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前言
《邪惡的哲學》一書完稿於二〇〇一年夏季。那年的九月十一日，我正坐在奧斯陸（Oslo）一家舒適餐廳內，與大學出版社（Universitetsforlaget）開會討論著《邪惡的哲學》的新書發表事宜。主編必須先行離席去幼稚園接小孩，我和責任編輯則是繼續天南地北閒聊著。兩分鐘過後，主編回來了，告訴我們好幾架客機撞上了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五角大廈（Pentagon）燒起來了，罹難人數恐怕上看數千位。起初我以為他只是在開玩笑，但隨即明白不是。我和責任編輯繼續坐著幾分鐘，沒怎麼說話，接著便起身離開去看新聞。
當時我曾考慮延後出版這本論及邪惡的書，以便將剛發生的事納入書中，但最終考量到事件時間點太過接近，書應該照原樣出版比較好。此外，我認為那天的事件證實了我的論述基本上正確無誤，尤其是強調理想主義的邪惡的部分；我想讀者自個兒有能耐看出，關於評估九一一攻擊事件及其後續引發效應，本書可能蘊含的重要意義。
這本書再刷過幾次，附上了新的後記，我藉此試圖讓書的內容與時俱進，不過主文仍維持不變。在書即將翻譯成英文版之際，我做了大幅修訂正文的決定。最重要的變動，莫過於某幾處文字改寫得更為簡練了。雖未刪除任何章節，但我發現部分的措詞過於繁冗，沒有必要。本書內容還新增了較近期出版的文獻，包括猶太大屠殺的相關資料；尤其更可以新增：關於九一一與其後續「反恐戰爭」的種種反思。當然，我也發現了無數個仍有改進空間的單一表述。
此一校訂過的挪威文第二版乃是我對英譯本修改的延伸。於此期間，就連挪威也遭受到極端恐怖攻擊：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奧斯陸市中心和于特島共有七十七人遇害。在一本探討邪惡的書內對這一事件不予評論雖說奇怪，可我並不打算讓安德斯．貝林．布萊維克擔任這版書的要角——他不配。
本質上，這本書和二〇〇一年秋季問世的那本是一樣的，在任何要點上，我都沒有改變自己的見解。儘管如此，很大一部分的初版內文已刪去，並加入了大致等量的新內容。
拉斯．史文德森
奧斯陸，二〇一三年一月
前言
多年前，在我剛開始認真研究邪惡的概念時，得先為這個概念的哲學重要性辯護。當時，此概念固然正經歷一波剛起步的「復興」，但在哲學界同行、乃至其他學者之間，邪惡的概念大抵只被視為神話、基督教傳統所留下的殘遺物。
在「復興」的最初階段，邪惡的概念大多只作為一種純粹的迷戀客體而出現。這股「迷戀」特別與作為美學客體的惡密切相關，惡在此顯得像是某種不一樣的事物，從而成為一股對抗無聊日常的力量。電影及其他媒介不斷向我們呈現愈發極端的邪惡，但這種惡基本上並不屬於道德範疇。虛構故事中的邪惡乃是仰賴其虛構性而生的。虛構的惡與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形成對比；相形之下，惡體現了一種超越乏味日常的可能。當這種美化成為主流論調，我們便會對恐怖視而不見；在純美學的眼光之下，其實並不存在受害者。作為一種純粹美學現象，惡成了一場沒有約束力的遊戲；我們得以縱情恣慾、尋歡作樂，要不就是流下一滴不那麼深刻的淚水。
邪惡概念復興的下一階段，其嚴肅性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們關注著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新聞，看著關於大規模屠殺、強暴與極端酷刑的報導。報導中充斥著太多無謂的殘暴行徑，像是我們都曾讀到，塞爾維亞軍隊強迫穆斯林父子彼此性交，或是強迫赤裸的穆斯林男子觀看女子脫衣，接著割下那些勃起男人的陰莖。要找到任何足以說明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的解釋，可謂難事一樁。南斯拉夫的事件令我們震驚不已，因為我們本以為，那些慘事不可能在今天——至少不會在我們這一帶的世界發生；而針對那些發生了的慘事，除了「邪惡」以外，可就找不到其他貼切的詞彙了。
接著我們便迎來了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邪惡的概念一下子成了政治討論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那一天，喬治．沃克．布希表示：「今天，我們的國家見證了邪惡。」東尼．布萊爾宣稱，「大規模恐怖主義是這個世界的新邪惡」，並且「不把這股邪惡從世上逐出，絕不罷休」。艾里爾．夏隆迅速跟進，將恐怖主義描述為「殘酷、邪惡、人性價值蕩然無存」。九一一過後，邪惡的概念在使用上多了一項引人注目的特徵，那就是我所稱的「惡魔般的邪惡」成了主論調。布希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沒有靈魂也沒有良知」，科林．鮑爾則聲稱：「他［賓．拉登］的血管內沒有流淌任何一滴人性的善」。如同我將試圖說明的，此乃對邪惡的原始理解，無法確切描繪出蓋達組織（al-Qaida）展現的邪惡。
九一一事件及其後數年的「反恐戰爭」，向我們展示了此一概念依舊強大的威力，尤其是其使用連帶引發的種種危險。大規模侵襲，比如說針對加薩（Gaza）巴勒斯坦平民的襲擊，皆以對抗邪惡作為正當理由。既然恐怖主義被定義為絕對的惡，哈馬斯（Hamas）又是恐怖組織，那麼近乎任何殲滅他們的手段都被以色列一方視為可接受的，無論那些手段會對巴勒斯坦平民造成何等苦難。這裡有一點值得牢記在心，我會在本書後面再度提及：即便一個人有充分理由把對手認定為惡，也不能證明他自身的良善。雙方非常有可能皆為惡者。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人在布達佩斯（Budapest）。下午將近四點，我收到好幾則文字消息，說有一枚大型炸彈在奧斯陸的政府大樓區爆炸。我轉頭問女友：「這該不會是挪威版的蒂莫西．麥克維？」 隨後有來訊稱，幕後黑手最有可能是蓋達組織；由於當時沒理由不這麼認為，我也就接受了這個說法。訊息持續湧入，報道著死傷、大規模毀損、媒體機構及火車站的疏散撤離。然後，晚上快七點時我接獲消息：于特島——社會民主主義青年黨的夏令營舉辦地——也遭受了攻擊，數名年輕人喪生。當時我站在匈牙利首都的街頭，眼淚撲簌簌地滑下臉頰。我們在飯店房間裡徹夜追看新聞，于特島的死亡人數初估為十人，挪威明確遭逢了國史上最大的慘劇之一。終於，我們睡著了。隔天早上醒來後，我聽到女友說出的第一句話是：「于特島上有八人死亡。」我回：「幸好不像昨天報道的那麼多。」她接著說：「是八十人死亡！」我的腦筋頓時一片空白。最終情況我們後來才得知：于特島共有六十九人遇害，六十六人受傷；位於奧斯陸的政府大樓區有八人遇害，三十人受傷；合計七十七人身亡。而兇手根本不是什麼蓋達組織的成員，是三十二歲的道地挪威白人安德斯．貝林．布萊維克。首相延斯．斯托騰貝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此為不折不扣的邪惡。」要同意這般說法很是容易，但在以此描述一個行為時，反思我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又應該是什麼意思——卻也同時是很關鍵的。
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發生了許多變動。起初，幾乎所有關於施虐癖和種族滅絕的題材我都打算省略不提，因為我想著重於一般、不是超凡的邪惡。但後來逐漸顯露的事實是，我們對惡的想像與這些極端現象有著極強的關聯性，非將之納入不可。人們腦中最鮮明的種種邪惡印象，往往是由「禽獸」所犯下的極端行徑。人模人樣的衣冠「禽獸」或許存在——我指的是那些犯行罪大惡極到身為人類的我們無法認同的人——但就算是這樣，這樣的人實在太少，遠不足以解釋一般人際間的邪惡。歸根究柢，除了「成就大部分險惡的，恰為我們這些正常、還算正直且友善的人」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了；然而我們卻抗拒把自己描述為惡人，惡的往往是「別人」。
我在本書中會大幅著墨於納粹大屠殺，因為針對大屠殺加害者的研究相當廣博，我們得以從中以獨特視角洞悉，徹頭徹尾的普通人怎麼會要對可想得到的最大邪惡負責。在討論納粹大屠殺時，我不會聚焦在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而是更著重在參與大規模種族滅絕的「普通」人。我最關心的莫過於，邪惡的概念對於我們身為道德行為者的自我理解有何重要性，而就希特勒的例子而言，我們當中鮮少有人具備更多贊同他的基礎；面對其他行為者，我們反而就能予以認同。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不會聚焦在連環殺手及類似的案例。我將不會主張「我們」與「禽獸」之間存在壁壘分明的差別；傑佛瑞．丹墨的父親萊昂內爾．丹墨（Lionel Dahmer）就寫道，自己起先無法理解，兒子怎會成為美國史上最凶惡的連環殺手之一，兒子在他眼中成了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直到後來，他才緩慢而確實地開始體悟到：「某些因素恐怕使我成為我兒子變成的那種人」。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某些面向，一遇到像傑佛瑞．丹墨身處的那種情況，便會極端激烈地表露出來。不過我也認為，對像丹墨這樣的人——一名明顯高度精神錯亂的年輕人——產生認同的基礎非常薄弱，我因而選擇將焦點放在平凡的惡人。令我感興趣的是，邪惡的概念能為自我理解帶來什麼幫助。
要是自以為有本事把邪惡解釋得一清二楚，那可是一種面對知識的夜郎自大。寫作本書的期間，我對邪惡的看法產生了轉變：起初它特別教人著迷，繼而愈發令人恐懼，最終尤其讓我深感悲傷。歸根究柢，或許這正是惡的本質：悲傷。我合理地認為，讀者有能力自行想像我提及的那些事件的細節；若有人期待能讀到一連串惡行的詳述、哪些酷刑器具曾被使用以及仍在使用、各名連環殺手讓受害者遭受了什麼痛苦、種種極端處決方式等等，那他們恐怕要失望了——這類細節我大部分全都省略了。寫進一連串這類的描述說不定會讓書讀來更「趣味橫生」，可是我的首要打算並不是寫一本趣味橫生的書；況且我認為，那些概括性、較為冷靜客觀的描述，就已經夠令人髮指了。
本書的主題過於龐雜、多元且模糊，任何一種表述皆無法十全十美地予以概括。不論是在寫作的哪一個階段，我都從未胸懷雄心壯志要提出一部全面概述，將惡的完整複雜性一網打盡，並為惡迫使我們面臨的種種問題提出解方。即使只是將目標限於探究幾個我認為特別核心的面向，結果仍是一項遠比我原先想像更棘手的任務。我原以為自己具備充分的學術條件，足以勝任撰寫此書，但隨著我著手查閱文獻資料，卻逐漸感到溺水般的不知所措。我從未處理過需要查閱這麼龐大資料的課題，採納的也只不過是所有文獻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我還不得不省略許多我自己覺得非常有趣的題材，不過最重要的點但願都已涵蓋其中。這也不是一部《邪惡史》，儘管我會動用到史料。一部完整的邪惡觀念史，從《舊約聖經》（或甚至更早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一路探討至今，可會是一項無比浩大的工程；因此，我選擇了將研究限縮在幾個我覺得特別有趣且重要的主題和理論家。
關於惡的起源，傳統上有四種解釋：（1）人被一股邪惡的超自然力量附身或誘惑；（2）人天生就註定會做出某種可謂惡行的行為；（3）人受其所處環境形塑而犯下惡行；（4）人是自由的，並選擇依循惡而行事。其中，我將著重討論（3）和（4），會較為簡略處理（2）；（1）的話我則是不打算討論，因為依我所見，那並非理性思考的標的，而是純粹只關乎宗教信仰。因此，我也不會將魔鬼與敵基督（Antikrist）的存在帶進討論，畢竟比起哲學，這些主題更屬於神學、宗教史與宗教社會學的範疇。作為一種詮釋的層級，魔鬼基本上在十八世紀間便失效了。宗教、魔法和神話相關的主題並非本書的核心，儘管針對惡的問題，也就是神的存在能否與世上存有的種種邪惡相容，我倒是進行了相對詳細的討論。比起神，我更關心的對象是人——這當然與我沒有信仰有關。選擇從人性出發來理解惡，並不意味著這麼做的我自認已證實了惡的根源，而只不過是在說，我將分析置於惡的主要顯現之處。在邪惡的問題上，哲學與神學之間固然往往劃不清界線，但我選擇比一般探討邪惡的相關文獻更大幅地排除神學層面——除了第一部分，其主旨是惡之問題的傳統神學解方。我將主要採取現代、世俗、西方的觀點；對我來說，邪惡關乎的是人際關係，而非某股超然的力量。我們將惡行稱作「非人」，這樣的說法卻是把事實顛倒過來了，因為惡乃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就如威廉．布萊克所寫的那樣：「殘酷懷著顆人心。」
我寫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揭露「惡根」、找尋萬惡湧現的源頭，而是主要描寫人類行為生活的一些特徵、其中蘊含的正面及負面可能性。我們面臨的問題尤其在於，負面可能性遠大於正面。純粹就因果而論，作惡比行善容易；對他人造成餘生揮之不去的傷害，比為他帶來同等程度的益處容易；讓整個民族遭受巨大苦難，比為他們帶來同等程度的福祉容易。簡言之，在我們行善與作惡的能力上存在著一種不對稱性。此乃人類行為的先決條件，然而寧願做好事也不要做壞事，正是我們身肩的任務。比起受害者，本書更多是出於希望理解加害者而寫成，我更著重於犯下之邪惡，而非承受之邪惡。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受害者應該獲得更大關注度才對，但我的同情心與哪一方同在，這就無需多言了。
＊＊＊
一路上獲得朋友和同事們的從旁協助，我何其榮幸。安妮．格蘭貝格（Anne Granberg）、托馬斯．尼爾森（Thomas Nilsen）、希爾德．諾爾格倫（Hilde Norrgrén）、赫爾格．斯瓦勒（Helge Svare）以及克努特．烏拉夫．奧默斯（Knut Olav Åmås）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設性的評語、指出缺失，並建議幾處重要刪改。赫爾格．尤爾海姆（Helge Jordheim）提供了一系列改善建議，包含第二部分章節的重新編排，使本書更為清晰有序。艾納．厄弗倫格（Einar Øverenget）針對關於鄂蘭的章節提出了指教意見。責任編輯英格麗．于格爾維克（Ingrid Ugelvik）則是以出色的手腕追蹤照料了本出版計畫。在此由衷感謝以上所有人，他們的貢獻使本書比起我獨自能達成的更加出色。任何遺留下來的錯誤和疏漏，責任當然完全由我一人承擔。
《邪惡的哲學》一書完稿於二〇〇一年夏季。那年的九月十一日，我正坐在奧斯陸（Oslo）一家舒適餐廳內，與大學出版社（Universitetsforlaget）開會討論著《邪惡的哲學》的新書發表事宜。主編必須先行離席去幼稚園接小孩，我和責任編輯則是繼續天南地北閒聊著。兩分鐘過後，主編回來了，告訴我們好幾架客機撞上了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五角大廈（Pentagon）燒起來了，罹難人數恐怕上看數千位。起初我以為他只是在開玩笑，但隨即明白不是。我和責任編輯繼續坐著幾分鐘，沒怎麼說話，接著便起身離開去看新聞。
當時我曾考慮延後出版這本論及邪惡的書，以便將剛發生的事納入書中，但最終考量到事件時間點太過接近，書應該照原樣出版比較好。此外，我認為那天的事件證實了我的論述基本上正確無誤，尤其是強調理想主義的邪惡的部分；我想讀者自個兒有能耐看出，關於評估九一一攻擊事件及其後續引發效應，本書可能蘊含的重要意義。
這本書再刷過幾次，附上了新的後記，我藉此試圖讓書的內容與時俱進，不過主文仍維持不變。在書即將翻譯成英文版之際，我做了大幅修訂正文的決定。最重要的變動，莫過於某幾處文字改寫得更為簡練了。雖未刪除任何章節，但我發現部分的措詞過於繁冗，沒有必要。本書內容還新增了較近期出版的文獻，包括猶太大屠殺的相關資料；尤其更可以新增：關於九一一與其後續「反恐戰爭」的種種反思。當然，我也發現了無數個仍有改進空間的單一表述。
此一校訂過的挪威文第二版乃是我對英譯本修改的延伸。於此期間，就連挪威也遭受到極端恐怖攻擊：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奧斯陸市中心和于特島共有七十七人遇害。在一本探討邪惡的書內對這一事件不予評論雖說奇怪，可我並不打算讓安德斯．貝林．布萊維克擔任這版書的要角——他不配。
本質上，這本書和二〇〇一年秋季問世的那本是一樣的，在任何要點上，我都沒有改變自己的見解。儘管如此，很大一部分的初版內文已刪去，並加入了大致等量的新內容。
拉斯．史文德森
奧斯陸，二〇一三年一月
前言
多年前，在我剛開始認真研究邪惡的概念時，得先為這個概念的哲學重要性辯護。當時，此概念固然正經歷一波剛起步的「復興」，但在哲學界同行、乃至其他學者之間，邪惡的概念大抵只被視為神話、基督教傳統所留下的殘遺物。
在「復興」的最初階段，邪惡的概念大多只作為一種純粹的迷戀客體而出現。這股「迷戀」特別與作為美學客體的惡密切相關，惡在此顯得像是某種不一樣的事物，從而成為一股對抗無聊日常的力量。電影及其他媒介不斷向我們呈現愈發極端的邪惡，但這種惡基本上並不屬於道德範疇。虛構故事中的邪惡乃是仰賴其虛構性而生的。虛構的惡與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形成對比；相形之下，惡體現了一種超越乏味日常的可能。當這種美化成為主流論調，我們便會對恐怖視而不見；在純美學的眼光之下，其實並不存在受害者。作為一種純粹美學現象，惡成了一場沒有約束力的遊戲；我們得以縱情恣慾、尋歡作樂，要不就是流下一滴不那麼深刻的淚水。
邪惡概念復興的下一階段，其嚴肅性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們關注著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新聞，看著關於大規模屠殺、強暴與極端酷刑的報導。報導中充斥著太多無謂的殘暴行徑，像是我們都曾讀到，塞爾維亞軍隊強迫穆斯林父子彼此性交，或是強迫赤裸的穆斯林男子觀看女子脫衣，接著割下那些勃起男人的陰莖。要找到任何足以說明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的解釋，可謂難事一樁。南斯拉夫的事件令我們震驚不已，因為我們本以為，那些慘事不可能在今天——至少不會在我們這一帶的世界發生；而針對那些發生了的慘事，除了「邪惡」以外，可就找不到其他貼切的詞彙了。
接著我們便迎來了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邪惡的概念一下子成了政治討論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那一天，喬治．沃克．布希表示：「今天，我們的國家見證了邪惡。」東尼．布萊爾宣稱，「大規模恐怖主義是這個世界的新邪惡」，並且「不把這股邪惡從世上逐出，絕不罷休」。艾里爾．夏隆迅速跟進，將恐怖主義描述為「殘酷、邪惡、人性價值蕩然無存」。九一一過後，邪惡的概念在使用上多了一項引人注目的特徵，那就是我所稱的「惡魔般的邪惡」成了主論調。布希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沒有靈魂也沒有良知」，科林．鮑爾則聲稱：「他［賓．拉登］的血管內沒有流淌任何一滴人性的善」。如同我將試圖說明的，此乃對邪惡的原始理解，無法確切描繪出蓋達組織（al-Qaida）展現的邪惡。
九一一事件及其後數年的「反恐戰爭」，向我們展示了此一概念依舊強大的威力，尤其是其使用連帶引發的種種危險。大規模侵襲，比如說針對加薩（Gaza）巴勒斯坦平民的襲擊，皆以對抗邪惡作為正當理由。既然恐怖主義被定義為絕對的惡，哈馬斯（Hamas）又是恐怖組織，那麼近乎任何殲滅他們的手段都被以色列一方視為可接受的，無論那些手段會對巴勒斯坦平民造成何等苦難。這裡有一點值得牢記在心，我會在本書後面再度提及：即便一個人有充分理由把對手認定為惡，也不能證明他自身的良善。雙方非常有可能皆為惡者。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人在布達佩斯（Budapest）。下午將近四點，我收到好幾則文字消息，說有一枚大型炸彈在奧斯陸的政府大樓區爆炸。我轉頭問女友：「這該不會是挪威版的蒂莫西．麥克維？」 隨後有來訊稱，幕後黑手最有可能是蓋達組織；由於當時沒理由不這麼認為，我也就接受了這個說法。訊息持續湧入，報道著死傷、大規模毀損、媒體機構及火車站的疏散撤離。然後，晚上快七點時我接獲消息：于特島——社會民主主義青年黨的夏令營舉辦地——也遭受了攻擊，數名年輕人喪生。當時我站在匈牙利首都的街頭，眼淚撲簌簌地滑下臉頰。我們在飯店房間裡徹夜追看新聞，于特島的死亡人數初估為十人，挪威明確遭逢了國史上最大的慘劇之一。終於，我們睡著了。隔天早上醒來後，我聽到女友說出的第一句話是：「于特島上有八人死亡。」我回：「幸好不像昨天報道的那麼多。」她接著說：「是八十人死亡！」我的腦筋頓時一片空白。最終情況我們後來才得知：于特島共有六十九人遇害，六十六人受傷；位於奧斯陸的政府大樓區有八人遇害，三十人受傷；合計七十七人身亡。而兇手根本不是什麼蓋達組織的成員，是三十二歲的道地挪威白人安德斯．貝林．布萊維克。首相延斯．斯托騰貝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此為不折不扣的邪惡。」要同意這般說法很是容易，但在以此描述一個行為時，反思我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又應該是什麼意思——卻也同時是很關鍵的。
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發生了許多變動。起初，幾乎所有關於施虐癖和種族滅絕的題材我都打算省略不提，因為我想著重於一般、不是超凡的邪惡。但後來逐漸顯露的事實是，我們對惡的想像與這些極端現象有著極強的關聯性，非將之納入不可。人們腦中最鮮明的種種邪惡印象，往往是由「禽獸」所犯下的極端行徑。人模人樣的衣冠「禽獸」或許存在——我指的是那些犯行罪大惡極到身為人類的我們無法認同的人——但就算是這樣，這樣的人實在太少，遠不足以解釋一般人際間的邪惡。歸根究柢，除了「成就大部分險惡的，恰為我們這些正常、還算正直且友善的人」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了；然而我們卻抗拒把自己描述為惡人，惡的往往是「別人」。
我在本書中會大幅著墨於納粹大屠殺，因為針對大屠殺加害者的研究相當廣博，我們得以從中以獨特視角洞悉，徹頭徹尾的普通人怎麼會要對可想得到的最大邪惡負責。在討論納粹大屠殺時，我不會聚焦在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而是更著重在參與大規模種族滅絕的「普通」人。我最關心的莫過於，邪惡的概念對於我們身為道德行為者的自我理解有何重要性，而就希特勒的例子而言，我們當中鮮少有人具備更多贊同他的基礎；面對其他行為者，我們反而就能予以認同。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不會聚焦在連環殺手及類似的案例。我將不會主張「我們」與「禽獸」之間存在壁壘分明的差別；傑佛瑞．丹墨的父親萊昂內爾．丹墨（Lionel Dahmer）就寫道，自己起先無法理解，兒子怎會成為美國史上最凶惡的連環殺手之一，兒子在他眼中成了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直到後來，他才緩慢而確實地開始體悟到：「某些因素恐怕使我成為我兒子變成的那種人」。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某些面向，一遇到像傑佛瑞．丹墨身處的那種情況，便會極端激烈地表露出來。不過我也認為，對像丹墨這樣的人——一名明顯高度精神錯亂的年輕人——產生認同的基礎非常薄弱，我因而選擇將焦點放在平凡的惡人。令我感興趣的是，邪惡的概念能為自我理解帶來什麼幫助。
要是自以為有本事把邪惡解釋得一清二楚，那可是一種面對知識的夜郎自大。寫作本書的期間，我對邪惡的看法產生了轉變：起初它特別教人著迷，繼而愈發令人恐懼，最終尤其讓我深感悲傷。歸根究柢，或許這正是惡的本質：悲傷。我合理地認為，讀者有能力自行想像我提及的那些事件的細節；若有人期待能讀到一連串惡行的詳述、哪些酷刑器具曾被使用以及仍在使用、各名連環殺手讓受害者遭受了什麼痛苦、種種極端處決方式等等，那他們恐怕要失望了——這類細節我大部分全都省略了。寫進一連串這類的描述說不定會讓書讀來更「趣味橫生」，可是我的首要打算並不是寫一本趣味橫生的書；況且我認為，那些概括性、較為冷靜客觀的描述，就已經夠令人髮指了。
本書的主題過於龐雜、多元且模糊，任何一種表述皆無法十全十美地予以概括。不論是在寫作的哪一個階段，我都從未胸懷雄心壯志要提出一部全面概述，將惡的完整複雜性一網打盡，並為惡迫使我們面臨的種種問題提出解方。即使只是將目標限於探究幾個我認為特別核心的面向，結果仍是一項遠比我原先想像更棘手的任務。我原以為自己具備充分的學術條件，足以勝任撰寫此書，但隨著我著手查閱文獻資料，卻逐漸感到溺水般的不知所措。我從未處理過需要查閱這麼龐大資料的課題，採納的也只不過是所有文獻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我還不得不省略許多我自己覺得非常有趣的題材，不過最重要的點但願都已涵蓋其中。這也不是一部《邪惡史》，儘管我會動用到史料。一部完整的邪惡觀念史，從《舊約聖經》（或甚至更早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一路探討至今，可會是一項無比浩大的工程；因此，我選擇了將研究限縮在幾個我覺得特別有趣且重要的主題和理論家。
關於惡的起源，傳統上有四種解釋：（1）人被一股邪惡的超自然力量附身或誘惑；（2）人天生就註定會做出某種可謂惡行的行為；（3）人受其所處環境形塑而犯下惡行；（4）人是自由的，並選擇依循惡而行事。其中，我將著重討論（3）和（4），會較為簡略處理（2）；（1）的話我則是不打算討論，因為依我所見，那並非理性思考的標的，而是純粹只關乎宗教信仰。因此，我也不會將魔鬼與敵基督（Antikrist）的存在帶進討論，畢竟比起哲學，這些主題更屬於神學、宗教史與宗教社會學的範疇。作為一種詮釋的層級，魔鬼基本上在十八世紀間便失效了。宗教、魔法和神話相關的主題並非本書的核心，儘管針對惡的問題，也就是神的存在能否與世上存有的種種邪惡相容，我倒是進行了相對詳細的討論。比起神，我更關心的對象是人——這當然與我沒有信仰有關。選擇從人性出發來理解惡，並不意味著這麼做的我自認已證實了惡的根源，而只不過是在說，我將分析置於惡的主要顯現之處。在邪惡的問題上，哲學與神學之間固然往往劃不清界線，但我選擇比一般探討邪惡的相關文獻更大幅地排除神學層面——除了第一部分，其主旨是惡之問題的傳統神學解方。我將主要採取現代、世俗、西方的觀點；對我來說，邪惡關乎的是人際關係，而非某股超然的力量。我們將惡行稱作「非人」，這樣的說法卻是把事實顛倒過來了，因為惡乃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就如威廉．布萊克所寫的那樣：「殘酷懷著顆人心。」
我寫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揭露「惡根」、找尋萬惡湧現的源頭，而是主要描寫人類行為生活的一些特徵、其中蘊含的正面及負面可能性。我們面臨的問題尤其在於，負面可能性遠大於正面。純粹就因果而論，作惡比行善容易；對他人造成餘生揮之不去的傷害，比為他帶來同等程度的益處容易；讓整個民族遭受巨大苦難，比為他們帶來同等程度的福祉容易。簡言之，在我們行善與作惡的能力上存在著一種不對稱性。此乃人類行為的先決條件，然而寧願做好事也不要做壞事，正是我們身肩的任務。比起受害者，本書更多是出於希望理解加害者而寫成，我更著重於犯下之邪惡，而非承受之邪惡。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受害者應該獲得更大關注度才對，但我的同情心與哪一方同在，這就無需多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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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獲得朋友和同事們的從旁協助，我何其榮幸。安妮．格蘭貝格（Anne Granberg）、托馬斯．尼爾森（Thomas Nilsen）、希爾德．諾爾格倫（Hilde Norrgrén）、赫爾格．斯瓦勒（Helge Svare）以及克努特．烏拉夫．奧默斯（Knut Olav Åmås）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設性的評語、指出缺失，並建議幾處重要刪改。赫爾格．尤爾海姆（Helge Jordheim）提供了一系列改善建議，包含第二部分章節的重新編排，使本書更為清晰有序。艾納．厄弗倫格（Einar Øverenget）針對關於鄂蘭的章節提出了指教意見。責任編輯英格麗．于格爾維克（Ingrid Ugelvik）則是以出色的手腕追蹤照料了本出版計畫。在此由衷感謝以上所有人，他們的貢獻使本書比起我獨自能達成的更加出色。任何遺留下來的錯誤和疏漏，責任當然完全由我一人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