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為什麼寫這本書？
二○一六年進入內閣之前，行政院林全院長閱讀我所著的《創新的人生》後，很認同創新對未來的重要性，相信從教育延展至企業，可以朝引領台灣價值創新的方向前進。因此，他主動延攬我進入公務體系，希望我能協助政府推動創新的生態環境。最後，拗不過他的再三邀請，我答應放下台大副校長的職務，進入教育部擔任次長，主責高教與技職教育創新。我也卯足了全力，在短短不到八個月的時間裡，成功說服立法院同意頂尖大學計畫延續一年，完成高教深耕五年高達一千億預算的規劃提案，並倡議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將創新教育、創新創業與實踐社會責任的觀念融入高教與技職體系。
然而，正當一切發展看似順遂，二○一六年底台積電三奈米在台灣設廠遇到了障礙，演變成我必須臨危受命，到科技部擔任救火員，努力將台積電先進製程留在台灣。我選擇以國家需要為重，放棄自己喜愛的創新教育改革，扛起台灣科技發展的重責大任。
科技部長管轄的範圍與教育部截然不同，除了統籌全國的科技發展，還包括建置管理科學園區，帶領台灣科技產業向前行。在科技部工作期間，我常常以台灣科技教父李國鼎先生作為典範，把戮力探索未來科技產業新方向、建置有效率的科技產業環境生態、提升台灣科技競爭力，當作施政的目標。
我剛上任後，第一次在立法院說明施政方向時，就大膽提出台灣要立刻啟動人工智慧（AI）科技研發計畫，全力衝刺AI產業環境建置，以迎接即將到來的AI時代的想法。除了鼓吹產官學研各界積極投入AI基礎科技，我也同步修改「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做好科學園區擴建的各項行政作業，準備因應隨著AI產業爆發成長所需要的資源。後來台積電的三奈米廠順利在南科落地，二奈米晶圓廠在竹科寶山領先全球設廠，以及一．四奈米晶圓廠在中科順利動土，都直接受益於此法規的修訂。
為了促進前瞻技術與企業發展密切合作，我致力修改《科技基本法》，全力打通科技研發團隊的任督二脈，包括剷除各大學、中研院等研究機構技術移轉與推動新創的障礙，讓台灣高科技產業有機會透過學研前瞻技術的整合，從以往的「快老二」角色，走向產業領航者的道路，甚至開創新興產業。此外，我並協助經濟部修訂「產業創新條例」中有關技術股權的各項優惠措施，提升科技人願意將前瞻技術帶出實驗室，與企業共同研發及新創的誘因。
台灣半導體產業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科技業打下一片江山，五十年前，那批由孫運璿、李國鼎下軍令，努力開疆拓土的造山者很重要；但從學術圈、產業界到政府，數十年來同心協力、堅持不懈的奮鬥，以及一代一代長期的累積，更是將台灣推上國際舞台的關鍵角色。生生不息的人才，是維繫科技產業生態不可或缺的一環。除了與教育部合作推出尖端研究人才的培育方案，我透過科發基金以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推出一系列支持年輕學者的長期補助計畫。這些計畫成效卓著，許多教學研究傑出的學者和專家都曾受惠，也厚實了未來科技人才的根基。
這些年來，我常常看到很多能力非常優秀、想為社會奉獻的專家、學者入閣，他們上任之初，懷抱著願景，侃侃而談自己的理念。但是，我也看到不少有志之士，因為種種非戰之罪的因素匆匆下台，壯志未酬地離開原有的崗位，造成政策與投入資源無法長期累積，這不僅是個人的損失，也攸關台灣未來的發展。我觀察這些現象的背後，很大原因是，政府畢竟是個龐大的運轉機構，除了直向的政策傳達，橫向的溝通協調也是一門學問。
我在內閣期間，面臨了不少困境。作為閣員，或許可以享受那種一呼百應，被幕僚圍繞的優越感，但身在其中，才知道政策執行的困難；一不小心，可能像是布袋戲裡的傀儡一樣，被既定的模式綁住，原本抱持的理念也變得虛幻。不同於李國鼎從政的那個年代，他擔任閣員超過二十年，有足夠時間累積成果，現代閣員的生命週期短暫，想要在短時間內有所作為，或是從困境中突圍，只能找尋各種解決問題的創新方法。
我是理工背景出身，對於做研究始終抱持著「只有累積，才有奇蹟」的想法，這也影響了我從政的心態。身為政務官，我很清楚自己是坐在「借來的位子」上，隨時都有可能離開現有的崗位，所以在工作上抱持著一股急迫感，全力以赴。由於做好了隨時可能去職的心理準備，我做什麼事情都是劍及履及，像是在跟時間賽跑一樣。
在內閣的日子充滿挑戰，想要做好事情，時間是最大的壓力。而我念茲在茲的是，如何能在政務官位置上做出正確的決策，讓台灣未來的發展更有希望。
透過這本書，我想將這些年以「書生報國」的心情，在政府體系中執行各項公務的經驗做分享，讓有理想、想要做事或者有機會進入公務體制的人了解，有人曾經在這條道路上選擇了不一樣的挑戰，試著走出一條嶄新的路。政府體系可說是現代組織中最複雜的系統之一，某些方法在這裡行得通，在任何公司、組織都能找到出路才是。
不管遇到任何困難，看似前途迷茫、處處受阻時，我始終相信道路是人走出來的，並且秉持著只要有心、不計付出代價的態度，一步步走出困境！希望這樣的經驗，對於想要走出自己一片天的你有所幫助！
二○一六年進入內閣之前，行政院林全院長閱讀我所著的《創新的人生》後，很認同創新對未來的重要性，相信從教育延展至企業，可以朝引領台灣價值創新的方向前進。因此，他主動延攬我進入公務體系，希望我能協助政府推動創新的生態環境。最後，拗不過他的再三邀請，我答應放下台大副校長的職務，進入教育部擔任次長，主責高教與技職教育創新。我也卯足了全力，在短短不到八個月的時間裡，成功說服立法院同意頂尖大學計畫延續一年，完成高教深耕五年高達一千億預算的規劃提案，並倡議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將創新教育、創新創業與實踐社會責任的觀念融入高教與技職體系。
然而，正當一切發展看似順遂，二○一六年底台積電三奈米在台灣設廠遇到了障礙，演變成我必須臨危受命，到科技部擔任救火員，努力將台積電先進製程留在台灣。我選擇以國家需要為重，放棄自己喜愛的創新教育改革，扛起台灣科技發展的重責大任。
科技部長管轄的範圍與教育部截然不同，除了統籌全國的科技發展，還包括建置管理科學園區，帶領台灣科技產業向前行。在科技部工作期間，我常常以台灣科技教父李國鼎先生作為典範，把戮力探索未來科技產業新方向、建置有效率的科技產業環境生態、提升台灣科技競爭力，當作施政的目標。
我剛上任後，第一次在立法院說明施政方向時，就大膽提出台灣要立刻啟動人工智慧（AI）科技研發計畫，全力衝刺AI產業環境建置，以迎接即將到來的AI時代的想法。除了鼓吹產官學研各界積極投入AI基礎科技，我也同步修改「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做好科學園區擴建的各項行政作業，準備因應隨著AI產業爆發成長所需要的資源。後來台積電的三奈米廠順利在南科落地，二奈米晶圓廠在竹科寶山領先全球設廠，以及一．四奈米晶圓廠在中科順利動土，都直接受益於此法規的修訂。
為了促進前瞻技術與企業發展密切合作，我致力修改《科技基本法》，全力打通科技研發團隊的任督二脈，包括剷除各大學、中研院等研究機構技術移轉與推動新創的障礙，讓台灣高科技產業有機會透過學研前瞻技術的整合，從以往的「快老二」角色，走向產業領航者的道路，甚至開創新興產業。此外，我並協助經濟部修訂「產業創新條例」中有關技術股權的各項優惠措施，提升科技人願意將前瞻技術帶出實驗室，與企業共同研發及新創的誘因。
台灣半導體產業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全球科技業打下一片江山，五十年前，那批由孫運璿、李國鼎下軍令，努力開疆拓土的造山者很重要；但從學術圈、產業界到政府，數十年來同心協力、堅持不懈的奮鬥，以及一代一代長期的累積，更是將台灣推上國際舞台的關鍵角色。生生不息的人才，是維繫科技產業生態不可或缺的一環。除了與教育部合作推出尖端研究人才的培育方案，我透過科發基金以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推出一系列支持年輕學者的長期補助計畫。這些計畫成效卓著，許多教學研究傑出的學者和專家都曾受惠，也厚實了未來科技人才的根基。
這些年來，我常常看到很多能力非常優秀、想為社會奉獻的專家、學者入閣，他們上任之初，懷抱著願景，侃侃而談自己的理念。但是，我也看到不少有志之士，因為種種非戰之罪的因素匆匆下台，壯志未酬地離開原有的崗位，造成政策與投入資源無法長期累積，這不僅是個人的損失，也攸關台灣未來的發展。我觀察這些現象的背後，很大原因是，政府畢竟是個龐大的運轉機構，除了直向的政策傳達，橫向的溝通協調也是一門學問。
我在內閣期間，面臨了不少困境。作為閣員，或許可以享受那種一呼百應，被幕僚圍繞的優越感，但身在其中，才知道政策執行的困難；一不小心，可能像是布袋戲裡的傀儡一樣，被既定的模式綁住，原本抱持的理念也變得虛幻。不同於李國鼎從政的那個年代，他擔任閣員超過二十年，有足夠時間累積成果，現代閣員的生命週期短暫，想要在短時間內有所作為，或是從困境中突圍，只能找尋各種解決問題的創新方法。
我是理工背景出身，對於做研究始終抱持著「只有累積，才有奇蹟」的想法，這也影響了我從政的心態。身為政務官，我很清楚自己是坐在「借來的位子」上，隨時都有可能離開現有的崗位，所以在工作上抱持著一股急迫感，全力以赴。由於做好了隨時可能去職的心理準備，我做什麼事情都是劍及履及，像是在跟時間賽跑一樣。
在內閣的日子充滿挑戰，想要做好事情，時間是最大的壓力。而我念茲在茲的是，如何能在政務官位置上做出正確的決策，讓台灣未來的發展更有希望。
透過這本書，我想將這些年以「書生報國」的心情，在政府體系中執行各項公務的經驗做分享，讓有理想、想要做事或者有機會進入公務體制的人了解，有人曾經在這條道路上選擇了不一樣的挑戰，試著走出一條嶄新的路。政府體系可說是現代組織中最複雜的系統之一，某些方法在這裡行得通，在任何公司、組織都能找到出路才是。
不管遇到任何困難，看似前途迷茫、處處受阻時，我始終相信道路是人走出來的，並且秉持著只要有心、不計付出代價的態度，一步步走出困境！希望這樣的經驗，對於想要走出自己一片天的你有所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