非常重要的。 <書摘8> 面對公與義(曾志朗)


在一個以人為本的理想社會裡,公與義的核心價值概念為何?如果我們從教育的觀點去思考這個核心概念將有何主要的社會表現時,則答案很顯然的就是:「在這個社會裡出生的每一個嬰兒,不論其種族或家庭的社會及文化背景,都應該享有相等的機會,去接受國家以及民間社會所能提供的教育資源。」因此,若有一位小孩,因父母的出身背景,或家居偏遠地區,或屬於某一特定的文化族群,而被有意或無意的排除了他應有也確實可以有的受教機會,我們都可以說,這個社會仍然還沒有達到公與義的理想境界。


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因為在台灣這個在精神上已經被撕裂的社會,無論在洛桑管理學院的競爭力排名有多高,外匯存底有多豐厚,這個人人在教育機會上應該均等的概念,似乎離理想的境界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離島及偏遠地區的教育資源仍然嚴重缺乏;外籍新娘增多所導致的下一代教育問題日益嚴重;而母語教學與外語教學的衝突也愈來愈明顯;國家的考試竟然會出現族群文化歧視的問題而不自知;施行中教育改革的各項措施立意良好,但實施的結果非但沒有得到家長普遍的認同,甚至有走回頭路要求「恢復聯考」的呼聲,難道我們都忘了在聯考制度的影響下,「後段班」學生(通常是家長社經地位較低的那群學生)的災難了嗎?這種菁英分子的選擇性記憶,也是社會的公義未臻完善的一個重要指標。


建立心中那把「公義」之尺


其實,有惻隱之心又擁有道德良心的智識之士仍然很多,所以才有這一系列的「公」與「義」的論壇。但在一個未完「公」也未成「義」的社會裡,這些聲音是非常微弱的;當大家已習慣在叢林法則的喧嘩中較量,是很難有文明的省思的。所以,政府施政,尤其在教育的這一環,更要有決心與魄力去為弱勢團體撐起保護傘。但歷史也告訴我們,有了傘,也不一定就能避開風雨。真正重要的,還是要教會撐傘的人如何判定風向與雨勢,也就是說,所有的法規與條律強調的都是防衛性的治標方案,真正要主動自發的去弭平不公不義的作為,還是需要提升社會文化的內涵,使不公不義的事件變成刺眼的特殊情況,而不是人人視而不見的普遍現象。我們不但要為人們建立心中的那把「公義」之尺,更要強化那把尺的警覺度。


我們的社會是號稱非常民主的,但很多的民主運作方式卻多建立在民粹的行為上;我們的媒體也是號稱非常自由的,但媒體的言行卻常常以干擾他人的自由及否定他人的隱私為必要的賣點;我們的法治制度也號稱非常的完備,但違規可以被容忍,守法的觀念卻淪為八股。我們常常因為聽到大家說南部的紅綠燈是參考用的而笑成一團時,我們其實是在容忍不法;當我們聽到「數位落差」而不以為意時,我們其實是在容忍不公;當我們把慰安婦悲哀事件歸因為戰爭的必要之惡時,我們是在容忍不義。想想我們這些年來的社會教育,這些「不公」「不義」「不法」的言論居然喚不起人民的警惕之心。


最近(指二○○四年)也看了一份調查報告,其中針對中學生的問卷結果,令人怵目驚心,因為竟然有很大部分填寫問卷的學生,對於「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想法,不但表示肯定,而且深感認同。但仔細想想,我們雖然痛心看到這樣的結果,但實在不能說我們對這個結果感到驚訝,我們的政治人物,不是反覆在為他們一再欺騙的行為辯解嗎?在「昨是今非」和「昨非今是」的荒謬循環裡,我們怎能期待學生心中能夠建立一把「公義」之尺呢?尤其是一些原本被期待是社會的中道力量且應該有反省能力的哲士,卻也帶頭以未來的「目的」來合理化目前的「不當手段」時,我們哪能對學生們有不同的期待,期待他們擁有正確的價值判斷,甚至可以「撥亂反正」呢?這些學術界菁英們的辯解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他們說當前的亂象,只是產前的陣痛,彷彿過了一段時間,公理正義自然就會呱呱墜地,但這可能嗎?面對社會的複雜動態,我們哪能如此天真!也許未來歷史的長河會洗淨這段時日的污染,但我們實在不能樂觀,因為河流也會死亡。


營造社會行為之美


當一個社會不能堅持一些核心價值的理念,反而一再做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行為示範,而學者們又有意無意的在「公」與「義」的最後防線上棄守,社會的整體互信基礎就蕩然無存了,這才是我們這個社會目前最大的危機所在。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大家又互不信任到了極點,也沒有協調溝通的可能性,大家各有目的,各自將「不擇手段」合理化,而學者的功能也淪為競相把「合理化」粉飾成更為美麗的語言。大家只重視「講得真好!」卻沒有人願意從核心價值去檢討「是否做得真對?」


一個走入自動化世紀的現代社會,如果失去了社會互信(social trust)的基礎,人們很快就面臨「免於恐懼」的自由遭到剝奪。私人的講話可以隨時被公開引用,個人的資料經常有可能被暴露或被塗改,而人際關係也是翻臉如翻書一般的隨意,政治人物信誓旦旦的保證可以任意跳票,而這種反覆無常前後矛盾的言行,卻可以美其名曰:「因地制宜,換了座位就應該換腦袋的彈性效能。」那這個社會不走回叢林競鬥的境地,也是很難的。所以要有公與義的社會,就不能忽略社會互信的增強,就必須努力把破壞互信的作為降低。


除了保證教育機會均等及建立社會互信的當要之務外,我們的社會還要能對不公不義的事物發出自發性的警覺,並能堅持去伸張矯正。這需要個人追求完美意志力的培養,也就是說,我們還需要去營造一種「美」的氣氛,這裡的美指的是社會行為之美,也就是說,在合「法」、合「理」的訴求之外,更要有合「宜」的規範。合宜就是不媚俗,是品味的提升,也是格調的保證。它的塑造有賴於對藝術欣賞力的培養,也要借助於「體貼他人」 之心的展現。前者使我們眼界提高,脫離庸俗;後者使我們謙卑憫人,聞不平而動心。


很多人以為藝術教育只是培養抽象的鑑賞力而已,其實不然,它也是情意與動機能量的堅固力道,它讓人們發出熱情,不怕失敗,也無懼權威。在一個「公」與「義」都不理想的社會,隨時都會有破壞和諧之美的事物出現,有藝術涵養的人就會不平則鳴,才會鍥而不捨的去追求平反之道。我認為藝術教育對個人情操的涵蘊,才可能扭轉社會的風氣,這是當務之急! <書摘9> 政府欠我們一個有次序的生活環境(曾志朗)


相信上過普通心理學的人都對Maslow(馬斯洛)那個「需求的層次」的金字塔結構印象深刻。在最底下一層是基本的生存上的需求,例如,食物、水和空氣,再上一層是安全的需求,例如舒適、安全,免於恐懼的自由等。Maslow 認為只有在基本需求被滿足後,人才可能追求自尊、知識、美等高層次的需求。很不幸的,我們台灣現在就在金字塔最底下的第二層,我們甚至還沒有完成「安全的需求」,我們每天還活在恐懼中。


前幾天一九九八各大報的大消息是一份令人心驚的統計數字。就在母親節的前一天,有研究報告說台灣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媽媽,簡直是活在恐懼裡。因為太多的綁架與兇殺事件竟然一件又一件的出現在學校內外。有一個媽媽告訴我假如她的孩子今天晚回家,她的焦慮、不安、六神無主絕對是在捉狂的邊緣。我們的社會若是還停留在基本需求匱乏的階段,我們如何去談知識的追求、人性的昇華與自我的實現?對於台灣社會目前的亂象,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政府欠我們一個有次序的生活環境。


執法不嚴,法條形同虛設


建立規律的次序,才能突顯亂源,如果像現在上下交相亂,則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見「不規矩」的現象。為什麼台灣的社會會演變成現在這樣的亂象呢?這裡面執法不嚴,予許多人投機取巧的機會,我想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做壞事者沒有得到懲戒會使許多守法者覺得受騙、吃虧,為了不甘心做Sucker(冤大頭),許多原本不會犯法的人也跟著做違法的事,他們的理由是別人都在做,我為什麼不能?所以執法不嚴,徒令法條形同虛設,而且降低法令的公信力。


舉個例子來說,巷道不可以左轉,明明有很大的告示牌,但是許多人看看沒有警察,他就偷轉,只要有人帶頭,後面就會有一串車跟進,使得原本直走的車只好停下來讓他,或是往旁邊擠,自己權益被左轉車侵犯了,他又去侵犯別人的權益,最後弄得十字路口大家都得踩剎車,擠成一團,損人不利己。若是正好有警察,他又願意去執行公務,把違法者攔下來,這些人不但不認為自己違法反而搶天呼地起來,認為不公平,前面的人也轉了,你怎麼不去抓他?我只是「循例」,你怎麼就來抓我?弄得有法變得無法,而明明是無理也敢大聲的叫嚷,理直氣壯、是非不分,社會自然就亂成一團了。


這種執法不嚴最大的壞處是使民眾藐視法律,心存僥倖,心中不再有守法的觀念,認為冒險衝一下,衝得過是我賺到,衝不過是我倒楣,因為有這種念頭,一切靠運氣,信人不如信神,反正是虛無飄渺,台灣的廟宇就愈來愈多了。或許有人認為違規左轉、雙排停車、行走路肩等有什麼了不起,這些都是小瑕疵,對人格影響不大。若有這種想法真是大錯特錯了。人格的養成是從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不知不覺潛移默化形成的。這些小事,有形無形中就養成了不守法的觀念,法可以不遵守,這個法就形同廢紙,沒有絲毫拘束力了。以後壞事就愈做愈大,因為是非的界限已經模糊,因此社會就亂象叢生了。


民無信不立


要改正這個亂象其實很容易。君不見去年(指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起不戴安全帽騎機車要被取締?五月三十一日還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戴,經過連日嚴格的取締,開罰單後,戴安全帽的比例一下增加到百分之九十。表示人民是可以服從、遵守法律的,只要大家發現政府是玩真的,會嚴格執行的,就不會有人去以身試法,不然為什麼我們的同胞到了新加坡就變得守法的好公民?到了美國開車就不再亂闖呢?若能真正做到法令的執行,杜絕僥倖,我們的秩序會改進很多,所謂民無信不立,我們現在的確對政府、對司法沒有信心,不知道哪些法條是一定要遵守的,哪些又是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這種心態會造成對法律的不尊重,人民的投機僥倖心理,轉而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因此我認為在最基本的層次上,應該要先嚴厲執行法律,先達到法律前人人平等才能談別的,法再嚴,只要大家一樣都不會有太大反彈,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若能做到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又何患令不行呢?


所以要談心靈改革,必須政府有決心先去整頓社會的次序。在一個又髒又亂的房間裡,隨便丟一塊紙屑,根本不可能引起視覺的不快。但在一個窗明几淨的房間裡,隨便丟任何紙屑,都會令人怵目驚心,所以營造一個有次序與法律規範的社會,才是去除亂象的根本之道。


已故的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這麼一句名言:「不要去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應該自己問自己能為這個國家做些什麼。」這樣的境界並不適合台灣的現況,因為我們的政府中的官員對說話的前後不一致毫不以為意,而媒體使得人民覺得作奸犯法是司空見慣之事,多一件少一件都一樣。社會上有名望的人以及眾多政府的高官,對佛牙趨之若鶩,說什麼「它」可為我們消災祝福,但一位小學生問了一個很令人心酸的問題:「泰國人的生活不是比我們慘嗎?把保護他們的佛牙拿走了,他們怎麼辦?」這是赤子之聲,直指我們政府官員的為富不仁。對這樣的政府,我們能有什麼樣的期待?此時此地,我們要說的是:這個政府實在欠我們一個有次序的社會! <書摘10> 讀出創意(曾志朗)


如果你是亞洲人,如果你認為這本書的英文書名「Why Asians are less creative than westerners」冒犯了你,則我就有必要勸你大可不必動怒。因為根據西方一些被認為最有創意的人(例如佛洛依德)的看法,那些自認為比別人有創意的人,往往都是比較沒有創意的人才會有這種想法;尤其是在一個以西方的思維方式為基本模式,更把西方功利至上的看法奉為圭臬的社會形態中,比較東西方的創意程度,確實是令人不敢恭維。主要是創意本身是很難界定的,否則就不足以成為創意。


雖然我們無法界定「何為創意?」但對於什麼是沒有創意,卻好像是相當有共識,像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雖然有變化,但大家似乎都承認,這種變化少有創意;又如,見賢思齊若僅止於模仿,而不能在本質上有所改變,也只會惹來東施效顰的譏笑。所以,創意就是能見人之所未見,並能有效解決當前問題的新意。


創意的兩個先決條件


就這兩個準則而言,創意的出現至少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一個是把問題界定得清清楚楚的能力,另一個則是對問題的反應不會擇「舊」固執。前者指的是分析問題的能力,且把問題的表達轉換成為一個可以有解的問題;後者指的是思維的彈性,也就是說,不會只遵循標準答案的認知特質。當問題一出現就認識它,雖然當下還不知道解答,但只要解答一浮現,直覺上也就知道那就是解答,所以正確界定問題,需要強的分析能力;把問題講清楚,需要訓練好的表達能力;而有能力有意願去尋找「另類意見」的態度,需要的是豐富的常識以及廣泛的閱歷,也就是要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探索與冒險的精神。


學習是為了使自己不要重複學習,但是學會一件事物並習以為常後,卻往往當局者迷,不容易走出框架,而一旦環境劇烈變遷產生危機時,若是固執原來模式,不是被淘汰就是滅亡,這時,就需要有走出舊有藩籬的能力。人類從非洲出走前往新大陸,從狩獵畜牧到農耕,從語言、洞穴圖畫到文字出現,從電腦的發明到e化時代的來臨,從演化上來看,創意就存在於我們的基因裡!它其實也是演化得來的一種機制、一種天性。


如果我們就以上的分析去檢視東西方的創意展現,觀察東西方的教育文化,再去應證本書中所提的許多因為文化使其無法發揮創意的例子,我們會看到所謂「亞洲人沒創意」其實大都是文化制約造成的。我們應該要擔心!因為我們多數的教育措施都在扼殺學生的思維彈性,重視標準答案的測試方式更使學生只會背答案,而不是理解這個多元多變的社會。這本書有如一面鏡子,真的一再提醒我們的危機所在,但我們自救的方法在哪裡?


我認為養成學生閱讀課外讀物的習慣是唯一的解答,而且要家長、老師一齊努力,大家隨時都在閱讀,孩子們也就會跟著上路了。走吧!去買一本好書來讀!(《Asian創造力》推薦序,二○○三年八月十三日) <書摘>
快樂學習,學習快樂(曾志朗)



人類學家說只要有人群集聚的地方,就會有不同的社會組合;社會學家說只要有社會組合,就必須要有不同的分工;生物學家也讓我們看到了,昆蟲世界裡那種次序井然的分工體系;心理學家更是一再提醒我們,所有個人的心理特質,在一個群體裡,最顯著的就是個別差異的現象。這些分工、差異的本質是如此的清楚,它們是為了維護一個社會組織的基本條件。所以,一個社會的永續發展,完全取決於適性分工的開放性動力。但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卻在台灣的教育實踐歷程上出了問題。幾十年來,我們的教育理念一直強調五育(德、智、體、群、美)並重,而且社會上也一直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說詞,但實際上從教學到評量學生卻總是一「智」獨秀的局面,把許多受不了一烤再烤之煎熬的所謂「後段生」都逼出了教育的正軌,形成了社會上的另類暴力!


走出「唯智」的迷思


在一個民主意識抬頭,人民的經濟生活也較富裕的年代,這種「唯智」的教育暴力是不可能被容忍的。因此,當「園丁教授」所提出的多元智慧的概念傳到台灣的學界時,一下子就被所有關心教育的人士所認同。傳統的I.Q.概念也正受到新興的E.Q.概念的衝擊,而工商企業界要求提升C.Q.(creativity)的聲音,更是一波比一波的高漲。這一連串的事件,也直接、間接的為教育改革的訴求,塑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九年一貫制的課程革新因應而生,重點在開發多元的基本潛能,希望走出「唯智」的迷思,並讓所有的學童都能在適性的教育歷程中自然的成長。


可是,書本上的「多元智慧」概念,如何才能與實際的教與學結合呢?坊間當然有一些美國的經驗談,也有各類為多元智慧的教學而寫的教材、教法的書籍。但這些直接翻譯過來的教學方案,卻只能當作參考,而不能有效的觸動本地教師的教學靈感,因為教育本來就必須根植在本土文化的社會感知中。缺少了那分感知,教師們就很難從生活的體會中去捕捉多元智慧的實質意義。


三年前,教育部組合了一群教育界的學者與第一線的老師,讓他們一齊互切互磋,同心協力的去發展一套本土化的「多元智慧」教學方案,並且從中培養了多位「種子」教師,由國小漸至國中,慢慢把「多元智慧」的教學與評量概念,散布到各個「種子」學校裡。當時整合這一群研究人員的領導人就是田耐青教授。田老師是初等教育的專家,對台灣的學校知之甚詳,因此很能掌握學童、家長、教師與學校行政主管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她推動的教學方案,往往是言之有物且教之有效,而不是空談理論的教條文章。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將這些年的心得與經驗整理出來,以淺近易懂的文字把多元智慧的教學理念介紹給三歲到八歲兒童的家長與教師們。這是一項「善舉」,對九年一貫制的課程改革,會是一項重要的補強工作。


田教授的這本書還有一項特色,就是把每一元的智慧表現,和我們周圍所熟悉的人物結合在一起,這會使家長、教師在體會每一種不同智慧的外顯行為時,感到非常親切易解。例如,當我讀到對那位「荒野大鏢客」徐仁修的描述,我一方面想起他在森林裡的自在,一方面又想起他對維護自然景觀的堅持,他真是第八項智慧活生生的典型人物,看到他的行事與為人,家長、教師與學生都應能體認自然型智慧的內涵了!


三歲到八歲是個體成長的關鍵期,個人認知的形態與個人處事的情緒控管策略,都在這個時候定型。家長、教師以及教育主管單位若能以「多元」的眼光去看待兒童的心智發展,就比較不會發生揠苗助長的事情,也不會以一個典型的模式去束縛住兒童的個性發展。田老師的這本書能夠針對這個時段,是很有道理的。也許因為這本書的出現,使我們的學童能真正享受「快樂學習,學習快樂」的教育歷程,則這才是善莫大焉,故為之序。


(<多元智慧理論>序,一九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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