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摩鹿加雀鯛（Pomacentrus moluccensis）就是隻不起眼的小生物。牠是一條黃黃的、小小的小魚，還有「黃雀鯛」這個別名。你此刻腦中浮現的想像，應該八九不離十了。
但摩鹿加雀鯛和許多動物一樣，每隻個體都有不同的個性，不同個體會長時間穩定表現出彼此不同的行為，這也是牠們的不凡之處。有些魚就是比同類大膽一些，例如遇到掠食者威脅後，牠們通常會更快從藏身處冒出頭來，探出小小的鼻子，然後大剌剌地游到外頭的世界。就我們對魚類行為的理解，這種大膽和「攻擊性」這類個性特質並不相同—所謂攻擊性，是指雀鯛去恫嚇或攻擊另一條魚的傾向。攻擊性又不同於魚整體的活動量，魚個體的活動量有高有低，我們可以依此將牠們分為運動健將和懶骨頭。很意外吧，魚也有懶骨頭！總之，牠們有不少個體差異，大膽、攻擊性、活動量，再加上其他個性特質，合在一起，才構成一條摩鹿加雀鯛。有了不同的個性，牠們每條魚才是獨立個體，而不是演化工廠裡生出來的一個個複製玩具。
話雖如此，個體的個性並非固定不變。二〇〇九年，澳洲和加州海洋生物學家從珊瑚礁採集了野生摩鹿加雀鯛，意外目睹一個有趣的現象。研究者希望量化魚類個性的若干面向，於是開始在實驗水缸裡對摩鹿加雀鯛做各種細緻的測量。他們的量測安排經過隨機化：在為期十一天的觀察期間，他們在不同時間測不同的魚，每次測試某條雀鯛對某項介入的反應時，也都會小心錯開時間—例如把一條較小的魚裝在小玻璃罐裡，放進水缸—而且每次測量的先後順序都不一樣。他們刻意避開黎明與黃昏時分，因為眾所周知，魚在那兩個時段通常更活躍，攻擊性也較高。總之，這群稱職的海洋生物學家小心翼翼地對魚做了採樣。
但等科學家著手彙整結果時，他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由於抽樣程序經過仔細隨機化，他們其實是在略有不同的溫度下，量到了這些魚的個性表現。在為期十一天的研究中，水缸放在一間有遮蔭、半露天的實驗室裡，缸中水溫隨外界氣溫起伏而自然波動，因此隨機抽取的行為樣本，分布在大約攝氏二十五度到二十七之間。研究者依溫度列出個性測量結果時，出現了戲劇性的效應：溫度較高時，每一條摩鹿加雀鯛都更具攻擊性。研究者把這些瘦小的外來小魚連同保護用的玻璃罐放進水缸時，牠們攻擊玻璃罐的機率，平均是低溫時的四倍。
科學家本就知道魚類的攻擊性和溫度有關，但過去支持此論點的研究，一直都是從整體族群層次來理解魚的攻擊性。二〇〇九年這場研究是由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的茱蒂．史坦普斯（Judy Stamps）主導，這是研究者第一次在單一魚隻身上記錄到溫度與攻擊性之間的效應。當然，不同摩鹿加雀鯛原本就可能有攻擊傾向的差異—畢竟這種魚與魚之間的差別，就是我們說的「個體差異」。不過，史坦普斯研究裡的每一條魚都會受溫度影響，而且受影響的方式完全相同：水溫每升高一度，每條魚每分鐘的攻擊次數都是以完全相同的幅度上升，你彷彿能用肉眼看見小魚的血液隨水溫滾沸。
這種與生俱來的「熱血沸騰」現象不只發生在雀鯛身上，其實無數個物種身上都能觀察到類似的反應。年幼的黑寡婦蜘蛛（black widow spider）在較熱的環境裡，更容易出現同胞相食的情形。氣溫較高時，生活在歐洲阿爾卑斯山的高海拔蟻種Tetramorium alpestre，也更容易抓住其他群落的工蟻在土裡拖行。靈長類也不例外—中國生物學家在二〇二一年到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花費數日觀察園中圈養的九十隻恆河猴（rhesus monkey），發現氣溫到了攝氏二十七度時，牠們比低溫時發生了更多次打鬥。我如果在此列出這種現象所有已知的例子，這本書大概會厚上兩倍。不過，我不用這麼做，你也不必特地跑去動物園盯著猴子看。去看一場棒球吧，記得仔細觀察投手的表現。
二〇一一年，美國一群經濟學者整理出一份涵蓋近六萬場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比賽的資料集，記錄了每一場比賽的每一球與每一個結果，總計共4,566,468組投打對決。研究者想觀察棒球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漢摩拉比法典（Hammurabi code）—如果己隊打者挨了對方投手一記觸身球，本隊投手之後就更可能故意朝對方打者投出觸身球。這種行為出奇地常見，幾乎成了棒球場上一條不成文的報復法則：你砸我一球，我就還你一球。即使如此，投手還是得認真考慮要不要用這麼激烈的方式報復—那可是時速一百四十公里的直球，而且挨球的打者還能直接上一壘。
那麼，投手會在什麼時候選擇砸人呢？
那份研究裡，經濟學家引用了聖路易紅雀隊（St. Louis Cardinals）總教練托尼．拉魯薩（Tony La Russa）的話：「自家打者挨了觸身球時，心裡會同時翻起很多矛盾的情緒。這種事要怎麼想清楚？你怎麼確定對方投手是故意的？」拉魯薩的意思是，投手要不要回敬一顆觸身球，部分取決於他對場上情勢的解讀—解讀對方投手到底是不是存心要傷你的隊友。換句話說，你的想法與行為很可能受心理因素影響。美國研究者想更深入理解這種決定背後的機制、探索這種解讀行為背後的機制，於是試著用統計模型分析投手的攻擊性。他們想知道，比賽中的哪些因素會對投手的心理與決策產生影響。如果投手的球已經被擊出幾次全壘打，他會不會更傾向報復？如果他今天暴投了較多次呢？四壞球保送次數較多呢？到了後面的局數，用觸身球砸人的行為是不是會更常見？
結果，以上皆非。這些因素都不重要，真正構成影響的是氣溫。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也一樣，氣溫愈高，投手刻意砸打者的比率就愈高。更重要的是，某名投手目前有多少隊友被對方投手砸中，也會強化氣溫對他報復決定的影響。換言之，高溫不只是會影響投手的攻擊性，更會放大他們報復的決定。我們假設某投手的隊友在第一局就挨了一記觸身球，如果當天是攝氏十三度，這名投手後來報復對方打者的機率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二；如果當天是攝氏三十五度，這個機率就會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七。研究者也寫道：「高溫似乎會放大人對挑釁的反應：高溫預示著報復。」
但炎熱帶來的暴躁並不是什麼陌生現象，畢竟你活到現在，總該體驗過在炎熱難耐的日子裡，勉強應付世界的感受。你自己的感受，用不著我來替你解釋。不過，你感覺到的惱火，那種一觸即發的火爆，其實是一種普遍而充滿獸性的感受，深深埋在你體內，也寫進了你的基因裡。這是演化留給你的遺產。
翻開文學著作，你會發現作家對此也頗有觀察。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的︽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開場就是一樁斧頭殺人案。這部小說的第一句話是：「在一個異常炎熱的傍晚。」在一八六六年半虛構的聖彼得堡，炎熱「折磨著青年已然過度緊張的神經」。熱，就在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v）體內。
內在壓力與外在壓力之間的拉扯向來很是微妙，我們也不能把話說得太絕對。對拉斯科爾尼科夫而言，熱並不是驅使他殺人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儘管如此，在導向重大事件的一步步鋪陳中，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是一再寫到七月上旬難耐的悶熱。讀者被汗臭帶到了塵土飛揚的街道上，你就在那裡，和書中的學生一樣滿身大汗、又酸又臭。當然，拉斯科爾尼科夫仍須負道德責任—不是酷熱讓他去偷東西、揮斧頭—但我們也能看到，他確實是受某種更大的力量推了一把，這才採取行動：「因為他的心智彷彿時而蒙上一層霧，他幾乎意識不到自己的身體。」重讀到這裡，我就想起在波特蘭高架道下搭泳池的泰森．莫拉克—他遇害的七月一日，正巧熱浪來襲。我們不能單憑這件事做過多的解讀，不過翻開書看一看，總沒有問題吧。
二〇一九年，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博士生阿尤希．納拉揚（Ayushi Narayan）依︽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提出申請，調閱由美國郵政署（US Postal Service，USPS）員工提出的平等就業機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EEO）申訴資料。專門研究職場條件的納拉揚，一直有個疑問：哪些因素會影響職場歧視與騷擾？可惜私人企業可得的資料太少，她的研究處處受阻。至於郵政署，則是規模驚人的公部門雇主—幾乎是全美最大—近五十萬名員工分散在全國數以萬計的郵局。套句新聞業的說法，只要是替我們百姓工作的人，資料就能用︽資訊自由法︾調出來。納拉揚的︽資訊自由法︾申請獲准後，她收到一份涵蓋二〇〇四至二〇一九年、共二十五萬筆平等就業機會申訴的資料集—每百名郵政署員工，每年平均約有三筆申訴。這份歧視申訴資料集規模龐大，想來是再難找到更大的同類型資料了。
納拉揚想知道，究竟是職場本身的哪些條件，以及周遭社會經濟脈絡的哪些因素，會對歧視與騷擾事件造成影響。換句話說，她想估算職場條件與個人背景，是如何左右一個人做出某種廣義職場歧視行為的機率。她拿這二十五萬筆平等就業機會資料，反覆套用各種統計方法，數月後於二〇二二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發表了精細而嚴謹的研究結果。果不其然，熱也像癌症一樣，出現在研究裡。其他條件不變時，和最高氣溫介於攝氏十六至二十一度的日子相比，若最高溫超過攝氏三十二度，平等就業機會申訴案件就會增加百分之五，工會申訴在高溫下也會增加近百分之四。就如安東尼．海斯在研究移民法官時的發現，高溫的影響確實會跟著人進到室內：不論是在送信員工還是郵件室職員身上，都能看到溫度與騷擾之間的關聯。「我和很多人都看見，就連有冷氣的建築裡也還是會出現某種效應。這表示即時開冷氣，可能還是不夠。」納拉揚告訴我，「在那個當下—在你開冷氣的那一刻—它大概還不足以讓人完全適應。」
但摩鹿加雀鯛和許多動物一樣，每隻個體都有不同的個性，不同個體會長時間穩定表現出彼此不同的行為，這也是牠們的不凡之處。有些魚就是比同類大膽一些，例如遇到掠食者威脅後，牠們通常會更快從藏身處冒出頭來，探出小小的鼻子，然後大剌剌地游到外頭的世界。就我們對魚類行為的理解，這種大膽和「攻擊性」這類個性特質並不相同—所謂攻擊性，是指雀鯛去恫嚇或攻擊另一條魚的傾向。攻擊性又不同於魚整體的活動量，魚個體的活動量有高有低，我們可以依此將牠們分為運動健將和懶骨頭。很意外吧，魚也有懶骨頭！總之，牠們有不少個體差異，大膽、攻擊性、活動量，再加上其他個性特質，合在一起，才構成一條摩鹿加雀鯛。有了不同的個性，牠們每條魚才是獨立個體，而不是演化工廠裡生出來的一個個複製玩具。
話雖如此，個體的個性並非固定不變。二〇〇九年，澳洲和加州海洋生物學家從珊瑚礁採集了野生摩鹿加雀鯛，意外目睹一個有趣的現象。研究者希望量化魚類個性的若干面向，於是開始在實驗水缸裡對摩鹿加雀鯛做各種細緻的測量。他們的量測安排經過隨機化：在為期十一天的觀察期間，他們在不同時間測不同的魚，每次測試某條雀鯛對某項介入的反應時，也都會小心錯開時間—例如把一條較小的魚裝在小玻璃罐裡，放進水缸—而且每次測量的先後順序都不一樣。他們刻意避開黎明與黃昏時分，因為眾所周知，魚在那兩個時段通常更活躍，攻擊性也較高。總之，這群稱職的海洋生物學家小心翼翼地對魚做了採樣。
但等科學家著手彙整結果時，他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由於抽樣程序經過仔細隨機化，他們其實是在略有不同的溫度下，量到了這些魚的個性表現。在為期十一天的研究中，水缸放在一間有遮蔭、半露天的實驗室裡，缸中水溫隨外界氣溫起伏而自然波動，因此隨機抽取的行為樣本，分布在大約攝氏二十五度到二十七之間。研究者依溫度列出個性測量結果時，出現了戲劇性的效應：溫度較高時，每一條摩鹿加雀鯛都更具攻擊性。研究者把這些瘦小的外來小魚連同保護用的玻璃罐放進水缸時，牠們攻擊玻璃罐的機率，平均是低溫時的四倍。
科學家本就知道魚類的攻擊性和溫度有關，但過去支持此論點的研究，一直都是從整體族群層次來理解魚的攻擊性。二〇〇九年這場研究是由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的茱蒂．史坦普斯（Judy Stamps）主導，這是研究者第一次在單一魚隻身上記錄到溫度與攻擊性之間的效應。當然，不同摩鹿加雀鯛原本就可能有攻擊傾向的差異—畢竟這種魚與魚之間的差別，就是我們說的「個體差異」。不過，史坦普斯研究裡的每一條魚都會受溫度影響，而且受影響的方式完全相同：水溫每升高一度，每條魚每分鐘的攻擊次數都是以完全相同的幅度上升，你彷彿能用肉眼看見小魚的血液隨水溫滾沸。
這種與生俱來的「熱血沸騰」現象不只發生在雀鯛身上，其實無數個物種身上都能觀察到類似的反應。年幼的黑寡婦蜘蛛（black widow spider）在較熱的環境裡，更容易出現同胞相食的情形。氣溫較高時，生活在歐洲阿爾卑斯山的高海拔蟻種Tetramorium alpestre，也更容易抓住其他群落的工蟻在土裡拖行。靈長類也不例外—中國生物學家在二〇二一年到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花費數日觀察園中圈養的九十隻恆河猴（rhesus monkey），發現氣溫到了攝氏二十七度時，牠們比低溫時發生了更多次打鬥。我如果在此列出這種現象所有已知的例子，這本書大概會厚上兩倍。不過，我不用這麼做，你也不必特地跑去動物園盯著猴子看。去看一場棒球吧，記得仔細觀察投手的表現。
二〇一一年，美國一群經濟學者整理出一份涵蓋近六萬場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比賽的資料集，記錄了每一場比賽的每一球與每一個結果，總計共4,566,468組投打對決。研究者想觀察棒球界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漢摩拉比法典（Hammurabi code）—如果己隊打者挨了對方投手一記觸身球，本隊投手之後就更可能故意朝對方打者投出觸身球。這種行為出奇地常見，幾乎成了棒球場上一條不成文的報復法則：你砸我一球，我就還你一球。即使如此，投手還是得認真考慮要不要用這麼激烈的方式報復—那可是時速一百四十公里的直球，而且挨球的打者還能直接上一壘。
那麼，投手會在什麼時候選擇砸人呢？
那份研究裡，經濟學家引用了聖路易紅雀隊（St. Louis Cardinals）總教練托尼．拉魯薩（Tony La Russa）的話：「自家打者挨了觸身球時，心裡會同時翻起很多矛盾的情緒。這種事要怎麼想清楚？你怎麼確定對方投手是故意的？」拉魯薩的意思是，投手要不要回敬一顆觸身球，部分取決於他對場上情勢的解讀—解讀對方投手到底是不是存心要傷你的隊友。換句話說，你的想法與行為很可能受心理因素影響。美國研究者想更深入理解這種決定背後的機制、探索這種解讀行為背後的機制，於是試著用統計模型分析投手的攻擊性。他們想知道，比賽中的哪些因素會對投手的心理與決策產生影響。如果投手的球已經被擊出幾次全壘打，他會不會更傾向報復？如果他今天暴投了較多次呢？四壞球保送次數較多呢？到了後面的局數，用觸身球砸人的行為是不是會更常見？
結果，以上皆非。這些因素都不重要，真正構成影響的是氣溫。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也一樣，氣溫愈高，投手刻意砸打者的比率就愈高。更重要的是，某名投手目前有多少隊友被對方投手砸中，也會強化氣溫對他報復決定的影響。換言之，高溫不只是會影響投手的攻擊性，更會放大他們報復的決定。我們假設某投手的隊友在第一局就挨了一記觸身球，如果當天是攝氏十三度，這名投手後來報復對方打者的機率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二；如果當天是攝氏三十五度，這個機率就會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七。研究者也寫道：「高溫似乎會放大人對挑釁的反應：高溫預示著報復。」
但炎熱帶來的暴躁並不是什麼陌生現象，畢竟你活到現在，總該體驗過在炎熱難耐的日子裡，勉強應付世界的感受。你自己的感受，用不著我來替你解釋。不過，你感覺到的惱火，那種一觸即發的火爆，其實是一種普遍而充滿獸性的感受，深深埋在你體內，也寫進了你的基因裡。這是演化留給你的遺產。
翻開文學著作，你會發現作家對此也頗有觀察。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的︽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開場就是一樁斧頭殺人案。這部小說的第一句話是：「在一個異常炎熱的傍晚。」在一八六六年半虛構的聖彼得堡，炎熱「折磨著青年已然過度緊張的神經」。熱，就在拉斯科爾尼科夫（Raskolnikov）體內。
內在壓力與外在壓力之間的拉扯向來很是微妙，我們也不能把話說得太絕對。對拉斯科爾尼科夫而言，熱並不是驅使他殺人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儘管如此，在導向重大事件的一步步鋪陳中，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是一再寫到七月上旬難耐的悶熱。讀者被汗臭帶到了塵土飛揚的街道上，你就在那裡，和書中的學生一樣滿身大汗、又酸又臭。當然，拉斯科爾尼科夫仍須負道德責任—不是酷熱讓他去偷東西、揮斧頭—但我們也能看到，他確實是受某種更大的力量推了一把，這才採取行動：「因為他的心智彷彿時而蒙上一層霧，他幾乎意識不到自己的身體。」重讀到這裡，我就想起在波特蘭高架道下搭泳池的泰森．莫拉克—他遇害的七月一日，正巧熱浪來襲。我們不能單憑這件事做過多的解讀，不過翻開書看一看，總沒有問題吧。
二〇一九年，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博士生阿尤希．納拉揚（Ayushi Narayan）依︽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提出申請，調閱由美國郵政署（US Postal Service，USPS）員工提出的平等就業機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EEO）申訴資料。專門研究職場條件的納拉揚，一直有個疑問：哪些因素會影響職場歧視與騷擾？可惜私人企業可得的資料太少，她的研究處處受阻。至於郵政署，則是規模驚人的公部門雇主—幾乎是全美最大—近五十萬名員工分散在全國數以萬計的郵局。套句新聞業的說法，只要是替我們百姓工作的人，資料就能用︽資訊自由法︾調出來。納拉揚的︽資訊自由法︾申請獲准後，她收到一份涵蓋二〇〇四至二〇一九年、共二十五萬筆平等就業機會申訴的資料集—每百名郵政署員工，每年平均約有三筆申訴。這份歧視申訴資料集規模龐大，想來是再難找到更大的同類型資料了。
納拉揚想知道，究竟是職場本身的哪些條件，以及周遭社會經濟脈絡的哪些因素，會對歧視與騷擾事件造成影響。換句話說，她想估算職場條件與個人背景，是如何左右一個人做出某種廣義職場歧視行為的機率。她拿這二十五萬筆平等就業機會資料，反覆套用各種統計方法，數月後於二〇二二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發表了精細而嚴謹的研究結果。果不其然，熱也像癌症一樣，出現在研究裡。其他條件不變時，和最高氣溫介於攝氏十六至二十一度的日子相比，若最高溫超過攝氏三十二度，平等就業機會申訴案件就會增加百分之五，工會申訴在高溫下也會增加近百分之四。就如安東尼．海斯在研究移民法官時的發現，高溫的影響確實會跟著人進到室內：不論是在送信員工還是郵件室職員身上，都能看到溫度與騷擾之間的關聯。「我和很多人都看見，就連有冷氣的建築裡也還是會出現某種效應。這表示即時開冷氣，可能還是不夠。」納拉揚告訴我，「在那個當下—在你開冷氣的那一刻—它大概還不足以讓人完全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