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文1】
1 找到你的小海浪
在德州達拉斯讀小學四年級時，我從家父身上學到永生難忘的一課。
當時我讀的小學是天主教學校，對服裝管得很嚴，規定很多，尤其女生的服裝儀容。比方說，如果負責管理學校的神父覺得妳穿的裙子太短，妳會被叫進辦公室，我們的修女校長便會拿出捲尺量妳的裙子。
不過，那天他們抽查的是別樣東西。只見幾名神父大步走進我們教室，命令所有女生停止手邊的事，把雙手平放在桌上，讓他們檢查我們有沒有塗指甲油——另一項服裝儀容違規項目。
當我攤開雙手坐在位子上，心裡很慶幸我塗的粉紅色半透明指甲油淡到幾乎看不見。我本來就不是調皮搗蛋的學生，也不想大庭廣眾被揪出來，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
我不太記得那一天我為什麼剛好塗了指甲油，但我猜應該是為了上教堂比較好看（在達拉斯，上教堂確實是要盛裝打扮的場合），想想還真是諷刺。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很確定塗指甲油的時候，我從沒想過自己這麼做違反了校規。那並非明知故犯的叛逆舉動。再說，我的指甲油顏色很淡很淡，就算神父把全班同學的指甲都巡一輪，我也很確定他不會注意到。
我錯了。一眨眼，我就從椅子上被拉起來，送去校長室，跟其他違規的學生坐成一排，等候校長打電話給我們的母親（肯定不是我們的父親），要她們帶去光水來學校。對，立刻馬上。
我很確定，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的媽媽這樣被叫來，一定很不悅。接到電話時，她想必邊聽邊翻白眼。不過她仍然跳上車趕了過來，還拖著我的兩個弟弟來到學校。見到校長時，她一派和顏悅色，即使我從她按我的力道感覺得出來，這件事她跟我站在同一邊。
爸爸的反應就不一樣了。一聽到這件事，他非常憤怒。如果今天是我塗了指甲油被揪出來，學校發通知書要我回家後把指甲油去掉，那另當別論。這樣的話，他就沒意見。但他不敢相信神父竟然那樣羞辱班上的女生，而且完全不尊重學生母親的時間。他不只替我生氣，也替媽媽生氣，因為媽媽有著比趕去學校處理我的指甲油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他要我坐下來，讓我知道我不該為了今天在學校發生的事而難過——錯不在我，而是那些神父。
我知道這番話他不是隨口說說而已。我父母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送兒女去讀天主教學校，每個星期日都帶我們去望彌撒，甚至週間也會。然而，教會雖然占我們生活很大一部分，我爸媽要是看到教區發生不公不義的事，照樣會公開反對，即便那表示要跟神父槓上（有一次，神父不顧教區居民所願，拒絕推動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通過的改革，於是我媽打了一份請願書，讓爸爸收集了好幾百份連署）。
原以為我父親會認為學校管女生塗指甲油很無聊，他一個大男人沒必要插手。正因為如此，他的反應才顯得格外意義重大。他清楚地讓我知道，那天神父對待我和母親的方式，是故意要貶低我們，讓我們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不值得認真對待，進而強化把我們壓在社會底層的權力階級。但是我父親拒絕用那種方式看待我們母女，這麼做的同時，他也教我不要用那種方式看待自己。
我父親雷．法蘭奇（Ray French）是一名已經退休的航太工程師，曾經參與阿波羅計畫，這項成就讓他的父母振奮不已（老實說，也意想不到）。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祖父，經營一家勉強能維持家中開銷的機械行。父母雖然知道兒子很優秀，高中時設計的機動車就拿過獎，但他們沒錢送他上大學。於是，根據家族傳說，高中畢業的那年秋天，他父母讓他坐上火車，前往亞特蘭大就讀喬治亞技術學院，身上只帶了送報賺來的錢和一罐花生醬。我父親靠著半工半讀完成了學業，自己負擔學費和生活費，還獲得獎學金進入史丹佛大學就讀，最後拿到機械工程的碩士學位。
相反地，我母親伊蓮（Elaine）從來沒有機會上大學。她跟我父親很年輕就相識、結婚。爸爸讀研究所時，媽媽在瓶裝水公司工作養他，後來孩子出生才退出職場，幾乎一手包辦四個小孩的日常生活所需。爸爸並不是完全不管小孩，只要時間允許他就會幫忙，但他從事的工作艱鉅無比，工作時間又長，常常在辦公室沙發上過夜。
就我所知，當時每個家庭都是如此。小時候我看的每齣電視劇也一再強化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比方《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和《天才小麻煩》（Leave It to Beaver）。男人的生活和事業每天把他們帶到外面的大千世界，而女人最主要的角色就是母親，應該待在家中照顧所有人。我在真實世界見到的家庭多半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在七○年代的達拉斯，我認識的女性很少擁有自己的事業，甚至連出外工作的都很少，除非把我們學校的老師也算進去（她們很多都是修女！）。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想成為母親，而且是像我母親那麼棒的母親。但我也想要像我父親一樣，每天出門去上班，為推動人類的大步前進貢獻一己之力。我們全家人都深深以他從事的工作為榮。我父親的一個好朋友也是阿波羅計畫的工程師，每次發射火箭，我們全家人就會擠上車直奔他家，跟他的家人一起看轉播。跟我們坐在房間裡一起看電視的人當中，有兩個也參與了把人類帶往這歷史性時刻的任務，這件事本身就足以讓我們熱血沸騰。我夢想著自己也能成就一番事業，做出能影響世界、為未來開創更多可能的事。
（未完）
【摘文2】
4 傾聽你的內在聲音
時間是二○一九年的年底，我連續做同一個惡夢已經好幾個禮拜。
夢境一開始，我站在一棟房子裡，一棟美麗的房子。接著，我發現房子正逐漸瓦解，地基掏空，被海水侵蝕，腳下的地板眼看就要崩塌。我夜復一夜從夢中驚醒，躺在床上大口喘氣，提醒自己要深呼吸。
我不需要佛洛伊德來告訴我這些夢代表什麼意義。其中的隱喻無論如何都不算隱微。比爾已經公開承認他曾經對我不忠。那年十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對比爾的行為提出嚴重質疑，暗示他不只背叛了我們的婚姻，也背離了我的價值觀。這篇文章令我深深感到不安，也讓引發的爭議達到沸騰。
我們的關係之前也曾經觸礁，也曾有過彷彿要土崩瓦解的時刻。但我們深愛彼此，深愛我們共同建立的家庭，所以每次婚姻出現裂痕，我們都會想辦法把裂痕修補好。此外，我從小在天主教家庭長大，很認真看待婚姻，當我們說「直到死亡把我們分開」，絕對是肺腑之言。一直以來，我都很努力維繫這段婚姻，因為放棄婚姻對我來說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事。
然而，那一年的最後幾週，反覆出現的惡夢似乎在對我釋放某些訊息。好幾晚夢到逐漸瓦解的地基之後，有天晚上，我的潛意識出現另一幅畫面。我們全家人——我、比爾和三個孩子，站在懸崖上，但我腳下的岩架突然斷裂，我直墜而下，和家人分開。倏地睜開眼睛後，恐懼和孤單的感覺依然揮之不去。雖然聽起來很戲劇化，但那一刻我知道自己非做出決定不可，而且不能假手他人。
過不久，我開始聽見意識邊緣的低語，一個輕到不能再輕的回音。口氣溫柔而堅定，輕聲傳遞悲傷而嚴肅的訊息：不能再這樣下去。定，輕聲傳遞悲傷而嚴肅的訊息：不能再這樣下去。
坦白說，考慮這樣的一件事太令人害怕，所以一開始我想盡辦法把那個聲音推開。我用各種事物轉移注意力：長時間出差、去南非探望到那裡交換一學期的女兒菲比，之後又投入冬季假期。到了假期尾聲，我打電話給高中死黨瑪麗．雷曼（Mary Lehman），求她坐飛機來找我。我不想獨自面對腦中的思緒，我需要找人談一談。
然而，再怎麼忽略那個聲音也沒用，它反而愈來愈大聲，愈來愈強硬。那個聲音並不苛刻，也不咄咄逼人，只是……一直在那裡，一次又一次對我重複同樣的訊息。
到最後我已經束手無策，於是我決定既然躲不掉那個聲音，不如乾脆直接面對。那時候是二○二○年，新的一年又開始了。我計畫到新墨西哥州旅行，原本打算獨自度過二月的最後幾天，寫寫日記，自我反省——算是臨時起意的閉關靜修。但最後一刻我邀比爾一起。我一心想挽救我們的婚姻，不想錯過可跳脫日常作息、夫妻倆一起做些其他事的機會。一同置身於新的環境中，我想或許會對我們有幫助。他說好，於是我們一起飛到聖塔菲。
到了租屋處，安頓好之後我就開始四處探索，打開一扇扇門，探進一個個櫥櫃，看看不同窗戶的風景。屋裡擺設了家具，到處是屋主一家人的照片。當我跟隨照片中的人，從一個房間走進另一個房間，拼湊起他們的故事時，我發現一件詭異的事：我們之所以能租下這棟房子，完全是因為這對夫妻（在這片屋簷下一起生活了一輩子的夫妻）分開了。我把他們的名字輸入手機，查詢之後發現男主人已經再婚。不知他的前妻去了哪裡、過得如何，但願她一切都好。
一開始，我跟比爾試著把它當作一般度假。我們去健行，一起吃晚餐，但我也刻意留些時間給我原本打算進行的安靜自省。有天晚上，我帶著日記和筆獨自坐在樓下時，卻猛然一驚，意識到自己跑來新墨西哥州的真正原因。
內在聲音又開始對我說話，這次它說得斬釘截鐵、毅然決然：該是跟比爾分道揚鑣的時候了。
（未完）
1 找到你的小海浪
在德州達拉斯讀小學四年級時，我從家父身上學到永生難忘的一課。
當時我讀的小學是天主教學校，對服裝管得很嚴，規定很多，尤其女生的服裝儀容。比方說，如果負責管理學校的神父覺得妳穿的裙子太短，妳會被叫進辦公室，我們的修女校長便會拿出捲尺量妳的裙子。
不過，那天他們抽查的是別樣東西。只見幾名神父大步走進我們教室，命令所有女生停止手邊的事，把雙手平放在桌上，讓他們檢查我們有沒有塗指甲油——另一項服裝儀容違規項目。
當我攤開雙手坐在位子上，心裡很慶幸我塗的粉紅色半透明指甲油淡到幾乎看不見。我本來就不是調皮搗蛋的學生，也不想大庭廣眾被揪出來，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
我不太記得那一天我為什麼剛好塗了指甲油，但我猜應該是為了上教堂比較好看（在達拉斯，上教堂確實是要盛裝打扮的場合），想想還真是諷刺。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很確定塗指甲油的時候，我從沒想過自己這麼做違反了校規。那並非明知故犯的叛逆舉動。再說，我的指甲油顏色很淡很淡，就算神父把全班同學的指甲都巡一輪，我也很確定他不會注意到。
我錯了。一眨眼，我就從椅子上被拉起來，送去校長室，跟其他違規的學生坐成一排，等候校長打電話給我們的母親（肯定不是我們的父親），要她們帶去光水來學校。對，立刻馬上。
我很確定，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的媽媽這樣被叫來，一定很不悅。接到電話時，她想必邊聽邊翻白眼。不過她仍然跳上車趕了過來，還拖著我的兩個弟弟來到學校。見到校長時，她一派和顏悅色，即使我從她按我的力道感覺得出來，這件事她跟我站在同一邊。
爸爸的反應就不一樣了。一聽到這件事，他非常憤怒。如果今天是我塗了指甲油被揪出來，學校發通知書要我回家後把指甲油去掉，那另當別論。這樣的話，他就沒意見。但他不敢相信神父竟然那樣羞辱班上的女生，而且完全不尊重學生母親的時間。他不只替我生氣，也替媽媽生氣，因為媽媽有著比趕去學校處理我的指甲油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他要我坐下來，讓我知道我不該為了今天在學校發生的事而難過——錯不在我，而是那些神父。
我知道這番話他不是隨口說說而已。我父母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送兒女去讀天主教學校，每個星期日都帶我們去望彌撒，甚至週間也會。然而，教會雖然占我們生活很大一部分，我爸媽要是看到教區發生不公不義的事，照樣會公開反對，即便那表示要跟神父槓上（有一次，神父不顧教區居民所願，拒絕推動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通過的改革，於是我媽打了一份請願書，讓爸爸收集了好幾百份連署）。
原以為我父親會認為學校管女生塗指甲油很無聊，他一個大男人沒必要插手。正因為如此，他的反應才顯得格外意義重大。他清楚地讓我知道，那天神父對待我和母親的方式，是故意要貶低我們，讓我們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不值得認真對待，進而強化把我們壓在社會底層的權力階級。但是我父親拒絕用那種方式看待我們母女，這麼做的同時，他也教我不要用那種方式看待自己。
我父親雷．法蘭奇（Ray French）是一名已經退休的航太工程師，曾經參與阿波羅計畫，這項成就讓他的父母振奮不已（老實說，也意想不到）。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祖父，經營一家勉強能維持家中開銷的機械行。父母雖然知道兒子很優秀，高中時設計的機動車就拿過獎，但他們沒錢送他上大學。於是，根據家族傳說，高中畢業的那年秋天，他父母讓他坐上火車，前往亞特蘭大就讀喬治亞技術學院，身上只帶了送報賺來的錢和一罐花生醬。我父親靠著半工半讀完成了學業，自己負擔學費和生活費，還獲得獎學金進入史丹佛大學就讀，最後拿到機械工程的碩士學位。
相反地，我母親伊蓮（Elaine）從來沒有機會上大學。她跟我父親很年輕就相識、結婚。爸爸讀研究所時，媽媽在瓶裝水公司工作養他，後來孩子出生才退出職場，幾乎一手包辦四個小孩的日常生活所需。爸爸並不是完全不管小孩，只要時間允許他就會幫忙，但他從事的工作艱鉅無比，工作時間又長，常常在辦公室沙發上過夜。
就我所知，當時每個家庭都是如此。小時候我看的每齣電視劇也一再強化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比方《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和《天才小麻煩》（Leave It to Beaver）。男人的生活和事業每天把他們帶到外面的大千世界，而女人最主要的角色就是母親，應該待在家中照顧所有人。我在真實世界見到的家庭多半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在七○年代的達拉斯，我認識的女性很少擁有自己的事業，甚至連出外工作的都很少，除非把我們學校的老師也算進去（她們很多都是修女！）。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想成為母親，而且是像我母親那麼棒的母親。但我也想要像我父親一樣，每天出門去上班，為推動人類的大步前進貢獻一己之力。我們全家人都深深以他從事的工作為榮。我父親的一個好朋友也是阿波羅計畫的工程師，每次發射火箭，我們全家人就會擠上車直奔他家，跟他的家人一起看轉播。跟我們坐在房間裡一起看電視的人當中，有兩個也參與了把人類帶往這歷史性時刻的任務，這件事本身就足以讓我們熱血沸騰。我夢想著自己也能成就一番事業，做出能影響世界、為未來開創更多可能的事。
（未完）
【摘文2】
4 傾聽你的內在聲音
時間是二○一九年的年底，我連續做同一個惡夢已經好幾個禮拜。
夢境一開始，我站在一棟房子裡，一棟美麗的房子。接著，我發現房子正逐漸瓦解，地基掏空，被海水侵蝕，腳下的地板眼看就要崩塌。我夜復一夜從夢中驚醒，躺在床上大口喘氣，提醒自己要深呼吸。
我不需要佛洛伊德來告訴我這些夢代表什麼意義。其中的隱喻無論如何都不算隱微。比爾已經公開承認他曾經對我不忠。那年十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對比爾的行為提出嚴重質疑，暗示他不只背叛了我們的婚姻，也背離了我的價值觀。這篇文章令我深深感到不安，也讓引發的爭議達到沸騰。
我們的關係之前也曾經觸礁，也曾有過彷彿要土崩瓦解的時刻。但我們深愛彼此，深愛我們共同建立的家庭，所以每次婚姻出現裂痕，我們都會想辦法把裂痕修補好。此外，我從小在天主教家庭長大，很認真看待婚姻，當我們說「直到死亡把我們分開」，絕對是肺腑之言。一直以來，我都很努力維繫這段婚姻，因為放棄婚姻對我來說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事。
然而，那一年的最後幾週，反覆出現的惡夢似乎在對我釋放某些訊息。好幾晚夢到逐漸瓦解的地基之後，有天晚上，我的潛意識出現另一幅畫面。我們全家人——我、比爾和三個孩子，站在懸崖上，但我腳下的岩架突然斷裂，我直墜而下，和家人分開。倏地睜開眼睛後，恐懼和孤單的感覺依然揮之不去。雖然聽起來很戲劇化，但那一刻我知道自己非做出決定不可，而且不能假手他人。
過不久，我開始聽見意識邊緣的低語，一個輕到不能再輕的回音。口氣溫柔而堅定，輕聲傳遞悲傷而嚴肅的訊息：不能再這樣下去。定，輕聲傳遞悲傷而嚴肅的訊息：不能再這樣下去。
坦白說，考慮這樣的一件事太令人害怕，所以一開始我想盡辦法把那個聲音推開。我用各種事物轉移注意力：長時間出差、去南非探望到那裡交換一學期的女兒菲比，之後又投入冬季假期。到了假期尾聲，我打電話給高中死黨瑪麗．雷曼（Mary Lehman），求她坐飛機來找我。我不想獨自面對腦中的思緒，我需要找人談一談。
然而，再怎麼忽略那個聲音也沒用，它反而愈來愈大聲，愈來愈強硬。那個聲音並不苛刻，也不咄咄逼人，只是……一直在那裡，一次又一次對我重複同樣的訊息。
到最後我已經束手無策，於是我決定既然躲不掉那個聲音，不如乾脆直接面對。那時候是二○二○年，新的一年又開始了。我計畫到新墨西哥州旅行，原本打算獨自度過二月的最後幾天，寫寫日記，自我反省——算是臨時起意的閉關靜修。但最後一刻我邀比爾一起。我一心想挽救我們的婚姻，不想錯過可跳脫日常作息、夫妻倆一起做些其他事的機會。一同置身於新的環境中，我想或許會對我們有幫助。他說好，於是我們一起飛到聖塔菲。
到了租屋處，安頓好之後我就開始四處探索，打開一扇扇門，探進一個個櫥櫃，看看不同窗戶的風景。屋裡擺設了家具，到處是屋主一家人的照片。當我跟隨照片中的人，從一個房間走進另一個房間，拼湊起他們的故事時，我發現一件詭異的事：我們之所以能租下這棟房子，完全是因為這對夫妻（在這片屋簷下一起生活了一輩子的夫妻）分開了。我把他們的名字輸入手機，查詢之後發現男主人已經再婚。不知他的前妻去了哪裡、過得如何，但願她一切都好。
一開始，我跟比爾試著把它當作一般度假。我們去健行，一起吃晚餐，但我也刻意留些時間給我原本打算進行的安靜自省。有天晚上，我帶著日記和筆獨自坐在樓下時，卻猛然一驚，意識到自己跑來新墨西哥州的真正原因。
內在聲音又開始對我說話，這次它說得斬釘截鐵、毅然決然：該是跟比爾分道揚鑣的時候了。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