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無用」的知識
靠出賣朋友而飛黃騰達的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斷言：「知識就是力量。」這無疑是他從人生經驗中總結出的成熟教訓，但它並不適用於所有知識。例如，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曾希望能知道神話中的女妖賽蓮（Sirens）唱的是什麼歌，但就算他弄清楚了，也無法幫助他從地方法升官為郡長。培根所設想的那種知識，是我們所謂的「科學」。他強調科學的重要性，其實是姍姍來遲地繼承了阿拉伯人和中世紀早期的傳統，根據該傳統，知識主要由占星學、煉金術和藥理學組成，而所有這些學科在當時都屬於科學的分支。那時所謂的博學之士，是指掌握了這些學問並因此獲得魔力的人。十一世紀初的教宗西爾維斯特二世（Pope Silvester II），只因博覽群書，就被世人認定是與魔鬼勾結的魔法師。莎士比亞筆下的普洛斯彼羅（Prospero），雖然只是個虛構人物，卻代表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博學之士的普遍想像——至少在法力方面是如此。培根相信，科學能提供比古代通靈術士所夢寐以求的更強大的魔杖。（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對的。）
在培根時代達到頂峰的英國文藝復興，其實是一場反抗「功利知識觀」的運動。古希臘人熟悉荷馬史詩，就像我們熟悉流行歌曲一樣，是因為喜歡，並非為了追求學問。但十六世紀的人若不先吸收大量的語言學知識，根本無法讀懂荷馬。他們仰慕希臘人，且不希望被拒於希臘人享受過的那些樂趣的大門之外，因此他們模仿希臘人——無論是在閱讀經典上，還是其他較難啟齒的方面，皆是如此。在文藝復興時期，學習是「生活樂趣」（joie de vivre）的一部分，就像飲酒或談戀愛一樣。這不僅適用於文學，也適用於更嚴肅的研究。大家都知道霍布斯（Hobbes）第一次接觸歐幾里得幾何的故事：他隨手翻開書，看到畢達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驚呼道：「天哪，這不可能！」然後他倒著讀回去證明，直到讀到公理部分，終於心服口服。沒人會懷疑，這對他來說是個銷魂的時刻，完全沒有被「幾何學可以用來測量土地」這種功利念頭所玷污。
誠然，文藝復興時期確實發現古代語言在神學上有其實際用途。人們對古典拉丁文有了新的鑑賞力後，最早的成效之一，就是揭穿了《偽伊西多爾教令集》（forged decretals）和《君士坦丁獻土》（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真面目，證明其為偽造。此外，由於在《拉丁通俗譯本》和《七十士譯本》中發現了種種錯誤，使得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成了新教牧師們在打筆戰時必備的裝備。而古希臘羅馬的共和格言，也被引用來作為政治抵抗的依據：清教徒用來對抗斯圖亞特王朝，耶穌會士則用來對抗那些脫離教皇掌控的君主。然而，這一切都是古典學術復興所產生的「果」而非「因」，因為早在路德出現的近一個世紀前，這股復興古典的風潮就已在義大利如火如荼地展開了。文藝復興的主要動力是心智的愉悅，是為了恢復藝術與思辨中某種豐富性與自由：這種豐富與自由，曾在無知與迷信給心靈戴上眼罩的歲月裡消失殆盡。
人們發現，希臘人並非只關注純文學或藝術事務，他們也投入精力研究哲學、幾何學和天文學。因此，這些學科是受人尊敬的，但其他科學就比較受質疑了。醫學確實因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蓋倫（Galen）的大名而顯得高貴，但在這中間的時期裡，醫學幾乎侷限於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手中，而且與魔法糾纏不清，難分難解。這也是為什麼像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這類人的名聲會毀譽參半。化學的名聲甚至更臭，直到十八世紀才勉強變得體面。
於是，懂希臘文和拉丁文，加上懂一點幾何學和天文學的皮毛，成了一個「紳士」公認的知識裝備。古希臘人向來瞧不起幾何學的實際應用，直到他們走向衰頹時期，才給天文學找了個「用處」，也就是偽裝成占星術。十六、十七世紀的人研究數學時，大體上繼承了希臘人那種「不帶功利色彩」（disinterestedness）的態度，並且傾向忽略那些因與巫術掛勾而被視為低俗的科學分支。到了十八世紀，一種更廣泛且務實的知識觀開始逐漸萌芽。而到了世紀末，這股轉變的風潮被兩件事驟然加速：一是法國大革命，二是機器的興起。前者重創了傳統的紳士文化，而後者則為那些「非紳士」的技能（ungentlemanly skill）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驚人揮灑空間。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裡，人們愈來愈質疑「無用」知識的價值，並日益相信：唯一值得擁有的知識，是那些能應用於社會經濟生活的知識。
在法國和英國這類保有傳統教育體制的國家，功利主義的知識觀尚未能完全稱霸。舉例來說，大學裡仍有一些中文教授，他們鑽研中國古典經籍，卻對孫中山的著作一無所知，儘管正是孫中山締造了現代中國。也仍有一些學者，他們對古代歷史的涉獵，僅止於那些文筆風格純正的作者所記載的時期——也就到亞歷山大時代為止的古希臘和到尼祿時代為止的古羅馬。至於其後更為重要的歷史，他們卻僅僅因為記載者的文采低劣而拒絕了解。然而，即便是法國和英國，這項舊傳統也正在凋零，而在俄國與美國這些更現代化的國家裡，它更是早已徹底絕跡。例如在美國，教育委員會指出人們在商業信函中只需用到一千五百個單字，因此建議學校課程應避免教其他的字。英國人發明的「基礎英語」（Basic English）走得更遠，將必要詞彙縮減至八百個。「語言具有審美價值」這種觀念正在消亡，人們開始認為文字的唯一目的就是傳遞實用訊息。在俄國，對實用目標的追求甚至比美國更徹底，所有教育機構的教學內容都必須服務於某個顯而易見的教育或政府目的。唯一的逃生口是神學：為了捍衛「辯證唯物主義」免受資產階級形上學家的批評，少數人必須研讀德文原版的相關經典，少數教授必須學習哲學。但隨著正統思想日益鞏固，這小小的漏洞也終將被堵死。
現在不管在哪裡，人們愈來愈不把知識本身當成好東西，也不認為知識是用來培養開闊胸襟與人文素養的；相反地，知識僅僅被當成學習技術的一個零件。這是科學技術和軍事需求造成社會愈發緊密結合的結果。因為現在經濟和政治的牽連比以前更深，社會壓力也就更大，逼得每個人都得活得讓周遭的人覺得你「有用」才行。學校也是如此。除非是專為富豪設立，或是（如在英國）那些因歷史悠久而地位不可撼動的學府名校之外，一般的教育機構都不能愛怎麼花錢就怎麼花。它們得讓政府滿意，證明自己是有用的，而方法就是：教會學生謀生技能，並且灌輸他們愛國思想。這種趨勢與其他現象一脈相承，正是同一股潮流導致了義務兵役、童子軍、政黨組織，以及媒體對政治狂熱的煽動。我們現在比過去更盯著自己的國人同胞看：如果我們自認為是好人，就焦慮地想去幫別人；如果不是，至少也焦慮地想讓別人來幫我們。我們看不慣任何人悠閒度日，不管他享受的生活情調有多麼高雅，我們都覺得刺眼。我們認為人人都該做點事來推動某種「偉大理想」（管它是什麼理想）。尤其是想到還有那麼多「壞人」在搞破壞、必須被阻止時，這種急迫感就更強了。所以，我們已經沒有閒情逸致去學習任何知識了，除非這些知識能變成武器，幫我們去爭奪那些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
狹隘的功利教育觀確實有其道理。在開始謀生前，時間有限，而「有用」的知識無疑非常有用。它造就了現代世界。沒有它，就沒有機器、汽車、鐵路或飛機。但也必須補充一句，沒有它，也不會有現代廣告或現代宣傳。現代知識大幅改善了平均健康水準，同時也發現了如何用毒氣毀滅大城市。與過去相比，我們這個世界的所有獨特之處，都源於「有用」的知識。目前沒有任何社區擁有足夠的這類知識，教育無疑必須繼續推廣它。
此外，我們還必須承認，傳統文化教育多半都愚蠢至極。男孩們花了很多年學習拉丁語和希臘語語法，最後卻既沒能力也沒興趣（除極少數情況）閱讀希臘語和拉丁語著作。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現代語言和歷史都要比拉丁語和希臘語更值得學習。它們不僅更有用，還能讓人在短期內收穫更多的文化知識。但對於十五世紀的義大利人來說，任何能找到的書籍都值得一讀，而那些作品不是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就是用希臘語或拉丁語寫成的，故這兩門語言是研習文化不可或缺的鑰匙。可那之後，用各種現代語言創作的偉大作品相繼問世，隨著文明的飛速發展，古代知識對解決當今問題的作用，顯然遠不如關乎現代國家及其相對近代歷史的知識。傳統教師的觀點雖然在知識復興的年代頗受讚譽，現在卻漸漸變得過於狹隘，畢竟它忽略了十五世紀後世界的發展。不僅是歷史和現代語言，科學若教學得當，也能貢獻於文化修養。因此，我們可以在不捍衛傳統課程的情況下，主張教育應有直接功利以外的目標。若能廣義地理解「實用」與「文化」，會發現兩者並不像其狂熱擁護者所想的那樣水火不容。
然而，撇開文化修養與直接功利可以結合的情況不談，擁有一些對提升工作效率毫無幫助的知識，其實有各式各樣間接的大用。我認為，現代世界最糟糕的一些特徵若想改善，就得多鼓勵人追求這種知識，不再死命地只追求專業能力上的精進。
在大多數人，當意識活動完全集中在某個特定目標時，往往會引起神經紊亂，精神失衡。例如，大戰期間主導德國政策的人在潛艇戰問題上犯了錯，導致美國加入協約國一方。任何一個剛接觸這議題的人都能看出該政策是不明智的，但當權者由於精神過度集中，缺少休息，無法作出理智判斷。同樣的情況也可見於任何長期壓抑自發衝動去執行任務的團體。日本帝國主義者、俄國共產黨人和德國納粹分子，都有一種因過度專注於特定任務而產生的緊繃狂熱（tense fanaticism）。當任務真的像狂熱者所想像的那麼重要、那麼可行時，結果可能會是輝煌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狹隘的視野導致他們無視某種強大的反作用力，或者，使他們將所有這些反作用力都視為魔鬼的傑作，認為必須以懲罰和恐怖來對付。不僅孩子需要「玩耍」，成年人也一樣需要。所謂「玩耍」，指的是一段純粹為了享受當下快樂，而不帶有任何其他目的的活動。然而，如果要讓「玩耍」真正發揮調節身心的功效，前提是你必須能夠在那些與工作完全無關的事物中，找到樂趣與興致。（本章未完）
靠出賣朋友而飛黃騰達的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斷言：「知識就是力量。」這無疑是他從人生經驗中總結出的成熟教訓，但它並不適用於所有知識。例如，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曾希望能知道神話中的女妖賽蓮（Sirens）唱的是什麼歌，但就算他弄清楚了，也無法幫助他從地方法升官為郡長。培根所設想的那種知識，是我們所謂的「科學」。他強調科學的重要性，其實是姍姍來遲地繼承了阿拉伯人和中世紀早期的傳統，根據該傳統，知識主要由占星學、煉金術和藥理學組成，而所有這些學科在當時都屬於科學的分支。那時所謂的博學之士，是指掌握了這些學問並因此獲得魔力的人。十一世紀初的教宗西爾維斯特二世（Pope Silvester II），只因博覽群書，就被世人認定是與魔鬼勾結的魔法師。莎士比亞筆下的普洛斯彼羅（Prospero），雖然只是個虛構人物，卻代表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博學之士的普遍想像——至少在法力方面是如此。培根相信，科學能提供比古代通靈術士所夢寐以求的更強大的魔杖。（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對的。）
在培根時代達到頂峰的英國文藝復興，其實是一場反抗「功利知識觀」的運動。古希臘人熟悉荷馬史詩，就像我們熟悉流行歌曲一樣，是因為喜歡，並非為了追求學問。但十六世紀的人若不先吸收大量的語言學知識，根本無法讀懂荷馬。他們仰慕希臘人，且不希望被拒於希臘人享受過的那些樂趣的大門之外，因此他們模仿希臘人——無論是在閱讀經典上，還是其他較難啟齒的方面，皆是如此。在文藝復興時期，學習是「生活樂趣」（joie de vivre）的一部分，就像飲酒或談戀愛一樣。這不僅適用於文學，也適用於更嚴肅的研究。大家都知道霍布斯（Hobbes）第一次接觸歐幾里得幾何的故事：他隨手翻開書，看到畢達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驚呼道：「天哪，這不可能！」然後他倒著讀回去證明，直到讀到公理部分，終於心服口服。沒人會懷疑，這對他來說是個銷魂的時刻，完全沒有被「幾何學可以用來測量土地」這種功利念頭所玷污。
誠然，文藝復興時期確實發現古代語言在神學上有其實際用途。人們對古典拉丁文有了新的鑑賞力後，最早的成效之一，就是揭穿了《偽伊西多爾教令集》（forged decretals）和《君士坦丁獻土》（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真面目，證明其為偽造。此外，由於在《拉丁通俗譯本》和《七十士譯本》中發現了種種錯誤，使得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成了新教牧師們在打筆戰時必備的裝備。而古希臘羅馬的共和格言，也被引用來作為政治抵抗的依據：清教徒用來對抗斯圖亞特王朝，耶穌會士則用來對抗那些脫離教皇掌控的君主。然而，這一切都是古典學術復興所產生的「果」而非「因」，因為早在路德出現的近一個世紀前，這股復興古典的風潮就已在義大利如火如荼地展開了。文藝復興的主要動力是心智的愉悅，是為了恢復藝術與思辨中某種豐富性與自由：這種豐富與自由，曾在無知與迷信給心靈戴上眼罩的歲月裡消失殆盡。
人們發現，希臘人並非只關注純文學或藝術事務，他們也投入精力研究哲學、幾何學和天文學。因此，這些學科是受人尊敬的，但其他科學就比較受質疑了。醫學確實因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蓋倫（Galen）的大名而顯得高貴，但在這中間的時期裡，醫學幾乎侷限於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手中，而且與魔法糾纏不清，難分難解。這也是為什麼像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這類人的名聲會毀譽參半。化學的名聲甚至更臭，直到十八世紀才勉強變得體面。
於是，懂希臘文和拉丁文，加上懂一點幾何學和天文學的皮毛，成了一個「紳士」公認的知識裝備。古希臘人向來瞧不起幾何學的實際應用，直到他們走向衰頹時期，才給天文學找了個「用處」，也就是偽裝成占星術。十六、十七世紀的人研究數學時，大體上繼承了希臘人那種「不帶功利色彩」（disinterestedness）的態度，並且傾向忽略那些因與巫術掛勾而被視為低俗的科學分支。到了十八世紀，一種更廣泛且務實的知識觀開始逐漸萌芽。而到了世紀末，這股轉變的風潮被兩件事驟然加速：一是法國大革命，二是機器的興起。前者重創了傳統的紳士文化，而後者則為那些「非紳士」的技能（ungentlemanly skill）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驚人揮灑空間。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裡，人們愈來愈質疑「無用」知識的價值，並日益相信：唯一值得擁有的知識，是那些能應用於社會經濟生活的知識。
在法國和英國這類保有傳統教育體制的國家，功利主義的知識觀尚未能完全稱霸。舉例來說，大學裡仍有一些中文教授，他們鑽研中國古典經籍，卻對孫中山的著作一無所知，儘管正是孫中山締造了現代中國。也仍有一些學者，他們對古代歷史的涉獵，僅止於那些文筆風格純正的作者所記載的時期——也就到亞歷山大時代為止的古希臘和到尼祿時代為止的古羅馬。至於其後更為重要的歷史，他們卻僅僅因為記載者的文采低劣而拒絕了解。然而，即便是法國和英國，這項舊傳統也正在凋零，而在俄國與美國這些更現代化的國家裡，它更是早已徹底絕跡。例如在美國，教育委員會指出人們在商業信函中只需用到一千五百個單字，因此建議學校課程應避免教其他的字。英國人發明的「基礎英語」（Basic English）走得更遠，將必要詞彙縮減至八百個。「語言具有審美價值」這種觀念正在消亡，人們開始認為文字的唯一目的就是傳遞實用訊息。在俄國，對實用目標的追求甚至比美國更徹底，所有教育機構的教學內容都必須服務於某個顯而易見的教育或政府目的。唯一的逃生口是神學：為了捍衛「辯證唯物主義」免受資產階級形上學家的批評，少數人必須研讀德文原版的相關經典，少數教授必須學習哲學。但隨著正統思想日益鞏固，這小小的漏洞也終將被堵死。
現在不管在哪裡，人們愈來愈不把知識本身當成好東西，也不認為知識是用來培養開闊胸襟與人文素養的；相反地，知識僅僅被當成學習技術的一個零件。這是科學技術和軍事需求造成社會愈發緊密結合的結果。因為現在經濟和政治的牽連比以前更深，社會壓力也就更大，逼得每個人都得活得讓周遭的人覺得你「有用」才行。學校也是如此。除非是專為富豪設立，或是（如在英國）那些因歷史悠久而地位不可撼動的學府名校之外，一般的教育機構都不能愛怎麼花錢就怎麼花。它們得讓政府滿意，證明自己是有用的，而方法就是：教會學生謀生技能，並且灌輸他們愛國思想。這種趨勢與其他現象一脈相承，正是同一股潮流導致了義務兵役、童子軍、政黨組織，以及媒體對政治狂熱的煽動。我們現在比過去更盯著自己的國人同胞看：如果我們自認為是好人，就焦慮地想去幫別人；如果不是，至少也焦慮地想讓別人來幫我們。我們看不慣任何人悠閒度日，不管他享受的生活情調有多麼高雅，我們都覺得刺眼。我們認為人人都該做點事來推動某種「偉大理想」（管它是什麼理想）。尤其是想到還有那麼多「壞人」在搞破壞、必須被阻止時，這種急迫感就更強了。所以，我們已經沒有閒情逸致去學習任何知識了，除非這些知識能變成武器，幫我們去爭奪那些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
狹隘的功利教育觀確實有其道理。在開始謀生前，時間有限，而「有用」的知識無疑非常有用。它造就了現代世界。沒有它，就沒有機器、汽車、鐵路或飛機。但也必須補充一句，沒有它，也不會有現代廣告或現代宣傳。現代知識大幅改善了平均健康水準，同時也發現了如何用毒氣毀滅大城市。與過去相比，我們這個世界的所有獨特之處，都源於「有用」的知識。目前沒有任何社區擁有足夠的這類知識，教育無疑必須繼續推廣它。
此外，我們還必須承認，傳統文化教育多半都愚蠢至極。男孩們花了很多年學習拉丁語和希臘語語法，最後卻既沒能力也沒興趣（除極少數情況）閱讀希臘語和拉丁語著作。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現代語言和歷史都要比拉丁語和希臘語更值得學習。它們不僅更有用，還能讓人在短期內收穫更多的文化知識。但對於十五世紀的義大利人來說，任何能找到的書籍都值得一讀，而那些作品不是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就是用希臘語或拉丁語寫成的，故這兩門語言是研習文化不可或缺的鑰匙。可那之後，用各種現代語言創作的偉大作品相繼問世，隨著文明的飛速發展，古代知識對解決當今問題的作用，顯然遠不如關乎現代國家及其相對近代歷史的知識。傳統教師的觀點雖然在知識復興的年代頗受讚譽，現在卻漸漸變得過於狹隘，畢竟它忽略了十五世紀後世界的發展。不僅是歷史和現代語言，科學若教學得當，也能貢獻於文化修養。因此，我們可以在不捍衛傳統課程的情況下，主張教育應有直接功利以外的目標。若能廣義地理解「實用」與「文化」，會發現兩者並不像其狂熱擁護者所想的那樣水火不容。
然而，撇開文化修養與直接功利可以結合的情況不談，擁有一些對提升工作效率毫無幫助的知識，其實有各式各樣間接的大用。我認為，現代世界最糟糕的一些特徵若想改善，就得多鼓勵人追求這種知識，不再死命地只追求專業能力上的精進。
在大多數人，當意識活動完全集中在某個特定目標時，往往會引起神經紊亂，精神失衡。例如，大戰期間主導德國政策的人在潛艇戰問題上犯了錯，導致美國加入協約國一方。任何一個剛接觸這議題的人都能看出該政策是不明智的，但當權者由於精神過度集中，缺少休息，無法作出理智判斷。同樣的情況也可見於任何長期壓抑自發衝動去執行任務的團體。日本帝國主義者、俄國共產黨人和德國納粹分子，都有一種因過度專注於特定任務而產生的緊繃狂熱（tense fanaticism）。當任務真的像狂熱者所想像的那麼重要、那麼可行時，結果可能會是輝煌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狹隘的視野導致他們無視某種強大的反作用力，或者，使他們將所有這些反作用力都視為魔鬼的傑作，認為必須以懲罰和恐怖來對付。不僅孩子需要「玩耍」，成年人也一樣需要。所謂「玩耍」，指的是一段純粹為了享受當下快樂，而不帶有任何其他目的的活動。然而，如果要讓「玩耍」真正發揮調節身心的功效，前提是你必須能夠在那些與工作完全無關的事物中，找到樂趣與興致。（本章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