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失去你的身體
當我開始警覺並注意這個情形時，我驚訝地發現我的病患之中有許多人無法感覺到身體所有的部位。有時候我會請他們伸出手、閉上眼睛，說說我放了什麼東西在他們手上。不論我放的是汽車鑰匙、二十五分硬幣，或是開罐器，他們往往猜不出自己握著什麼東西──他們的感官知覺根本失效了。
我把這個問題告訴我在澳洲的朋友亞力山大．麥克法蘭，他也觀察到同樣的現象。他在阿德雷德的實驗室研究過一個問題：我們如何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自己拿著汽車鑰匙？要能辨識手上的東西，需要感覺它的形狀、重量、溫度、材質和位置，每一個各別的感官經驗都傳送到大腦不同的區域，然後被整合成單一知覺。麥克法蘭發現，創傷後壓力症患者往往很難將這些感覺整合起來。
當我們的感覺被遮住時，就不再感到自己完整地活著。一八八四年，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在一篇標題為〈情緒是什麼〉的文章中，描述了一個讓人震驚的「感官麻木」案例，這位女性患者在訪談時提到：「我……沒有人類的感覺。所有能使人生開心愉快的事都圍繞［著我］，但我，我仍舊缺乏享受和感受的能力……我的每個感官、自我的每個部分，就像是與我分離一般，不再提供我任何感覺。這種無法感覺，就像是我的頭部前方有一片虛空，而且我整個身體表面的感受力都減少了。我像是從來沒有真正摸到我碰觸的東西。這些可能只是小事，但帶來的可怕後果，就是我無法有任何感覺，也無法有任何快樂的可能，雖然我仍然有需要也渴望擁有感覺和快樂，這讓我的生活變成難以理解的折磨。」
這種創傷的反應引發一個重要問題：受創者如何學習整合日常生活的感官經驗，讓自己與感覺的自然流動共存，同時感到自己的身體是安全和完整的？
【創傷與復原】
第九章 回顧與哀悼（節錄）
有時治療師也會渴望追求確定的結論，因而蒙蔽自己。人類開放的探索精神很容易被狂熱的頑固信念取代。以前的治療師太渴望追求確定性，以致經常忽略或輕視患者的創傷經歷，目前這仍是治療師最常犯的一種錯誤。不過，心理創傷近期再次回到研究主流後，則是出現反向的錯誤。僅根據患者一段不直接相關的背景歷史，或是「症狀評量表」，治療師就斬釘截鐵地判斷對方有創傷經歷。尤有甚之，某些治療師自稱專家，專門「診斷」特殊類型的創傷事件，譬如虐待儀式。患者提出的任何疑問都被駁回，當成是「否認」事實。在某些案例中，患者只有一些不明確、不特定的症狀，但經過一次會談諮商後，治療師就宣告對方毋庸置疑是撒旦邪教的受害者。治療師必須記得，她的目的不是發掘事實真相，重建創傷故事也不是辦案，她的角色應是毫無偏見、具有同情心的見證人，而不是偵探。
事件的真相如此令人難以面對，倖存者經常在重建故事的過程中躊躇搖擺。否定現實讓他們感到抓狂，但毫無保留地接受現實似乎不是常人所能負荷的。另外，倖存者在敘述真相時呈現的猶豫心態，亦反映在對創傷故事相互矛盾的治療方法上。賈內在醫治歇斯底里症患者時，有時試圖讓他們忘卻創傷記憶，甚至利用催眠修改創傷內容。對早期參戰退伍軍人所使用的「發洩式」（abreactive）療法也與此類似，基本上是希望完全抹去患者創傷的記憶。這類淨化治療或是驅邪儀式，也是許多受創患者求診時心中幻想的治療方法。
患者和治療師都希望在治療過程中有迅速神奇的轉變，將創傷的邪惡連根拔除。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心理治療不能讓你擺脫創傷，敘事的目的是要整合創傷經驗，而不是「驅邪」。在重建過程中，創傷故事會自然地產生轉變，然而是變得更真實、更完整。心理治療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我們要有信念，相信說出事實就能帶來復原力量。
創傷故事講出來之後，就成為受創者的證詞。艾格和詹森在輔導受迫害政治難民時發現，所有的證詞都有個普遍特徵，即彷彿是患者的療癒儀式。從私領域來看，證詞具有告白與精神上的意義；但從公領域來看，就有政治和司法上的意義。因此，我們以「證詞」來代表創傷敘事，無形中就連接了私領域與公領域，賦予患者個人經驗一層更嶄新、更廣大的意義。理查．莫里克形容，轉變後的創傷故事，根本就是「全新」的故事，其中不再有「羞愧和屈辱」，而是有「尊嚴和美德」，講出創傷故事後，莫里克的難民患者終於「找回他們失落的世界」。
失去你的身體
當我開始警覺並注意這個情形時，我驚訝地發現我的病患之中有許多人無法感覺到身體所有的部位。有時候我會請他們伸出手、閉上眼睛，說說我放了什麼東西在他們手上。不論我放的是汽車鑰匙、二十五分硬幣，或是開罐器，他們往往猜不出自己握著什麼東西──他們的感官知覺根本失效了。
我把這個問題告訴我在澳洲的朋友亞力山大．麥克法蘭，他也觀察到同樣的現象。他在阿德雷德的實驗室研究過一個問題：我們如何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自己拿著汽車鑰匙？要能辨識手上的東西，需要感覺它的形狀、重量、溫度、材質和位置，每一個各別的感官經驗都傳送到大腦不同的區域，然後被整合成單一知覺。麥克法蘭發現，創傷後壓力症患者往往很難將這些感覺整合起來。
當我們的感覺被遮住時，就不再感到自己完整地活著。一八八四年，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在一篇標題為〈情緒是什麼〉的文章中，描述了一個讓人震驚的「感官麻木」案例，這位女性患者在訪談時提到：「我……沒有人類的感覺。所有能使人生開心愉快的事都圍繞［著我］，但我，我仍舊缺乏享受和感受的能力……我的每個感官、自我的每個部分，就像是與我分離一般，不再提供我任何感覺。這種無法感覺，就像是我的頭部前方有一片虛空，而且我整個身體表面的感受力都減少了。我像是從來沒有真正摸到我碰觸的東西。這些可能只是小事，但帶來的可怕後果，就是我無法有任何感覺，也無法有任何快樂的可能，雖然我仍然有需要也渴望擁有感覺和快樂，這讓我的生活變成難以理解的折磨。」
這種創傷的反應引發一個重要問題：受創者如何學習整合日常生活的感官經驗，讓自己與感覺的自然流動共存，同時感到自己的身體是安全和完整的？
【創傷與復原】
第九章 回顧與哀悼（節錄）
有時治療師也會渴望追求確定的結論，因而蒙蔽自己。人類開放的探索精神很容易被狂熱的頑固信念取代。以前的治療師太渴望追求確定性，以致經常忽略或輕視患者的創傷經歷，目前這仍是治療師最常犯的一種錯誤。不過，心理創傷近期再次回到研究主流後，則是出現反向的錯誤。僅根據患者一段不直接相關的背景歷史，或是「症狀評量表」，治療師就斬釘截鐵地判斷對方有創傷經歷。尤有甚之，某些治療師自稱專家，專門「診斷」特殊類型的創傷事件，譬如虐待儀式。患者提出的任何疑問都被駁回，當成是「否認」事實。在某些案例中，患者只有一些不明確、不特定的症狀，但經過一次會談諮商後，治療師就宣告對方毋庸置疑是撒旦邪教的受害者。治療師必須記得，她的目的不是發掘事實真相，重建創傷故事也不是辦案，她的角色應是毫無偏見、具有同情心的見證人，而不是偵探。
事件的真相如此令人難以面對，倖存者經常在重建故事的過程中躊躇搖擺。否定現實讓他們感到抓狂，但毫無保留地接受現實似乎不是常人所能負荷的。另外，倖存者在敘述真相時呈現的猶豫心態，亦反映在對創傷故事相互矛盾的治療方法上。賈內在醫治歇斯底里症患者時，有時試圖讓他們忘卻創傷記憶，甚至利用催眠修改創傷內容。對早期參戰退伍軍人所使用的「發洩式」（abreactive）療法也與此類似，基本上是希望完全抹去患者創傷的記憶。這類淨化治療或是驅邪儀式，也是許多受創患者求診時心中幻想的治療方法。
患者和治療師都希望在治療過程中有迅速神奇的轉變，將創傷的邪惡連根拔除。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心理治療不能讓你擺脫創傷，敘事的目的是要整合創傷經驗，而不是「驅邪」。在重建過程中，創傷故事會自然地產生轉變，然而是變得更真實、更完整。心理治療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我們要有信念，相信說出事實就能帶來復原力量。
創傷故事講出來之後，就成為受創者的證詞。艾格和詹森在輔導受迫害政治難民時發現，所有的證詞都有個普遍特徵，即彷彿是患者的療癒儀式。從私領域來看，證詞具有告白與精神上的意義；但從公領域來看，就有政治和司法上的意義。因此，我們以「證詞」來代表創傷敘事，無形中就連接了私領域與公領域，賦予患者個人經驗一層更嶄新、更廣大的意義。理查．莫里克形容，轉變後的創傷故事，根本就是「全新」的故事，其中不再有「羞愧和屈辱」，而是有「尊嚴和美德」，講出創傷故事後，莫里克的難民患者終於「找回他們失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