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2021年夏天，當COVID-19的新變異株肆虐，世界彷彿被劃分為兩種人：一種是經歷過親友病逝的人，另一種是尚未經歷過的人。我曾幸運地屬於後者。但在7月18日這天，一則消息讓一切都變了。我在瀏覽自己的社群網站頁面時，看到我的初戀情人羅尼（Ronnie）因COVID-19離世。我們曾是分分合合的伴侶、相識23年的摯友。我生平從未經歷過那種失去重要他人的感受，一度感到窒息且難以呼吸，雙腿發軟難以站立。當時我們的關係不是非常好，而我也因此深受打擊。
多年來積壓的感情與傷痛本該好好梳理，但隨著他的離去，所有處理和修復的機會，也跟著一同消失了。或許最痛苦的是，我深知自己無法向任何人訴說這些經歷與感受，因為擔心誤會或招致批評，產生誤解。當時，我就讀藝術治療研究所的研究生，我正要選擇實習的單位或機構，當下便做了一個決定：無論結果如何，直接面對死亡，或許是唯一能讓我處理這份失去，以及面對其他失落的方法。
我聯繫了一家在地的安寧照護中心，院方讓我從秋季開始實習。我開始接觸患者及其家屬，很快地意識到，自身的經歷讓我能提供他人更多的支持。尤其在悲傷治療方面：這成為我最擅長的領域，也逐漸成為我的工作重心。這段時期，儘管患有自體免疫性疾病，第一胎的生產過程仍算順利，當時的丈夫和我雖然想要生第二胎，但我深知本身的疾病，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不過，醫生們認為仍有機會。
在經歷多次掙扎後，我終於明白自己不僅無法再生育，還必須接受子宮全切除手術。短短三個月內，我再度崩潰，因失去生育能力而感到心力交瘁。
醫生知道我即將完成研究所的課程，所以當我提出希望在術後拿回子宮用於藝術創作，以便好好跟我的子宮告別時，她並不訝異。術後，子宮被送回，在安葬它之前，我們一起完成了很美的作品。雖然這個儀式或多或少讓人有所慰藉，我仍然感到說不出的沮喪和失落。直到有天我突然意識到：我正在哀悼。儘管我早已深入研讀與悲傷相關的文獻，做為我專業實踐的依據，但卻從未意識到自己能為子宮切除術哀悼。我誤以為，哀悼只有在真正死亡後才發生，不是嗎？
手術兩週後，我又遭遇了新的打擊。我的外婆因為一場意外，導致傷重難癒，很快地被送進了安寧病房。因為自己還在術後恢復期，無法長途跋涉去探望她，只在她離世前通過一次電話。而其他家族成員，並不想要舉辦像喪禮或追思會之類的儀式，就這樣，我的最後一位祖輩也離開了人世。
手術和親友逝去帶來的壓力，加上研究所沉重的課業，我的視神經脊髓炎復發，這是一個可能致命的自體免疫疾病。這種特殊疾病會導致免疫系統攻擊脊髓，核磁共振檢查顯示脊髓存在致命性的病變，我隨即開始接受高劑量化療和血漿置換治療。
在開始治療的第一天，我兒子感染了COVID-19。我始終不願相信自己會感染，更不願面對重症可能，直到病毒侵入我的身體。當我高燒不退、呼吸困難地躺在病床上，神志恍惚時，才真正意識到死亡就在眼前。過去我也曾因免疫疾病，經歷過生死存亡的時刻，卻從未如此貼近死亡。當我乞求上蒼讓我活下來，我清楚地聽見有人問我：「是否準備好用餘生與死亡同行？」儘管那可能只是幻覺，我仍回答：「是」，以防萬一。不久後高燒退去，呼吸終於恢復，但我已對自己許下了一個承諾。
正是在那一刻，悲傷工作的轉捩點，開啟了個人化的創作與自我探索的旅程。我將所學的悲傷治療知識與藝術治療文獻相互對照，發現這中間落差令人感到沮喪。為了回應這些不足，我決定嘗試依據既有的悲傷治療模式，發展出新的方向。這些指引是根據悲傷、死亡、靈性與創傷的深入研究，並逐步應用於我的實務工作中，我也迅速見證這些指引活動對臨終者與喪失去親友的人帶來的正面影響。
在同事們的支持下，我在全國性會議上發表了《藝術療癒悲傷》的初步架構（Seymour & Treadon, 2022），得到的回饋超乎預期，與會者表示：對於以悲傷治療為中心，運用於處理各種失落的新指引感興趣。這份指引似乎回應了大家的需求，我不但因此受到鼓勵，也萌生將這些構想與經驗整理成冊的念頭，最後成為各位手中閱讀的這本書。不論是在個人生活還是專業工作方面，這本書都讓我將過去經歷的失落與痛苦，變得更有意義。希望這些指引能為悲傷治療中常見的挑戰帶來新的可能，也能讓人把握時機，讓生命能有所蛻變及療癒。希望我所熱愛的藝術創作領域，能與據實證基礎的悲傷心理治療領域相結合，讓我們的實務工作更見成效。悲傷並非需要被擊敗的敵人，而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它蘊藏著其他經歷無法觸及的力量，並且能使生命產生積極的轉變。
藝術治療與悲傷
在文字尚未發展之前，藝術創作已被用來傳遞想法和故事，以及攸關生存的重要訊息（Morriss-Kay, 2010）。這些以象徵性創作或符號表達的能力，被許多人視為人性與意識的重要象徵。人們透過藝術呈現靈性信仰的旅程，也訴說著關於生與死相關的故事早期人們藉由埋葬來紀念亡者，並常隨葬藝術品，伴隨亡者進入來世。在人類面對死亡與失落時，似乎一直存在著一股自然的力量，牽引人們走向藝術表達；這股力量自古延續至今，展現的形式從簡單質樸到奢華繁複皆可見。
可以說，藝術治療運用了人類與生俱來的藝術表達需求，來促進療癒。藝術治療師作為受過專業訓練的引導者，協助個體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在某些時刻，唯有藝術創作，才能表達他們深層的情感。藝術治療延續了自人類自古以來的傳統，且很自然地成為喪親者處理深層悲傷的管道。
當藝術治療作為悲傷儀式
在悲傷輔導中常被提及，儀式是哀悼歷程中不可的一環（Doka, 2002; Rando, 1984; Worden, 2018）。因為儀式是一種「帶有高度象徵性的行動，能讓某些生命事件或經驗，在精神與情感層次上，賦予超越性的意義與價值。」（Doka, 2002, p.135）。這些儀式往往標示為一種過渡，個體從原有的身分，轉換至另一種身分的歷程。
死亡與悲傷的儀式通常包括葬禮、生命慶典或追悼儀式（Doka, 2002）。這些儀式幫助喪親者接受失落的現實、表達情感的痛苦，並獲得社會支持與連結（Worden, 2018）。然而，並非所有喪親者都能取得所需的儀式，或並非所有形式的失落都會被社會視為值得以儀式來回應（Doka, 2002）。在悲傷剝奪的情況中，喪親者可能被排除；而在非死亡性的失落中，文化層面上，則可能缺乏以標誌此一過度歷程的社會認可形式。。因此，在這些情境下，往往需要一種替代性儀式。
在規劃替代性儀式時，首先需要理解何謂有效的儀式。雖然許多學者曾探討悲傷工作中的儀式，但 Rando（1984）強調，儀式的特性，必須能回應悲傷者的治療需求。Rando的指引提供了一個架構，可作為設計新活動的依據，當傳統儀式無法使用時，仍能幫助喪失者獲得所需的支持。
Rando（1984）指出，有效的悲傷儀式需具備三項治療性特質。第一，儀式必須讓個人能夠體會「行動化的力量」（p.105）。這是一種身體性的行動，能幫助悲傷者在失落後重新獲得掌控感。此一歷程可透過身體行動避開理智上的抗拒，讓個案能真實經驗悲傷的痛苦。她進一步強調：「儀式使身體有實際作為，這些動作與儀式，遠比任何語言更能觸及悲傷者的無意識感受」（p.105, 強調字為作者所加）。因此，有效的悲傷儀式能透過身體表達與行動，協助個案重獲力量，並減輕無助感。
第二項特質是，儀式必須允許「情緒與身體宣洩獲的正當化」（Rando, 1984, p.105）。這意味著給予悲傷者「允許情緒向外表達」的機會。為了滿足這一需求，儀式需提供「可被接受的出口與可聚焦的象徵」，讓情感有具體的依託（p.105, 強調字為作者所加）。因此，替代性儀式應創造一個空間，讓悲傷者能夠將內在情感向外表達，並將這些情感導向具建設性的行動。
雖然語言表達是悲傷工作的重要面向之一，但仍有部分群體無法以言語來表達自己。透過象徵性創作，人們能在不用言語表達的情況下傳達情感；這對於因創傷或生理因素而無法言語的人來說變可能成為重要的途徑，例如自閉症或失語症患者。在某些情境下，例如：監獄，基於安全考量，語言表達可能受到限制（Gussak, 2019）。此時，象徵性表達，讓悲傷能夠透過符碼化的圖像呈現於外，但這些圖像不易被外人解讀，因而提供了隱私與保護。
悲傷的經驗有時會令人感到無所適從與精力耗盡；因此，第三項治療性特質在於，儀式必須能夠促成「悲傷的界定」（Rando, 1984, p.105）。「儀式能將悲傷情感導入一個劃定範圍的活動中，這個活動有明確的開始與結束，並具有清楚的目的」（p.105），藉此讓悲傷的情緒更容易被處理。換言之，有效的悲傷儀式提供了一個容器，讓悲傷者能在特定的時間裡，專注處理悲傷的某一個特定面向。
綜合考量這三項治療性特質時，可見藝術治療推動替代性悲傷儀式上具有高度適切性。在治療療程的框架裡，藝術治療是一種身體上的創作行為，透過象徵以有效的傳達情緒。其設計可回應Rando所提出的各項要求，而這正是傳統悲傷輔導未必能完全涵蓋的，因此，藝術治療可作為傳統悲傷模式之外的重要補充。
2021年夏天，當COVID-19的新變異株肆虐，世界彷彿被劃分為兩種人：一種是經歷過親友病逝的人，另一種是尚未經歷過的人。我曾幸運地屬於後者。但在7月18日這天，一則消息讓一切都變了。我在瀏覽自己的社群網站頁面時，看到我的初戀情人羅尼（Ronnie）因COVID-19離世。我們曾是分分合合的伴侶、相識23年的摯友。我生平從未經歷過那種失去重要他人的感受，一度感到窒息且難以呼吸，雙腿發軟難以站立。當時我們的關係不是非常好，而我也因此深受打擊。
多年來積壓的感情與傷痛本該好好梳理，但隨著他的離去，所有處理和修復的機會，也跟著一同消失了。或許最痛苦的是，我深知自己無法向任何人訴說這些經歷與感受，因為擔心誤會或招致批評，產生誤解。當時，我就讀藝術治療研究所的研究生，我正要選擇實習的單位或機構，當下便做了一個決定：無論結果如何，直接面對死亡，或許是唯一能讓我處理這份失去，以及面對其他失落的方法。
我聯繫了一家在地的安寧照護中心，院方讓我從秋季開始實習。我開始接觸患者及其家屬，很快地意識到，自身的經歷讓我能提供他人更多的支持。尤其在悲傷治療方面：這成為我最擅長的領域，也逐漸成為我的工作重心。這段時期，儘管患有自體免疫性疾病，第一胎的生產過程仍算順利，當時的丈夫和我雖然想要生第二胎，但我深知本身的疾病，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不過，醫生們認為仍有機會。
在經歷多次掙扎後，我終於明白自己不僅無法再生育，還必須接受子宮全切除手術。短短三個月內，我再度崩潰，因失去生育能力而感到心力交瘁。
醫生知道我即將完成研究所的課程，所以當我提出希望在術後拿回子宮用於藝術創作，以便好好跟我的子宮告別時，她並不訝異。術後，子宮被送回，在安葬它之前，我們一起完成了很美的作品。雖然這個儀式或多或少讓人有所慰藉，我仍然感到說不出的沮喪和失落。直到有天我突然意識到：我正在哀悼。儘管我早已深入研讀與悲傷相關的文獻，做為我專業實踐的依據，但卻從未意識到自己能為子宮切除術哀悼。我誤以為，哀悼只有在真正死亡後才發生，不是嗎？
手術兩週後，我又遭遇了新的打擊。我的外婆因為一場意外，導致傷重難癒，很快地被送進了安寧病房。因為自己還在術後恢復期，無法長途跋涉去探望她，只在她離世前通過一次電話。而其他家族成員，並不想要舉辦像喪禮或追思會之類的儀式，就這樣，我的最後一位祖輩也離開了人世。
手術和親友逝去帶來的壓力，加上研究所沉重的課業，我的視神經脊髓炎復發，這是一個可能致命的自體免疫疾病。這種特殊疾病會導致免疫系統攻擊脊髓，核磁共振檢查顯示脊髓存在致命性的病變，我隨即開始接受高劑量化療和血漿置換治療。
在開始治療的第一天，我兒子感染了COVID-19。我始終不願相信自己會感染，更不願面對重症可能，直到病毒侵入我的身體。當我高燒不退、呼吸困難地躺在病床上，神志恍惚時，才真正意識到死亡就在眼前。過去我也曾因免疫疾病，經歷過生死存亡的時刻，卻從未如此貼近死亡。當我乞求上蒼讓我活下來，我清楚地聽見有人問我：「是否準備好用餘生與死亡同行？」儘管那可能只是幻覺，我仍回答：「是」，以防萬一。不久後高燒退去，呼吸終於恢復，但我已對自己許下了一個承諾。
正是在那一刻，悲傷工作的轉捩點，開啟了個人化的創作與自我探索的旅程。我將所學的悲傷治療知識與藝術治療文獻相互對照，發現這中間落差令人感到沮喪。為了回應這些不足，我決定嘗試依據既有的悲傷治療模式，發展出新的方向。這些指引是根據悲傷、死亡、靈性與創傷的深入研究，並逐步應用於我的實務工作中，我也迅速見證這些指引活動對臨終者與喪失去親友的人帶來的正面影響。
在同事們的支持下，我在全國性會議上發表了《藝術療癒悲傷》的初步架構（Seymour & Treadon, 2022），得到的回饋超乎預期，與會者表示：對於以悲傷治療為中心，運用於處理各種失落的新指引感興趣。這份指引似乎回應了大家的需求，我不但因此受到鼓勵，也萌生將這些構想與經驗整理成冊的念頭，最後成為各位手中閱讀的這本書。不論是在個人生活還是專業工作方面，這本書都讓我將過去經歷的失落與痛苦，變得更有意義。希望這些指引能為悲傷治療中常見的挑戰帶來新的可能，也能讓人把握時機，讓生命能有所蛻變及療癒。希望我所熱愛的藝術創作領域，能與據實證基礎的悲傷心理治療領域相結合，讓我們的實務工作更見成效。悲傷並非需要被擊敗的敵人，而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它蘊藏著其他經歷無法觸及的力量，並且能使生命產生積極的轉變。
藝術治療與悲傷
在文字尚未發展之前，藝術創作已被用來傳遞想法和故事，以及攸關生存的重要訊息（Morriss-Kay, 2010）。這些以象徵性創作或符號表達的能力，被許多人視為人性與意識的重要象徵。人們透過藝術呈現靈性信仰的旅程，也訴說著關於生與死相關的故事早期人們藉由埋葬來紀念亡者，並常隨葬藝術品，伴隨亡者進入來世。在人類面對死亡與失落時，似乎一直存在著一股自然的力量，牽引人們走向藝術表達；這股力量自古延續至今，展現的形式從簡單質樸到奢華繁複皆可見。
可以說，藝術治療運用了人類與生俱來的藝術表達需求，來促進療癒。藝術治療師作為受過專業訓練的引導者，協助個體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在某些時刻，唯有藝術創作，才能表達他們深層的情感。藝術治療延續了自人類自古以來的傳統，且很自然地成為喪親者處理深層悲傷的管道。
當藝術治療作為悲傷儀式
在悲傷輔導中常被提及，儀式是哀悼歷程中不可的一環（Doka, 2002; Rando, 1984; Worden, 2018）。因為儀式是一種「帶有高度象徵性的行動，能讓某些生命事件或經驗，在精神與情感層次上，賦予超越性的意義與價值。」（Doka, 2002, p.135）。這些儀式往往標示為一種過渡，個體從原有的身分，轉換至另一種身分的歷程。
死亡與悲傷的儀式通常包括葬禮、生命慶典或追悼儀式（Doka, 2002）。這些儀式幫助喪親者接受失落的現實、表達情感的痛苦，並獲得社會支持與連結（Worden, 2018）。然而，並非所有喪親者都能取得所需的儀式，或並非所有形式的失落都會被社會視為值得以儀式來回應（Doka, 2002）。在悲傷剝奪的情況中，喪親者可能被排除；而在非死亡性的失落中，文化層面上，則可能缺乏以標誌此一過度歷程的社會認可形式。。因此，在這些情境下，往往需要一種替代性儀式。
在規劃替代性儀式時，首先需要理解何謂有效的儀式。雖然許多學者曾探討悲傷工作中的儀式，但 Rando（1984）強調，儀式的特性，必須能回應悲傷者的治療需求。Rando的指引提供了一個架構，可作為設計新活動的依據，當傳統儀式無法使用時，仍能幫助喪失者獲得所需的支持。
Rando（1984）指出，有效的悲傷儀式需具備三項治療性特質。第一，儀式必須讓個人能夠體會「行動化的力量」（p.105）。這是一種身體性的行動，能幫助悲傷者在失落後重新獲得掌控感。此一歷程可透過身體行動避開理智上的抗拒，讓個案能真實經驗悲傷的痛苦。她進一步強調：「儀式使身體有實際作為，這些動作與儀式，遠比任何語言更能觸及悲傷者的無意識感受」（p.105, 強調字為作者所加）。因此，有效的悲傷儀式能透過身體表達與行動，協助個案重獲力量，並減輕無助感。
第二項特質是，儀式必須允許「情緒與身體宣洩獲的正當化」（Rando, 1984, p.105）。這意味著給予悲傷者「允許情緒向外表達」的機會。為了滿足這一需求，儀式需提供「可被接受的出口與可聚焦的象徵」，讓情感有具體的依託（p.105, 強調字為作者所加）。因此，替代性儀式應創造一個空間，讓悲傷者能夠將內在情感向外表達，並將這些情感導向具建設性的行動。
雖然語言表達是悲傷工作的重要面向之一，但仍有部分群體無法以言語來表達自己。透過象徵性創作，人們能在不用言語表達的情況下傳達情感；這對於因創傷或生理因素而無法言語的人來說變可能成為重要的途徑，例如自閉症或失語症患者。在某些情境下，例如：監獄，基於安全考量，語言表達可能受到限制（Gussak, 2019）。此時，象徵性表達，讓悲傷能夠透過符碼化的圖像呈現於外，但這些圖像不易被外人解讀，因而提供了隱私與保護。
悲傷的經驗有時會令人感到無所適從與精力耗盡；因此，第三項治療性特質在於，儀式必須能夠促成「悲傷的界定」（Rando, 1984, p.105）。「儀式能將悲傷情感導入一個劃定範圍的活動中，這個活動有明確的開始與結束，並具有清楚的目的」（p.105），藉此讓悲傷的情緒更容易被處理。換言之，有效的悲傷儀式提供了一個容器，讓悲傷者能在特定的時間裡，專注處理悲傷的某一個特定面向。
綜合考量這三項治療性特質時，可見藝術治療推動替代性悲傷儀式上具有高度適切性。在治療療程的框架裡，藝術治療是一種身體上的創作行為，透過象徵以有效的傳達情緒。其設計可回應Rando所提出的各項要求，而這正是傳統悲傷輔導未必能完全涵蓋的，因此，藝術治療可作為傳統悲傷模式之外的重要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