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洗腦」一詞的誕生
近幾年，「洗腦」（brainwashing）這個詞以風馳電掣之勢出現在大眾視野，並且成為字典正式收錄的新詞。在此之前，報章雜誌不曾出現這麼不祥的政治字眼。少數能聽到「洗腦」二字的場合，只有共產黨於中國建政初期短暫的蜜月期間，而且是在關係緊密、彼此信任的親友圈對話時才會出現。除此之外，就是在宣傳幹部生氣時失控大喊：「你真該被好好洗腦！」
「洗腦」這個詞彙之所以這麼迅速引起共鳴，不單因為它是某個既有事物的精妙同義詞，更是因為它完美形容了某種未被命名的手段。當共產主義者透過一系列的手段來塑造所謂的「新蘇維埃人」，我們才發現語言存在缺口，沒有一個組織好的詞彙可以形容這樣的過程。
「洗腦」是從中國人經歷的苦難下誕生的產物。受害者在精神和肉體上，被迫經歷一系列幽微而殘忍的壓迫與折磨。事後他們辨認出這種固定的模式，稱之為「洗腦」。共產黨希望大眾相信，這些過程不過是人們熟悉的概念，例如「教育」、「公眾關係」、「勸導」，或是「思想改造」和「再教育」等誤導性的字眼。然而，以上詞彙遠遠不足以形容這種遭遇，因為它比上述任何一個字眼涵蓋的概念都還要深、還要廣。這些受害的中國人清楚知道，自己並非單純的接受「教育」或是「勸導」，而是經歷了某種更為駭人的手段，從某些相似的細節看來，甚至可以說接受了「醫學治療」。
比起治療，受害者更像是被施了巫術，中了帶有科學色彩的咒語、催眠術和劇毒⸺只是巫師披著科學的外袍出現，還把藥水裝進了試管裡。
共產黨高層希望大眾認為洗腦這種事根本不可能存在，只要他們嚴格保密，不賦予它名字，反對聲浪自然就會稀稀落落、不成氣候。尼德蘭一位精神科醫生約斯特．米爾洛在他的著作《對話與溝通》中解釋，如果某個東西沒有名字，基本上就不可能對抗它。「命名事物，就等於將其帶入人類可控範圍內……如果事物沒有名字，便會引起恐懼，因為它代表未知……所以說，誰掌握了名字，誰就掌握了力量。」米爾洛醫生創造了「精神扼殺」這個精妙的術語，用來形容共產主義者邪惡的偽科學伎倆⸺泯滅他人心智，使人自甘服從、不假思索地遵守紀律，變成宛如機器人的奴役狀態。然而，比起「精神扼殺」，「洗腦」一詞更是流行，因為它彷彿身歷其境一樣有血有肉。
來自德國的漢學家麥克斯．佩勒伯格精通現代中文和文言文，他告訴我「洗腦」很可能源自佛教用語「洗心」，這個詞也可以追溯至孟子時代。「洗心」原來是指中年男子斷絕世俗、進入退隱的狀態。他很可能因為厭倦世事，就在自家園林一處簡陋的亭子裡隱居起來，將事務交給後代打點。
當「洗腦」首次出現在報章雜誌上，香港報社的同行除了驚恐、充滿懷疑、不可置信以外，與社會大眾的反應如出一轍；記者畢竟也是人，跟他們報導的公眾人物一樣，有同樣的反應和態度也在情理之中。當時，一位傑出的特派記者立刻找上我，神色驚恐地說：「我知道這個字！」
我問他：「那你怎麼不用呢？」
「因為這個字實在太醜惡了，我始終無法狠下心把它寫出來。」他激動地說。
他說的是真心話。作為一名中年男子，他富有拉丁民族的感性。然而，假裝洗腦不存在，無法讓它真的消失。好比我在錫蘭（現今斯里蘭卡）內地看到的巫醫，為了驅除腎病瘋狂地敲打筒鼓，又跳了整夜的康提舞，像這樣透過作法來治病，就像許願讓洗腦消失一樣，是不可能的。患者接受這所費不貲且精神耗弱的儀式後，竟然相信自己真的康復了，事實上，他確實感覺身體好多了。他就這樣深信不疑，直到一個多月後，舊傷復發，甚至變本加厲。可見，我們無法透過文字遊戲催眠自己，或是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談，就讓洗腦自己憑空消失。
另一位同事跟我說：「你比我先用這個字，算你贏！恭喜！」第一次聽到這個字時，他正在嶺南大學上課，那時中國共產黨進入了廣州。「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股脊背發涼的感覺，」他說，「聽到洗腦兩個字時，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我至今都忘不了。後來我竭盡所能想了解關於洗腦的一切，甚至想過要寫一本關於這個主題的書。」
我問他：「那你怎麼沒寫呢？」
他說：「因為我發現素材源源不絕啊！我不斷有新的發現，始終沒辦法把整個敘事梳理到滿意。」其實他並非特例，尤其是在學術研究圈，許多教授或學者若不把研究對象參透、資料整理得有條不紊、準備好讓大眾評斷，不會貿然發表所見所聞。唯有如此，他們才會覺得不論結果如何，自身的名譽安全無虞。但是，等他們準備好要發表什麼，都已無濟於事。
其中一位在中國工作很久的記者第一次聽到洗腦時，意味深長地笑了笑，問我是不是在編故事。他的反應也跟大多數人一樣，認為「不可能有這種事」、「反正我就是不信」。面對洗腦，人們選擇視而不見，究竟有多少是刻意假裝無知，又有多少是單純過於天真，可能永遠爭論不休。但有一點很明確的是，共產黨正利用這個機會從中牟利。
韓戰戰俘交換後，那些歸國軍人問了我好幾次：「為什麼沒有人跟我說過洗腦呢？」
「要是我上戰場前知道有洗腦這種事，我相信我就不會被洗腦。」對我這麼說的其中兩位，分別是弗蘭克．施瓦布爾上校和克勞德．巴徹勒下士，前者承認參與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細菌戰，後者則是個年輕、耳根子軟的孩子，原先聲稱不想回美國，後來又改變心意回國了。我和他們對話時，施瓦布爾上校在他位於維吉尼亞州阿靈頓郡的住所，巴徹勒下士則是被安置在德州聖安東尼奧的山姆休斯頓堡的模範禁閉所內。
我第一次接觸到洗腦是從中國受害者身上得知的。這些受害者來自各行各業，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老師，其中有男有女。初期，我看過一些白人離開中國，來到英國的租借地香港，或是葡萄牙殖民的澳門。其中一位白人令我印象深刻，大概是因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其他受害者的縮影。他顫顫巍巍地走過中港邊界的木橋，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前方，看上去比實際的中年歲數還要老上幾百歲。他就這樣一直走，直到一名同為天主教神父的人認出他、攔下他才止步。這位神父是特別委派在橋邊接應的同僚。被攔下的人身上穿著列寧式制服（俗稱的中山裝，只是經過中國共產黨的修改），完全看不出神職人員的身分。他呆站著，眼神空洞地盯著對方，幾乎沒回半句話。他還沒完全意識到他自己已經脫離了那些洗腦者的魔爪，就這樣繼續杵著，愣愣地瞪著空氣好幾分鐘。
突然，他總算恍然大悟：他已經自由了，現在身在自由世界。這時他終於承受不住，默默走向橋邊坐下，放聲痛哭。他是個身形魁梧的男子，年紀也不小，卻哭得像個孩子。我不知道他究竟哭了多久，但我感覺像是不小心窺見了他人經歷精神創傷後脆弱的一面，於是我趕緊轉身離開，將他倆留在橋邊。
剛開始，這些被洗腦的白人沒人願意向記者吐露實情，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也不肯，因為他們都被威脅了。這種讓人噤聲的威脅手法並非前所未見，但已經讓人不寒而慄。共產黨威脅會嚴懲、甚至殺害任何走漏風聲之人的親朋好友。他們在離開共產中國之前，都必須指定一名親友作為人質，讓親友在保證書上簽名，如此一來，共產黨當局便無需親自脅迫當事人。人質在他們所謂「自願」的情況下簽名，通常還會央求即將離開中國的親友：「求求你什麼都不要說，我的性命就在你手裡了。」他們可能是先前傳教工作的同事，也可能是做生意認識的。任何人要鬆口之際，眼前就會浮現親友可能因為自己遭受酷刑、甚至折磨至死的畫面，感到喉頭一緊，便因此噤聲。
駐香港的新聞記者都見識過活生生被共產黨迫害的例子。例如搭乘鐵路來到香港邊界的傳教士，或是從天津搭船來的商人；這些人即使想要接受採訪，也無法把話說清楚，因為他們身心都病了，唯獨雙眼明確訴說著恐懼。可是記者需要明確的資訊才能報導，這時來自中國的共產黨員就會毫不猶豫地接受記者採訪，由他們的話語填補受害者的沉默。
即使記者發現有受害者願意拋開恐懼、說出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時，一旁都會冒出政府代表或官員插話說：「先讓他休息吧。」或是將他帶到一旁，警告他不准說話，要他日後再接受採訪。他們通常會說：「等你狀況比較好的時候再說」或是「你得跟你的上級徵求同意」；但所謂「日後再說」的一年始終沒有到來，被洗腦的人一直無法打破沉默。
其實，共產黨這樣對自由世界和大多數人民隱瞞致命的祕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同樣的方法先前就被套用在蘇聯的大規模勞改營上，見不得光數十年。蘇聯勞改營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二○年，位於白海的索羅維茨基群島上，距離列寧格勒（現今聖彼得堡）並不遠；然而，二十五年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才終於發現蘇聯勞改營的存在。約莫一、兩千萬人被關押在這些勞改營中，數百萬男女在殘暴的待遇和無情的勞動壓榨下喪生。在四周用帶刺鐵絲網圍起的營區裡，當局推動大規模工業計畫，從紡織到採礦業無所不包。當時，為了建造連接裏海和黑海「伏爾加─頓河」的運河系統，數十萬的囚犯不論男女像牲畜一樣被奴役，頂著炙熱的太陽、滂沱大雨，或在刺骨的寒風中賣命勞動。
近幾年，「洗腦」（brainwashing）這個詞以風馳電掣之勢出現在大眾視野，並且成為字典正式收錄的新詞。在此之前，報章雜誌不曾出現這麼不祥的政治字眼。少數能聽到「洗腦」二字的場合，只有共產黨於中國建政初期短暫的蜜月期間，而且是在關係緊密、彼此信任的親友圈對話時才會出現。除此之外，就是在宣傳幹部生氣時失控大喊：「你真該被好好洗腦！」
「洗腦」這個詞彙之所以這麼迅速引起共鳴，不單因為它是某個既有事物的精妙同義詞，更是因為它完美形容了某種未被命名的手段。當共產主義者透過一系列的手段來塑造所謂的「新蘇維埃人」，我們才發現語言存在缺口，沒有一個組織好的詞彙可以形容這樣的過程。
「洗腦」是從中國人經歷的苦難下誕生的產物。受害者在精神和肉體上，被迫經歷一系列幽微而殘忍的壓迫與折磨。事後他們辨認出這種固定的模式，稱之為「洗腦」。共產黨希望大眾相信，這些過程不過是人們熟悉的概念，例如「教育」、「公眾關係」、「勸導」，或是「思想改造」和「再教育」等誤導性的字眼。然而，以上詞彙遠遠不足以形容這種遭遇，因為它比上述任何一個字眼涵蓋的概念都還要深、還要廣。這些受害的中國人清楚知道，自己並非單純的接受「教育」或是「勸導」，而是經歷了某種更為駭人的手段，從某些相似的細節看來，甚至可以說接受了「醫學治療」。
比起治療，受害者更像是被施了巫術，中了帶有科學色彩的咒語、催眠術和劇毒⸺只是巫師披著科學的外袍出現，還把藥水裝進了試管裡。
共產黨高層希望大眾認為洗腦這種事根本不可能存在，只要他們嚴格保密，不賦予它名字，反對聲浪自然就會稀稀落落、不成氣候。尼德蘭一位精神科醫生約斯特．米爾洛在他的著作《對話與溝通》中解釋，如果某個東西沒有名字，基本上就不可能對抗它。「命名事物，就等於將其帶入人類可控範圍內……如果事物沒有名字，便會引起恐懼，因為它代表未知……所以說，誰掌握了名字，誰就掌握了力量。」米爾洛醫生創造了「精神扼殺」這個精妙的術語，用來形容共產主義者邪惡的偽科學伎倆⸺泯滅他人心智，使人自甘服從、不假思索地遵守紀律，變成宛如機器人的奴役狀態。然而，比起「精神扼殺」，「洗腦」一詞更是流行，因為它彷彿身歷其境一樣有血有肉。
來自德國的漢學家麥克斯．佩勒伯格精通現代中文和文言文，他告訴我「洗腦」很可能源自佛教用語「洗心」，這個詞也可以追溯至孟子時代。「洗心」原來是指中年男子斷絕世俗、進入退隱的狀態。他很可能因為厭倦世事，就在自家園林一處簡陋的亭子裡隱居起來，將事務交給後代打點。
當「洗腦」首次出現在報章雜誌上，香港報社的同行除了驚恐、充滿懷疑、不可置信以外，與社會大眾的反應如出一轍；記者畢竟也是人，跟他們報導的公眾人物一樣，有同樣的反應和態度也在情理之中。當時，一位傑出的特派記者立刻找上我，神色驚恐地說：「我知道這個字！」
我問他：「那你怎麼不用呢？」
「因為這個字實在太醜惡了，我始終無法狠下心把它寫出來。」他激動地說。
他說的是真心話。作為一名中年男子，他富有拉丁民族的感性。然而，假裝洗腦不存在，無法讓它真的消失。好比我在錫蘭（現今斯里蘭卡）內地看到的巫醫，為了驅除腎病瘋狂地敲打筒鼓，又跳了整夜的康提舞，像這樣透過作法來治病，就像許願讓洗腦消失一樣，是不可能的。患者接受這所費不貲且精神耗弱的儀式後，竟然相信自己真的康復了，事實上，他確實感覺身體好多了。他就這樣深信不疑，直到一個多月後，舊傷復發，甚至變本加厲。可見，我們無法透過文字遊戲催眠自己，或是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談，就讓洗腦自己憑空消失。
另一位同事跟我說：「你比我先用這個字，算你贏！恭喜！」第一次聽到這個字時，他正在嶺南大學上課，那時中國共產黨進入了廣州。「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股脊背發涼的感覺，」他說，「聽到洗腦兩個字時，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我至今都忘不了。後來我竭盡所能想了解關於洗腦的一切，甚至想過要寫一本關於這個主題的書。」
我問他：「那你怎麼沒寫呢？」
他說：「因為我發現素材源源不絕啊！我不斷有新的發現，始終沒辦法把整個敘事梳理到滿意。」其實他並非特例，尤其是在學術研究圈，許多教授或學者若不把研究對象參透、資料整理得有條不紊、準備好讓大眾評斷，不會貿然發表所見所聞。唯有如此，他們才會覺得不論結果如何，自身的名譽安全無虞。但是，等他們準備好要發表什麼，都已無濟於事。
其中一位在中國工作很久的記者第一次聽到洗腦時，意味深長地笑了笑，問我是不是在編故事。他的反應也跟大多數人一樣，認為「不可能有這種事」、「反正我就是不信」。面對洗腦，人們選擇視而不見，究竟有多少是刻意假裝無知，又有多少是單純過於天真，可能永遠爭論不休。但有一點很明確的是，共產黨正利用這個機會從中牟利。
韓戰戰俘交換後，那些歸國軍人問了我好幾次：「為什麼沒有人跟我說過洗腦呢？」
「要是我上戰場前知道有洗腦這種事，我相信我就不會被洗腦。」對我這麼說的其中兩位，分別是弗蘭克．施瓦布爾上校和克勞德．巴徹勒下士，前者承認參與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細菌戰，後者則是個年輕、耳根子軟的孩子，原先聲稱不想回美國，後來又改變心意回國了。我和他們對話時，施瓦布爾上校在他位於維吉尼亞州阿靈頓郡的住所，巴徹勒下士則是被安置在德州聖安東尼奧的山姆休斯頓堡的模範禁閉所內。
我第一次接觸到洗腦是從中國受害者身上得知的。這些受害者來自各行各業，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老師，其中有男有女。初期，我看過一些白人離開中國，來到英國的租借地香港，或是葡萄牙殖民的澳門。其中一位白人令我印象深刻，大概是因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其他受害者的縮影。他顫顫巍巍地走過中港邊界的木橋，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前方，看上去比實際的中年歲數還要老上幾百歲。他就這樣一直走，直到一名同為天主教神父的人認出他、攔下他才止步。這位神父是特別委派在橋邊接應的同僚。被攔下的人身上穿著列寧式制服（俗稱的中山裝，只是經過中國共產黨的修改），完全看不出神職人員的身分。他呆站著，眼神空洞地盯著對方，幾乎沒回半句話。他還沒完全意識到他自己已經脫離了那些洗腦者的魔爪，就這樣繼續杵著，愣愣地瞪著空氣好幾分鐘。
突然，他總算恍然大悟：他已經自由了，現在身在自由世界。這時他終於承受不住，默默走向橋邊坐下，放聲痛哭。他是個身形魁梧的男子，年紀也不小，卻哭得像個孩子。我不知道他究竟哭了多久，但我感覺像是不小心窺見了他人經歷精神創傷後脆弱的一面，於是我趕緊轉身離開，將他倆留在橋邊。
剛開始，這些被洗腦的白人沒人願意向記者吐露實情，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也不肯，因為他們都被威脅了。這種讓人噤聲的威脅手法並非前所未見，但已經讓人不寒而慄。共產黨威脅會嚴懲、甚至殺害任何走漏風聲之人的親朋好友。他們在離開共產中國之前，都必須指定一名親友作為人質，讓親友在保證書上簽名，如此一來，共產黨當局便無需親自脅迫當事人。人質在他們所謂「自願」的情況下簽名，通常還會央求即將離開中國的親友：「求求你什麼都不要說，我的性命就在你手裡了。」他們可能是先前傳教工作的同事，也可能是做生意認識的。任何人要鬆口之際，眼前就會浮現親友可能因為自己遭受酷刑、甚至折磨至死的畫面，感到喉頭一緊，便因此噤聲。
駐香港的新聞記者都見識過活生生被共產黨迫害的例子。例如搭乘鐵路來到香港邊界的傳教士，或是從天津搭船來的商人；這些人即使想要接受採訪，也無法把話說清楚，因為他們身心都病了，唯獨雙眼明確訴說著恐懼。可是記者需要明確的資訊才能報導，這時來自中國的共產黨員就會毫不猶豫地接受記者採訪，由他們的話語填補受害者的沉默。
即使記者發現有受害者願意拋開恐懼、說出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時，一旁都會冒出政府代表或官員插話說：「先讓他休息吧。」或是將他帶到一旁，警告他不准說話，要他日後再接受採訪。他們通常會說：「等你狀況比較好的時候再說」或是「你得跟你的上級徵求同意」；但所謂「日後再說」的一年始終沒有到來，被洗腦的人一直無法打破沉默。
其實，共產黨這樣對自由世界和大多數人民隱瞞致命的祕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同樣的方法先前就被套用在蘇聯的大規模勞改營上，見不得光數十年。蘇聯勞改營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二○年，位於白海的索羅維茨基群島上，距離列寧格勒（現今聖彼得堡）並不遠；然而，二十五年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才終於發現蘇聯勞改營的存在。約莫一、兩千萬人被關押在這些勞改營中，數百萬男女在殘暴的待遇和無情的勞動壓榨下喪生。在四周用帶刺鐵絲網圍起的營區裡，當局推動大規模工業計畫，從紡織到採礦業無所不包。當時，為了建造連接裏海和黑海「伏爾加─頓河」的運河系統，數十萬的囚犯不論男女像牲畜一樣被奴役，頂著炙熱的太陽、滂沱大雨，或在刺骨的寒風中賣命勞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