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第四部：軟事實〉）
早在二○一一年，Google一位擁有人工智慧博士學位的工程師紀堯姆．夏斯洛（Guillaume Chaslot），發現YouTube的設計方式意謂著它會向人們推送愈來愈多同類內容，製造並強化單一觀點──而那個觀點未必有事實基礎。因此，只要你看了一個不準確、甚至完全都是假訊息的影片，演算法就會繼續向你推送類似的內容。YouTube不想充當裁判辨別真假，只希望它的演算法可以判別什麼內容值得推廣。結果不實內容常被大幅放大。夏斯洛向主管提出了可能的解決辦法：能不能向人們提供更多元的內容？他被告知這不是「重點所在」。YouTube首要關心的是增加人們的觀看時間。他對這種定義欲望的方式感到可怕：純粹取決於盯著螢幕的時間──與BBC那種貴族式的「公共服務」精神相去甚遠。而且夏斯洛告訴我，這很容易被操控：只要有資源僱用大量的人觀看某些影片，並針對特定主題製作大量內容，就能推廣那些影片。找許多YouTube頻道協作，也是讓內容獲得「推薦」的好辦法。他認為，這正是俄羅斯官方的RT廣播電台能擁有數量如此可觀YouTube頻道的原因。
威尼斯大學的華特．夸特羅喬奇（Walter Quattrociocchi）博士在一項關於「假訊息時代之情緒動態」的研究中，分析了四年間臉書各社團的五千四百萬則回文，發現一場討論持續時間愈長，人們的言論就變得愈極端。他的結論是：「回聲室（echo chamber）內的認知模式趨向兩極化。」夸特羅喬奇認為，這顯示了社群媒體的情緒結構。我們上網是為了得到由按讚和轉發帶來的情緒提振。社群媒體是一種小型的自戀引擎，永遠無法真正得到滿足，驅動著我們採取更激進的立場以獲得更多關注。故事是否準確根本無所謂，更遑論公正：你不是在一個有中立受眾的公共空間裡想辦法贏得一場論辯；你只是想從氣味相投的人身上盡量得到更多關注。夸特羅喬奇得出結論：「社群動態誘發扭曲。」這是一個可悲的循環：社群媒體驅動更極端的行為，極端行為又導致需要更聳動的內容，或是赤裸裸的謊言。而「假新聞」正是社群媒體設計的病徵。
這之中還潛伏著更陰險的東西。冷戰早期，伊果在文章裡把盡可能實踐個人主義奉為一種抵抗壓迫的方式。另一位流亡的蘇聯詩人，一九七二年移民海外的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他在一九八四年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的畢業典禮演講中，把這一點說得最好：「對抗邪惡最可靠的防衛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思維的原創、怪誕，甚至──如果你願意的話──乖戾。也就是某種無法偽造、仿製、模仿的東西。」
在冷戰中，「極端個人主義」跟「接收與傳遞準確資訊的奮戰」相互交纏，而「言論自由」則與「藝術性自我表達的自由」密切相關，這兩者都受到審查事實和「怪誕」的政體所壓制。如今，社群媒體為某種的極端個人主義創造了無限的空間。盡情表達自我吧！但它的架構卻把人推離了事實。
另一層扭曲是，這種自我表達立刻就被轉成資料：特定詞語的使用頻率、發文的時間及如何反映我們的為人、行蹤和語言──一切都被交給了特定的力量，讓他們用我們甚至未必能察覺到的宣傳和廣告來影響我們。但如果你試圖在資料仲介那裡找到自己的資料足跡，希望找到真實自我的倒影，你也會大失所望。你找到的只會是一些破碎的資訊片段（關於健康的一點，關於購物的一點），一些可以為了各種短期目的以不同方式拼湊堆疊的粗糙情報，一些小小的、代表衝動和習慣的扭動曲線，只要觸發它們震動幾秒，就能讓你去買某個東西，或是投票給某個人。社群媒體，小小的自戀機器，有史以來最輕易把自己拱上虛榮神壇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率將我們打散的機制。
極端個人主義有它自己的危險，這在伊果早期的作品中已見端倪。重讀那些故事，我才注意到那個印象主義的自溺敘事者頻繁被巧妙地動搖、瓦解。而到了最後你才發現，他們早已深陷在自我之中，對周圍的事渾然不覺，徹底鬆開與現實的紐帶。
我們為何處在「後事實」
社群媒體技術，加上把所有資訊視為戰爭一環、公正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世界觀，共同促進了事實的神聖性瓦解。但我愈思考這個議題，就愈覺得我提問的方式錯了。與其追問事實為何不再重要，我應該先弄清楚，它們在政治言論中究竟為何曾經重要，以及為何在冷戰時的兩個超級大國都看到如此相似的手法？
畢竟，事實並非總是最令人愉快的東西；它們可以是提醒，就像我當年從史騰老師那裡發現的一樣，提醒我們各自的位置與局限、失敗，以及最終的死亡。甩去它們的重量，對沉悶的現實吼出響亮的「滾蛋」，有種青春期般的快感。而普丁和川普帶來的，正是從束縛之中解放的快感。
事實雖然會令人不快，它們依然有用。如果你要在現實世界建立什麼，那肯定需要它們。好比造一座橋，不會存在什麼後真相時刻。你必須用事實說明你在建立什麼、它如何運作、它為何不會倒塌。在政治上，你也必須用事實說明你在追求某種理性的進步理念：這是我們的目標，這是我們如何證明我們在實現它，這是它如何改善你的生活。換句話說，對事實的需求，建立在「有憑有據的未來」這個信念之上。
冷戰時期，雙方一開始是在論辯哪個制度──民主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能為世界帶來更美好的未來。要證明你在實現這個未來，唯一的方法是提供證據。共產主義儘管有各種扭曲和殘酷，原意仍是成為終極的科學啟蒙計畫。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它是一場騙局，但它關係到一套基於馬列主義理論的蘇聯經濟增長典範，而馬列主義的客觀歷史發展規律，據稱正按照理論所預言的方式進行。因此，藉由揭露共產主義如何說謊、傳播準確的資訊，或是拿事實質問其領導人，都能夠揭穿蘇聯的真面目。
冷戰結束後，政治理念和未來的願景都只剩一種：「自由」的勝利所促成的全球化──自由市場、行動自由、言論自由、政治自由。在民主國家裡，政黨仍必須證明自己比對手更能管理進步的過程，但這更像是技術官僚的程序，而非新理念的交鋒。
那個未來願景破碎的時刻俯拾即是。以「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為名入侵伊拉克，動搖了政治自由是歷史必然的觀念。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雕像在巴格達被推倒那一刻，令人想到東歐的列寧銅像倒下，兩者的視覺意象有如說著同一個偉大故事的蒙太奇，暗示著歷史的對應。偉大的冷戰異議人士，包含哈維爾在內，都用著近乎當年對抗獨裁的措辭支持這場戰爭。而推翻海珊的行動領袖，也引用對抗蘇聯統治的奮戰，將此定位成一段連貫歷史的篇章。
「雷根總統說過，蘇聯暴政的時代正在過去，自由的勢頭不可阻遏。」小布希總統在二○○三年宣布道，接著把冷戰的戰役與他對美國入侵後中東局勢的願景連結了起來，「伊拉克民主將會成功，那個成功將會送出消息，從大馬士革到德黑蘭，告訴世人自由可以是每個國家的未來。」
結果，那場入侵帶來了內戰與數十萬人的死亡。那些詞語和意象在東柏林和布拉格被賦予了強大的意義，在巴格達失去了那份意義。
但我們仍生活在一個有著未來理念的世界，至少還有一個不斷擴大的全球化經濟願景。然後二○○八年金融海嘯襲來。自由市場能帶來「免於匱乏的自由」的概念變得可笑；歐洲精心呵護的市場能免於巨大經濟衝擊的夢想也一起破滅。那個以冷戰為框架、關於普世未來的舊觀念，也從多數人心中消散。而在其他地方，從墨西哥城到馬尼拉，它們早已逐漸溶解，像一塊舊肥皂在水裡碎成糊爛的碎片。
但如果需要事實的前提，是你有一個意欲實現的具體未來願景，那麼當那個未來消失，事實還有什麼意義？如果事實說著你的孩子會比你更窮，那你怎會想要它們？你又為何應該信任那些提供事實的媒體、學者、智庫、政治家？
於是，那大張旗鼓拒絕事實的、認可胡說八道之樂的、徹底掙脫連貫性與沉悶現實、縱情於混亂的政客，變得有吸引力了。那麼多美國人會投票給川普這樣毫不在乎道理、釋放無數自相矛盾的訊息、始終無法凝聚出任何穩定意義的人，部分的原因就在於選民感到自己在有憑有據的遠大未來中沒有股份。川普的不一致本身就是快感所在。將你感受到的一切瘋狂都宣洩出來，沒關係。川普帶來的快感，就在於是他認可了胡說八道的享樂，也認可了純粹情緒（往往是憤怒）的享樂，完全不需要任何道理。
許多新型的政治行為者同時也是懷舊主義者（nostalgist），這不是巧合。普丁的網軍兜售著恢復俄羅斯帝國與蘇維埃聯邦的大夢；川普在推特上說他將「讓美國再次偉大」；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媒體夢想著恢復古時偉大的幻象。
「二十世紀起於烏托邦，終以懷舊。二十一世紀的特徵不是追尋新的事物，而是各種懷舊的增殖。」俄裔美國語言學家施維拉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寫道，她把懷舊視為一條逃脫理性有序時間的路。她對比了兩種類型的懷舊。一種是她認為健康的，她稱為「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審視過去那些往往充滿諷刺的個人故事，想要梳理出過去與現在的分別以規畫未來。另一種有害的類型，她稱之為「修復型」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以「偏執的決心」嘗試重建失落的家園，自詡為「真理與傳統」，沉溺宏大的符號。「（這種懷舊）放棄了批判性思考，換取情感的依附……不加反思的懷舊能夠孕育出怪物。」
「修復型」懷舊已從莫斯科蔓延到布達佩斯，再到華盛頓特區。兜售這些幻想、編造的過去之人，最不需要的東西就是事實。
但如果在美國和西歐，這還只呈現為幾次離譜的選舉，那麼在其他事實失去效力的政治裡，後果就致命多了。
（摘自〈第五部：彈出式人民〉）
彈出式民粹
「現在所有政治都是創造認同」──一個公關顧問這麼告訴我，當時我們坐在墨西哥城一間酒吧的露臺上，露臺被濃密的樹蔭遮蔽，彷彿已是夜晚，但頭頂上方的天空卻藍得像是庫拉索酒（curaçao）。他向我解釋，階級和意識形態這些舊概念都已經死了。他現在操盤選舉時，必須把分散的、各自獨立的利益，聯合在一個新的「人民」概念之下。
他穿著細條紋襯衫，頭髮往後面梳，看起來像個雅痞。「民粹主義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策略，」他引用艾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的埃內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的話，這兩位最早提出「民粹主義做為策略」的概念，然而他們的本意是推進一種新型社會主義。他鍾愛的理論家令我訝異──畢竟他看起來不像個社會主義者。他告訴我他個人偏左派，但只要有錢賺，任何人他都願意合作。
社群媒體的本質就鼓勵「民粹主義策略」。我們試著從公關顧問的角度來看看。社群媒體上的人們被組織進截然不同的利益中：動物權利和醫院、槍枝和園藝、移民和育兒和現代藝術。有一些可能明顯是政治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私人的。你的目標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接觸這些不同的群體，把你想要的投票行為與他們最在乎的東西連在一起。
這種精準投放的手法（一群選民不一定要知道其他群體的存在），需要某個夠大、夠空泛的身分認同來聯合這一切不同的群體，某種夠廣泛的東西讓選民可以自我投射──比如「人民」或「多數」這樣的類別。如此創造出來的「民粹主義」，並不是「人民」在一場偉大團結浪潮中匯聚的標誌，而是「人民」比以往更破碎、幾乎不再是做為國家民族存在的結果。當人們的共通點比以往更少，你必須重新想像一個新版的「人民」。
在這個邏輯裡，事實變得次要了。畢竟，你並非試圖在一個有中立受眾的公共空間裡，贏得一場以證據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論辯；你的目標是用一道語文之牆把你的受眾封起來。這跟「中間路線」正好相反，在那條路上你必須把所有人聚在一個大帳篷下，抹平彼此的分歧。而在這條路上，不同的群體甚至不需要見面。事實上，他們不見面也許更好：如果一方把另一方當成敵人怎麼辦？
為了鞏固這個即興的身分認同，你需要一個敵人：「非人民」。最好也盡量讓它保持抽象，讓任何人都能想像自己的版本：「建制派」可以，「菁英」、「沼澤」也行得通。遺憾的是，墨西哥那位公關顧問承認，這可能會變得很卑劣。以美國為例。川普的總統競選策略針對自由市場主義者、堅持美國傳統的人、「反菁英派」、工人階級──這還沒算進社群媒體上被設為目標的眾多微群體。一些社群媒體廣告甚至沒有提到川普本人、避免展示這位真人秀明星，而是聚焦於溫情的訊息，跟他平常的毒舌格格不入。但不同於希拉蕊陣營，競選團隊成功把這些不同的群體統統聯合進一種對「沼澤」和外來者的籠統憤怒。
或者來看看義大利，五星運動 從一系列代表完全不同訴求的臉書網誌起家，針對不同受眾，從生態到移民，從道路坑洞到外交政策。這一切的過錯，都透過他們那個混亂、頂著捲髮、滿口髒話，從喜劇演員變成政治人物的領袖畢普．格里洛那股瘋狂能量，歸咎於「建制派」。
然後還有英國。我過去以為英國人不一樣：如果世界上有人知道自己是誰，那就是他們，一支被階級、口音、學校、郵遞區號、郡縣、政黨和運動隊伍界定得如此精確的民族，使得像我這樣的移民有時很難知道如何融入。但有些東西已經變了。有種不確定的氣息潛伏在一切之下。
早在二○一一年，Google一位擁有人工智慧博士學位的工程師紀堯姆．夏斯洛（Guillaume Chaslot），發現YouTube的設計方式意謂著它會向人們推送愈來愈多同類內容，製造並強化單一觀點──而那個觀點未必有事實基礎。因此，只要你看了一個不準確、甚至完全都是假訊息的影片，演算法就會繼續向你推送類似的內容。YouTube不想充當裁判辨別真假，只希望它的演算法可以判別什麼內容值得推廣。結果不實內容常被大幅放大。夏斯洛向主管提出了可能的解決辦法：能不能向人們提供更多元的內容？他被告知這不是「重點所在」。YouTube首要關心的是增加人們的觀看時間。他對這種定義欲望的方式感到可怕：純粹取決於盯著螢幕的時間──與BBC那種貴族式的「公共服務」精神相去甚遠。而且夏斯洛告訴我，這很容易被操控：只要有資源僱用大量的人觀看某些影片，並針對特定主題製作大量內容，就能推廣那些影片。找許多YouTube頻道協作，也是讓內容獲得「推薦」的好辦法。他認為，這正是俄羅斯官方的RT廣播電台能擁有數量如此可觀YouTube頻道的原因。
威尼斯大學的華特．夸特羅喬奇（Walter Quattrociocchi）博士在一項關於「假訊息時代之情緒動態」的研究中，分析了四年間臉書各社團的五千四百萬則回文，發現一場討論持續時間愈長，人們的言論就變得愈極端。他的結論是：「回聲室（echo chamber）內的認知模式趨向兩極化。」夸特羅喬奇認為，這顯示了社群媒體的情緒結構。我們上網是為了得到由按讚和轉發帶來的情緒提振。社群媒體是一種小型的自戀引擎，永遠無法真正得到滿足，驅動著我們採取更激進的立場以獲得更多關注。故事是否準確根本無所謂，更遑論公正：你不是在一個有中立受眾的公共空間裡想辦法贏得一場論辯；你只是想從氣味相投的人身上盡量得到更多關注。夸特羅喬奇得出結論：「社群動態誘發扭曲。」這是一個可悲的循環：社群媒體驅動更極端的行為，極端行為又導致需要更聳動的內容，或是赤裸裸的謊言。而「假新聞」正是社群媒體設計的病徵。
這之中還潛伏著更陰險的東西。冷戰早期，伊果在文章裡把盡可能實踐個人主義奉為一種抵抗壓迫的方式。另一位流亡的蘇聯詩人，一九七二年移民海外的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他在一九八四年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的畢業典禮演講中，把這一點說得最好：「對抗邪惡最可靠的防衛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思維的原創、怪誕，甚至──如果你願意的話──乖戾。也就是某種無法偽造、仿製、模仿的東西。」
在冷戰中，「極端個人主義」跟「接收與傳遞準確資訊的奮戰」相互交纏，而「言論自由」則與「藝術性自我表達的自由」密切相關，這兩者都受到審查事實和「怪誕」的政體所壓制。如今，社群媒體為某種的極端個人主義創造了無限的空間。盡情表達自我吧！但它的架構卻把人推離了事實。
另一層扭曲是，這種自我表達立刻就被轉成資料：特定詞語的使用頻率、發文的時間及如何反映我們的為人、行蹤和語言──一切都被交給了特定的力量，讓他們用我們甚至未必能察覺到的宣傳和廣告來影響我們。但如果你試圖在資料仲介那裡找到自己的資料足跡，希望找到真實自我的倒影，你也會大失所望。你找到的只會是一些破碎的資訊片段（關於健康的一點，關於購物的一點），一些可以為了各種短期目的以不同方式拼湊堆疊的粗糙情報，一些小小的、代表衝動和習慣的扭動曲線，只要觸發它們震動幾秒，就能讓你去買某個東西，或是投票給某個人。社群媒體，小小的自戀機器，有史以來最輕易把自己拱上虛榮神壇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率將我們打散的機制。
極端個人主義有它自己的危險，這在伊果早期的作品中已見端倪。重讀那些故事，我才注意到那個印象主義的自溺敘事者頻繁被巧妙地動搖、瓦解。而到了最後你才發現，他們早已深陷在自我之中，對周圍的事渾然不覺，徹底鬆開與現實的紐帶。
我們為何處在「後事實」
社群媒體技術，加上把所有資訊視為戰爭一環、公正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世界觀，共同促進了事實的神聖性瓦解。但我愈思考這個議題，就愈覺得我提問的方式錯了。與其追問事實為何不再重要，我應該先弄清楚，它們在政治言論中究竟為何曾經重要，以及為何在冷戰時的兩個超級大國都看到如此相似的手法？
畢竟，事實並非總是最令人愉快的東西；它們可以是提醒，就像我當年從史騰老師那裡發現的一樣，提醒我們各自的位置與局限、失敗，以及最終的死亡。甩去它們的重量，對沉悶的現實吼出響亮的「滾蛋」，有種青春期般的快感。而普丁和川普帶來的，正是從束縛之中解放的快感。
事實雖然會令人不快，它們依然有用。如果你要在現實世界建立什麼，那肯定需要它們。好比造一座橋，不會存在什麼後真相時刻。你必須用事實說明你在建立什麼、它如何運作、它為何不會倒塌。在政治上，你也必須用事實說明你在追求某種理性的進步理念：這是我們的目標，這是我們如何證明我們在實現它，這是它如何改善你的生活。換句話說，對事實的需求，建立在「有憑有據的未來」這個信念之上。
冷戰時期，雙方一開始是在論辯哪個制度──民主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能為世界帶來更美好的未來。要證明你在實現這個未來，唯一的方法是提供證據。共產主義儘管有各種扭曲和殘酷，原意仍是成為終極的科學啟蒙計畫。生活在其中的人知道它是一場騙局，但它關係到一套基於馬列主義理論的蘇聯經濟增長典範，而馬列主義的客觀歷史發展規律，據稱正按照理論所預言的方式進行。因此，藉由揭露共產主義如何說謊、傳播準確的資訊，或是拿事實質問其領導人，都能夠揭穿蘇聯的真面目。
冷戰結束後，政治理念和未來的願景都只剩一種：「自由」的勝利所促成的全球化──自由市場、行動自由、言論自由、政治自由。在民主國家裡，政黨仍必須證明自己比對手更能管理進步的過程，但這更像是技術官僚的程序，而非新理念的交鋒。
那個未來願景破碎的時刻俯拾即是。以「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為名入侵伊拉克，動搖了政治自由是歷史必然的觀念。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雕像在巴格達被推倒那一刻，令人想到東歐的列寧銅像倒下，兩者的視覺意象有如說著同一個偉大故事的蒙太奇，暗示著歷史的對應。偉大的冷戰異議人士，包含哈維爾在內，都用著近乎當年對抗獨裁的措辭支持這場戰爭。而推翻海珊的行動領袖，也引用對抗蘇聯統治的奮戰，將此定位成一段連貫歷史的篇章。
「雷根總統說過，蘇聯暴政的時代正在過去，自由的勢頭不可阻遏。」小布希總統在二○○三年宣布道，接著把冷戰的戰役與他對美國入侵後中東局勢的願景連結了起來，「伊拉克民主將會成功，那個成功將會送出消息，從大馬士革到德黑蘭，告訴世人自由可以是每個國家的未來。」
結果，那場入侵帶來了內戰與數十萬人的死亡。那些詞語和意象在東柏林和布拉格被賦予了強大的意義，在巴格達失去了那份意義。
但我們仍生活在一個有著未來理念的世界，至少還有一個不斷擴大的全球化經濟願景。然後二○○八年金融海嘯襲來。自由市場能帶來「免於匱乏的自由」的概念變得可笑；歐洲精心呵護的市場能免於巨大經濟衝擊的夢想也一起破滅。那個以冷戰為框架、關於普世未來的舊觀念，也從多數人心中消散。而在其他地方，從墨西哥城到馬尼拉，它們早已逐漸溶解，像一塊舊肥皂在水裡碎成糊爛的碎片。
但如果需要事實的前提，是你有一個意欲實現的具體未來願景，那麼當那個未來消失，事實還有什麼意義？如果事實說著你的孩子會比你更窮，那你怎會想要它們？你又為何應該信任那些提供事實的媒體、學者、智庫、政治家？
於是，那大張旗鼓拒絕事實的、認可胡說八道之樂的、徹底掙脫連貫性與沉悶現實、縱情於混亂的政客，變得有吸引力了。那麼多美國人會投票給川普這樣毫不在乎道理、釋放無數自相矛盾的訊息、始終無法凝聚出任何穩定意義的人，部分的原因就在於選民感到自己在有憑有據的遠大未來中沒有股份。川普的不一致本身就是快感所在。將你感受到的一切瘋狂都宣洩出來，沒關係。川普帶來的快感，就在於是他認可了胡說八道的享樂，也認可了純粹情緒（往往是憤怒）的享樂，完全不需要任何道理。
許多新型的政治行為者同時也是懷舊主義者（nostalgist），這不是巧合。普丁的網軍兜售著恢復俄羅斯帝國與蘇維埃聯邦的大夢；川普在推特上說他將「讓美國再次偉大」；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媒體夢想著恢復古時偉大的幻象。
「二十世紀起於烏托邦，終以懷舊。二十一世紀的特徵不是追尋新的事物，而是各種懷舊的增殖。」俄裔美國語言學家施維拉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寫道，她把懷舊視為一條逃脫理性有序時間的路。她對比了兩種類型的懷舊。一種是她認為健康的，她稱為「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審視過去那些往往充滿諷刺的個人故事，想要梳理出過去與現在的分別以規畫未來。另一種有害的類型，她稱之為「修復型」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以「偏執的決心」嘗試重建失落的家園，自詡為「真理與傳統」，沉溺宏大的符號。「（這種懷舊）放棄了批判性思考，換取情感的依附……不加反思的懷舊能夠孕育出怪物。」
「修復型」懷舊已從莫斯科蔓延到布達佩斯，再到華盛頓特區。兜售這些幻想、編造的過去之人，最不需要的東西就是事實。
但如果在美國和西歐，這還只呈現為幾次離譜的選舉，那麼在其他事實失去效力的政治裡，後果就致命多了。
（摘自〈第五部：彈出式人民〉）
彈出式民粹
「現在所有政治都是創造認同」──一個公關顧問這麼告訴我，當時我們坐在墨西哥城一間酒吧的露臺上，露臺被濃密的樹蔭遮蔽，彷彿已是夜晚，但頭頂上方的天空卻藍得像是庫拉索酒（curaçao）。他向我解釋，階級和意識形態這些舊概念都已經死了。他現在操盤選舉時，必須把分散的、各自獨立的利益，聯合在一個新的「人民」概念之下。
他穿著細條紋襯衫，頭髮往後面梳，看起來像個雅痞。「民粹主義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策略，」他引用艾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的埃內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的話，這兩位最早提出「民粹主義做為策略」的概念，然而他們的本意是推進一種新型社會主義。他鍾愛的理論家令我訝異──畢竟他看起來不像個社會主義者。他告訴我他個人偏左派，但只要有錢賺，任何人他都願意合作。
社群媒體的本質就鼓勵「民粹主義策略」。我們試著從公關顧問的角度來看看。社群媒體上的人們被組織進截然不同的利益中：動物權利和醫院、槍枝和園藝、移民和育兒和現代藝術。有一些可能明顯是政治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私人的。你的目標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接觸這些不同的群體，把你想要的投票行為與他們最在乎的東西連在一起。
這種精準投放的手法（一群選民不一定要知道其他群體的存在），需要某個夠大、夠空泛的身分認同來聯合這一切不同的群體，某種夠廣泛的東西讓選民可以自我投射──比如「人民」或「多數」這樣的類別。如此創造出來的「民粹主義」，並不是「人民」在一場偉大團結浪潮中匯聚的標誌，而是「人民」比以往更破碎、幾乎不再是做為國家民族存在的結果。當人們的共通點比以往更少，你必須重新想像一個新版的「人民」。
在這個邏輯裡，事實變得次要了。畢竟，你並非試圖在一個有中立受眾的公共空間裡，贏得一場以證據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論辯；你的目標是用一道語文之牆把你的受眾封起來。這跟「中間路線」正好相反，在那條路上你必須把所有人聚在一個大帳篷下，抹平彼此的分歧。而在這條路上，不同的群體甚至不需要見面。事實上，他們不見面也許更好：如果一方把另一方當成敵人怎麼辦？
為了鞏固這個即興的身分認同，你需要一個敵人：「非人民」。最好也盡量讓它保持抽象，讓任何人都能想像自己的版本：「建制派」可以，「菁英」、「沼澤」也行得通。遺憾的是，墨西哥那位公關顧問承認，這可能會變得很卑劣。以美國為例。川普的總統競選策略針對自由市場主義者、堅持美國傳統的人、「反菁英派」、工人階級──這還沒算進社群媒體上被設為目標的眾多微群體。一些社群媒體廣告甚至沒有提到川普本人、避免展示這位真人秀明星，而是聚焦於溫情的訊息，跟他平常的毒舌格格不入。但不同於希拉蕊陣營，競選團隊成功把這些不同的群體統統聯合進一種對「沼澤」和外來者的籠統憤怒。
或者來看看義大利，五星運動 從一系列代表完全不同訴求的臉書網誌起家，針對不同受眾，從生態到移民，從道路坑洞到外交政策。這一切的過錯，都透過他們那個混亂、頂著捲髮、滿口髒話，從喜劇演員變成政治人物的領袖畢普．格里洛那股瘋狂能量，歸咎於「建制派」。
然後還有英國。我過去以為英國人不一樣：如果世界上有人知道自己是誰，那就是他們，一支被階級、口音、學校、郵遞區號、郡縣、政黨和運動隊伍界定得如此精確的民族，使得像我這樣的移民有時很難知道如何融入。但有些東西已經變了。有種不確定的氣息潛伏在一切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