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家庭悲劇與女性角色：
安德莉亞•耶茨的精神異常抗辯
2001年六月二十日，早上九點過後。
休斯頓警方接到一通報案電話。
接線員：「你叫什麼名字？」
報警者：「安德莉亞•耶茨（Andrea Yates）。」
接線員：「什麼問題？」
報警者：「我就是需要他們過來。」
接線員：「妳先生在那裡嗎？」
報警者：「不在。」
接線員：「嗯，是什麼問題？」
報警者：「我需要他們過來。」
報案者打電話給工作中的丈夫——羅素‧耶茨（Russell Yates）。
安德莉亞：「你必須回來。」
丈夫：「有人受傷了？」
安德莉亞：「對。」
丈夫：「誰受傷？」
安德莉亞：「孩子們。全部。」
2001年六月二十日早晨，羅斯帝（Rusty）——全名為羅素•耶茨——出門上班，按照計劃，在他離家一個小時後，母親就會過來照顧妻子安德莉亞。雖然醫師建議，不要在任何時間讓安德莉亞獨自一個人，他還是離開了。
警方接獲報案到達現場，見到四個孩子靜靜地躺在床上，蓋著被單，而年齡最大的孩子諾亞面孔朝下，浮在蓄滿水的浴缸裡。
疾病病史
安德莉亞•耶茨（原姓甘迺迪〔Kennedy〕，生於1964年七月二日），1994年生完第一個孩子後，開始出現想要去拿刀子的念頭以及友人被刺傷的幻覺。
在生下第四個孩子約四個月後，1999年六月，安德莉亞服下大量安眠藥，企圖自殺。隨後被送到醫院治療。受到保險給付天數限制，她住院一週就不得不出院。回家後，她繼續聽到命令她去拿刀子的幻覺，她開始自殘，以免傷人。在她企圖持刀割自己的脖子被丈夫阻止後，又再度入院（第二次住院）。儘管家屬拒絕電痙攣（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療法，轉而選擇藥物，仍逐漸發揮療效。但病人本身並不願意接受藥物治療，她認為醫師給她「吐實血清」（truth serum），讓她無法自我控制。在住院期間，醫師建議夫妻兩人，再度懷孕會造成疾病復發，應該避免。診治醫師在病歷上寫著：「顯然，病人和丈夫計畫順其自然地擁有越多孩子越好，這樣注定造成將來的精神病性憂鬱症復發」。2000年十一月，第五個孩子出生，安德莉亞的狀況似乎沒有太大異常。
豈料2001年三月，安德莉亞的父親過世，她又開始不吃不喝、不說話、不哺餵最小的嬰兒瑪莉；開始拔自己的頭髮。三十一日，因為丈夫考量就近照顧，她被送往一所專門治療藥物成癮的精神醫療機構住院（第三次住院，收治原因並非藥物濫用）。
經過短暫住院，飲食和睡眠比較正常後，雖然安德莉亞還是沉默、憂鬱，四月十二日就出院了；條件是參與門診局部住院計畫（Partial Hospitalization Program, PHP, 類似臺灣所稱日間住院或日間照護，晚上可回家），直到四月十八日。然而在家中，安德莉亞出現怪異行為，她常常將浴缸儲水，說是以備不時之需，也多數呈現僵直狀態。因病情惡化，五月四日，她再度住院（第四次住院，不能回家），五月中旬，再度轉至門診的局部住院（晚上可回家），二十二日再度出院（完全在家調養）。
個人史
安德莉亞從小就是個非常優秀的孩子，高中擔任畢業生致詞代表，還是游泳冠軍。家境平凡，沒有任何特別異常之處。
1986年，她從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畢業後，成為一名護士。在休士頓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擔任護理師八年。
1989年，她認識後來的丈夫羅斯帝，兩人很快同居。
1993年，兩人結婚。婚禮規模很小，相當地低調，也未採用任何組織化教會的儀式，新郎也向來賓宣布，不使用任何生育控制方式，讓上帝決定他們擁有多少小孩。夫妻倆很快生了第一個孩子，安德莉亞決定辭職，在家當全職媽媽。由於宗教信仰，他們在七年內生了五個孩子（期間流產一個）。分別是七歲的諾亞（Noah, 1994年生），五歲的約翰（John, 1995年生），三歲的保羅（Paul, 1997年生），兩歲的路克（Luke, 1999年生），和六個月大的瑪莉（Mary, 2000年生）。五名子女都由安德莉亞教導自學。1999年後，安德莉亞還要同時協助照顧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父親。
丈夫是休士頓詹森太空中心太空梭計畫的工程師，1996年全家從德州搬到佛羅里達州，方便丈夫外派至佛羅里達州的特定計畫。先生也將德州的寬敞房子出租，賣掉許多財產，全家在佛羅里達州是定居在狹窄的露營車裡。先生這樣的想法，和他們信奉的宗教有關，認為生活要簡化，不要有太多物質的享受和財產。
夫妻兩人都是一個巡迴（traveling）基本教義派傳教士麥可•沃羅尼基（Michael Woroniecki, 1954-）的信徒，先生對於組織化的教會保持相當程度的懷疑，而相信獨立教派。沃羅尼基是羅斯帝在大學時，於佈道場合裡認識的。
沃羅尼基常常使用「火與硫磺」（fire-and-brimstone）作為傳教與信仰的比喻，強調地獄就在門前，等著你進入；而父母特別要為子女未來是否會進地獄負責。父母如果阻礙到子女，使得他們受地獄之火的苦，還不如自己先自殺等等。
在搬去佛羅里達州時，由於生活環境變化，安德莉亞寫信給沃羅尼基，陳述自己的孤獨。沃羅尼基回信說，根據聖經的教誨，她應該全心全力地把自己奉獻給丈夫和孩子。佛羅里達州的工作結束後，耶茨一家又回到德州，未搬回原本寬敞的住處，仍然住在狹窄的露營車裡。變本加厲的是，1998年五月，羅斯帝向沃羅尼基買下由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巴士改裝成的移動式房屋。孩子出生後，全家能使用的空間就更狹窄了。前述1999年六月，安德莉亞服藥自殺，就是在這輛改裝巴士上，當時她獨力看顧四個孩子。為母子的平安健康，全家最終搬離巴士，住進普通的房屋。
案件調查
2001年六月二十日，案發當天，丈夫約在九點整離家上班，一小時內，婆婆會過來幫忙。這樣的安排是丈夫主張的，讓安德莉亞不要過於依賴外援，還記得她身為人母的責任。
在婆婆抵達前，安德莉亞把浴缸蓄滿水，先帶其中一個兒子到浴室，溺死他。等孩子沒有呼吸，就把屍體放到臥室的床上，蓋好被子。
然後再帶第二個孩子來到浴室，接著是第三個、第四個。
最後是第五個，也是她最大的兒子。
當大兒子諾亞來到浴室時，他看到妹妹的屍體浮在浴缸裡。
他問：「瑪莉怎麼了」，然後覺得不對勁，拔腿就跑，最終還是被安德莉亞抓了回來。
五個孩子陸續被溺死，最大的七歲，最小的才六個月。
安德莉亞打了911報案電話，然後打電話給丈夫。
她認為，因為自己被惡魔標記了，孩子並沒有走上正途，她也無力管教。誤入歧途的孩子長大後，終究會在地獄受苦。她認為，自己已經被撒旦吞噬，如果自己因謀殺被判處死刑，自己的死亡也連帶讓撒旦消滅，最後孩子們也會得到解脫。
她說，自己計畫殺死親生骨肉來「拯救」他們，長達兩年了，被羈押時，她在監獄牆上，看到撒旦形象的泰迪熊和鴨子。
專家證詞
安德莉亞在就審能力聽證前，已經在德州哈利斯郡立看守所（Harris County jail）精神科部門接受三個月的治療。就審能力聽證，在德州是由陪審團判定結果。兩位心理師評估安德莉亞的狀況，一位是葛拉德•哈里斯（Gerald Harris），另一位是檢方聘請的史帝文•盧本澤（Steven Rubenzer）。哈里斯向陪審團表示，被告因為自己的宗教妄想，無法協助律師辯護或理解法庭聽證程序，盧本澤則表示，即使有明顯的精神疾病，安德莉亞仍然有能力接受審判。陪審團最後判定，安德莉亞具備就審能力。
接下來，審判的重點就成為：安德莉亞在行兇時，是否符合法律上的精神異常。
在法律脈絡上，德州的精神異常抗辯，原本依照美國《模範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 MPC），採取比較寬容的精神異常抗辯準則。但是，在辛克利刺殺雷根總統案件發生後，1994年德州修正為相當嚴格的精神異常抗辯立法。根據《德州刑法》（Texas Penal Code）第8.01條（Sec. 8.01.）：「行為人，由於嚴重精神疾病或障礙，無法知曉他的行為是錯誤的」，得以成立精神異常抗辯。這項接近馬克諾頓法則（McNaghten Rule或M'Naghten Rule）的立法，並沒有該法則中「無法知曉其行為之本性與特質」的要素。因此，許多專家認為，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常常知道其行為違法，但是對於行為的認知和理解，不同於常人。因此，單就行為是否違法而言，患者確實有所認識，知道自己犯法。但是，由於患者對現實的認知極度扭曲，還是難以避免犯下違法行為。德州法律並未明確界定，所謂「錯誤」，是就純粹違反法律而言，還是道德層面上的。這使德州的精神異常抗辯，在實務上極為嚴格，幾乎成為一項無法抗辯成功的法律。
這起當時極受美國大眾關切的案件，無可避免地成為鑑定專家的戰場。辯檢雙方都找來全美著名的司法精神醫學專家進行鑑定。被告是嚴重精神疾病病人，是雙方都接受的事實，重點在於，安德莉亞行兇時，符合德州法律的精神異常嗎？
整個審判過程，有十位精神科醫師與兩位心理師出庭作證。只有一位精神科醫師是檢方提出的專家證人。
由辯方所提出的五位精神科醫師與一位心理師，曾經治療過被告；有四位治療過被告的精神科醫師與一位心理師，都支持：被告在犯行時，無法知曉其行為的對錯，或是相信自己的殺人行為是對的。另一位在監獄中負責治療被告的精神科醫師則表示，他並沒有評估被告犯罪行為時的狀況，但是，在自己治療過的精神病性憂鬱症的病人裡，她是屬於病情最嚴重的病人之一。
辯方專家菲利浦•瑞茲尼克（Phillip Resnick），是多本教科書的作者、許多著名案件的鑑定人，也專精於母親殺害子女的案件研究。瑞茲尼克認為，被告的犯行，並非來自於憎恨、對丈夫的報復，或是兒童虐待或忽略；也不是詐病（Malingering, 瑞茲尼克是這方面數一數二的專家）。這場悲劇基於非理性的動機——被告認為殺害小孩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這是一種基於宗教妄想的利他想法（altruistic）。她把死去的孩子一一擺在床上，顯示出被告對孩子的重視。基於宗教的妄想，她認為自己讓孩子們免於撒旦的荼毒。瑞茲尼克說：
耶茨女士有一個選擇：讓孩子在地獄裡永恆地被火燃燒，或是讓他們在人世間失去性命……她也會在世間放棄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的來生，為了要消滅撒旦，而且避免自己的孩子落入永世詛咒的命運。
在當時，她陷於精神病狀態的眼光所感受到的世界，她做了她自己認為是對的事。
換句話說，瑞茲尼克作證顯示，被告所為在法律上是錯的；但是，由於被告的宗教妄想，她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是正確的。
檢方的專家證人也不是易與之輩，帕克•艾略特•德茲（Park Dietz）是著名精神科醫師，參與過多起重大案件的鑑定——蘇珊•史密斯（本書第九章）、泰德‧卡辛斯基（本書第八章）以及傑夫瑞•達莫（Jeffrey Dahmer, 1960-1994）（連續殺手，殺死並肢解十七名男子，被稱為密爾沃基食人魔[Milwaukee Cannibal]）。
德茲認為，他不是回答鑑定的終極問題，而是討論被告對於行為錯誤與否的意見：
耶茨女士知曉，她的行為在法律眼中，是錯的……在社會眼中，是錯的……在上帝眼中，是錯的……耶茨女士或許相信，殺害孩子們，是為了他們的最佳利益，目的是為了救贖這些孩子，而合理化了手段。這手段，就是錯誤的，是非法的殺害。
耶茨女士指稱，在殺人之前，殺害小孩的想法，她認為這是撒旦給她的想法。當然，這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她的心智，但是她誤認為是撒旦給的。她認為這是來自於撒旦的想法，正是她知曉這想法是錯誤的之第一個指標。因為，她認知到，殺害孩子的想法是來自於撒旦的惡念。她並不會認為，這是來自於上帝的善念。
在交互詰問時，德茲身為檢方的專家證人，他有關母親殺害子女的臨床經驗，也遭到被告律師喬治•帕納姆（George Parnham）詰問。德茲承認，他在1981或1982年後就不再治療病人，他不具備醫治產後憂鬱症的臨床經驗。當帕納姆問及德茲擔任顧問的經驗，包括著名的電視劇《法網遊龍》（Law and Order），是否曾經製播過產後憂鬱症？德茲說道：
實際上，就在本案發生前，曾經有一集演到，一位女性罹患產後憂鬱症，用浴缸淹死小孩，而後被判精神異常。
在另一位辯方證人露西•普耶爾（Lucy Puryear）出庭時，檢方又用德茲所提到的影集內容，詢問對方，企圖證明被告患病是脫罪藉口。
檢方在結辯時，又將該影集提出來。檢方表示：
她（安德莉亞）變得非常憂鬱而住進德富羅醫院（Devereux）。她說，在那個月，有時，這些想法就會出現。她會有這些想法，而且她經常收看《法網遊龍》，觀看這個節目。這是個解決之道（a way out）。她告訴德茲醫師。這是個解決之道。
經過三個半小時的審議，陪審團於2002年三月，判定安德莉亞有罪。她必須面對死刑或終身監禁的聽證。
申請無效審判與上訴
在陪審團判定安德莉亞有罪當日的傍晚，辯方律師帕納姆才發現德茲醫師提及的影集內容，從來沒有被編寫或製播過，這一事實同時獲得節目製作單位的確認。帕納姆律師隨即寫信給承審法官以及檢方，提出無效審判的聲請，理由是關鍵證人的陳述不實，卻被法官駁回。
在量刑聽證時，陪審團已被告知前述證據錯誤，最後判定安德莉亞應處以終身監禁，四十年後才得以申請假釋，而非死刑。
德茲醫師事後也告知檢方，他並非蓄意做錯誤陳述，而是把自己擔任顧問的幾集劇情混淆了。事後，媒體對陪審團的訪問也指出，多數陪審員都認為，檢方以及專家證人的說法更有說服力。
由於證詞的誤導，辯方提出上訴。2005年一月六日，德州上訴法院作出判決，認為德茲並未蓄意說謊；有五位精神衛生專家主張：被告不是無法知曉對錯，就是認為自己所為是對的；只有德茲醫師是唯一認定被告知曉對錯的精神衛生專家。因此，德茲醫師的證詞，對於檢方指控成立具有關鍵性影響。由於檢方在交互詰問以及結辯時，兩度引用錯誤事實，上訴法庭法官認為：
我們認定，有合理的可能性，德茲醫師的錯誤證詞可能影響了陪審團的判斷。我們更進一步認定，德茲醫師的錯誤證詞影響了上訴人的實質權利。因此，（一審）審判法庭否決上訴人所提無效審判的動議，（我們）認定係為裁量權濫用（abuse of discretion）。
準此，我們（二審）判定上訴人的第二爭點（issue）成立。
德州上訴法院遂撤銷原判決，發回重審。
根據德州法律，檢察官本可不反對辯方精神異常無罪的抗辯，讓被告不經審判、直接由法院裁定：不定期留置於州立精神病院。然而，檢方選擇透過重審，由陪審團定奪；根據法律，檢方不得再求處死刑，同時因新法不溯及既往，重審的求刑為舊制之終身監禁，四十年後始得申請假釋。
2006年七月二十六日，陪審團判定：安德莉亞，因精神異常而無罪（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之後，安德莉亞一直留置在德州州立高戒護精神病院（Kerrville State Hospital），持續接受治療。
爭議之外，還是爭議
本案除了激起民眾的關心與情緒之外，還涉及許多議題或是爭議。例如，德州的死刑與報復文化，鑑定人的立場，被告身為女性的家庭角色，甚至牽涉到獨立教派的宗教觀念。
德州是美國死刑處決最多的州，自1976年以來，處決了全美三分之一的死刑犯。而安德莉亞受審的哈利斯郡，又占了德州判決死刑的三分之一，死刑處決的四分之一。德州著名的報復文化，是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也因此，在陪審團選任時，特別是涉及死刑的案件，對死刑有疑慮的陪審員候選人，在應當判處死刑時，無法忠實而公正地依法對被告處以死刑，都可能被檢方剃除。因此，獲選審理安德莉亞案的陪審團是所謂的「死刑適格」，不僅是名稱上，也是內涵上的意義。研究也指出，這樣的陪審團比較不會去理解或設想被告的處境，審判過程中也比較不會秉持無罪推定的原則。
安德莉亞在案件中多面向的角色，也激起民眾相當矛盾的情緒。一方面，許多人對她一再懷孕、必須中斷藥物治療，憂鬱症無法根治，同時承受獨自照顧多名年幼子女與患病父親的多重壓力，感到難過和同情。另一方面，一旦談到被告的犯行，涉及五條無辜孩童的生命，公眾就十分難以接受。許多民眾對她的丈夫多所指責，甚至認為檢方該起訴的是這位失職的父親；或者認為丈夫是共犯，至少應當負起部分責任。此外，丈夫特殊的宗教信仰也引人非議，他不屬於任何組織教會，堅信一個獨立教派，只相信小團體對聖經的解釋；讓患病的妻子獨自照顧所有孩子，進行在「家（狹窄的改裝巴士）」自學，如此與世隔絕的封閉生活，儘管反映美國宗教的多元性，仍引來強烈批判。。
本案中關於女性角色的探討，還有更複雜的因素。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母親、妻子、女兒），作為家庭照顧的承擔者，固然是安德莉亞可能無法持續接受治療的因素以及社會壓力的來源。但犯罪社會學研究指出，精神異常抗辯比較可能在女性被告身上成立。因此，根深蒂固的性別印象與社會預期，在其中扮演混雜而矛盾的變數。
鑑定人證詞錯誤成為上訴成功的理由，更是本案的另一個爭議點。雖然德茲醫師的鑑定經驗豐富，但是，他作為鑑定人的立場，也相當旗幟鮮明。德茲自己指出，相對於其他鑑定人十分重視訪談被告的經驗所得，他自己更加相信物質證據，或是其他事證、人證。德茲作為專家證人，已經不再治療病人，而是從事精神醫學與犯罪學研究、訪談被告。因此他常常成為檢方仰賴的明星鑑定人。批評者認為，德茲對被告的法律責任與道德責任要求相當高，以至於他對精神異常抗辯成立的要件十分嚴格。這也是為何辯方律師揭露其臨床經驗時，德茲承認對產後憂鬱症的理解與治療經驗並不豐富。由此可知，德茲在認定被告是否知曉其行為違法時，採取相當嚴格的標準。而本案延伸出的許多爭議，隨著時間過去，似乎也逐漸淡去。
除了審判期間，本案引發媒體報導，有記者深入法庭的見聞，也有節目主持人與學者專家的討論。鑑定人、被告丈夫、辯方律師、解除任務後的陪審員，紛紛上節目接受訪問。鎂光燈下，德茲解釋自己的鑑定立場；丈夫解釋自己的態度與心情；被告家人向記者傳達對於被告丈夫的怨言；過去治療過安德莉亞的醫師，向記者透露，曾經表達擔心與不應再懷孕的建議等等。五花八門的言論中，一些似有可考的事，也不乏自圓其說的講法。這些紛紛擾擾的核心，始終是五個七歲以下的年幼生命，以及一個受疾病煎熬與環境孤立的女性。
至於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後續處遇，往往不是激情熱烈的媒體或公眾持續關切的焦點。安德莉亞不論是被陪審團認定為無就審能力，還是因為精神異常而無罪，結果幾乎相同，都是不定期留置於州立精神病院，通常就此終其一生。根據德州法律，禁止向負責判定精神異常與否的陪審團，告知精神異常無罪後的安置處遇。這導致陪審團可能流於一般民眾的想像，誤認為一旦被告獲判無罪後，患者就會自由地回到社區。這正是民眾認知與病人實際遭遇之間的極大落差。
二十年後，據說安德莉亞常常在醫院中，重複看著自己與孩子的錄影帶，迄今仍未出院。根據媒體報導， 她多年前就可以經過聽證來決定自己是否出院，但是她每年都放棄聽證的機會，她的律師目前還與其保持連絡，律師受訪時提到，「她選擇留在醫院裡，繼續接受治療」。
根據《紐約郵報》報導，安德莉亞在醫院製作賀卡和手工藝品，而販賣所得則捐贈給耶茨兒童紀念基金（Yates Children Memorial Fund），用以協助同樣深受產後憂鬱症所苦的女性。
該基金就是案件結束後，許多精神衛生社群努力的成果之一，目的之一是促進婦女的精神衛生。2003年，德州立法通過《安德莉亞•耶茨法案》（Andrea Yates Bill），促使醫療機構及政府單位提供婦女產前照護與相關資訊，並協助及早發現與治療產後憂鬱症。
帕納姆律師表示，這個案件讓「整個國家正視了精神疾病」，對他個人而言，則是「改變生命意義」的經驗，他從此持續擔任精神障礙的刑事辯護律師，並且持續在刑事制度中，為精神疾病病人的程序權利努力。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案件過後精神衛生體系與刑事司法體系的實質改變，或許是那幾位生命短暫的孩子們，為後人留下最重要的遺緒。
對所有精神醫療工作人員而言，這起悲劇揭露許多常見的現象與令人不忍直視的現實，其中一個就是苦於產後憂鬱症、產後精神病，無法解脫、無法獲得妥善治療的母親，以及與她一起受苦的孩子、丈夫。
最令人痛心的是，這場家庭悲劇，原本很有機會可以避免、可以預防。
補記：家庭內殺人，是性別暴力還是人性的脆弱
家庭內殺人，除了短期內占據媒體版面，引人噓唏之外，向來是精神醫學關切的主題，更一直是犯罪學的難題。但是這類事件所引發的公眾關切常常比較短暫，而且，很容易被歸類於家庭內的事件，視為一種不定期卻例行上演的家庭悲劇。
實際上，犯罪學者統計全美二十世紀近百年的大規模殺人（mass murder）案件（至少四人死亡），其中家庭內殺人事件將近一半，一直是最大宗。但無論國內外，媒體關切的時間不久，公眾反應亦不及其他特殊殺人事件。
統計揭示還有許多引人深思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解答。家庭內殺人指加害人與被害人是家屬關係，也包含廣義的伴侶、配偶和前配偶。更特別的是，除了與明顯仇恨和財產犯罪目的有關之案件外，常常伴隨殺人後自殺的情形。這種殺人後自殺的現象，在其他殺人案件中，相當罕見。另一方面，自殺行為也鮮少傷及他人。
多數統計發現，最常見的家庭內殺人後自殺案件，是現為或曾為配偶、親密伴侶間的殺害。加害人絕大多數是男性，被害人多數是女性；可能出於爭執、分離與懷疑不忠，而殺害對方後自殺。這類行為，通常雙方都是青壯年。如果家庭內殺人後自殺出現在中老年的族群，則反應出另一種困境。常常是主要照顧者轉變為加害人，由於不忍久病的對方繼續苟延殘喘，而終結對方的生命，然後自殺。
另一類家庭內殺人後自殺，最常見的是父母殺害子女。精神科醫師向來熟悉，產後憂鬱或精神狀態不佳的母親，在殺害嬰幼子女方面，有高於一般母親的危險性；然而，隨著子女漸長，父母都有可能成為加害的一方。離異、失和以及憂鬱、精神疾病，都可能是原因。最極端的類型，殺害配偶同時殺害子女，而且這類又多數是男性的犯罪類型，學者稱為「家庭殲滅者」。
極端行為到底是如何產生的？
對於配偶或伴侶的加害人，確實有比較高的家庭暴力紀錄，以及使用酒精與藥物的傾向。但是，也很有可能有過半的比率，加害人從無暴力或犯罪紀錄，一向是正直良善的人。
的確有相當多的比例，殺人後自殺的加害人，都呈現憂鬱的狀態。但是這些人的憂鬱狀態，或者更恰當地說，伴隨著憂鬱的短期適應問題，其實和你我在遭遇逆境時，所可能有的反應，並無顯著不同。換言之，就精神醫學而言，常常是不符合臨床診斷，也無立即需要藥物治療的疾病狀態。實際上，近來更多的研究也發現，過往會認為處於憂鬱狀態下的加害人，是因為擔心對方無法存活、乏人照顧，因此殺人後自殺（稱為「慈悲殺人」或「利他型動機」）。然而，憤恨、無望、遷怒等等複雜的情緒，也可能存在。一個平凡的人，遇到離異、挫折、失落、困頓等諸多逆境，一時之間無法跳脫，就進入惡性循環，以殘害家人、傷害自己為終結。
臺灣發生過北投父親殺害子女的悲劇，人們既悲傷亦不解：為何這類案件，在官方社會安全網絡中，無法及早預警；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亦表示，這類案件，一部分確實出現在高風險家庭。但此個案並非高風險家庭，也毫無過往家庭暴力之紀錄。
值得省思的是，女性殺害配偶或伴侶者，多數不會自殺。而男性殺害配偶或伴侶者，確實有相當高的比率出現自殺行為。論者以為，女性殺害對方，多數是因為男方其實是俗稱「恐怖情人」的加害者，當女性走投無路而殺害對方，諷刺的是，女性的壓力因此頓時解除；而男性加害人，不論是殺害配偶，或是其他家人，常常是因為自己處於一種共生的依賴保護關係，當對方不復存在，自己也失去生存的意志。這種性別暴力或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社會對於性別刻板角色的反映，赤裸裸地呈現不同性別與認同各自的社會期待與負擔。
多數的加害人都無法預警
任何預警系統都希望，他們可能是高風險家庭，他們可能有過往性侵害或家庭暴力，或是婦幼保護的紀錄。要不然，他們可能是警政追蹤個案，或是衛政系統裡，追蹤關懷的精神疾病患者。但是，再一次的，國外諸多研究冷酷地指出，多數的殺人後自殺之加害人，很可能是第一次出現在官方的社會安全系統中，更悲劇的是，這也是最後一次出現。
1999年的柯倫拜校園槍擊事件（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之後，美國教育單位與美國特勤局（U.S. Secret Service），合作成立專案，陸續研究校園槍擊案。最後的報告認為，所謂校園槍擊案的犯罪人，並沒有所謂的常見特徵；簡言之，很難藉由側寫或描繪（profiling），辨識出類型化的加害人，加以預防。唯一有效的預警方式，就是鼓勵學校師生、社區民眾，對於人們開始出現危險行為，加以留意。因為，所有的加害人，都不只一次向周邊的人揭露，自己可能會涉及暴力或犯罪行為。換個角度而言，這些加害人，在事發之前，多數沒有精神疾病，多數沒有校園輔導或犯罪紀錄，多數不是所謂孤癖或離群的人，換言之，和你我並沒有多大差異。然而，他們卻會藉由揭露自己煩亂的心事，向外求援。人是如此脆弱，因為一些事故、不順遂，行差走錯，而導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悲劇。如果周圍的人多一點關心，把他們曾經揭露的威脅言談，視為求援的聲音，隨後啟動目前現有的系統，或許，才有機會阻止悲劇發生。沒有進入社會安全體系事前預警的家庭內殺人自殺案件，也可能會如此。
這並不是說，臺灣的系統沒有發生功效。因為警政、衛政、社政或民政體系，早就阻止了許許多多的悲劇。弔詭的是，我們很習慣地把系統默默地運作視為理所當然，或是視若無睹。
透過理解，希望可以減少悲劇，絕不是讓犯罪行為合理化。人性的脆弱，總是會穿破所有的羅網，悲劇性地揭露。思考的蘆葦，脆弱的人，因為我們是在意而有情的生靈；而在意與關懷，也永遠是面對脆弱的解答。
殺害親生子女，反映人類最終極的痛苦與挫折，難以理解。表面看似單純的個案，背後可能是深層複雜的結構困境。若能深入探討極端案例背後的成因，而非一味譴責加害人，或許能及早介入，找到防治或解決的契機。
家庭悲劇與女性角色：
安德莉亞•耶茨的精神異常抗辯
2001年六月二十日，早上九點過後。
休斯頓警方接到一通報案電話。
接線員：「你叫什麼名字？」
報警者：「安德莉亞•耶茨（Andrea Yates）。」
接線員：「什麼問題？」
報警者：「我就是需要他們過來。」
接線員：「妳先生在那裡嗎？」
報警者：「不在。」
接線員：「嗯，是什麼問題？」
報警者：「我需要他們過來。」
報案者打電話給工作中的丈夫——羅素‧耶茨（Russell Yates）。
安德莉亞：「你必須回來。」
丈夫：「有人受傷了？」
安德莉亞：「對。」
丈夫：「誰受傷？」
安德莉亞：「孩子們。全部。」
2001年六月二十日早晨，羅斯帝（Rusty）——全名為羅素•耶茨——出門上班，按照計劃，在他離家一個小時後，母親就會過來照顧妻子安德莉亞。雖然醫師建議，不要在任何時間讓安德莉亞獨自一個人，他還是離開了。
警方接獲報案到達現場，見到四個孩子靜靜地躺在床上，蓋著被單，而年齡最大的孩子諾亞面孔朝下，浮在蓄滿水的浴缸裡。
疾病病史
安德莉亞•耶茨（原姓甘迺迪〔Kennedy〕，生於1964年七月二日），1994年生完第一個孩子後，開始出現想要去拿刀子的念頭以及友人被刺傷的幻覺。
在生下第四個孩子約四個月後，1999年六月，安德莉亞服下大量安眠藥，企圖自殺。隨後被送到醫院治療。受到保險給付天數限制，她住院一週就不得不出院。回家後，她繼續聽到命令她去拿刀子的幻覺，她開始自殘，以免傷人。在她企圖持刀割自己的脖子被丈夫阻止後，又再度入院（第二次住院）。儘管家屬拒絕電痙攣（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療法，轉而選擇藥物，仍逐漸發揮療效。但病人本身並不願意接受藥物治療，她認為醫師給她「吐實血清」（truth serum），讓她無法自我控制。在住院期間，醫師建議夫妻兩人，再度懷孕會造成疾病復發，應該避免。診治醫師在病歷上寫著：「顯然，病人和丈夫計畫順其自然地擁有越多孩子越好，這樣注定造成將來的精神病性憂鬱症復發」。2000年十一月，第五個孩子出生，安德莉亞的狀況似乎沒有太大異常。
豈料2001年三月，安德莉亞的父親過世，她又開始不吃不喝、不說話、不哺餵最小的嬰兒瑪莉；開始拔自己的頭髮。三十一日，因為丈夫考量就近照顧，她被送往一所專門治療藥物成癮的精神醫療機構住院（第三次住院，收治原因並非藥物濫用）。
經過短暫住院，飲食和睡眠比較正常後，雖然安德莉亞還是沉默、憂鬱，四月十二日就出院了；條件是參與門診局部住院計畫（Partial Hospitalization Program, PHP, 類似臺灣所稱日間住院或日間照護，晚上可回家），直到四月十八日。然而在家中，安德莉亞出現怪異行為，她常常將浴缸儲水，說是以備不時之需，也多數呈現僵直狀態。因病情惡化，五月四日，她再度住院（第四次住院，不能回家），五月中旬，再度轉至門診的局部住院（晚上可回家），二十二日再度出院（完全在家調養）。
個人史
安德莉亞從小就是個非常優秀的孩子，高中擔任畢業生致詞代表，還是游泳冠軍。家境平凡，沒有任何特別異常之處。
1986年，她從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畢業後，成為一名護士。在休士頓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擔任護理師八年。
1989年，她認識後來的丈夫羅斯帝，兩人很快同居。
1993年，兩人結婚。婚禮規模很小，相當地低調，也未採用任何組織化教會的儀式，新郎也向來賓宣布，不使用任何生育控制方式，讓上帝決定他們擁有多少小孩。夫妻倆很快生了第一個孩子，安德莉亞決定辭職，在家當全職媽媽。由於宗教信仰，他們在七年內生了五個孩子（期間流產一個）。分別是七歲的諾亞（Noah, 1994年生），五歲的約翰（John, 1995年生），三歲的保羅（Paul, 1997年生），兩歲的路克（Luke, 1999年生），和六個月大的瑪莉（Mary, 2000年生）。五名子女都由安德莉亞教導自學。1999年後，安德莉亞還要同時協助照顧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父親。
丈夫是休士頓詹森太空中心太空梭計畫的工程師，1996年全家從德州搬到佛羅里達州，方便丈夫外派至佛羅里達州的特定計畫。先生也將德州的寬敞房子出租，賣掉許多財產，全家在佛羅里達州是定居在狹窄的露營車裡。先生這樣的想法，和他們信奉的宗教有關，認為生活要簡化，不要有太多物質的享受和財產。
夫妻兩人都是一個巡迴（traveling）基本教義派傳教士麥可•沃羅尼基（Michael Woroniecki, 1954-）的信徒，先生對於組織化的教會保持相當程度的懷疑，而相信獨立教派。沃羅尼基是羅斯帝在大學時，於佈道場合裡認識的。
沃羅尼基常常使用「火與硫磺」（fire-and-brimstone）作為傳教與信仰的比喻，強調地獄就在門前，等著你進入；而父母特別要為子女未來是否會進地獄負責。父母如果阻礙到子女，使得他們受地獄之火的苦，還不如自己先自殺等等。
在搬去佛羅里達州時，由於生活環境變化，安德莉亞寫信給沃羅尼基，陳述自己的孤獨。沃羅尼基回信說，根據聖經的教誨，她應該全心全力地把自己奉獻給丈夫和孩子。佛羅里達州的工作結束後，耶茨一家又回到德州，未搬回原本寬敞的住處，仍然住在狹窄的露營車裡。變本加厲的是，1998年五月，羅斯帝向沃羅尼基買下由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巴士改裝成的移動式房屋。孩子出生後，全家能使用的空間就更狹窄了。前述1999年六月，安德莉亞服藥自殺，就是在這輛改裝巴士上，當時她獨力看顧四個孩子。為母子的平安健康，全家最終搬離巴士，住進普通的房屋。
案件調查
2001年六月二十日，案發當天，丈夫約在九點整離家上班，一小時內，婆婆會過來幫忙。這樣的安排是丈夫主張的，讓安德莉亞不要過於依賴外援，還記得她身為人母的責任。
在婆婆抵達前，安德莉亞把浴缸蓄滿水，先帶其中一個兒子到浴室，溺死他。等孩子沒有呼吸，就把屍體放到臥室的床上，蓋好被子。
然後再帶第二個孩子來到浴室，接著是第三個、第四個。
最後是第五個，也是她最大的兒子。
當大兒子諾亞來到浴室時，他看到妹妹的屍體浮在浴缸裡。
他問：「瑪莉怎麼了」，然後覺得不對勁，拔腿就跑，最終還是被安德莉亞抓了回來。
五個孩子陸續被溺死，最大的七歲，最小的才六個月。
安德莉亞打了911報案電話，然後打電話給丈夫。
她認為，因為自己被惡魔標記了，孩子並沒有走上正途，她也無力管教。誤入歧途的孩子長大後，終究會在地獄受苦。她認為，自己已經被撒旦吞噬，如果自己因謀殺被判處死刑，自己的死亡也連帶讓撒旦消滅，最後孩子們也會得到解脫。
她說，自己計畫殺死親生骨肉來「拯救」他們，長達兩年了，被羈押時，她在監獄牆上，看到撒旦形象的泰迪熊和鴨子。
專家證詞
安德莉亞在就審能力聽證前，已經在德州哈利斯郡立看守所（Harris County jail）精神科部門接受三個月的治療。就審能力聽證，在德州是由陪審團判定結果。兩位心理師評估安德莉亞的狀況，一位是葛拉德•哈里斯（Gerald Harris），另一位是檢方聘請的史帝文•盧本澤（Steven Rubenzer）。哈里斯向陪審團表示，被告因為自己的宗教妄想，無法協助律師辯護或理解法庭聽證程序，盧本澤則表示，即使有明顯的精神疾病，安德莉亞仍然有能力接受審判。陪審團最後判定，安德莉亞具備就審能力。
接下來，審判的重點就成為：安德莉亞在行兇時，是否符合法律上的精神異常。
在法律脈絡上，德州的精神異常抗辯，原本依照美國《模範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 MPC），採取比較寬容的精神異常抗辯準則。但是，在辛克利刺殺雷根總統案件發生後，1994年德州修正為相當嚴格的精神異常抗辯立法。根據《德州刑法》（Texas Penal Code）第8.01條（Sec. 8.01.）：「行為人，由於嚴重精神疾病或障礙，無法知曉他的行為是錯誤的」，得以成立精神異常抗辯。這項接近馬克諾頓法則（McNaghten Rule或M'Naghten Rule）的立法，並沒有該法則中「無法知曉其行為之本性與特質」的要素。因此，許多專家認為，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常常知道其行為違法，但是對於行為的認知和理解，不同於常人。因此，單就行為是否違法而言，患者確實有所認識，知道自己犯法。但是，由於患者對現實的認知極度扭曲，還是難以避免犯下違法行為。德州法律並未明確界定，所謂「錯誤」，是就純粹違反法律而言，還是道德層面上的。這使德州的精神異常抗辯，在實務上極為嚴格，幾乎成為一項無法抗辯成功的法律。
這起當時極受美國大眾關切的案件，無可避免地成為鑑定專家的戰場。辯檢雙方都找來全美著名的司法精神醫學專家進行鑑定。被告是嚴重精神疾病病人，是雙方都接受的事實，重點在於，安德莉亞行兇時，符合德州法律的精神異常嗎？
整個審判過程，有十位精神科醫師與兩位心理師出庭作證。只有一位精神科醫師是檢方提出的專家證人。
由辯方所提出的五位精神科醫師與一位心理師，曾經治療過被告；有四位治療過被告的精神科醫師與一位心理師，都支持：被告在犯行時，無法知曉其行為的對錯，或是相信自己的殺人行為是對的。另一位在監獄中負責治療被告的精神科醫師則表示，他並沒有評估被告犯罪行為時的狀況，但是，在自己治療過的精神病性憂鬱症的病人裡，她是屬於病情最嚴重的病人之一。
辯方專家菲利浦•瑞茲尼克（Phillip Resnick），是多本教科書的作者、許多著名案件的鑑定人，也專精於母親殺害子女的案件研究。瑞茲尼克認為，被告的犯行，並非來自於憎恨、對丈夫的報復，或是兒童虐待或忽略；也不是詐病（Malingering, 瑞茲尼克是這方面數一數二的專家）。這場悲劇基於非理性的動機——被告認為殺害小孩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這是一種基於宗教妄想的利他想法（altruistic）。她把死去的孩子一一擺在床上，顯示出被告對孩子的重視。基於宗教的妄想，她認為自己讓孩子們免於撒旦的荼毒。瑞茲尼克說：
耶茨女士有一個選擇：讓孩子在地獄裡永恆地被火燃燒，或是讓他們在人世間失去性命……她也會在世間放棄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的來生，為了要消滅撒旦，而且避免自己的孩子落入永世詛咒的命運。
在當時，她陷於精神病狀態的眼光所感受到的世界，她做了她自己認為是對的事。
換句話說，瑞茲尼克作證顯示，被告所為在法律上是錯的；但是，由於被告的宗教妄想，她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是正確的。
檢方的專家證人也不是易與之輩，帕克•艾略特•德茲（Park Dietz）是著名精神科醫師，參與過多起重大案件的鑑定——蘇珊•史密斯（本書第九章）、泰德‧卡辛斯基（本書第八章）以及傑夫瑞•達莫（Jeffrey Dahmer, 1960-1994）（連續殺手，殺死並肢解十七名男子，被稱為密爾沃基食人魔[Milwaukee Cannibal]）。
德茲認為，他不是回答鑑定的終極問題，而是討論被告對於行為錯誤與否的意見：
耶茨女士知曉，她的行為在法律眼中，是錯的……在社會眼中，是錯的……在上帝眼中，是錯的……耶茨女士或許相信，殺害孩子們，是為了他們的最佳利益，目的是為了救贖這些孩子，而合理化了手段。這手段，就是錯誤的，是非法的殺害。
耶茨女士指稱，在殺人之前，殺害小孩的想法，她認為這是撒旦給她的想法。當然，這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她的心智，但是她誤認為是撒旦給的。她認為這是來自於撒旦的想法，正是她知曉這想法是錯誤的之第一個指標。因為，她認知到，殺害孩子的想法是來自於撒旦的惡念。她並不會認為，這是來自於上帝的善念。
在交互詰問時，德茲身為檢方的專家證人，他有關母親殺害子女的臨床經驗，也遭到被告律師喬治•帕納姆（George Parnham）詰問。德茲承認，他在1981或1982年後就不再治療病人，他不具備醫治產後憂鬱症的臨床經驗。當帕納姆問及德茲擔任顧問的經驗，包括著名的電視劇《法網遊龍》（Law and Order），是否曾經製播過產後憂鬱症？德茲說道：
實際上，就在本案發生前，曾經有一集演到，一位女性罹患產後憂鬱症，用浴缸淹死小孩，而後被判精神異常。
在另一位辯方證人露西•普耶爾（Lucy Puryear）出庭時，檢方又用德茲所提到的影集內容，詢問對方，企圖證明被告患病是脫罪藉口。
檢方在結辯時，又將該影集提出來。檢方表示：
她（安德莉亞）變得非常憂鬱而住進德富羅醫院（Devereux）。她說，在那個月，有時，這些想法就會出現。她會有這些想法，而且她經常收看《法網遊龍》，觀看這個節目。這是個解決之道（a way out）。她告訴德茲醫師。這是個解決之道。
經過三個半小時的審議，陪審團於2002年三月，判定安德莉亞有罪。她必須面對死刑或終身監禁的聽證。
申請無效審判與上訴
在陪審團判定安德莉亞有罪當日的傍晚，辯方律師帕納姆才發現德茲醫師提及的影集內容，從來沒有被編寫或製播過，這一事實同時獲得節目製作單位的確認。帕納姆律師隨即寫信給承審法官以及檢方，提出無效審判的聲請，理由是關鍵證人的陳述不實，卻被法官駁回。
在量刑聽證時，陪審團已被告知前述證據錯誤，最後判定安德莉亞應處以終身監禁，四十年後才得以申請假釋，而非死刑。
德茲醫師事後也告知檢方，他並非蓄意做錯誤陳述，而是把自己擔任顧問的幾集劇情混淆了。事後，媒體對陪審團的訪問也指出，多數陪審員都認為，檢方以及專家證人的說法更有說服力。
由於證詞的誤導，辯方提出上訴。2005年一月六日，德州上訴法院作出判決，認為德茲並未蓄意說謊；有五位精神衛生專家主張：被告不是無法知曉對錯，就是認為自己所為是對的；只有德茲醫師是唯一認定被告知曉對錯的精神衛生專家。因此，德茲醫師的證詞，對於檢方指控成立具有關鍵性影響。由於檢方在交互詰問以及結辯時，兩度引用錯誤事實，上訴法庭法官認為：
我們認定，有合理的可能性，德茲醫師的錯誤證詞可能影響了陪審團的判斷。我們更進一步認定，德茲醫師的錯誤證詞影響了上訴人的實質權利。因此，（一審）審判法庭否決上訴人所提無效審判的動議，（我們）認定係為裁量權濫用（abuse of discretion）。
準此，我們（二審）判定上訴人的第二爭點（issue）成立。
德州上訴法院遂撤銷原判決，發回重審。
根據德州法律，檢察官本可不反對辯方精神異常無罪的抗辯，讓被告不經審判、直接由法院裁定：不定期留置於州立精神病院。然而，檢方選擇透過重審，由陪審團定奪；根據法律，檢方不得再求處死刑，同時因新法不溯及既往，重審的求刑為舊制之終身監禁，四十年後始得申請假釋。
2006年七月二十六日，陪審團判定：安德莉亞，因精神異常而無罪（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之後，安德莉亞一直留置在德州州立高戒護精神病院（Kerrville State Hospital），持續接受治療。
爭議之外，還是爭議
本案除了激起民眾的關心與情緒之外，還涉及許多議題或是爭議。例如，德州的死刑與報復文化，鑑定人的立場，被告身為女性的家庭角色，甚至牽涉到獨立教派的宗教觀念。
德州是美國死刑處決最多的州，自1976年以來，處決了全美三分之一的死刑犯。而安德莉亞受審的哈利斯郡，又占了德州判決死刑的三分之一，死刑處決的四分之一。德州著名的報復文化，是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也因此，在陪審團選任時，特別是涉及死刑的案件，對死刑有疑慮的陪審員候選人，在應當判處死刑時，無法忠實而公正地依法對被告處以死刑，都可能被檢方剃除。因此，獲選審理安德莉亞案的陪審團是所謂的「死刑適格」，不僅是名稱上，也是內涵上的意義。研究也指出，這樣的陪審團比較不會去理解或設想被告的處境，審判過程中也比較不會秉持無罪推定的原則。
安德莉亞在案件中多面向的角色，也激起民眾相當矛盾的情緒。一方面，許多人對她一再懷孕、必須中斷藥物治療，憂鬱症無法根治，同時承受獨自照顧多名年幼子女與患病父親的多重壓力，感到難過和同情。另一方面，一旦談到被告的犯行，涉及五條無辜孩童的生命，公眾就十分難以接受。許多民眾對她的丈夫多所指責，甚至認為檢方該起訴的是這位失職的父親；或者認為丈夫是共犯，至少應當負起部分責任。此外，丈夫特殊的宗教信仰也引人非議，他不屬於任何組織教會，堅信一個獨立教派，只相信小團體對聖經的解釋；讓患病的妻子獨自照顧所有孩子，進行在「家（狹窄的改裝巴士）」自學，如此與世隔絕的封閉生活，儘管反映美國宗教的多元性，仍引來強烈批判。。
本案中關於女性角色的探討，還有更複雜的因素。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母親、妻子、女兒），作為家庭照顧的承擔者，固然是安德莉亞可能無法持續接受治療的因素以及社會壓力的來源。但犯罪社會學研究指出，精神異常抗辯比較可能在女性被告身上成立。因此，根深蒂固的性別印象與社會預期，在其中扮演混雜而矛盾的變數。
鑑定人證詞錯誤成為上訴成功的理由，更是本案的另一個爭議點。雖然德茲醫師的鑑定經驗豐富，但是，他作為鑑定人的立場，也相當旗幟鮮明。德茲自己指出，相對於其他鑑定人十分重視訪談被告的經驗所得，他自己更加相信物質證據，或是其他事證、人證。德茲作為專家證人，已經不再治療病人，而是從事精神醫學與犯罪學研究、訪談被告。因此他常常成為檢方仰賴的明星鑑定人。批評者認為，德茲對被告的法律責任與道德責任要求相當高，以至於他對精神異常抗辯成立的要件十分嚴格。這也是為何辯方律師揭露其臨床經驗時，德茲承認對產後憂鬱症的理解與治療經驗並不豐富。由此可知，德茲在認定被告是否知曉其行為違法時，採取相當嚴格的標準。而本案延伸出的許多爭議，隨著時間過去，似乎也逐漸淡去。
除了審判期間，本案引發媒體報導，有記者深入法庭的見聞，也有節目主持人與學者專家的討論。鑑定人、被告丈夫、辯方律師、解除任務後的陪審員，紛紛上節目接受訪問。鎂光燈下，德茲解釋自己的鑑定立場；丈夫解釋自己的態度與心情；被告家人向記者傳達對於被告丈夫的怨言；過去治療過安德莉亞的醫師，向記者透露，曾經表達擔心與不應再懷孕的建議等等。五花八門的言論中，一些似有可考的事，也不乏自圓其說的講法。這些紛紛擾擾的核心，始終是五個七歲以下的年幼生命，以及一個受疾病煎熬與環境孤立的女性。
至於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後續處遇，往往不是激情熱烈的媒體或公眾持續關切的焦點。安德莉亞不論是被陪審團認定為無就審能力，還是因為精神異常而無罪，結果幾乎相同，都是不定期留置於州立精神病院，通常就此終其一生。根據德州法律，禁止向負責判定精神異常與否的陪審團，告知精神異常無罪後的安置處遇。這導致陪審團可能流於一般民眾的想像，誤認為一旦被告獲判無罪後，患者就會自由地回到社區。這正是民眾認知與病人實際遭遇之間的極大落差。
二十年後，據說安德莉亞常常在醫院中，重複看著自己與孩子的錄影帶，迄今仍未出院。根據媒體報導， 她多年前就可以經過聽證來決定自己是否出院，但是她每年都放棄聽證的機會，她的律師目前還與其保持連絡，律師受訪時提到，「她選擇留在醫院裡，繼續接受治療」。
根據《紐約郵報》報導，安德莉亞在醫院製作賀卡和手工藝品，而販賣所得則捐贈給耶茨兒童紀念基金（Yates Children Memorial Fund），用以協助同樣深受產後憂鬱症所苦的女性。
該基金就是案件結束後，許多精神衛生社群努力的成果之一，目的之一是促進婦女的精神衛生。2003年，德州立法通過《安德莉亞•耶茨法案》（Andrea Yates Bill），促使醫療機構及政府單位提供婦女產前照護與相關資訊，並協助及早發現與治療產後憂鬱症。
帕納姆律師表示，這個案件讓「整個國家正視了精神疾病」，對他個人而言，則是「改變生命意義」的經驗，他從此持續擔任精神障礙的刑事辯護律師，並且持續在刑事制度中，為精神疾病病人的程序權利努力。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案件過後精神衛生體系與刑事司法體系的實質改變，或許是那幾位生命短暫的孩子們，為後人留下最重要的遺緒。
對所有精神醫療工作人員而言，這起悲劇揭露許多常見的現象與令人不忍直視的現實，其中一個就是苦於產後憂鬱症、產後精神病，無法解脫、無法獲得妥善治療的母親，以及與她一起受苦的孩子、丈夫。
最令人痛心的是，這場家庭悲劇，原本很有機會可以避免、可以預防。
補記：家庭內殺人，是性別暴力還是人性的脆弱
家庭內殺人，除了短期內占據媒體版面，引人噓唏之外，向來是精神醫學關切的主題，更一直是犯罪學的難題。但是這類事件所引發的公眾關切常常比較短暫，而且，很容易被歸類於家庭內的事件，視為一種不定期卻例行上演的家庭悲劇。
實際上，犯罪學者統計全美二十世紀近百年的大規模殺人（mass murder）案件（至少四人死亡），其中家庭內殺人事件將近一半，一直是最大宗。但無論國內外，媒體關切的時間不久，公眾反應亦不及其他特殊殺人事件。
統計揭示還有許多引人深思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解答。家庭內殺人指加害人與被害人是家屬關係，也包含廣義的伴侶、配偶和前配偶。更特別的是，除了與明顯仇恨和財產犯罪目的有關之案件外，常常伴隨殺人後自殺的情形。這種殺人後自殺的現象，在其他殺人案件中，相當罕見。另一方面，自殺行為也鮮少傷及他人。
多數統計發現，最常見的家庭內殺人後自殺案件，是現為或曾為配偶、親密伴侶間的殺害。加害人絕大多數是男性，被害人多數是女性；可能出於爭執、分離與懷疑不忠，而殺害對方後自殺。這類行為，通常雙方都是青壯年。如果家庭內殺人後自殺出現在中老年的族群，則反應出另一種困境。常常是主要照顧者轉變為加害人，由於不忍久病的對方繼續苟延殘喘，而終結對方的生命，然後自殺。
另一類家庭內殺人後自殺，最常見的是父母殺害子女。精神科醫師向來熟悉，產後憂鬱或精神狀態不佳的母親，在殺害嬰幼子女方面，有高於一般母親的危險性；然而，隨著子女漸長，父母都有可能成為加害的一方。離異、失和以及憂鬱、精神疾病，都可能是原因。最極端的類型，殺害配偶同時殺害子女，而且這類又多數是男性的犯罪類型，學者稱為「家庭殲滅者」。
極端行為到底是如何產生的？
對於配偶或伴侶的加害人，確實有比較高的家庭暴力紀錄，以及使用酒精與藥物的傾向。但是，也很有可能有過半的比率，加害人從無暴力或犯罪紀錄，一向是正直良善的人。
的確有相當多的比例，殺人後自殺的加害人，都呈現憂鬱的狀態。但是這些人的憂鬱狀態，或者更恰當地說，伴隨著憂鬱的短期適應問題，其實和你我在遭遇逆境時，所可能有的反應，並無顯著不同。換言之，就精神醫學而言，常常是不符合臨床診斷，也無立即需要藥物治療的疾病狀態。實際上，近來更多的研究也發現，過往會認為處於憂鬱狀態下的加害人，是因為擔心對方無法存活、乏人照顧，因此殺人後自殺（稱為「慈悲殺人」或「利他型動機」）。然而，憤恨、無望、遷怒等等複雜的情緒，也可能存在。一個平凡的人，遇到離異、挫折、失落、困頓等諸多逆境，一時之間無法跳脫，就進入惡性循環，以殘害家人、傷害自己為終結。
臺灣發生過北投父親殺害子女的悲劇，人們既悲傷亦不解：為何這類案件，在官方社會安全網絡中，無法及早預警；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亦表示，這類案件，一部分確實出現在高風險家庭。但此個案並非高風險家庭，也毫無過往家庭暴力之紀錄。
值得省思的是，女性殺害配偶或伴侶者，多數不會自殺。而男性殺害配偶或伴侶者，確實有相當高的比率出現自殺行為。論者以為，女性殺害對方，多數是因為男方其實是俗稱「恐怖情人」的加害者，當女性走投無路而殺害對方，諷刺的是，女性的壓力因此頓時解除；而男性加害人，不論是殺害配偶，或是其他家人，常常是因為自己處於一種共生的依賴保護關係，當對方不復存在，自己也失去生存的意志。這種性別暴力或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社會對於性別刻板角色的反映，赤裸裸地呈現不同性別與認同各自的社會期待與負擔。
多數的加害人都無法預警
任何預警系統都希望，他們可能是高風險家庭，他們可能有過往性侵害或家庭暴力，或是婦幼保護的紀錄。要不然，他們可能是警政追蹤個案，或是衛政系統裡，追蹤關懷的精神疾病患者。但是，再一次的，國外諸多研究冷酷地指出，多數的殺人後自殺之加害人，很可能是第一次出現在官方的社會安全系統中，更悲劇的是，這也是最後一次出現。
1999年的柯倫拜校園槍擊事件（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之後，美國教育單位與美國特勤局（U.S. Secret Service），合作成立專案，陸續研究校園槍擊案。最後的報告認為，所謂校園槍擊案的犯罪人，並沒有所謂的常見特徵；簡言之，很難藉由側寫或描繪（profiling），辨識出類型化的加害人，加以預防。唯一有效的預警方式，就是鼓勵學校師生、社區民眾，對於人們開始出現危險行為，加以留意。因為，所有的加害人，都不只一次向周邊的人揭露，自己可能會涉及暴力或犯罪行為。換個角度而言，這些加害人，在事發之前，多數沒有精神疾病，多數沒有校園輔導或犯罪紀錄，多數不是所謂孤癖或離群的人，換言之，和你我並沒有多大差異。然而，他們卻會藉由揭露自己煩亂的心事，向外求援。人是如此脆弱，因為一些事故、不順遂，行差走錯，而導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悲劇。如果周圍的人多一點關心，把他們曾經揭露的威脅言談，視為求援的聲音，隨後啟動目前現有的系統，或許，才有機會阻止悲劇發生。沒有進入社會安全體系事前預警的家庭內殺人自殺案件，也可能會如此。
這並不是說，臺灣的系統沒有發生功效。因為警政、衛政、社政或民政體系，早就阻止了許許多多的悲劇。弔詭的是，我們很習慣地把系統默默地運作視為理所當然，或是視若無睹。
透過理解，希望可以減少悲劇，絕不是讓犯罪行為合理化。人性的脆弱，總是會穿破所有的羅網，悲劇性地揭露。思考的蘆葦，脆弱的人，因為我們是在意而有情的生靈；而在意與關懷，也永遠是面對脆弱的解答。
殺害親生子女，反映人類最終極的痛苦與挫折，難以理解。表面看似單純的個案，背後可能是深層複雜的結構困境。若能深入探討極端案例背後的成因，而非一味譴責加害人，或許能及早介入，找到防治或解決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