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標】前言：在滅絕邊緣述說生動的故事
一本關於鳥類與滅絕的書，除了渡渡鳥的悲慘故事，還能從哪裡說起呢？這種來自西印度洋小島上的鳥兒，詭異地在滅絕之後變得大名鼎鼎，幾乎成為物種滅絕時的「代言動物」（poster child）。不過，人們對渡渡鳥的想像，有著高度臆測的成分。歸根究底，渡渡鳥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鳥？牠的生活方式為何？又是何時自世上消失？這些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不清楚之處。雖然十七世紀關於渡渡鳥的報導、素描和繪畫有不少都留了下來，但我們仍很難確定當中哪些是正確的，而且是基於親眼所見。就像傳話遊戲，其中很多描述和圖像，本身似乎也是根據其他描述和圖像而來，並帶著不同程度的文學化潤飾（Hume 2006）。
不過我們的確知道，渡渡鳥（Raphus cucullatus）這種大型鳥類不會飛，只住在模里西斯島上。 牠們很可能是以地棲鳥類能夠吃到的落果為主食，佐以一些種子、球莖、甲殼動物和昆蟲。在人類到達該島之前，那裡的果實應該頗為豐富，也不存在其他陸生哺乳動物（Livezey 1993:271）。由於沒有哺乳動物，比起其他地方的鳥類，渡渡鳥的食物競爭對手大概比較少。還有一點也很重要：牠們沒有什麼顯著的天敵。這樣的情況，讓牠們對人類的到來，根本無法妥善應對。
我們還不清楚誰最早發現了渡渡鳥。也許是十三世紀發現該島的阿拉伯商人，但也可能是幾百年後（西元一五〇七年）開始造訪當地的葡萄牙水手。不過，就目前所知，這兩群人都未定居於模里西斯島，也沒有任何文獻證據顯示他們曾與渡渡鳥相遇。
關於渡渡鳥的最早可靠記載，是荷蘭人於一五九八年抵達該島後寫下的記錄（Hume 2006:67）。在接下來約莫一個世紀裡，荷蘭東印度公司將模里西斯島當作「家畜的放牧與繁殖地，以及當地野生肉類的來源」（Quammen 1996:265），這是渡渡鳥末日的開端。連同象龜和許多當地鳥類，渡渡鳥也成了菜單上的佳餚，不僅如此，荷蘭人有意無意帶到島上的各種哺乳動物，更對渡渡鳥造成沉重的打擊。
對渡渡鳥而言，問題的一部分，無疑是牠們很容易遭飢餓的水手和定居者捕捉。渡渡鳥不會飛，過去又沒有和天敵交手的經驗，人們很容易便可徒手或用棍棒抓到牠們（Quammen 1996:266-68）。過去幾百年來，經常有種說法認為渡渡鳥的肉非常難吃，所以很少被人食用。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古生物學暨渡渡鳥專家朱利安・休姆（Julian Hume）透過大量一手資料（Hume 2006:80），詳細描述了荷蘭人如何「大啖」渡渡鳥肉（尤其是胸部和胃部），以及他們大量捕捉和食用渡渡鳥的日常。
然而，在人類來到模里西斯島後，渡渡鳥面臨的最大威脅，恐怕是隨著人類一同抵達的其他動物了。至少從時序看來，最主要的物種可能是黑鼠（Rattus rattus）。如同歐洲船隻在那個時期停靠過的許多地方一樣，老鼠登陸極早，並且極具毀滅性。在此之前，渡渡鳥幾乎不需照顧自己的蛋和雛鳥，但這會兒卻成了老鼠手到擒來的盤中飧。稍後，在十七世紀的頭幾十年，其他新來的物種也加入了行列——尤其是食蟹獼猴、山羊、牛、豬和鹿。這些動物恐怕都在渡渡鳥的衰亡裡扮演了角色：可能是牠們的掠食者，或是食物競爭者，或者兼而有之（Hume 2006:83）。
十七世紀八〇年代以後，也許還要更早一些，島上訪客便不曾提起看過渡渡鳥。所有證據都顯示，該物種在十七世紀末已經滅絕（Hume, Martill, and Dewdney 2004）。渡渡鳥在平靜享用了數千年的果實後，突然遭遇歐洲文化的衝擊，然後很快地，悄悄離開了世界。
渡渡鳥的消失與人類息息相關。雖然牠們絕不是第一個因此消失的物種，但在當代物種滅絕的描述裡，渡渡鳥卻占據了一個特殊的指標位置。渡渡鳥和滅絕這一生物學的過程，已奇異地緊密相連。如果你問身旁的人對渡渡鳥有何認識，他可能會告訴你，牠生活在模里西斯島，甚至或許會告訴你牠不會飛，但無論如何，他一定會告訴你，渡渡鳥已經滅絕了。
「逝者如渡渡」〔編按：Dead as a dodo.是英語常用的諺語，指一樣東西已徹底滅絕。〕；除此之外，關於渡渡鳥，我們的想像所剩無幾。
或許這是因為，人們對這個物種除滅絕的事實外，幾乎一無所知。不過，渡渡鳥之所以和滅絕密切聯繫，可能還因為這種鳥以特別的方式進入了人類的文字記載。根據貝弗莉・史特恩斯（Beverly Stearns）和史蒂芬・史特恩斯（Stephen Stearns）的說法，渡渡鳥擁有一項不甚光彩的榮譽——牠們是第一個在文字記錄中被人類承認，因人類自身而滅絕的物種（Stearns and Stearns 1999:17；亦見Quammen 1996:277）。
我不能保證渡渡鳥確實是第一個以這種方式被記錄下來的物種，但無疑是其中最早的一種。這場滅絕發生之時，正值一些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逐漸意識到，他們可能對造訪的環境——尤其是對一些小島——造成巨大衝擊。正如環境史學者理查・格羅夫（Richard Grove）所指出的，模里西斯島當時被視為這種可能性的關鍵案例。隨著森林被砍伐，動物和礦產資源耗盡，「對資本主義和殖民統治造成生態影響的整體性認識開始浮現」（Grove 1992:42）。然而，就模里西斯島而言，對渡渡鳥與同一時期消失的眾多物種來說，這樣的認知仍舊太少，也來得太晚了。
因此，渡渡鳥進入了文字記載，成為一個「因人類活動而滅絕的物種」，牠的命運從而奇怪地聯繫到一種甫露曙光的歷史意識，亦即，人類活動不只可能殺死個別、甚或有時數量可觀的動植物，還可能終結整個生命的存在方式（ways of life）。出於這樣的意識，物種的消失便能以一種方式被理解與書寫，這種方式，將我們深深捲入其中——在因果上，或在情感上，更是在倫理上，這是渡渡鳥留給我們的悲傷遺產。
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飛行之道》延續了如今已相當成熟的「滅絕故事」傳統，這類故事往往將人類捲入其中。不過，本書也努力以一種嶄新的方式，講述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具體而言，本書以「鳥類糾纏」（avian entanglements）為核心，思考物種滅絕。意思是，這本書涉及鳥類及其關係，涉及生命在其中誕生、持續存在於世上、乃至最終逝去的互動之網。生命與死亡從來不是孤立發生的；對於有血有肉、終將一死的生靈而言，生與死完全是關係性的。鳥類世界也是如此，牠們與包含人類在內的多種物種交織在一起。這些關係是共同演化的，也具有生態依賴性。但其意涵遠不止於狹義的「生物學」。正是在這些多物種糾纏裡，學習與發展得以發生，社會實踐與文化得以形成。簡單來說，這些關係，讓生命以及任何特定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正因如此，這些關係非常重要。這在最好的時代便是如此，而在現今這麼多物種正從世上消失之時，這些糾纏更具有新的意涵。
《飛行之道》由五個滅絕故事組成，每則故事都以一群生存受威脅的鳥兒為焦點。本書強調這些鳥類的交互糾纏，藉此更深入了解牠們是誰、我們是誰，以及最終，無論結果是好是壞，我們如何在這個共享的世界裡「一同化成」（become together）（Haraway 2008）？透過這一視角，我們將清楚看到，鳥類的消逝所攸關的，遠比我們通常以為的還多。由此，我們得以用全新的方式理解滅絕的多重意涵：當一個物種、一個演化支系、一種生活方式消失於世界，我們究竟失去了什麼？這樣的消失在其發生的特定多物種社群（multispecies community）中——一個由人類與非人類、生者與死者共同構成的社群——又具有怎樣的意義？當前人類生命正處在一個複雜的位置：他是這些滅絕的主要（或唯一）原因，也是負責保育的行動者；他同時又像其他生物一樣，暴露在危殆而持續變化的環境裡。對此，我們該如何思考？
本書以糾纏為重點，旨在提出有別於來自「人類例外論」這種固有思考模式的理解。人類例外論將人類視為，從根本上與其他動物和整個「自然」世界相區隔的存在（第二章和第五章）。就此而言，滅絕必然被視為發生在「另一邊」，或者在外在「自然」中的事件。相對而言，本書則仔細關注人類——無論是作為個體、社群或一個物種——如何以多樣方式牽涉於其他正在消失的生命。當我們關注鳥的糾纏，便會打破人類例外論的框架，從而引發新的問題，探問滅絕教會了我們什麼，如何重塑我們，以及對我們提出怎樣的要求。最後一個問題尤其重要，歸根究柢，本書關注的是更廣泛的倫理問題：在滅絕邊緣，人鳥之間還可能有怎樣的關係？照顧一個正在消失的物種意味著什麼？我們又有什麼樣的義務，為其他生物在這世上留下一片生存空間？
【小標】來自滅絕時代的深處
遺憾的是，滅絕在當下並不是能引發濃厚興趣的話題。但我猜想，在將至的未來——如果人類還在的話——滅絕將成為標誌我們這時代的少數核心主題，甚至可能是具決定性的主題之一。我們正是目睹地球多樣生命形態消逝的世代，也是或許尚未完全理解並尊重這些生命形態意義的世代——儘管牠們與我們共享世界、緊密糾纏，並共同演化。
有些生物學家和古生物學家認為，當前時期可能是地球的第六次「大滅絕」（Kingsford et al. 2009）；其他學者則認為，儘管我們還沒走到這一步，但無疑已在半途（Barnosky et al. 2011）。過去的大滅絕事件，如六千五百萬年前白堊紀末期的恐龍滅絕，與約莫二億五千萬年前二疊紀末期更大規模的滅絕事件，都造成地球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物種消失（Jablonski and Chaloner 1994；Raup and Sepkoski 1982）。人們認為，造成先前「五大」滅絕事件的原因，可能包括隕石撞擊、火山爆發和其他各種形式的大規模劇變。但不幸的是，我們現今面臨的滅絕事件顯然是人類所為。當前物種的死亡，無論直接或間接，皆是由一系列相互糾纏的人類活動所導致，包括棲地破壞、外來物種引入、直接開發與獵捕、無差別使用新型化學物質和毒素，至於現在，氣候變遷帶來的各種影響更是日益加劇。
消失的規模尚不可知，大概也無法真正確定。生物學家理查・普里馬克（Richard Primack）估計，當前物種滅絕的速度，很可能比正常的「背景滅絕」（background extinction）高出一百至一千倍（Primack 1993）。 有些科學家認為，我們可能會失去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現存物種（Myers and Knoll 2001:5389）。在這更廣泛的消逝範圍裡，某些分類學上的科層級生物群（taxonomic families）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比如，蛙、蠑螈和其他兩棲類，可能處在特別危險的境地，目前這些物種約有三分之一被視為瀕臨滅絕，或者已在近期滅絕（Stuart et al. 2008）。
鳥類也深受滅絕衝擊。過去五百年來，已有一百五十三種鳥類被正式記錄為滅絕（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8:4）。然而，實際數字恐怕還要高上許多。畢竟，一些被列為「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物種，實際上已經滅絕了，還有一些物種可能根本還未被記錄就已經消失。如今，已知鳥類物種中，每八種就有一種被認為正面臨全球滅絕的危險，在某些分類學上的科層級生物群，這個數字還要更高（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8:5）。比如。信天翁科裡，有百分之八十二正面臨滅絕的威脅（第一章）。
以島嶼為家的鳥類，往往面臨特別嚴重的處境。雖然世界上「只有」兩成的鳥類物種侷限在島嶼棲地，但在歷史記錄中，約有九成鳥類滅絕事件發生在這些島嶼居民身上（Quammen 1996:264）。例如，在太平洋及其周遭地帶（本書大部分篇幅所描述的地區），一波接一波的人類定居（以及殖民與占領）浪潮，對這些鳥類造成沉重打擊（Steadman 2006）。生物學者約翰・馬茲魯夫（John Marzluff）簡明指出：「在短短一千多年的時間裡，我們就消滅了熱帶太平洋那些繁茂島嶼上超過一半的鳥類物種」（Marzluff 2005:256）。然而，當我們更深入當前的消逝期，大陸上的鳥類，包括一些曾經極為常見的鳥類，也遭遇愈來愈多的滅絕風險（如第二章討論的印度兀鷲）。
然而，儘管已知滅絕的物種如此之多——從渡渡鳥到旅鴿（Ectopistes migratorius）和王島鴯鶓（Dromaius ater）〔編按：現在應該被歸類為鴯鶓底下的一個亞種（Dromaius novaehollandiae minor）〕——我們對這一情況的理解仍然相當片面。在這個「物種滅絕的時代」（Rose and van Dooren 2011），被逼上絕路的物種數量，遠遠超出我們的理解能力。我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物種正在消失：當我們甚至不清楚這個星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種，我們又怎能知道有多少正在消失呢？我們有時會聽人談起少數具魅力的旗艦型瀕危物種（charismatic endangered species）的消息，但同時間，還有無數未被注意、甚至未被察覺到的物種（至少對現代科學而言，或許對人類也是如此）正在消失。 生物學者魯斯・威爾克斯（Bruce Wilcox）指出：「每當一個物種被列為瀕危或滅絕時，至少還有一百多個物種在沒有被記錄的情況下消失了」（Wilcox 1988:ix）。
一本關於鳥類與滅絕的書，除了渡渡鳥的悲慘故事，還能從哪裡說起呢？這種來自西印度洋小島上的鳥兒，詭異地在滅絕之後變得大名鼎鼎，幾乎成為物種滅絕時的「代言動物」（poster child）。不過，人們對渡渡鳥的想像，有著高度臆測的成分。歸根究底，渡渡鳥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鳥？牠的生活方式為何？又是何時自世上消失？這些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不清楚之處。雖然十七世紀關於渡渡鳥的報導、素描和繪畫有不少都留了下來，但我們仍很難確定當中哪些是正確的，而且是基於親眼所見。就像傳話遊戲，其中很多描述和圖像，本身似乎也是根據其他描述和圖像而來，並帶著不同程度的文學化潤飾（Hume 2006）。
不過我們的確知道，渡渡鳥（Raphus cucullatus）這種大型鳥類不會飛，只住在模里西斯島上。 牠們很可能是以地棲鳥類能夠吃到的落果為主食，佐以一些種子、球莖、甲殼動物和昆蟲。在人類到達該島之前，那裡的果實應該頗為豐富，也不存在其他陸生哺乳動物（Livezey 1993:271）。由於沒有哺乳動物，比起其他地方的鳥類，渡渡鳥的食物競爭對手大概比較少。還有一點也很重要：牠們沒有什麼顯著的天敵。這樣的情況，讓牠們對人類的到來，根本無法妥善應對。
我們還不清楚誰最早發現了渡渡鳥。也許是十三世紀發現該島的阿拉伯商人，但也可能是幾百年後（西元一五〇七年）開始造訪當地的葡萄牙水手。不過，就目前所知，這兩群人都未定居於模里西斯島，也沒有任何文獻證據顯示他們曾與渡渡鳥相遇。
關於渡渡鳥的最早可靠記載，是荷蘭人於一五九八年抵達該島後寫下的記錄（Hume 2006:67）。在接下來約莫一個世紀裡，荷蘭東印度公司將模里西斯島當作「家畜的放牧與繁殖地，以及當地野生肉類的來源」（Quammen 1996:265），這是渡渡鳥末日的開端。連同象龜和許多當地鳥類，渡渡鳥也成了菜單上的佳餚，不僅如此，荷蘭人有意無意帶到島上的各種哺乳動物，更對渡渡鳥造成沉重的打擊。
對渡渡鳥而言，問題的一部分，無疑是牠們很容易遭飢餓的水手和定居者捕捉。渡渡鳥不會飛，過去又沒有和天敵交手的經驗，人們很容易便可徒手或用棍棒抓到牠們（Quammen 1996:266-68）。過去幾百年來，經常有種說法認為渡渡鳥的肉非常難吃，所以很少被人食用。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古生物學暨渡渡鳥專家朱利安・休姆（Julian Hume）透過大量一手資料（Hume 2006:80），詳細描述了荷蘭人如何「大啖」渡渡鳥肉（尤其是胸部和胃部），以及他們大量捕捉和食用渡渡鳥的日常。
然而，在人類來到模里西斯島後，渡渡鳥面臨的最大威脅，恐怕是隨著人類一同抵達的其他動物了。至少從時序看來，最主要的物種可能是黑鼠（Rattus rattus）。如同歐洲船隻在那個時期停靠過的許多地方一樣，老鼠登陸極早，並且極具毀滅性。在此之前，渡渡鳥幾乎不需照顧自己的蛋和雛鳥，但這會兒卻成了老鼠手到擒來的盤中飧。稍後，在十七世紀的頭幾十年，其他新來的物種也加入了行列——尤其是食蟹獼猴、山羊、牛、豬和鹿。這些動物恐怕都在渡渡鳥的衰亡裡扮演了角色：可能是牠們的掠食者，或是食物競爭者，或者兼而有之（Hume 2006:83）。
十七世紀八〇年代以後，也許還要更早一些，島上訪客便不曾提起看過渡渡鳥。所有證據都顯示，該物種在十七世紀末已經滅絕（Hume, Martill, and Dewdney 2004）。渡渡鳥在平靜享用了數千年的果實後，突然遭遇歐洲文化的衝擊，然後很快地，悄悄離開了世界。
渡渡鳥的消失與人類息息相關。雖然牠們絕不是第一個因此消失的物種，但在當代物種滅絕的描述裡，渡渡鳥卻占據了一個特殊的指標位置。渡渡鳥和滅絕這一生物學的過程，已奇異地緊密相連。如果你問身旁的人對渡渡鳥有何認識，他可能會告訴你，牠生活在模里西斯島，甚至或許會告訴你牠不會飛，但無論如何，他一定會告訴你，渡渡鳥已經滅絕了。
「逝者如渡渡」〔編按：Dead as a dodo.是英語常用的諺語，指一樣東西已徹底滅絕。〕；除此之外，關於渡渡鳥，我們的想像所剩無幾。
或許這是因為，人們對這個物種除滅絕的事實外，幾乎一無所知。不過，渡渡鳥之所以和滅絕密切聯繫，可能還因為這種鳥以特別的方式進入了人類的文字記載。根據貝弗莉・史特恩斯（Beverly Stearns）和史蒂芬・史特恩斯（Stephen Stearns）的說法，渡渡鳥擁有一項不甚光彩的榮譽——牠們是第一個在文字記錄中被人類承認，因人類自身而滅絕的物種（Stearns and Stearns 1999:17；亦見Quammen 1996:277）。
我不能保證渡渡鳥確實是第一個以這種方式被記錄下來的物種，但無疑是其中最早的一種。這場滅絕發生之時，正值一些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逐漸意識到，他們可能對造訪的環境——尤其是對一些小島——造成巨大衝擊。正如環境史學者理查・格羅夫（Richard Grove）所指出的，模里西斯島當時被視為這種可能性的關鍵案例。隨著森林被砍伐，動物和礦產資源耗盡，「對資本主義和殖民統治造成生態影響的整體性認識開始浮現」（Grove 1992:42）。然而，就模里西斯島而言，對渡渡鳥與同一時期消失的眾多物種來說，這樣的認知仍舊太少，也來得太晚了。
因此，渡渡鳥進入了文字記載，成為一個「因人類活動而滅絕的物種」，牠的命運從而奇怪地聯繫到一種甫露曙光的歷史意識，亦即，人類活動不只可能殺死個別、甚或有時數量可觀的動植物，還可能終結整個生命的存在方式（ways of life）。出於這樣的意識，物種的消失便能以一種方式被理解與書寫，這種方式，將我們深深捲入其中——在因果上，或在情感上，更是在倫理上，這是渡渡鳥留給我們的悲傷遺產。
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飛行之道》延續了如今已相當成熟的「滅絕故事」傳統，這類故事往往將人類捲入其中。不過，本書也努力以一種嶄新的方式，講述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具體而言，本書以「鳥類糾纏」（avian entanglements）為核心，思考物種滅絕。意思是，這本書涉及鳥類及其關係，涉及生命在其中誕生、持續存在於世上、乃至最終逝去的互動之網。生命與死亡從來不是孤立發生的；對於有血有肉、終將一死的生靈而言，生與死完全是關係性的。鳥類世界也是如此，牠們與包含人類在內的多種物種交織在一起。這些關係是共同演化的，也具有生態依賴性。但其意涵遠不止於狹義的「生物學」。正是在這些多物種糾纏裡，學習與發展得以發生，社會實踐與文化得以形成。簡單來說，這些關係，讓生命以及任何特定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正因如此，這些關係非常重要。這在最好的時代便是如此，而在現今這麼多物種正從世上消失之時，這些糾纏更具有新的意涵。
《飛行之道》由五個滅絕故事組成，每則故事都以一群生存受威脅的鳥兒為焦點。本書強調這些鳥類的交互糾纏，藉此更深入了解牠們是誰、我們是誰，以及最終，無論結果是好是壞，我們如何在這個共享的世界裡「一同化成」（become together）（Haraway 2008）？透過這一視角，我們將清楚看到，鳥類的消逝所攸關的，遠比我們通常以為的還多。由此，我們得以用全新的方式理解滅絕的多重意涵：當一個物種、一個演化支系、一種生活方式消失於世界，我們究竟失去了什麼？這樣的消失在其發生的特定多物種社群（multispecies community）中——一個由人類與非人類、生者與死者共同構成的社群——又具有怎樣的意義？當前人類生命正處在一個複雜的位置：他是這些滅絕的主要（或唯一）原因，也是負責保育的行動者；他同時又像其他生物一樣，暴露在危殆而持續變化的環境裡。對此，我們該如何思考？
本書以糾纏為重點，旨在提出有別於來自「人類例外論」這種固有思考模式的理解。人類例外論將人類視為，從根本上與其他動物和整個「自然」世界相區隔的存在（第二章和第五章）。就此而言，滅絕必然被視為發生在「另一邊」，或者在外在「自然」中的事件。相對而言，本書則仔細關注人類——無論是作為個體、社群或一個物種——如何以多樣方式牽涉於其他正在消失的生命。當我們關注鳥的糾纏，便會打破人類例外論的框架，從而引發新的問題，探問滅絕教會了我們什麼，如何重塑我們，以及對我們提出怎樣的要求。最後一個問題尤其重要，歸根究柢，本書關注的是更廣泛的倫理問題：在滅絕邊緣，人鳥之間還可能有怎樣的關係？照顧一個正在消失的物種意味著什麼？我們又有什麼樣的義務，為其他生物在這世上留下一片生存空間？
【小標】來自滅絕時代的深處
遺憾的是，滅絕在當下並不是能引發濃厚興趣的話題。但我猜想，在將至的未來——如果人類還在的話——滅絕將成為標誌我們這時代的少數核心主題，甚至可能是具決定性的主題之一。我們正是目睹地球多樣生命形態消逝的世代，也是或許尚未完全理解並尊重這些生命形態意義的世代——儘管牠們與我們共享世界、緊密糾纏，並共同演化。
有些生物學家和古生物學家認為，當前時期可能是地球的第六次「大滅絕」（Kingsford et al. 2009）；其他學者則認為，儘管我們還沒走到這一步，但無疑已在半途（Barnosky et al. 2011）。過去的大滅絕事件，如六千五百萬年前白堊紀末期的恐龍滅絕，與約莫二億五千萬年前二疊紀末期更大規模的滅絕事件，都造成地球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物種消失（Jablonski and Chaloner 1994；Raup and Sepkoski 1982）。人們認為，造成先前「五大」滅絕事件的原因，可能包括隕石撞擊、火山爆發和其他各種形式的大規模劇變。但不幸的是，我們現今面臨的滅絕事件顯然是人類所為。當前物種的死亡，無論直接或間接，皆是由一系列相互糾纏的人類活動所導致，包括棲地破壞、外來物種引入、直接開發與獵捕、無差別使用新型化學物質和毒素，至於現在，氣候變遷帶來的各種影響更是日益加劇。
消失的規模尚不可知，大概也無法真正確定。生物學家理查・普里馬克（Richard Primack）估計，當前物種滅絕的速度，很可能比正常的「背景滅絕」（background extinction）高出一百至一千倍（Primack 1993）。 有些科學家認為，我們可能會失去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現存物種（Myers and Knoll 2001:5389）。在這更廣泛的消逝範圍裡，某些分類學上的科層級生物群（taxonomic families）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比如，蛙、蠑螈和其他兩棲類，可能處在特別危險的境地，目前這些物種約有三分之一被視為瀕臨滅絕，或者已在近期滅絕（Stuart et al. 2008）。
鳥類也深受滅絕衝擊。過去五百年來，已有一百五十三種鳥類被正式記錄為滅絕（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8:4）。然而，實際數字恐怕還要高上許多。畢竟，一些被列為「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物種，實際上已經滅絕了，還有一些物種可能根本還未被記錄就已經消失。如今，已知鳥類物種中，每八種就有一種被認為正面臨全球滅絕的危險，在某些分類學上的科層級生物群，這個數字還要更高（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8:5）。比如。信天翁科裡，有百分之八十二正面臨滅絕的威脅（第一章）。
以島嶼為家的鳥類，往往面臨特別嚴重的處境。雖然世界上「只有」兩成的鳥類物種侷限在島嶼棲地，但在歷史記錄中，約有九成鳥類滅絕事件發生在這些島嶼居民身上（Quammen 1996:264）。例如，在太平洋及其周遭地帶（本書大部分篇幅所描述的地區），一波接一波的人類定居（以及殖民與占領）浪潮，對這些鳥類造成沉重打擊（Steadman 2006）。生物學者約翰・馬茲魯夫（John Marzluff）簡明指出：「在短短一千多年的時間裡，我們就消滅了熱帶太平洋那些繁茂島嶼上超過一半的鳥類物種」（Marzluff 2005:256）。然而，當我們更深入當前的消逝期，大陸上的鳥類，包括一些曾經極為常見的鳥類，也遭遇愈來愈多的滅絕風險（如第二章討論的印度兀鷲）。
然而，儘管已知滅絕的物種如此之多——從渡渡鳥到旅鴿（Ectopistes migratorius）和王島鴯鶓（Dromaius ater）〔編按：現在應該被歸類為鴯鶓底下的一個亞種（Dromaius novaehollandiae minor）〕——我們對這一情況的理解仍然相當片面。在這個「物種滅絕的時代」（Rose and van Dooren 2011），被逼上絕路的物種數量，遠遠超出我們的理解能力。我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物種正在消失：當我們甚至不清楚這個星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種，我們又怎能知道有多少正在消失呢？我們有時會聽人談起少數具魅力的旗艦型瀕危物種（charismatic endangered species）的消息，但同時間，還有無數未被注意、甚至未被察覺到的物種（至少對現代科學而言，或許對人類也是如此）正在消失。 生物學者魯斯・威爾克斯（Bruce Wilcox）指出：「每當一個物種被列為瀕危或滅絕時，至少還有一百多個物種在沒有被記錄的情況下消失了」（Wilcox 1988: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