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謠言（摘錄）
1942 年1、2 月，散播恐懼的謠言瀰漫著美國。這些謠言的核心內容始終如一：珍珠港遭偷襲期間，美方的損失遠比官方所承認的更加慘重。有些謠言聲稱整個太平洋艦隊已經在12 月7 日於珍珠港沉落；還有些表示當天有1000 架飛機在地面遭摧毀。現在明白，當初或許是基於軍事安全，最初的官方報告才沒有全盤透露珍珠港的損失。傳言源自於對事件的懷疑，大眾不信任消息，也沒有可靠的證據標準能查驗，因此無法控制恐怖的想像。這些傳聞遠播、使得人心惶惶，小羅斯福總統認為有必要藉由1942 年的2 月23 號的爐邊談話否認這些無根據、令人恐慌的謠言。然而，總統仍無法講述故事的全貌，只能在不危及國家安全的條件下，盡可能透露實情，緩解人民的恐懼。總統的承諾究竟帶來什麼影響，我們稍後會說明。
首先，讓我們把謠言公式套用在珍珠港的傳聞上。我們發現（所有謠言都是如此），儘管該事件對人們的生活極具重要意義，相關的消息卻主觀又有所出入。在這個特定的例子中，消息之所以模糊是因為當時的三個狀況：
（一）許多人極度不信任華盛頓當局、其先前的改革、干預主義、字母機構（alphabetical agencies）2，以及過於理想且缺乏實際經驗的那些「長髮」3 專家學者們4。
（二）普遍而言，人們對於戰時政府的新聞政策並不清楚，即便是不反對政府當局的民眾，對於官方處理消息的方式也沒有全然的信心。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在戰爭初期是可以理解的。5
（三）最重要的是，戰爭的侵襲嚴重攪亂了人們的生活：家庭破碎、計畫改變，黑暗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近在眼前。更準確來說，大量的恐懼充斥於美國人民心中，不確定國家是否有能力抵擋炸彈的攻擊，甚至是侵襲。
為了解釋這份恐懼，勢必得找尋一個可信的原因。當下最直接、最具體且最合理的假設是，美方的防禦武力事實上已幾乎完全被摧毀。美國確實缺乏防禦力。既然除了珍珠港事件外沒有其他的戰事發生，美方肯定是受珍珠港事件影響而變得如此無助。具體、充滿戲劇性的近因較容易讓人相信；相反地，美方未能做好國防準備等較遙遠、無法識別的原因，則較難讓人相信。因此，當強烈的情緒伴隨著「尋求意義的努力」（effort after meaning），人們會直覺否認所接收到的消息。6
許多人想要合理化珍珠港事件帶來的恐懼，這個需求強烈到不受總統的談話動搖。出乎意料地，1942 年2 月23 日的爐邊談話創造了實驗的機會，因為碰巧在稍早的2 月20 日，兩百名大學生被問道：「你認為我們在珍珠港的損失和官方公佈的數據相比，是更嚴重、嚴重得多、差不多、較小，還是小得多？結果大致如下：
損失更嚴重或嚴重得多⋯⋯69%
損失差不多或較小⋯⋯31%
接著總統進行了談話，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有關注。2 月25 日，同樣有兩百名大學生（非原班人馬）被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同時還詢問他們是否聽說或讀過總統的演講。從不熟悉總統聲明的學生得到的調查結果百分比沒有改變；而讀過或聽過演講的學生得到的調查結果為：
損失更嚴重或嚴重得多⋯⋯46%
損失差不多或較小⋯⋯54%
這是一個難得的評斷機會，能藉此觀察，危機時期官方的演說以嚴肅的口吻、有力的廣播作為媒介是否有效。如果這個實驗代表整個國家（沒理由認定大學生在此事件中為非典型代表），我們或許可以說，總統的承諾成功改變23%公民的想法。某方面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總統的聲望廣播媒體的成效能緩解民眾的疑慮、減少恐懼、在短時間內徹底抹去存在於兩千萬公民心中的投降念頭。
同時，儘管總統已經盡了全力，大多數相信有害謠言的人依舊深信不疑。我們得假設，在這些人心中，主觀的焦慮實在太嚴重，或是他們個人對於羅斯福總統的不信任太過強烈，即使是從一國領袖口中說出的消息，也不足以改變謠言帶給人們的影響。
1942 年1、2 月，散播恐懼的謠言瀰漫著美國。這些謠言的核心內容始終如一：珍珠港遭偷襲期間，美方的損失遠比官方所承認的更加慘重。有些謠言聲稱整個太平洋艦隊已經在12 月7 日於珍珠港沉落；還有些表示當天有1000 架飛機在地面遭摧毀。現在明白，當初或許是基於軍事安全，最初的官方報告才沒有全盤透露珍珠港的損失。傳言源自於對事件的懷疑，大眾不信任消息，也沒有可靠的證據標準能查驗，因此無法控制恐怖的想像。這些傳聞遠播、使得人心惶惶，小羅斯福總統認為有必要藉由1942 年的2 月23 號的爐邊談話否認這些無根據、令人恐慌的謠言。然而，總統仍無法講述故事的全貌，只能在不危及國家安全的條件下，盡可能透露實情，緩解人民的恐懼。總統的承諾究竟帶來什麼影響，我們稍後會說明。
首先，讓我們把謠言公式套用在珍珠港的傳聞上。我們發現（所有謠言都是如此），儘管該事件對人們的生活極具重要意義，相關的消息卻主觀又有所出入。在這個特定的例子中，消息之所以模糊是因為當時的三個狀況：
（一）許多人極度不信任華盛頓當局、其先前的改革、干預主義、字母機構（alphabetical agencies）2，以及過於理想且缺乏實際經驗的那些「長髮」3 專家學者們4。
（二）普遍而言，人們對於戰時政府的新聞政策並不清楚，即便是不反對政府當局的民眾，對於官方處理消息的方式也沒有全然的信心。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在戰爭初期是可以理解的。5
（三）最重要的是，戰爭的侵襲嚴重攪亂了人們的生活：家庭破碎、計畫改變，黑暗且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近在眼前。更準確來說，大量的恐懼充斥於美國人民心中，不確定國家是否有能力抵擋炸彈的攻擊，甚至是侵襲。
為了解釋這份恐懼，勢必得找尋一個可信的原因。當下最直接、最具體且最合理的假設是，美方的防禦武力事實上已幾乎完全被摧毀。美國確實缺乏防禦力。既然除了珍珠港事件外沒有其他的戰事發生，美方肯定是受珍珠港事件影響而變得如此無助。具體、充滿戲劇性的近因較容易讓人相信；相反地，美方未能做好國防準備等較遙遠、無法識別的原因，則較難讓人相信。因此，當強烈的情緒伴隨著「尋求意義的努力」（effort after meaning），人們會直覺否認所接收到的消息。6
許多人想要合理化珍珠港事件帶來的恐懼，這個需求強烈到不受總統的談話動搖。出乎意料地，1942 年2 月23 日的爐邊談話創造了實驗的機會，因為碰巧在稍早的2 月20 日，兩百名大學生被問道：「你認為我們在珍珠港的損失和官方公佈的數據相比，是更嚴重、嚴重得多、差不多、較小，還是小得多？結果大致如下：
損失更嚴重或嚴重得多⋯⋯69%
損失差不多或較小⋯⋯31%
接著總統進行了談話，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有關注。2 月25 日，同樣有兩百名大學生（非原班人馬）被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同時還詢問他們是否聽說或讀過總統的演講。從不熟悉總統聲明的學生得到的調查結果百分比沒有改變；而讀過或聽過演講的學生得到的調查結果為：
損失更嚴重或嚴重得多⋯⋯46%
損失差不多或較小⋯⋯54%
這是一個難得的評斷機會，能藉此觀察，危機時期官方的演說以嚴肅的口吻、有力的廣播作為媒介是否有效。如果這個實驗代表整個國家（沒理由認定大學生在此事件中為非典型代表），我們或許可以說，總統的承諾成功改變23%公民的想法。某方面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總統的聲望廣播媒體的成效能緩解民眾的疑慮、減少恐懼、在短時間內徹底抹去存在於兩千萬公民心中的投降念頭。
同時，儘管總統已經盡了全力，大多數相信有害謠言的人依舊深信不疑。我們得假設，在這些人心中，主觀的焦慮實在太嚴重，或是他們個人對於羅斯福總統的不信任太過強烈，即使是從一國領袖口中說出的消息，也不足以改變謠言帶給人們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