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2019年8月23日，悶熱夏夜中，四面八方的地鐵站湧出無數香港人，在全城搭起人鏈。前所未有的「香港之路」行動在晚上七點展開，正是這座繁忙大都會的下班時刻。路口、地下道、天橋，以至於香港各大景點——太平山、獅子山，風光如畫的維多利亞港沿岸——都有抗爭者手牽手、高舉標語牌，堅定呼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晚上九點，眾人紛紛用手遮住右眼，聲援一位年輕急救員。幾天前，該女子遭到警方布袋彈擊中，右眼不幸失明。據報導，「香港之路」吸引了高達二十一萬人參與，人鏈長達六十公里，橫跨港島、九龍、新界，場面極其壯觀。
三十年前的同一天，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為了追求自決，牽起「波羅的海之路」人鏈，而這場抗爭及一連串戲劇性事件最終導致蘇聯解體。三十年後，香港人牽起人鏈，則是為了抵抗中國對香港的蠶食；當時港府已經推出《逃犯條例》修正草案，準備允許香港人被引渡至中國法院受審。
抗爭者深知必須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於是將各國國旗醒目地展示出來，又用不同語言表達其訴求。親政府陣營動員數百輛計程車，懸掛中國國旗前往挑釁，但抗爭者刻意予以無視。他們也特別小心不去阻礙交通，僅在綠燈時才搭起橫越斑馬線的人鏈，紅燈時則禮讓汽車通行。他們採用了西方人所熟悉的和平抗爭方式，順利獲得BBC、CNN、半島電視台等國際媒體正面報導。加拿大、日本、台灣等地的海外香港人也紛紛響應，在當地舉辦類似行動。
2019年的夏天高潮迭起，香港抗爭者日趨勇武，警方也益發暴力，雙方正面衝突，完全脫離一向溫和節制的抗爭傳統。「香港之路」舉行時，全城抗爭已持續七十五天。然而，這場人鏈集會仍然為整場運動注入一股嶄新動力，開創了一套全新的行動劇碼（repertoire）。新聞報導記錄到八月有3次人鏈集會，九月105次、十月11次、十一月9次、十二月8次（請見附錄一的研究方法）。九月出現多次人鏈，主因是新學期開始，大量中學生投入。此外，一項抗爭現場調查顯示，約有六成受訪者曾參加過人鏈行動。這種靈活的抗爭形式，顯然特別適合香港這座高密度城市，因為人鏈很容易吸引路人目光；同時，對於學生或社區居民來說，當他們想要表態支持民主，人鏈也是容易模仿的劇碼。本研究統計2019年2月至2020年7月的香港抗爭事件，其中共有133種活動，按次數計算，新登場的人鏈行動出現了137次，排名第四，僅次於堵路（287次）、唱歌（284次）、遊行（213次）。
「香港之路」在國際上得到高度關注與熱烈迴響，但有一事令人費解：發起人的身份至今不詳，恐怕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實際上是誰。一位香港受訪者對「波羅的海之路」有深入了解，2019年7月，幾組不同的抗爭者同時接觸這位人士，他們都擔憂抗議活動轉向「激進」，心中盤算著或許一場大規模的和平行動可以扭轉這種危險的趨勢。另一位受訪者曾在巴塞隆納留學，目睹加泰隆尼亞的獨立抗爭，而他提出了搭人鏈的構想。他先將這個想法告訴一位經營部落格的朋友，眾人在網路上熱烈討論後，認為確實可行。當這項提案正悄悄流傳時，備受尊敬的專欄作家李怡，在一位年輕朋友的請託下，於Facebook轉發了六年前曾提出過的人鏈抗爭建議，於是更多人注意到這個想法。8月19日，距離「波羅的海之路」三十週年僅餘四天，香港的社群網站LIHKG貼出了一則號召行動的貼文，立刻受到瘋傳。不過，還是有人懷疑是否真有那麼多香港人願意挺身而出，站滿預定的路線。
傳統的集會是讓群眾集中在特定地點，而「香港之路」則需要參與者平均分佈到全城各個區域。有許多Telegram頻道是專門用來招募各地的協調人員，負責引導人流。我的一位受訪者曾報名參與該社區協調工作，與陌生人攜手合作，主要任務是在地鐵站周邊將人群平均分散，以及避免阻塞交通。活動前，他們在社區各處張貼海報，期間經常有街坊提醒他們某些地方不宜逗留，因為該處店舖老闆多半親政府。在抗爭初期，網路上已經出現許多地區性網路群組，透過這些匿名平台，協調人員能夠物色到理念相近的夥伴，因此也減輕了一些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歷史性的人鏈行動中，公民社會組織幾乎完全缺席。以往香港的民主運動多由倡議團體領導，例如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舉辦每年的七一遊行。2019年2月，港府提出《逃犯條例》草案，當時民陣率先示警；到了6月，他們已經舉辦兩場大規模遊行，參與人數分別有一百萬與兩百萬人，揭開全城抗爭的序幕。然而「香港之路」的規劃與執行既不是出自民陣，也不是出自任何其他組織，包括民主派政黨、學生會、工會等等。他們頂多在社群媒體上轉發貼文，而某些成員則自行參與。
儘管公民組織的領導人肯定支持「香港之路」，但他們選擇不介入，這是出於多項考量。首先，已獲註冊的組織通常特別注重群眾活動的合法性，若未獲警方批准，參與者有可能被控非法集結，最高可判三年徒刑；隨著港府六月以來強化鎮壓，動用法律戰（lawfare），這方面的顧慮愈來愈嚴重。其次，正式組織的決策需按照章程進行，最終需對成員負責，因此，面對一項來源不明、成效未知的臨時動員，正式組織難以迅速回應，遑論以組織名義背書支持。最後，當時整場抗爭已持續超過兩個月，參與者之間逐漸發展出「不需要領袖」的觀念，也就是所謂的「無大台」。「大台」原指2014年在金鐘（香港政府總部所在地）臨時搭建的舞台，為期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就是以「大台」為實質指揮中心。由於雨傘運動普遍被視為一場失敗，於是抗爭者對集中式領導感到心灰意冷。既有社團的領導人意識到這種氛圍，審慎地選擇低調行事。
如果要搭起人鏈，參與者就必須和陌生人手牽手，表示團結一心。然而，對香港人而言，牽手不是一件正經的事情，保持距離才有禮貌。或許經驗豐富的運動者已經習慣牽手代表團結，但對於年紀尚輕者而言，尤其是後來發起校園人鏈的中學生，這種肢體接觸往往令人極度害羞。為了避免彼此尷尬，許多男性和女性並不直接牽手，而是握住一枝筆的兩端等等，以各種權宜之計試圖避免直接接觸；他們往往不好意思地轉開視線，以免引人誤會。儘管如此，香港人仍願意違反他們所受的文化教養，因為他們對這埸抗爭投入深深感情。送中條例已經引發多起以死抗爭的自殺事件，加上警方明顯與黑幫勾結，更激起公憤。正因如此，抗爭者出於強烈義憤，打破文化慣性搭起人鏈。
本書將探討「香港之路」所體現的幾個謎團：為何一場看似沒有領袖的抗爭，卻能持久不墜？沒有事先安排，要如何發明與實踐創新的行動劇碼？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願意承擔個人風險，自願與陌生人合作？缺乏組織協調，如何能進行複雜的分工？在什麼情況下，民眾能實踐一種全新的行動方式，跳脫所屬文化的既有知識？這種突發的調整又是如何成為抗爭者之間的共同語言？在這本書裡面，我打算深入思考上述問題，還原當時脈絡。我將提出「集體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的概念，以理解這場去中心化而充滿創新的抗爭。
2019年8月23日，悶熱夏夜中，四面八方的地鐵站湧出無數香港人，在全城搭起人鏈。前所未有的「香港之路」行動在晚上七點展開，正是這座繁忙大都會的下班時刻。路口、地下道、天橋，以至於香港各大景點——太平山、獅子山，風光如畫的維多利亞港沿岸——都有抗爭者手牽手、高舉標語牌，堅定呼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晚上九點，眾人紛紛用手遮住右眼，聲援一位年輕急救員。幾天前，該女子遭到警方布袋彈擊中，右眼不幸失明。據報導，「香港之路」吸引了高達二十一萬人參與，人鏈長達六十公里，橫跨港島、九龍、新界，場面極其壯觀。
三十年前的同一天，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為了追求自決，牽起「波羅的海之路」人鏈，而這場抗爭及一連串戲劇性事件最終導致蘇聯解體。三十年後，香港人牽起人鏈，則是為了抵抗中國對香港的蠶食；當時港府已經推出《逃犯條例》修正草案，準備允許香港人被引渡至中國法院受審。
抗爭者深知必須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於是將各國國旗醒目地展示出來，又用不同語言表達其訴求。親政府陣營動員數百輛計程車，懸掛中國國旗前往挑釁，但抗爭者刻意予以無視。他們也特別小心不去阻礙交通，僅在綠燈時才搭起橫越斑馬線的人鏈，紅燈時則禮讓汽車通行。他們採用了西方人所熟悉的和平抗爭方式，順利獲得BBC、CNN、半島電視台等國際媒體正面報導。加拿大、日本、台灣等地的海外香港人也紛紛響應，在當地舉辦類似行動。
2019年的夏天高潮迭起，香港抗爭者日趨勇武，警方也益發暴力，雙方正面衝突，完全脫離一向溫和節制的抗爭傳統。「香港之路」舉行時，全城抗爭已持續七十五天。然而，這場人鏈集會仍然為整場運動注入一股嶄新動力，開創了一套全新的行動劇碼（repertoire）。新聞報導記錄到八月有3次人鏈集會，九月105次、十月11次、十一月9次、十二月8次（請見附錄一的研究方法）。九月出現多次人鏈，主因是新學期開始，大量中學生投入。此外，一項抗爭現場調查顯示，約有六成受訪者曾參加過人鏈行動。這種靈活的抗爭形式，顯然特別適合香港這座高密度城市，因為人鏈很容易吸引路人目光；同時，對於學生或社區居民來說，當他們想要表態支持民主，人鏈也是容易模仿的劇碼。本研究統計2019年2月至2020年7月的香港抗爭事件，其中共有133種活動，按次數計算，新登場的人鏈行動出現了137次，排名第四，僅次於堵路（287次）、唱歌（284次）、遊行（213次）。
「香港之路」在國際上得到高度關注與熱烈迴響，但有一事令人費解：發起人的身份至今不詳，恐怕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實際上是誰。一位香港受訪者對「波羅的海之路」有深入了解，2019年7月，幾組不同的抗爭者同時接觸這位人士，他們都擔憂抗議活動轉向「激進」，心中盤算著或許一場大規模的和平行動可以扭轉這種危險的趨勢。另一位受訪者曾在巴塞隆納留學，目睹加泰隆尼亞的獨立抗爭，而他提出了搭人鏈的構想。他先將這個想法告訴一位經營部落格的朋友，眾人在網路上熱烈討論後，認為確實可行。當這項提案正悄悄流傳時，備受尊敬的專欄作家李怡，在一位年輕朋友的請託下，於Facebook轉發了六年前曾提出過的人鏈抗爭建議，於是更多人注意到這個想法。8月19日，距離「波羅的海之路」三十週年僅餘四天，香港的社群網站LIHKG貼出了一則號召行動的貼文，立刻受到瘋傳。不過，還是有人懷疑是否真有那麼多香港人願意挺身而出，站滿預定的路線。
傳統的集會是讓群眾集中在特定地點，而「香港之路」則需要參與者平均分佈到全城各個區域。有許多Telegram頻道是專門用來招募各地的協調人員，負責引導人流。我的一位受訪者曾報名參與該社區協調工作，與陌生人攜手合作，主要任務是在地鐵站周邊將人群平均分散，以及避免阻塞交通。活動前，他們在社區各處張貼海報，期間經常有街坊提醒他們某些地方不宜逗留，因為該處店舖老闆多半親政府。在抗爭初期，網路上已經出現許多地區性網路群組，透過這些匿名平台，協調人員能夠物色到理念相近的夥伴，因此也減輕了一些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歷史性的人鏈行動中，公民社會組織幾乎完全缺席。以往香港的民主運動多由倡議團體領導，例如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舉辦每年的七一遊行。2019年2月，港府提出《逃犯條例》草案，當時民陣率先示警；到了6月，他們已經舉辦兩場大規模遊行，參與人數分別有一百萬與兩百萬人，揭開全城抗爭的序幕。然而「香港之路」的規劃與執行既不是出自民陣，也不是出自任何其他組織，包括民主派政黨、學生會、工會等等。他們頂多在社群媒體上轉發貼文，而某些成員則自行參與。
儘管公民組織的領導人肯定支持「香港之路」，但他們選擇不介入，這是出於多項考量。首先，已獲註冊的組織通常特別注重群眾活動的合法性，若未獲警方批准，參與者有可能被控非法集結，最高可判三年徒刑；隨著港府六月以來強化鎮壓，動用法律戰（lawfare），這方面的顧慮愈來愈嚴重。其次，正式組織的決策需按照章程進行，最終需對成員負責，因此，面對一項來源不明、成效未知的臨時動員，正式組織難以迅速回應，遑論以組織名義背書支持。最後，當時整場抗爭已持續超過兩個月，參與者之間逐漸發展出「不需要領袖」的觀念，也就是所謂的「無大台」。「大台」原指2014年在金鐘（香港政府總部所在地）臨時搭建的舞台，為期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就是以「大台」為實質指揮中心。由於雨傘運動普遍被視為一場失敗，於是抗爭者對集中式領導感到心灰意冷。既有社團的領導人意識到這種氛圍，審慎地選擇低調行事。
如果要搭起人鏈，參與者就必須和陌生人手牽手，表示團結一心。然而，對香港人而言，牽手不是一件正經的事情，保持距離才有禮貌。或許經驗豐富的運動者已經習慣牽手代表團結，但對於年紀尚輕者而言，尤其是後來發起校園人鏈的中學生，這種肢體接觸往往令人極度害羞。為了避免彼此尷尬，許多男性和女性並不直接牽手，而是握住一枝筆的兩端等等，以各種權宜之計試圖避免直接接觸；他們往往不好意思地轉開視線，以免引人誤會。儘管如此，香港人仍願意違反他們所受的文化教養，因為他們對這埸抗爭投入深深感情。送中條例已經引發多起以死抗爭的自殺事件，加上警方明顯與黑幫勾結，更激起公憤。正因如此，抗爭者出於強烈義憤，打破文化慣性搭起人鏈。
本書將探討「香港之路」所體現的幾個謎團：為何一場看似沒有領袖的抗爭，卻能持久不墜？沒有事先安排，要如何發明與實踐創新的行動劇碼？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願意承擔個人風險，自願與陌生人合作？缺乏組織協調，如何能進行複雜的分工？在什麼情況下，民眾能實踐一種全新的行動方式，跳脫所屬文化的既有知識？這種突發的調整又是如何成為抗爭者之間的共同語言？在這本書裡面，我打算深入思考上述問題，還原當時脈絡。我將提出「集體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的概念，以理解這場去中心化而充滿創新的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