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跟其他許多動物一樣，充滿了好奇心；我們想要認知事物。擁有大量的知識是件好事，因為它在各種無法預測的情境中都可能派上用場。
常識性的思維包括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許多我們關切的問題涉及個別特殊事物，例如：「牛奶在哪裡？」「是誰在那裡？」其他有些問題較具普遍性，例如：「起司是如何製作的？」「老鼠可以活多久？」另外還有更為普遍的問題，包括「是什麼」的問句。一個喝下一大杯牛奶的小孩可能會問：「牛奶是什麼？」即使他很清楚如何使用「牛奶」一詞，他仍想知道牛奶是什麼。他所獲得的答案可能是如何從乳牛獲取牛奶的過程。在這個案例當中，答案已經是社會裡的共同知識。然而，在其他情況下，答案可能尚未形成常識性的知識，甚至還不是常識性的信念。舉例來說，有些人固然知道蜂蜜來自蜂巢，卻不知道它是如何產生的，就可能提出「蜂蜜是什麼？」的問題。當人們對水會結冰、又會再解凍的現象感到困惑時，也可能追問：「水是什麼？」科學正是從這樣的問題開始，包括關於特定植物或動物種類的性質問題。這些問題無關乎我們腦袋中的詞彙或概念，而是關於東西本身：牛奶、蜂蜜和水。畢竟詞彙和概念既不能吃，也不能喝。
問題接踵而至。太陽和月亮是什麼？火是什麼？光是什麼？聲音是什麼？對於現在被視為科學起源的那些問題，以及被視為哲學起源的問題之間，並沒有自然的界線。空間是什麼？時間是什麼？這些問題同時出現在物理和形上學中（形上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特別關注整體實在界），意義上並非完全不同，儘管各自獲得的解答可能大不相同。畢竟自然科學源於自然哲學。
「是什麼」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哲學初始的階段。柏拉圖（Plato, 429?-347 BCE）就曾問過：「正義是什麼？」「知識是什麼？」——這些依然是哲學的核心議題。他所問的並不是（古希臘的）詞彙或概念，而是關於正義和知識本身。當然，它們並不是像牛奶、蜂蜜或水那樣的具體物質，畢竟你無法擁有一公升的正義或一公斤的知識。然而，這並非哲學與自然科學間的差異。生物學也要回答「生命是什麼？」（以及其他許多問題）；但生命也不是具體物質，你無法擁有一公升或一公斤的生命。生命體與非生命體之間是有區別的；生物學的一項任務就是要說明兩者間的根本差異。同樣地，正義與不正義的行為也是有區別的，哲學（特別是政治哲學）的一項任務就是要說明其間的根本差異。知識和無知之間也有區別，哲學（特別是知識論）的另一項任務就是要說明這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普通常識肯認了生命、正義和知識；我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促使我們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它們。
當然，思索常識性的區別方式有時難以令人滿意。我們用來描繪它們的日常詞彙可能過於含糊，或是混淆了幾種不同的區分，又或者只標記了表面的差異。這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中都可能發生。也許我們需要引入新的術語來標示更為清晰或深入的區別，並建立更有助益的架構來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常識是起點，不是終點。
常識並非在哲學起步後就被拋棄的源頭。它持續扮演著另一種角色，作為哲學家用以檢驗暫定結論的一項依據。
………………
以常識作為判斷哲學理論的標準，顯然有個令人擔憂的地方。如果我們誤將一個錯誤的常識性信念當作常識性的知識，該怎麼辦？在某些社會中，他們相信「酷刑並非錯誤的」；事實上，他們甚至相信「我們都知道酷刑並非錯誤的」。然而，人權理論勢必推論出酷刑是錯誤的；身處該社會的哲學家，恐怕會以人權理論與常識性知識不一致為由，駁斥人權理論。但這樣的「駁斥」難道不是被蒙蔽了嗎？
這種擔憂的論點是：訴諸常識其實只是仰賴大眾偏見來判斷哲學理論的偽裝而已。此等懷疑在那些受到現代科學啟發的哲學家當中格外強烈，因為他們將常識視為「前科學的」(pre-scientific)。
常識性的思維包括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許多我們關切的問題涉及個別特殊事物，例如：「牛奶在哪裡？」「是誰在那裡？」其他有些問題較具普遍性，例如：「起司是如何製作的？」「老鼠可以活多久？」另外還有更為普遍的問題，包括「是什麼」的問句。一個喝下一大杯牛奶的小孩可能會問：「牛奶是什麼？」即使他很清楚如何使用「牛奶」一詞，他仍想知道牛奶是什麼。他所獲得的答案可能是如何從乳牛獲取牛奶的過程。在這個案例當中，答案已經是社會裡的共同知識。然而，在其他情況下，答案可能尚未形成常識性的知識，甚至還不是常識性的信念。舉例來說，有些人固然知道蜂蜜來自蜂巢，卻不知道它是如何產生的，就可能提出「蜂蜜是什麼？」的問題。當人們對水會結冰、又會再解凍的現象感到困惑時，也可能追問：「水是什麼？」科學正是從這樣的問題開始，包括關於特定植物或動物種類的性質問題。這些問題無關乎我們腦袋中的詞彙或概念，而是關於東西本身：牛奶、蜂蜜和水。畢竟詞彙和概念既不能吃，也不能喝。
問題接踵而至。太陽和月亮是什麼？火是什麼？光是什麼？聲音是什麼？對於現在被視為科學起源的那些問題，以及被視為哲學起源的問題之間，並沒有自然的界線。空間是什麼？時間是什麼？這些問題同時出現在物理和形上學中（形上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特別關注整體實在界），意義上並非完全不同，儘管各自獲得的解答可能大不相同。畢竟自然科學源於自然哲學。
「是什麼」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哲學初始的階段。柏拉圖（Plato, 429?-347 BCE）就曾問過：「正義是什麼？」「知識是什麼？」——這些依然是哲學的核心議題。他所問的並不是（古希臘的）詞彙或概念，而是關於正義和知識本身。當然，它們並不是像牛奶、蜂蜜或水那樣的具體物質，畢竟你無法擁有一公升的正義或一公斤的知識。然而，這並非哲學與自然科學間的差異。生物學也要回答「生命是什麼？」（以及其他許多問題）；但生命也不是具體物質，你無法擁有一公升或一公斤的生命。生命體與非生命體之間是有區別的；生物學的一項任務就是要說明兩者間的根本差異。同樣地，正義與不正義的行為也是有區別的，哲學（特別是政治哲學）的一項任務就是要說明其間的根本差異。知識和無知之間也有區別，哲學（特別是知識論）的另一項任務就是要說明這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普通常識肯認了生命、正義和知識；我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促使我們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它們。
當然，思索常識性的區別方式有時難以令人滿意。我們用來描繪它們的日常詞彙可能過於含糊，或是混淆了幾種不同的區分，又或者只標記了表面的差異。這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中都可能發生。也許我們需要引入新的術語來標示更為清晰或深入的區別，並建立更有助益的架構來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常識是起點，不是終點。
常識並非在哲學起步後就被拋棄的源頭。它持續扮演著另一種角色，作為哲學家用以檢驗暫定結論的一項依據。
………………
以常識作為判斷哲學理論的標準，顯然有個令人擔憂的地方。如果我們誤將一個錯誤的常識性信念當作常識性的知識，該怎麼辦？在某些社會中，他們相信「酷刑並非錯誤的」；事實上，他們甚至相信「我們都知道酷刑並非錯誤的」。然而，人權理論勢必推論出酷刑是錯誤的；身處該社會的哲學家，恐怕會以人權理論與常識性知識不一致為由，駁斥人權理論。但這樣的「駁斥」難道不是被蒙蔽了嗎？
這種擔憂的論點是：訴諸常識其實只是仰賴大眾偏見來判斷哲學理論的偽裝而已。此等懷疑在那些受到現代科學啟發的哲學家當中格外強烈，因為他們將常識視為「前科學的」(pre-scientif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