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動作電位
信念，使我們賴以為生。信念帶給我們篤定感――或者更精確地說，在我們內心最沒底的時候，它給了我們篤定的表象。信念揭示了我們最深處的熱情，或者至少給了我們一個值得熱情以赴的理由。信念利用堅定的共同目標，把原本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凝聚在一起，變成一個有愛的大家庭。多麼美好！如果這些信念能匯聚成一套尚算自洽的世界觀，我們就能得意洋洋地宣告：我們擁有了「意識型態」――一套我們據以生活、並與他人共享的真理及道德準則。多麼簡單！
信念，就是我們需要的一切。無論這套意識型態的使命是古老或新穎、宗教或世俗、保守或反動，是在網路上流傳還是透過肉身傳遞，它都讓我們做好準備：去分辨是非對錯、善惡之別，區分這是一個合乎道德的抉擇，還是一個愚蠢或自私的決定。在那些自認睿智的權威引領之下，我們開始想像在人間建立天堂般的烏托邦，並且擬定各種策略，為的是避開即將到來的災難與道德浩劫。我們開始擁抱新的符號，採納新的風格，融入一個新的大家庭，參與那些令人著迷卻晦暗難解的儀式，感受到融入集體時的那種狂喜――而這個集體，正以歡天喜地的姿態接納我們的加入。
我們的大腦，永遠在尋求理解周遭世界、渴望與他人建立歸屬感，它對這些新獲得的意識型態，當然欣喜若狂。
這樣能出什麼差錯呢？
我坐在光線昏暗的大學實驗室裡，在這個由四面黑牆圍起的小房間，研究我的主題。平常在這裡做實驗的，都是研究睡眠的神經科學家。他們讓受試者躺在臨時搭起的床上，測量大腦什麼都不想、漸漸飄入夢鄉時的神經電位。但我研究的恰恰不是沉睡，而是清醒。我來到這裡，是要找出人在做出選擇、行使自由意志時，神經活動所留下的印記。那個漫長的夏天，我每天把電極貼在受試者的頭皮上，注視著腦波在螢幕上起舞，那些不停跳動的線條忽起忽落，讓原本看不見的心智歷程顯現出來。這些實驗只探討一個問題：大腦在聽命行事時，以及自主做決定時，究竟有什麼差異？有了神經科學的幫助，我發現兩種行為引發的神經活動模式截然不同。
當時，我是劍橋大學心理系的學生，對感官知覺（sensory perception）與自由意志（free will）背後的神經科學機制充滿興趣。我也熱切地想了解，神經科學究竟能不能回答那些關於人類意識的根本問題，包括察覺或未察覺某種感官刺激時是什麼樣的感受？無意識的印象又是如何產生的？因此我自願在週末與假期擔任研究助理，參與教授的研究計畫。
那年夏天，陽光明亮的午後，我總待在那間沒有窗戶的小實驗室裡，用黏稠的凝膠把感測器貼在受試者皮膚上，一次又一次在他們頭上拆裝那片由金屬電極與線路交織而成的網。到了晚上，我便開始分析實驗結果，放大檢視神經科學中最小的單位之一：在每一個動作發生之前的神經電位，無論那個動作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我盯著螢幕上那片閃爍的神經脈衝像素，尋找著代表人類自由的深層無意識印記。
但那是2015年，正當我在那間照不進日光的實驗室進行研究時，新型態的基本教義主義正在外頭悄悄崛起。我聽到新聞報導，有英國年輕女孩受到吸引，前往敘利亞加入ISIS，我不禁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偏偏是這些女孩被誘入了極端主義？許多評論者都把原因一股腦兒推給人口因素與網路的危險：年輕人不懂事、人文教育的不足、經濟或文化不穩定等等。但我覺得這些解釋並不充分。許多人都承受著社會經濟問題，都活在新科技的風險中，但他們都沒有加入ISIS。人口因素並不決定命運。那麼，為什麼偏偏是這些女孩加入了一場意識型態引發的戰爭，因此被逐出家園，並失去自由？為什麼是她們被影響了，而其他人沒有？無論是人口因素，還是常民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說法，也許都無法完整描繪這個故事。也許這些年輕女孩被意識型態蠱惑，是因為她們的大腦具有某些特質。
於是我開始思考，我能不能將這些我愈來愈熱愛的認知科學與神經科學方法連結起來，應用在政治學的意識型態問題上？每個人的認知特質與生物特質，如何影響他接受極端思想的可能性？我們的意識，會不會因為信奉教條式意識型態，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我開始進行實驗時，正逢英國脫歐公投之後、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那段局勢動盪的時期。當時我是最早一批利用認知科學與神經科學方法，探討意識型態思維起源與後果的科學家。我在網路上招募了各行各業的受試者，觀點橫跨傳統保守到極端進步，包含在右派平臺上寫作的激進倡議者，也包括住在統一後柏林的德國青少年，以及居住於英國偏遠村莊的退休長者。我採取新的研究方法，讓數以千計的受試者能在自己家中舒適地完成實驗；同時也與國際同仁合作，在大學實驗室裡為部分受試者進行腦部掃描，並採集基因樣本。
運用認知評估方法與腦部掃描技術來研究意識型態，在當時是一個罕見的選擇。當時只有少數幾支國際團隊，想以生物科學的方式來研究政治。這是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究策略，而它確實奏效了。
現代科學技術讓我們得以追問：意識型態究竟能夠影響人類大腦結構多深？思想的灌輸究竟能夠深入心智與身體多遠？我們發現，被意識型態塑造過的大腦，值得深入探索。仔細研究這樣的大腦，可以找出意識型態銘刻在身體中的印記，也能看見嚴苛的道德觀念如何滲入人類意識最深的角落。同時也揭示了哪些人容易擁抱極端思想；為什麼有些人的大腦特別容易中招，另一些人的大腦卻更有彈性，也更有韌性？
那些在家中臥室裡、在朋友家過夜時、在智慧型手機螢幕前一步步走向激進的英國青少年，只不過是普通歷程中的特殊案例。同樣的歷程，每一個大腦都難以倖免，只是有些大腦更容易接受。至於為什麼我們面對的風險各不相同，線索就藏在我們的細胞、我們的身體、我們各自的人生故事之中。
教條式環境會養成的一些習慣與強迫行為，在外人看來或許都只是機械式的被動回應，彷彿當事人完全沒在動腦。但只要深入研究，就會發現這樣的大腦正在進行複雜的行為。每一次依循教條行動時，背後都有神經元活躍運作，它們彼此同步發放，產生一波波動作電位。我們的意識型態信念來自身體深處，而這些意識型態信念所造成的結果，也能在身體裡被感知和看見。
本書將神經科學、政治學與哲學交織在一起，挑戰我們對人類存在的理解：在教條的洪流之中，在洶湧的正統觀念之間，我們努力不讓自己被淹沒。本書可以帶了不同意識型態來閱讀，包含民族主義運動、宗教意識型態、種族主義世界觀、陰謀論邪教、「極右派」與「極左派」，甚至某些還沒有那麼極端的政治意識型態。
雖然本書會處理信念的科學，以及實驗室實驗的成果，但對意識型態的批判，絕非純粹理性的活動。而是有實際的意義。它要求我們正視人們投入其中的情感，例如他們對歷史與傳統的愛，對群體與集體的愛，對原則、道德紀律、道德思維的愛，對信仰與奉獻的愛，以及當我們聽見「意識型態」這個詞彙時，腦海中所浮現的那些人。許多種愛都牽涉其中，而這背後的利害與代價，高到難以估量。
本書傳達的是一門嶄新而激進的科學，敦促我們重新檢視自己的意識型態，以及固守僵化思維所帶來的風險。它揭示了，我們的政治並不只是表面的現象，也可能深入到細胞之中。我們將以科學家的顯微鏡、哲學家的反思、人文主義者的希望，以及身為積極公民的同理心與想像力，深入探索意識型態的大腦。希望在比較了開放與仇恨、修正與傳統、證據與被強加的命運之間的對照中，我們能夠找到自由、真實、寬容的大腦，究竟可能是什麼模樣。
信念，使我們賴以為生。信念帶給我們篤定感――或者更精確地說，在我們內心最沒底的時候，它給了我們篤定的表象。信念揭示了我們最深處的熱情，或者至少給了我們一個值得熱情以赴的理由。信念利用堅定的共同目標，把原本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凝聚在一起，變成一個有愛的大家庭。多麼美好！如果這些信念能匯聚成一套尚算自洽的世界觀，我們就能得意洋洋地宣告：我們擁有了「意識型態」――一套我們據以生活、並與他人共享的真理及道德準則。多麼簡單！
信念，就是我們需要的一切。無論這套意識型態的使命是古老或新穎、宗教或世俗、保守或反動，是在網路上流傳還是透過肉身傳遞，它都讓我們做好準備：去分辨是非對錯、善惡之別，區分這是一個合乎道德的抉擇，還是一個愚蠢或自私的決定。在那些自認睿智的權威引領之下，我們開始想像在人間建立天堂般的烏托邦，並且擬定各種策略，為的是避開即將到來的災難與道德浩劫。我們開始擁抱新的符號，採納新的風格，融入一個新的大家庭，參與那些令人著迷卻晦暗難解的儀式，感受到融入集體時的那種狂喜――而這個集體，正以歡天喜地的姿態接納我們的加入。
我們的大腦，永遠在尋求理解周遭世界、渴望與他人建立歸屬感，它對這些新獲得的意識型態，當然欣喜若狂。
這樣能出什麼差錯呢？
我坐在光線昏暗的大學實驗室裡，在這個由四面黑牆圍起的小房間，研究我的主題。平常在這裡做實驗的，都是研究睡眠的神經科學家。他們讓受試者躺在臨時搭起的床上，測量大腦什麼都不想、漸漸飄入夢鄉時的神經電位。但我研究的恰恰不是沉睡，而是清醒。我來到這裡，是要找出人在做出選擇、行使自由意志時，神經活動所留下的印記。那個漫長的夏天，我每天把電極貼在受試者的頭皮上，注視著腦波在螢幕上起舞，那些不停跳動的線條忽起忽落，讓原本看不見的心智歷程顯現出來。這些實驗只探討一個問題：大腦在聽命行事時，以及自主做決定時，究竟有什麼差異？有了神經科學的幫助，我發現兩種行為引發的神經活動模式截然不同。
當時，我是劍橋大學心理系的學生，對感官知覺（sensory perception）與自由意志（free will）背後的神經科學機制充滿興趣。我也熱切地想了解，神經科學究竟能不能回答那些關於人類意識的根本問題，包括察覺或未察覺某種感官刺激時是什麼樣的感受？無意識的印象又是如何產生的？因此我自願在週末與假期擔任研究助理，參與教授的研究計畫。
那年夏天，陽光明亮的午後，我總待在那間沒有窗戶的小實驗室裡，用黏稠的凝膠把感測器貼在受試者皮膚上，一次又一次在他們頭上拆裝那片由金屬電極與線路交織而成的網。到了晚上，我便開始分析實驗結果，放大檢視神經科學中最小的單位之一：在每一個動作發生之前的神經電位，無論那個動作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我盯著螢幕上那片閃爍的神經脈衝像素，尋找著代表人類自由的深層無意識印記。
但那是2015年，正當我在那間照不進日光的實驗室進行研究時，新型態的基本教義主義正在外頭悄悄崛起。我聽到新聞報導，有英國年輕女孩受到吸引，前往敘利亞加入ISIS，我不禁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偏偏是這些女孩被誘入了極端主義？許多評論者都把原因一股腦兒推給人口因素與網路的危險：年輕人不懂事、人文教育的不足、經濟或文化不穩定等等。但我覺得這些解釋並不充分。許多人都承受著社會經濟問題，都活在新科技的風險中，但他們都沒有加入ISIS。人口因素並不決定命運。那麼，為什麼偏偏是這些女孩加入了一場意識型態引發的戰爭，因此被逐出家園，並失去自由？為什麼是她們被影響了，而其他人沒有？無論是人口因素，還是常民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說法，也許都無法完整描繪這個故事。也許這些年輕女孩被意識型態蠱惑，是因為她們的大腦具有某些特質。
於是我開始思考，我能不能將這些我愈來愈熱愛的認知科學與神經科學方法連結起來，應用在政治學的意識型態問題上？每個人的認知特質與生物特質，如何影響他接受極端思想的可能性？我們的意識，會不會因為信奉教條式意識型態，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我開始進行實驗時，正逢英國脫歐公投之後、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那段局勢動盪的時期。當時我是最早一批利用認知科學與神經科學方法，探討意識型態思維起源與後果的科學家。我在網路上招募了各行各業的受試者，觀點橫跨傳統保守到極端進步，包含在右派平臺上寫作的激進倡議者，也包括住在統一後柏林的德國青少年，以及居住於英國偏遠村莊的退休長者。我採取新的研究方法，讓數以千計的受試者能在自己家中舒適地完成實驗；同時也與國際同仁合作，在大學實驗室裡為部分受試者進行腦部掃描，並採集基因樣本。
運用認知評估方法與腦部掃描技術來研究意識型態，在當時是一個罕見的選擇。當時只有少數幾支國際團隊，想以生物科學的方式來研究政治。這是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研究策略，而它確實奏效了。
現代科學技術讓我們得以追問：意識型態究竟能夠影響人類大腦結構多深？思想的灌輸究竟能夠深入心智與身體多遠？我們發現，被意識型態塑造過的大腦，值得深入探索。仔細研究這樣的大腦，可以找出意識型態銘刻在身體中的印記，也能看見嚴苛的道德觀念如何滲入人類意識最深的角落。同時也揭示了哪些人容易擁抱極端思想；為什麼有些人的大腦特別容易中招，另一些人的大腦卻更有彈性，也更有韌性？
那些在家中臥室裡、在朋友家過夜時、在智慧型手機螢幕前一步步走向激進的英國青少年，只不過是普通歷程中的特殊案例。同樣的歷程，每一個大腦都難以倖免，只是有些大腦更容易接受。至於為什麼我們面對的風險各不相同，線索就藏在我們的細胞、我們的身體、我們各自的人生故事之中。
教條式環境會養成的一些習慣與強迫行為，在外人看來或許都只是機械式的被動回應，彷彿當事人完全沒在動腦。但只要深入研究，就會發現這樣的大腦正在進行複雜的行為。每一次依循教條行動時，背後都有神經元活躍運作，它們彼此同步發放，產生一波波動作電位。我們的意識型態信念來自身體深處，而這些意識型態信念所造成的結果，也能在身體裡被感知和看見。
本書將神經科學、政治學與哲學交織在一起，挑戰我們對人類存在的理解：在教條的洪流之中，在洶湧的正統觀念之間，我們努力不讓自己被淹沒。本書可以帶了不同意識型態來閱讀，包含民族主義運動、宗教意識型態、種族主義世界觀、陰謀論邪教、「極右派」與「極左派」，甚至某些還沒有那麼極端的政治意識型態。
雖然本書會處理信念的科學，以及實驗室實驗的成果，但對意識型態的批判，絕非純粹理性的活動。而是有實際的意義。它要求我們正視人們投入其中的情感，例如他們對歷史與傳統的愛，對群體與集體的愛，對原則、道德紀律、道德思維的愛，對信仰與奉獻的愛，以及當我們聽見「意識型態」這個詞彙時，腦海中所浮現的那些人。許多種愛都牽涉其中，而這背後的利害與代價，高到難以估量。
本書傳達的是一門嶄新而激進的科學，敦促我們重新檢視自己的意識型態，以及固守僵化思維所帶來的風險。它揭示了，我們的政治並不只是表面的現象，也可能深入到細胞之中。我們將以科學家的顯微鏡、哲學家的反思、人文主義者的希望，以及身為積極公民的同理心與想像力，深入探索意識型態的大腦。希望在比較了開放與仇恨、修正與傳統、證據與被強加的命運之間的對照中，我們能夠找到自由、真實、寬容的大腦，究竟可能是什麼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