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佛的思想基礎和社會根源
　　西元1814年，當龔自珍22歲的時候，天理教農民起義軍裡應外合，進襲皇宮，後雖失敗，但嘉慶皇帝卻為之驚恐不已。龔自珍針對當時百孔千瘡、行將就木的官僚政治，開始撰寫〈明良論〉，筆鋒直指封建君主專制與陳陳相因的科舉制度和「用人論資格之大略」，鋒芒畢露地抨擊時政。他說，京師之中「一日不再食者甚眾」，而「內外大小之臣，俱思全軀保室家，不復有所作為」。他們「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正是這些人，「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盡奄然而無有生氣」，活脫脫刻劃了士大夫飽食終日、庸碌無能、寡廉鮮恥、怠忽職守的形象。他還指出，由於這些人安富尊榮，不思進取，且不肯自行引退，致使「英才未盡之士，亦卒不得相代」，「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一切都在無聲無息地腐爛，一切都在走向不可挽回的崩潰。他斷然指出：「當今之弊，抑或出於此。」他認為「一祖之法無不蔽，千夫之議無不靡」，因此要變。變則通，通則久，這就是結論。龔自珍以天下為己任，大聲疾呼改革時弊，修訂封建禮儀，廢除跪拜，由君臣坐而論道，共商國是；只有任人以才，不論資排輩，不以四書八股文章取士，才能打破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儘管這種願望僅僅是對舊制度的補綴和改良，但是已經隱隱地傳出了叛逆之音，展現了他的社會批判的思想畫面，也表露出他那「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忤」的怪傑、狂士的性格。也正是在這一年，其外祖父，著名的文字學家段玉裁，專門致書勸勉龔自珍「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用之文」，並指出有用之文是經，是史，要求他「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翌年，段玉裁又以讚賞的口吻，評論〈明良論〉說：「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髦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他稱龔自珍為英俊之士，欣然之情溢於言表。但是，或許由於他已從龔的文章中嗅出桀驁不馴的氣味，隱約感到一種離經叛道的不祥之兆；或許是經驗之談，諄諄告誡外孫要側身仕途，博取高官，做一代名臣；要麼就潛心學問，為人師表；切莫效阮籍倡狂，承柳永之遺風，做玩世不恭的名士。然而歷史恰恰與他的願望相反，龔自珍不幸「浮堪郎署」，為俗務所累，後又動觸時忌，辭官南歸，既沒有當上轟轟烈烈、大刀闊斧改革時弊的名官，也沒有做聚徒講學、樹宗立說的一代宗師。他挾「非常可怪之論」，言滿天下，傷時罵世；或者「朝借一經覆以簦，暮還一經龕已燈」，在佛卷中不倦地漫遊，一變而為「正人君子」側目而視的呆子和狂士，終以名士了其一生。孔繡山在題《己亥雜詩》中，不無調侃地說：「戒詩以後詩還富，哀樂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攜名妓即名僧。」確實如段氏所望，龔自珍致力於名吏名師，卻以寄跡江湖的名士為歸宿，歷史向他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也啟示我們進行必要的思考──是佛教極樂淨土的信仰，還是釋氏說理縝密與龔氏文化心理的趨合？是社會環境的逼迫，還是名士的心理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