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代理效應
無論如何，一場前所未見且具顛覆性的改變正在發生。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合成智慧」（synthetic intelligence）不再只是知識，而是能被靈活運用的資源，就如同1700年代蒸汽機出現之後，人們可以靈活運用合成能源一樣。智慧本身已成了一種工具：一種可擴展、可彈性調整，且能自我強化的進步引擎。
如果我們運用得當，就能達到「超級代理效應」（superagency）。當愈來愈多人運用AI大幅提升自身能力並達到關鍵多數時，就能在社會中引發加乘效應。換句話說，AI帶來的影響，不只是讓使用者懂得更多、能力更強；即便是極少、甚至從未親身操作AI的人們，也能從中獲益。因為突然間，你的醫生可以利用AI，精準診斷出那些模糊、看似無關的症狀；你的汽車技師也能準確判斷，為什麼在大熱天加速通過交通號誌時，後車廂會發出奇怪的聲響；甚至連提款機、停車收費器、自動販賣機，都成了能夠立即理解你的需求，並依照你的喜好進行調整的多語言天才。這就是超級代理效應。
末日、悲觀、衝刺與樂觀
在AI領域，首先我們必須對這些科技產生信任感，這並不容易，畢竟科技有時難以預測，也可能出錯。但如果我們有機會接觸並實際使用這些工具，就能自行判斷：它是否足夠可靠，是否能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它能帶來真正的價值，還是只是一時的新奇？它是否讓我更有能力，或是導致我過度依賴？
不過，對科技產生信任感只是第一步。我們還必須對技術開發者、監管機構，以及或許最重要的，對其他使用者產生信任感。畢竟，你憑什麼相信，其他人會善用AI？你憑什麼相信，自己的政府或其他國家的政府也會以正面的方式使用AI？你又憑什麼相信，AI的開發者會以負責且專業的態度完成他們的工作？
這些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答案存在於持續不斷且往往會引發各種爭議的對話中，正如人類過去創造每一項變革性科技時的情況一樣。這場關於AI的討論已持續多年，不過大多局限在電腦科學家、高等教育研究人員、商業開發者、投資人、倫理學者、科技記者、政策制定者、法律專家及科幻作家之間。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四個主要群體提供了不同的視角：末日派（Doomers）、悲觀派（Gloomers）、衝刺派（Zoomers），以及樂觀派（Bloomers）。
這些標籤顯然過於籠統，但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簡化各種觀點的複雜性，而是希望簡單整理出不同群體在AI辯論中所採取的基本立場。這些觀點各自提出了獨特且有價值的見解，不僅挑戰我們既有的假設，也促使所有人更深入理解這個議題。
末日派認為，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勢發展下去，最糟的結局就是：超級聰明、完全自主、不再遵循人類價值觀的AI，可能會決定要徹底毀滅人類。或許它會特赦幾位科技宅男，讓他們幫忙吸地板，就當作是替掃地機器人Roomba出一口氣。
悲觀派不僅大力批評AI，也非常不認同末日派的觀點。他們認為，末日派的論述具有雙重目的：「第一，『它強大到有可能毀掉人類』的說法，其實在無形中替AI背書。其次，末日派總是談論遙遠且抽象的未來，反而讓大家忽略了當下更值得關注的AI風險與危害，例如：工作可能被取代、假訊息大量湧現、既有偏見被放大、個人自主行動力逐漸被削弱。整體而言，悲觀派主張應採取由上而下的嚴格管制措施，由政府或監管機構主導，全面監控AI的開發與部署。
相較之下，衝刺派則主張，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與創新效益，將遠遠超過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總體來說，他們對於那種試圖在實際部署之前，就事先消除可能的風險或危害的「預防性監管」（precautionary regulation）持懷疑態度。他們反而認為，應該給予開發者足夠空間，讓其依專業判斷行事，才能以最快速度產出最好的成果。他們既不想要政府監管，也不需要政府支持；他們需要的是一條暢通無阻的跑道，以及完全自主的創新空間。
最後則是樂觀派。和衝刺派一樣，他們的觀點本質上是樂觀的，認為AI能夠在各個領域加速推動人類的進步。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清楚意識到，像AI這種具有顛覆性且變化多端的科技，不可能、也不應該由任何一方來主導其發展與部署。畢竟AI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層面太廣、影響方式也太深遠，因此不能這麼做。因此，樂觀派主張，必須在真實的情境下達到大規模參與，而這正是迭代部署的精神。雖然他們不完全反對政府監管，但他們認為要開發出更安全、更公平、更實用的AI工具，最快且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讓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價值觀與意圖的各類型使用者，都能夠接觸並實際使用這些工具。
許多悲觀派人士認為，AI的本質屬於採掘業（extractive industry），但樂觀派則認為它更像農業。你種下一顆種子，觀察它如何成長並適應特定的環境條件。你會慢慢了解，哪些作物最適合在哪裡生長，並根據你遇到的問題與挑戰，以及對潛在解決方案的掌握，開始採取干預措施。這過程當然會有風險，但隨著時間累積，你的知識會增加、技術會進步，產量也會隨之提升。
如果你還沒猜到的話，我是屬於樂觀派的。從我創辦LinkedIn，到過去25年來投資了數百家網路新創公司，我的職涯發展向來遵循以下原則：透過網絡回饋循環（network feedback loop），從實際應用中學習，並持續改進。
我之所以認同樂觀派的觀點，是因為這個觀點強調，大家都能用自己的方式主動參與，這種參與方式既需要也同時能獎勵個體的自主行動力。相較之下，末日派與悲觀派卻宣稱，為了保護人類的自主行動力，必須禁止或限制AI，這反而剝奪了我們自主評估AI的能力。對衝刺派來說，情況正好相反：他們追求完全的創造自由，通常預設結果一定會強化人類的自主行動力。問題是，這種想法往往忽略了一點：他們偏好的高速發展，會讓其他人覺得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有多少話語權與利害關係。
OpenAI的做法讓人們有機會親身體驗AI工具，也讓更多人能參與其中，共同討論AI的未來發展，激發出更多元的觀點。這種做法也讓大家能夠取得更多資訊，用來評估這些工具創造的機會與挑戰。
近幾年，AI的技術進展確實讓人驚喜，但更令人振奮的是，愈來愈多人能夠實際接觸並使用AI，這一點其實更為關鍵。如果我們現在正經歷一場堪比蒸汽機時代的轉變，那麼我們今天做出的決定，影響的不僅是未來幾年，而是接下來的數十年、甚至數個世紀。在這個網路發達與數位賦能的時代，任何人都不該淪為創造自己未來故事中的非玩家角色。如果我們希望以民主、負責任、合乎道德且有效率的方式發展AI，就必須讓更多人參與，並持續聆聽各界回饋。現在，人類已正式加入這場對話，這無疑是整個故事中最關鍵的轉折點。
無論如何，一場前所未見且具顛覆性的改變正在發生。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合成智慧」（synthetic intelligence）不再只是知識，而是能被靈活運用的資源，就如同1700年代蒸汽機出現之後，人們可以靈活運用合成能源一樣。智慧本身已成了一種工具：一種可擴展、可彈性調整，且能自我強化的進步引擎。
如果我們運用得當，就能達到「超級代理效應」（superagency）。當愈來愈多人運用AI大幅提升自身能力並達到關鍵多數時，就能在社會中引發加乘效應。換句話說，AI帶來的影響，不只是讓使用者懂得更多、能力更強；即便是極少、甚至從未親身操作AI的人們，也能從中獲益。因為突然間，你的醫生可以利用AI，精準診斷出那些模糊、看似無關的症狀；你的汽車技師也能準確判斷，為什麼在大熱天加速通過交通號誌時，後車廂會發出奇怪的聲響；甚至連提款機、停車收費器、自動販賣機，都成了能夠立即理解你的需求，並依照你的喜好進行調整的多語言天才。這就是超級代理效應。
末日、悲觀、衝刺與樂觀
在AI領域，首先我們必須對這些科技產生信任感，這並不容易，畢竟科技有時難以預測，也可能出錯。但如果我們有機會接觸並實際使用這些工具，就能自行判斷：它是否足夠可靠，是否能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它能帶來真正的價值，還是只是一時的新奇？它是否讓我更有能力，或是導致我過度依賴？
不過，對科技產生信任感只是第一步。我們還必須對技術開發者、監管機構，以及或許最重要的，對其他使用者產生信任感。畢竟，你憑什麼相信，其他人會善用AI？你憑什麼相信，自己的政府或其他國家的政府也會以正面的方式使用AI？你又憑什麼相信，AI的開發者會以負責且專業的態度完成他們的工作？
這些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答案存在於持續不斷且往往會引發各種爭議的對話中，正如人類過去創造每一項變革性科技時的情況一樣。這場關於AI的討論已持續多年，不過大多局限在電腦科學家、高等教育研究人員、商業開發者、投資人、倫理學者、科技記者、政策制定者、法律專家及科幻作家之間。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四個主要群體提供了不同的視角：末日派（Doomers）、悲觀派（Gloomers）、衝刺派（Zoomers），以及樂觀派（Bloomers）。
這些標籤顯然過於籠統，但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簡化各種觀點的複雜性，而是希望簡單整理出不同群體在AI辯論中所採取的基本立場。這些觀點各自提出了獨特且有價值的見解，不僅挑戰我們既有的假設，也促使所有人更深入理解這個議題。
末日派認為，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勢發展下去，最糟的結局就是：超級聰明、完全自主、不再遵循人類價值觀的AI，可能會決定要徹底毀滅人類。或許它會特赦幾位科技宅男，讓他們幫忙吸地板，就當作是替掃地機器人Roomba出一口氣。
悲觀派不僅大力批評AI，也非常不認同末日派的觀點。他們認為，末日派的論述具有雙重目的：「第一，『它強大到有可能毀掉人類』的說法，其實在無形中替AI背書。其次，末日派總是談論遙遠且抽象的未來，反而讓大家忽略了當下更值得關注的AI風險與危害，例如：工作可能被取代、假訊息大量湧現、既有偏見被放大、個人自主行動力逐漸被削弱。整體而言，悲觀派主張應採取由上而下的嚴格管制措施，由政府或監管機構主導，全面監控AI的開發與部署。
相較之下，衝刺派則主張，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與創新效益，將遠遠超過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總體來說，他們對於那種試圖在實際部署之前，就事先消除可能的風險或危害的「預防性監管」（precautionary regulation）持懷疑態度。他們反而認為，應該給予開發者足夠空間，讓其依專業判斷行事，才能以最快速度產出最好的成果。他們既不想要政府監管，也不需要政府支持；他們需要的是一條暢通無阻的跑道，以及完全自主的創新空間。
最後則是樂觀派。和衝刺派一樣，他們的觀點本質上是樂觀的，認為AI能夠在各個領域加速推動人類的進步。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清楚意識到，像AI這種具有顛覆性且變化多端的科技，不可能、也不應該由任何一方來主導其發展與部署。畢竟AI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層面太廣、影響方式也太深遠，因此不能這麼做。因此，樂觀派主張，必須在真實的情境下達到大規模參與，而這正是迭代部署的精神。雖然他們不完全反對政府監管，但他們認為要開發出更安全、更公平、更實用的AI工具，最快且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讓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價值觀與意圖的各類型使用者，都能夠接觸並實際使用這些工具。
許多悲觀派人士認為，AI的本質屬於採掘業（extractive industry），但樂觀派則認為它更像農業。你種下一顆種子，觀察它如何成長並適應特定的環境條件。你會慢慢了解，哪些作物最適合在哪裡生長，並根據你遇到的問題與挑戰，以及對潛在解決方案的掌握，開始採取干預措施。這過程當然會有風險，但隨著時間累積，你的知識會增加、技術會進步，產量也會隨之提升。
如果你還沒猜到的話，我是屬於樂觀派的。從我創辦LinkedIn，到過去25年來投資了數百家網路新創公司，我的職涯發展向來遵循以下原則：透過網絡回饋循環（network feedback loop），從實際應用中學習，並持續改進。
我之所以認同樂觀派的觀點，是因為這個觀點強調，大家都能用自己的方式主動參與，這種參與方式既需要也同時能獎勵個體的自主行動力。相較之下，末日派與悲觀派卻宣稱，為了保護人類的自主行動力，必須禁止或限制AI，這反而剝奪了我們自主評估AI的能力。對衝刺派來說，情況正好相反：他們追求完全的創造自由，通常預設結果一定會強化人類的自主行動力。問題是，這種想法往往忽略了一點：他們偏好的高速發展，會讓其他人覺得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有多少話語權與利害關係。
OpenAI的做法讓人們有機會親身體驗AI工具，也讓更多人能參與其中，共同討論AI的未來發展，激發出更多元的觀點。這種做法也讓大家能夠取得更多資訊，用來評估這些工具創造的機會與挑戰。
近幾年，AI的技術進展確實讓人驚喜，但更令人振奮的是，愈來愈多人能夠實際接觸並使用AI，這一點其實更為關鍵。如果我們現在正經歷一場堪比蒸汽機時代的轉變，那麼我們今天做出的決定，影響的不僅是未來幾年，而是接下來的數十年、甚至數個世紀。在這個網路發達與數位賦能的時代，任何人都不該淪為創造自己未來故事中的非玩家角色。如果我們希望以民主、負責任、合乎道德且有效率的方式發展AI，就必須讓更多人參與，並持續聆聽各界回饋。現在，人類已正式加入這場對話，這無疑是整個故事中最關鍵的轉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