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商君書》的編成、流傳與版本源流
　　
　　《商君書》又名《商子》，今實存二十四篇，舊題「商鞅撰」。雖然自宋代以來就有學者對該書的作者提出懷疑甚至否定，但商鞅與《商君書》的密切關係，是誰都無法割裂的。孟子有言：「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所謂「知人論世」，《商君書》的研究還得從了解商鞅及其時代開始。

戰國──大變革的時代
　　被孔子譽為「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在幽王時被申國聯合繒國與戎夷攻滅，諸侯擁立死去的幽王的兒子宜臼為王，是為周平王。在鄭、晉、秦等諸侯國的護送下，周平王將都城由鎬京遷至雒邑，由此，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東周（後世史學家依據都城的地理方位而稱，以區別於此前定都鎬京的西周）。東周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階段，名義上都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平王東遷，並不僅僅是一次都城的轉移，它蘊含著更為深層的歷史意義。對周王朝而言，它宣告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權位漸趨衰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代已經過去，開始出現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的「無道」局面。對當時的社會來說，它帶來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面貌的深刻變化，正如晁福林先生所說：「春秋戰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變化都可以溯源到平王東遷所掀起的社會波濤的湧動。」
　　春秋時期，在社會形態、經濟領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已然發生了變化，但就變革的激烈程度和深刻程度而言，它和戰國時代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西漢學者劉向在《戰國策．書錄》中縱論周王朝的發展情況時指出，周自文王、武王始興以來，「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乃至於「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在康王、昭王之後，「雖有衰德」，但「綱紀尚明」。一直到四五百年之後的春秋時期，周王朝的「餘業遺烈，流而未滅」。等到春秋之後，「禮義衰矣」。到秦孝公時，「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在劉向看來，西周「崇道德，隆禮義」的「仁義之道」在春秋時餘緒尚存，到春秋之後的戰國時代才徹底「捐禮讓」、「棄仁義」。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在其《日知錄》論「周末風俗」時，將春秋與戰國兩個時代做了對比考察，茲引錄如下：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