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心理學的課：戰勝內心的恐懼
罹癌後每三個月的回診都是命運的審判，別人的人生有這麼多時間可以想像未來，可是我卻只能看見三個月的我。於是我想做的事情我等不了，我不一定有下一次的機會。
有人說這樣很悲觀，但我一點都不覺得。相反地，我覺得這是一種對生命的樂觀，正是因為我知道我擁有的只有三個月，才能勇敢地去完成想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一旦想多了，就做不了。
我用自己的速度，一路超越自己，達到我的目標。
罹癌後，為了鼓勵癌友走向自然，我開始發起登山活動，走出自己的興趣。從小山到大山，為了回應癌友的問題，去念了心理學研究所，不只能回答問題，也對自己的內心有更多的探究。回望這些年，我發現只要心存好意，不只是能給別人帶來力量，善良也會回到自己身上。
在一堂心理學的課堂演練中，老師與我談著疾病的未來，為什麼總是急急地追著三個月？為什麼總是把行程濃縮在三個月裡？
對於念完心理研究所的課程後，要不要去兼職實習？全職實習？也讓我很是困擾。實習時間要一年，「一年」對我來說好久。我常常皺著眉頭詢問前輩的意見，在同儕之間似乎比較難得到共鳴，對大家來說，一年實習就是很基本要付出的時間成本；對我來說，要做出一年的承諾，非常不容易。
透過不斷地對話，我才明白原來是三個月的例行檢查，讓我有著跟旁人不一樣的時間感。承諾對當時的我來說好難，我能給出的只有三個月的承諾。
在師長的鼓勵與循循善誘下，我把一年的時間框架放下，以試試看的心情開始實習的路，在其中也得到許多成長。在實習過程中，聆聽來訪者的心事，在空間裡，用生命影響生命，對話變得如此神奇。
如果說第一個研究所讓我學習口語傳播，第二個研究所就是學習到語言帶來生命的激盪，很多事「說了才知道」。
實習過程中也有很多思維的調整，在十年的媒體採訪工作中，每一次的提問都是有目的，也有預設的回覆，通常會有一些假設。而在心理的提問就很不同，不能預設，也不能誘導，就是要把自己的目的性放下，跟著來訪者去看他的世界，他所要帶你去的地方。
這對我後來的採訪工作也有很大的啟發。訪談的世界變得更大、更寬廣，不再受限。說故事也不一定要是名人，但凡是人，故事都很迷人。
旅行，不只是遠行，更是尋找自己
對生命發問，也是對自己的探問，這是找尋自己的過程。面對罹癌、生病，許多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為什麼是我？」
在我們所理解的平凡人生裡，不應該有「罹癌」這件事。究竟是因為什麼，我罹癌了？我的人生也罹癌了？是不是這一路以來做錯了什麼，才會是我？生病，總不會是因為做對了什麼。
於是，一連串的自我檢討開始發生。然而，醫學告訴我們，不管做對了什麼，或是做錯了什麼，都有可能罹癌。
面對罹癌這件事，我算是相對豁達。比起追問「為什麼是我？」我更想知道：「如何擁有一個無憾的此生？」我要為我的心去找答案，我要不留遺憾。
我積極地去實現人生清單，去做好多、好多的事。既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罹癌，那麼至少要努力避免復發——這是我對生命最積極的回應。過往自己的生活型態， 往往是最基本的事做得最差，包括沒有好好吃飯、也沒有好好睡覺，總是把工作擺在自己前面。
第二人生，我把自己擺在所有事情的前面，讓自己成為第一順位。
工作真的不是人生的第一順位。在職場上，沒有人是不可取代的，可是自己的人生只有一次，無可取代。
在第二人生裡，我想要沒有遺憾。我想要自己變得快樂。原本我以為，買了奢侈品會快樂，實際體驗後發現，那樣的快樂很短暫，無法持久。我想要學習心靈的平靜，想要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好好地過每一天。而這個「好」字，也包含了這份期待。
起初並不容易，後來我發現，「夠好」就可以了，不必事事做到「最好」。
在自我實踐的過程中，我發現，罹癌讓人畏懼的，並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死亡」。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在著作《存在與時間》中提出「向死而生」的概念——學習面對死亡，才能真正學會如何活著。明白生與死的關係，才能無懼死亡；人，是以一種面向死亡的方式活著。
我面對罹癌的方式，就是如此——面向死亡，而活著。
我以為內心已無波瀾的那一刻，竟然在印度流下眼淚。是什麼打動了我？在那一瞬間，我深刻感受到：原來我以為的寧靜，其實心裡還藏著一些難過，還有一些心疼自己的眼淚——那是罹癌後，堅強了很久沒有落下的眼淚。
我一直告訴自己，要活得堅強、快樂，卻讓心裡的難過埋得更深。
我不再壓抑眼淚，而是接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還記得那次，瑜伽老師輕輕梳開我的眉心，當下從心頭湧上的眼淚，像是宣洩了很久的情緒，從那一次掉淚後，一向不太喜歡哭的我，卻開始經常流淚，情緒變得流動，不再埋藏於內心深處。
也正因如此，我再次走訪印度，並且深入瑜伽，只為了回答心中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我會流下這樣的眼淚？」
我再次啟程，只為了我的心，去找答案。
罹癌後每三個月的回診都是命運的審判，別人的人生有這麼多時間可以想像未來，可是我卻只能看見三個月的我。於是我想做的事情我等不了，我不一定有下一次的機會。
有人說這樣很悲觀，但我一點都不覺得。相反地，我覺得這是一種對生命的樂觀，正是因為我知道我擁有的只有三個月，才能勇敢地去完成想做的事情。有些事情一旦想多了，就做不了。
我用自己的速度，一路超越自己，達到我的目標。
罹癌後，為了鼓勵癌友走向自然，我開始發起登山活動，走出自己的興趣。從小山到大山，為了回應癌友的問題，去念了心理學研究所，不只能回答問題，也對自己的內心有更多的探究。回望這些年，我發現只要心存好意，不只是能給別人帶來力量，善良也會回到自己身上。
在一堂心理學的課堂演練中，老師與我談著疾病的未來，為什麼總是急急地追著三個月？為什麼總是把行程濃縮在三個月裡？
對於念完心理研究所的課程後，要不要去兼職實習？全職實習？也讓我很是困擾。實習時間要一年，「一年」對我來說好久。我常常皺著眉頭詢問前輩的意見，在同儕之間似乎比較難得到共鳴，對大家來說，一年實習就是很基本要付出的時間成本；對我來說，要做出一年的承諾，非常不容易。
透過不斷地對話，我才明白原來是三個月的例行檢查，讓我有著跟旁人不一樣的時間感。承諾對當時的我來說好難，我能給出的只有三個月的承諾。
在師長的鼓勵與循循善誘下，我把一年的時間框架放下，以試試看的心情開始實習的路，在其中也得到許多成長。在實習過程中，聆聽來訪者的心事，在空間裡，用生命影響生命，對話變得如此神奇。
如果說第一個研究所讓我學習口語傳播，第二個研究所就是學習到語言帶來生命的激盪，很多事「說了才知道」。
實習過程中也有很多思維的調整，在十年的媒體採訪工作中，每一次的提問都是有目的，也有預設的回覆，通常會有一些假設。而在心理的提問就很不同，不能預設，也不能誘導，就是要把自己的目的性放下，跟著來訪者去看他的世界，他所要帶你去的地方。
這對我後來的採訪工作也有很大的啟發。訪談的世界變得更大、更寬廣，不再受限。說故事也不一定要是名人，但凡是人，故事都很迷人。
旅行，不只是遠行，更是尋找自己
對生命發問，也是對自己的探問，這是找尋自己的過程。面對罹癌、生病，許多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為什麼是我？」
在我們所理解的平凡人生裡，不應該有「罹癌」這件事。究竟是因為什麼，我罹癌了？我的人生也罹癌了？是不是這一路以來做錯了什麼，才會是我？生病，總不會是因為做對了什麼。
於是，一連串的自我檢討開始發生。然而，醫學告訴我們，不管做對了什麼，或是做錯了什麼，都有可能罹癌。
面對罹癌這件事，我算是相對豁達。比起追問「為什麼是我？」我更想知道：「如何擁有一個無憾的此生？」我要為我的心去找答案，我要不留遺憾。
我積極地去實現人生清單，去做好多、好多的事。既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罹癌，那麼至少要努力避免復發——這是我對生命最積極的回應。過往自己的生活型態， 往往是最基本的事做得最差，包括沒有好好吃飯、也沒有好好睡覺，總是把工作擺在自己前面。
第二人生，我把自己擺在所有事情的前面，讓自己成為第一順位。
工作真的不是人生的第一順位。在職場上，沒有人是不可取代的，可是自己的人生只有一次，無可取代。
在第二人生裡，我想要沒有遺憾。我想要自己變得快樂。原本我以為，買了奢侈品會快樂，實際體驗後發現，那樣的快樂很短暫，無法持久。我想要學習心靈的平靜，想要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好好地過每一天。而這個「好」字，也包含了這份期待。
起初並不容易，後來我發現，「夠好」就可以了，不必事事做到「最好」。
在自我實踐的過程中，我發現，罹癌讓人畏懼的，並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死亡」。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在著作《存在與時間》中提出「向死而生」的概念——學習面對死亡，才能真正學會如何活著。明白生與死的關係，才能無懼死亡；人，是以一種面向死亡的方式活著。
我面對罹癌的方式，就是如此——面向死亡，而活著。
我以為內心已無波瀾的那一刻，竟然在印度流下眼淚。是什麼打動了我？在那一瞬間，我深刻感受到：原來我以為的寧靜，其實心裡還藏著一些難過，還有一些心疼自己的眼淚——那是罹癌後，堅強了很久沒有落下的眼淚。
我一直告訴自己，要活得堅強、快樂，卻讓心裡的難過埋得更深。
我不再壓抑眼淚，而是接受它就是我自己的一部分，還記得那次，瑜伽老師輕輕梳開我的眉心，當下從心頭湧上的眼淚，像是宣洩了很久的情緒，從那一次掉淚後，一向不太喜歡哭的我，卻開始經常流淚，情緒變得流動，不再埋藏於內心深處。
也正因如此，我再次走訪印度，並且深入瑜伽，只為了回答心中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我會流下這樣的眼淚？」
我再次啟程，只為了我的心，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