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使人盲目的自尊
紐約市住有八百萬以上的靈長類，而令人訝異的是，其中有一些不是人類。單單計算住在曼哈頓的猴子，就算沒幾千隻，也有幾百隻。你可以在中央公園動物園裡找到他們，或是身為非法寵物跟人住在公寓裡，促使鄰居撥打三一一(非緊急市政服務專線)。但如果你是動物科學圈的一分子，你就知道他們大部分都合法收留在研究實驗室，小心翼翼地被藏著，不讓大眾看見。
每天早上我都會搭地鐵前往西哈林區的一百六十八巷，從地下的旋轉閘門出來，前往一棟聳立在頭頂上的磚深色建築。我會搭電梯到九樓的紐約州精神病學研究所（New York State Psychiatric Institute）附屬機構，那裡會有十來隻獨自關著的恆河獼猴等著我的來到。電梯的鈴聲會響起，然後很規律地，他們會發出巨大的吠叫和尖叫，搖著籠子並快速重複地轉著圈（科學家稱這個為「定型化行為」，一種壓力徵兆）。一旦他們發覺到是我，而不是某個獸醫員工要把他們推去做醫療檢驗或醫療程序時，他們便會冷靜下來。當時我正在研究他們的計數認知能力──研究他們有沒有像人類那種數數和排序的精神範疇。我會把他們一隻一隻轉移到大廳另一頭的不鏽鋼測試間，他們每天會在那裡與電腦觸控螢幕互動一小時，以此來取得食物獎勵。
從我踏進建築物的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這些獼猴沒過著好日子。這些小小的籠子、這個貧乏的環境、這種社會隔絕、他們那些單調枯燥的例行工作──同時下頭的城市卻翻騰著能量、明亮活力和盎然生意。有人吩咐我不要太靠近籠子，以免有猴子猛力發動攻擊，抓我的頭髮、衣服或指頭。所以我很怕進實驗室。我從頭到腳都排斥這件事。其他的實驗室助理大部分也都是想法相近的「動物愛好者」，也因為想要獲得靈長類研究的經驗而在那裡。我們偶爾會討論對這種豢養工作的不舒服感。其中一個人退出了（最終她徹底離開科學界），因為這個研究實在離她想像中該領域對其他物種的尊重太過遙遠。我試圖壓抑我的情感焦慮。那感覺就像是另一場通過儀禮，但我幾乎過不去。但對於那些有志於生物行為科學的學生來說，它是我少數接觸到他們的機會，而我覺得自己藉此能更進一步研究他們的心智和興趣。
事先作牌
這間實驗室是我邁向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契機。正式名稱為「心智與行為科學」的心理學，往往更狹隘地定義為人類心智與行為的研究。但就算在納入其他物種而涵蓋範圍更廣的定義中，有些人大致上還是認為，心理學家問的基本問題要和我們自己物種的心理與演化相關才有用處。你去問任何一個靈長類學家，他們都會跟你說，補助的多寡有無往往取決於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會促進對人類的科學理解！
我是在碩士生研究期間開始熟悉起比較心理學領域。比較心理學家一併研究了不同物種的行為和精神流程──最常見的就是把人類的認知跟我們最近的親戚――也就是大型猿類――做比較。
有些比較心理學家研究身體認知：個體如何使用並取得實體世界的情報，包含空間認知、時機掌握力，還有計數能力等主題──這些就是我工作的獼猴實驗室正在做的事。其他研究者專注於社會認知：個體如何使用並取得社會知識，包括心智理論（瞭解他者的知識與信念）以及利社會行為（任何有意讓他者獲得益處的行為）等主題。比較研究往往主張，人類在身體認知和社會認知功能上較優。但人類實在太常先作手腳把爛牌發給其他物種，讓人類打從一開始就有不公平的優勢。我們就來想想靈長類的利社會性，一個我極其關心並研究了許多年的主題。
古典的利社會行為實驗，會去比較人類和豢養的黑猩猩對於面臨危機的其他個體會作出什麼回應。舉例來說，幫助行為的研究有可能會評估受試者會不會嘗試替實驗者撿回搆不到的物體。其他關於利他行為的研究，則是測試他們是否會跟其他個體分享資源（好比說食物），包括與陌生者分享資源。這樣的實驗一般來說得出的結論會是，人類有幫助他者並與他者合作的意願，因此與眾不同。相較之下，他們認為其他靈長類的合作主要限於親屬範圍，而且幾乎從不會延展至不熟悉的個體。根據某些人所言，這就反映出動物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行動，因為該行為對於他們自己的遺傳近親有利。但這邊有個問題。其實應該是好幾個問題。
首先，受研究群體的特徵無法代表這兩個群體。豢養的黑猩猩通常一輩子都待在單一一個小小的社會群體中，待在十分穩定且受限的人造環境裡。這樣的條件跟野生黑猩猩的條件實在天差地別。野外的黑猩猩活在以「分裂─融合動態」為特徵的彈性社會中，這代表說，社會團體的大小和組成會隨時間而變，而動物們會在環境中變遷。野生的黑猩猩團體隨時都包含了三十到一百個從老到幼的個體，而他們居住在龐大的活動圈內，有著至少一八•一平方公里的領土。豢養的黑猩猩出生後便頻繁地與生母分離，相較之下野生黑猩猩的母親待在後代身邊的時間拉長了，而且對於他們的發展有著巨大影響。
比較組是由自由生活的人類所構成，他們通常是前述的「怪咖」小孩，跟家人住在原生家庭中，只有參與研究時才會前來研究機構。你或許還記得，「怪咖」雖然是心理學研究最普遍使用的對象，但這群人卻無法代表整體人類。我們知道人類各文化的認知程序──心智理論、空間能力、因果推理等等──可說是天差地別。然而，研究往往把「怪咖」當成人類常態，而研究設計往往反映了「怪咖」的假定。舉例來說，試圖測量人類和大型猿類利他行為的比較心理學實驗往往會去假定，如果自己不用付出代價的話，分享會比不分享更應該是他們偏好的策略。然而，這種假設連在人類全體之中都站不住腳：某些文化就是認為分享隱含著一種合約義務。但以偏概全的陳述（「人類比黑猩猩更利他」）仍然很普遍，而這種陳述不太顧慮研究是否體現了整體目標群體──全人類和全體黑猩猩。
我們怎麼老是對這些不一致的東西視而不見？在我看來，關於物種差異的結論（至少以這種實驗設計為基礎的物種差異結論），能揭露的就只有暗中運行的人類例外論偏誤。我們忠於這套世界觀而遭到蒙蔽，忽視了人如何操弄牌局使其他物種陷於不利──這樣做不只有損他們的能力，也損害了我們理解他們的能力。
―•―
在猴子認知實驗室開始進行研究後的那個夏天，我決定嘗試實地考察。幸運的是，一個隸屬開普敦大學的狒狒研究計畫正在找研究助理。我應徵了，拿到這份工作，幾個月後便搭上飛往南非的航班。考察的實地位於桌山國家公園（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內的好望角半島。這個地區自誇是「兩大洋交會處」（大西洋和印度洋）。事實上，兩大洋是在東南方稍遠處相碰撞。但一晚總計二十蘭德(南非貨幣，又稱「鍰」，二十蘭德約新台幣三十三元)的住所，還保證在燈塔技師居住區有一張折疊床，外加早上起來就看見周圍全是來回拍打的海岸線，讓我實在很難抱怨什麼。這實在是太划算了。
我們參與的工作，是密切注視一群豚尾狒狒，他們並沒有完全習慣於人類的存在。這代表要從早到晚隔著一段距離跟著他們，並收集他們去哪裡做了什麼的資料。我在這邊學到，一隻野生猴子的一日生活跟豢養的猴子實在是天差地別。他得要知道食物在哪裡，並獲取那些食物。會有鄰近的其他猴群和掠食者潛伏逼近。休眠的地點必須在天黑前找出來並確保安全無虞。我的第一個星期感覺就是像是一種狒狒新兵訓練營。這些動物始終在移動，在丘陵起伏的土地上上下下，像耍雜技般巧手巧腳地穿過濃密的灌木叢，而我只能跌跌撞撞地跟上他們。半島上的氣候瞬息萬變。夾帶雨水的風造成急劇的傾盆大雨。狒狒會神奇地在岩石崎嶇的露頭及時找到遮蔽，只留下我──已濕到能擰出水的我──晚了好幾分鐘才跟著這麼做。我常常在想，是那些狒狒有預知能力，還是城市生活已讓我可悲地對周遭自然環境反應遲鈍，又或者兩者都對了一部分（也是我最終做出的結論）。
這些狒狒學會在本區獨一無二的海岸地形中，透過富含蛋白質的食物來補充飲食，好比蛤貝、笠貝和鯊魚卵──這例子證明了他們的行為與飲食有著不可思議的彈性。海鮮覓食行為會隨環境因素而起伏不定，因素包括潮汐、湧浪高度和風（風力頻繁超出強風範圍，多次讓我暈頭轉向）。整年下來，這一切都受制於顯著的季節變異。他們活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每天都不一樣。
光是複雜的覓食策略，就需要導向、定位、預測和因果推理方面的認知適應力，同時還要考量他們社會生活的認知需求──持續留意敵友動態、養育幼體、從他者學習、處理衝突、協調活動和溝通交流等等。這就讓紐約市那棟貧瘠的附屬建築感覺更像是監獄而非實驗室（……而且，又到底是犯了什麼罪才要那樣被關起來？）的原因。我結束那趟旅程回來後，就再也沒辦法逼自己進那間實驗室了。那是出於十分明白的倫理理由，但更加明顯的是出於科學的理由。
大量存在的證據都證明，不同環境的經驗會影響所有物種的認知發展。幾十年下來的人類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貧困的環境對於精神功能會產生有害的影響。舉例來說，針對監獄囚犯的研究，就揭露了監禁所導致的嚴重認知情感缺陷。我們也就不可能以該群體為基礎來呈現人類認知的情況。那麼，類似的邏輯為什麼就不適用於其他物種呢？
然而直至今日，人們依然普遍認為，在不自然的、貧乏的或受限的環境中養大的動物就是某一物種的認知能力模範。二○一八年，一項由阿姆斯特丹大學格拉比斯尼格（Martin Glabischnig）進行的研究發現，關於靈長類認知的主要評論和理論論文所引用的內容，大部分是來自豢養（非野生）的群體。靈長類學家布胥（Christophe Boesch）在另一項分析中，回顧了頂尖科學期刊上直接比較人類和黑猩猩認知表現的論文，一共回顧了十年分。令人注目的是，這類研究對照的全都是豢養猿類與自由生活人類的表現差異。
使人盲目的自尊
紐約市住有八百萬以上的靈長類，而令人訝異的是，其中有一些不是人類。單單計算住在曼哈頓的猴子，就算沒幾千隻，也有幾百隻。你可以在中央公園動物園裡找到他們，或是身為非法寵物跟人住在公寓裡，促使鄰居撥打三一一(非緊急市政服務專線)。但如果你是動物科學圈的一分子，你就知道他們大部分都合法收留在研究實驗室，小心翼翼地被藏著，不讓大眾看見。
每天早上我都會搭地鐵前往西哈林區的一百六十八巷，從地下的旋轉閘門出來，前往一棟聳立在頭頂上的磚深色建築。我會搭電梯到九樓的紐約州精神病學研究所（New York State Psychiatric Institute）附屬機構，那裡會有十來隻獨自關著的恆河獼猴等著我的來到。電梯的鈴聲會響起，然後很規律地，他們會發出巨大的吠叫和尖叫，搖著籠子並快速重複地轉著圈（科學家稱這個為「定型化行為」，一種壓力徵兆）。一旦他們發覺到是我，而不是某個獸醫員工要把他們推去做醫療檢驗或醫療程序時，他們便會冷靜下來。當時我正在研究他們的計數認知能力──研究他們有沒有像人類那種數數和排序的精神範疇。我會把他們一隻一隻轉移到大廳另一頭的不鏽鋼測試間，他們每天會在那裡與電腦觸控螢幕互動一小時，以此來取得食物獎勵。
從我踏進建築物的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這些獼猴沒過著好日子。這些小小的籠子、這個貧乏的環境、這種社會隔絕、他們那些單調枯燥的例行工作──同時下頭的城市卻翻騰著能量、明亮活力和盎然生意。有人吩咐我不要太靠近籠子，以免有猴子猛力發動攻擊，抓我的頭髮、衣服或指頭。所以我很怕進實驗室。我從頭到腳都排斥這件事。其他的實驗室助理大部分也都是想法相近的「動物愛好者」，也因為想要獲得靈長類研究的經驗而在那裡。我們偶爾會討論對這種豢養工作的不舒服感。其中一個人退出了（最終她徹底離開科學界），因為這個研究實在離她想像中該領域對其他物種的尊重太過遙遠。我試圖壓抑我的情感焦慮。那感覺就像是另一場通過儀禮，但我幾乎過不去。但對於那些有志於生物行為科學的學生來說，它是我少數接觸到他們的機會，而我覺得自己藉此能更進一步研究他們的心智和興趣。
事先作牌
這間實驗室是我邁向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契機。正式名稱為「心智與行為科學」的心理學，往往更狹隘地定義為人類心智與行為的研究。但就算在納入其他物種而涵蓋範圍更廣的定義中，有些人大致上還是認為，心理學家問的基本問題要和我們自己物種的心理與演化相關才有用處。你去問任何一個靈長類學家，他們都會跟你說，補助的多寡有無往往取決於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會促進對人類的科學理解！
我是在碩士生研究期間開始熟悉起比較心理學領域。比較心理學家一併研究了不同物種的行為和精神流程──最常見的就是把人類的認知跟我們最近的親戚――也就是大型猿類――做比較。
有些比較心理學家研究身體認知：個體如何使用並取得實體世界的情報，包含空間認知、時機掌握力，還有計數能力等主題──這些就是我工作的獼猴實驗室正在做的事。其他研究者專注於社會認知：個體如何使用並取得社會知識，包括心智理論（瞭解他者的知識與信念）以及利社會行為（任何有意讓他者獲得益處的行為）等主題。比較研究往往主張，人類在身體認知和社會認知功能上較優。但人類實在太常先作手腳把爛牌發給其他物種，讓人類打從一開始就有不公平的優勢。我們就來想想靈長類的利社會性，一個我極其關心並研究了許多年的主題。
古典的利社會行為實驗，會去比較人類和豢養的黑猩猩對於面臨危機的其他個體會作出什麼回應。舉例來說，幫助行為的研究有可能會評估受試者會不會嘗試替實驗者撿回搆不到的物體。其他關於利他行為的研究，則是測試他們是否會跟其他個體分享資源（好比說食物），包括與陌生者分享資源。這樣的實驗一般來說得出的結論會是，人類有幫助他者並與他者合作的意願，因此與眾不同。相較之下，他們認為其他靈長類的合作主要限於親屬範圍，而且幾乎從不會延展至不熟悉的個體。根據某些人所言，這就反映出動物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行動，因為該行為對於他們自己的遺傳近親有利。但這邊有個問題。其實應該是好幾個問題。
首先，受研究群體的特徵無法代表這兩個群體。豢養的黑猩猩通常一輩子都待在單一一個小小的社會群體中，待在十分穩定且受限的人造環境裡。這樣的條件跟野生黑猩猩的條件實在天差地別。野外的黑猩猩活在以「分裂─融合動態」為特徵的彈性社會中，這代表說，社會團體的大小和組成會隨時間而變，而動物們會在環境中變遷。野生的黑猩猩團體隨時都包含了三十到一百個從老到幼的個體，而他們居住在龐大的活動圈內，有著至少一八•一平方公里的領土。豢養的黑猩猩出生後便頻繁地與生母分離，相較之下野生黑猩猩的母親待在後代身邊的時間拉長了，而且對於他們的發展有著巨大影響。
比較組是由自由生活的人類所構成，他們通常是前述的「怪咖」小孩，跟家人住在原生家庭中，只有參與研究時才會前來研究機構。你或許還記得，「怪咖」雖然是心理學研究最普遍使用的對象，但這群人卻無法代表整體人類。我們知道人類各文化的認知程序──心智理論、空間能力、因果推理等等──可說是天差地別。然而，研究往往把「怪咖」當成人類常態，而研究設計往往反映了「怪咖」的假定。舉例來說，試圖測量人類和大型猿類利他行為的比較心理學實驗往往會去假定，如果自己不用付出代價的話，分享會比不分享更應該是他們偏好的策略。然而，這種假設連在人類全體之中都站不住腳：某些文化就是認為分享隱含著一種合約義務。但以偏概全的陳述（「人類比黑猩猩更利他」）仍然很普遍，而這種陳述不太顧慮研究是否體現了整體目標群體──全人類和全體黑猩猩。
我們怎麼老是對這些不一致的東西視而不見？在我看來，關於物種差異的結論（至少以這種實驗設計為基礎的物種差異結論），能揭露的就只有暗中運行的人類例外論偏誤。我們忠於這套世界觀而遭到蒙蔽，忽視了人如何操弄牌局使其他物種陷於不利──這樣做不只有損他們的能力，也損害了我們理解他們的能力。
―•―
在猴子認知實驗室開始進行研究後的那個夏天，我決定嘗試實地考察。幸運的是，一個隸屬開普敦大學的狒狒研究計畫正在找研究助理。我應徵了，拿到這份工作，幾個月後便搭上飛往南非的航班。考察的實地位於桌山國家公園（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內的好望角半島。這個地區自誇是「兩大洋交會處」（大西洋和印度洋）。事實上，兩大洋是在東南方稍遠處相碰撞。但一晚總計二十蘭德(南非貨幣，又稱「鍰」，二十蘭德約新台幣三十三元)的住所，還保證在燈塔技師居住區有一張折疊床，外加早上起來就看見周圍全是來回拍打的海岸線，讓我實在很難抱怨什麼。這實在是太划算了。
我們參與的工作，是密切注視一群豚尾狒狒，他們並沒有完全習慣於人類的存在。這代表要從早到晚隔著一段距離跟著他們，並收集他們去哪裡做了什麼的資料。我在這邊學到，一隻野生猴子的一日生活跟豢養的猴子實在是天差地別。他得要知道食物在哪裡，並獲取那些食物。會有鄰近的其他猴群和掠食者潛伏逼近。休眠的地點必須在天黑前找出來並確保安全無虞。我的第一個星期感覺就是像是一種狒狒新兵訓練營。這些動物始終在移動，在丘陵起伏的土地上上下下，像耍雜技般巧手巧腳地穿過濃密的灌木叢，而我只能跌跌撞撞地跟上他們。半島上的氣候瞬息萬變。夾帶雨水的風造成急劇的傾盆大雨。狒狒會神奇地在岩石崎嶇的露頭及時找到遮蔽，只留下我──已濕到能擰出水的我──晚了好幾分鐘才跟著這麼做。我常常在想，是那些狒狒有預知能力，還是城市生活已讓我可悲地對周遭自然環境反應遲鈍，又或者兩者都對了一部分（也是我最終做出的結論）。
這些狒狒學會在本區獨一無二的海岸地形中，透過富含蛋白質的食物來補充飲食，好比蛤貝、笠貝和鯊魚卵──這例子證明了他們的行為與飲食有著不可思議的彈性。海鮮覓食行為會隨環境因素而起伏不定，因素包括潮汐、湧浪高度和風（風力頻繁超出強風範圍，多次讓我暈頭轉向）。整年下來，這一切都受制於顯著的季節變異。他們活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每天都不一樣。
光是複雜的覓食策略，就需要導向、定位、預測和因果推理方面的認知適應力，同時還要考量他們社會生活的認知需求──持續留意敵友動態、養育幼體、從他者學習、處理衝突、協調活動和溝通交流等等。這就讓紐約市那棟貧瘠的附屬建築感覺更像是監獄而非實驗室（……而且，又到底是犯了什麼罪才要那樣被關起來？）的原因。我結束那趟旅程回來後，就再也沒辦法逼自己進那間實驗室了。那是出於十分明白的倫理理由，但更加明顯的是出於科學的理由。
大量存在的證據都證明，不同環境的經驗會影響所有物種的認知發展。幾十年下來的人類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貧困的環境對於精神功能會產生有害的影響。舉例來說，針對監獄囚犯的研究，就揭露了監禁所導致的嚴重認知情感缺陷。我們也就不可能以該群體為基礎來呈現人類認知的情況。那麼，類似的邏輯為什麼就不適用於其他物種呢？
然而直至今日，人們依然普遍認為，在不自然的、貧乏的或受限的環境中養大的動物就是某一物種的認知能力模範。二○一八年，一項由阿姆斯特丹大學格拉比斯尼格（Martin Glabischnig）進行的研究發現，關於靈長類認知的主要評論和理論論文所引用的內容，大部分是來自豢養（非野生）的群體。靈長類學家布胥（Christophe Boesch）在另一項分析中，回顧了頂尖科學期刊上直接比較人類和黑猩猩認知表現的論文，一共回顧了十年分。令人注目的是，這類研究對照的全都是豢養猿類與自由生活人類的表現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