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我們為什麼需要一本關於意見分歧的書？（節選）
當面臨問題或危機時─例如該如何定出家庭預算？如何讓我們的孩子成為有能力的大人？又該如何因應全球疫情？為了彌補收入下滑，我們必須削減哪些成本？人類通常會採取一種獨特的策略，而這種策略從古至今總是能帶來非常棒的效果。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會聚在一起商量、辯論、腦力激盪，思考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我們會提出各種點子，將優秀的想法加以完善，不適合的則予以淘汰，並不斷修正對問題本質的理解，隨著情勢變化不斷調整應對方式。在家庭、職場與所屬社群中，我們都遵循這樣的過程，深信分享源自個人經驗的獨特見解，終能帶來合理的解決方案、共同的進步，以及蓬勃發展的社會。
儘管人類已經練習了數千年，要坦率又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聆聽他人的對立意見，並在一堆互相矛盾的觀點中，摸索出共同的目標實屬不易。當我們的想法受到挑戰、必須面對他人提出的不同觀點時，確實有可能激發出絕妙的洞見，但同時也會讓人感到不自在、挫折、怨懟，或選擇退縮。有些問題因而被擱置、好點子被埋沒，時間浪費在壞點子上，信任漸漸流失，關係變得緊繃。我們耿耿於懷、心生不滿。想到上一次因為說出實話而導致關係破裂或失去工作，我們便選擇閉嘴。久而久之，我們把意見分歧視為一場高風險的賭注，也認為通常不值得冒險。要追求創新和進步？算了吧。
但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好好地表達歧見是一種技能。我們現在可能還不擅長，但我們會進步，甚至可以變得很厲害。藉由更有效地表達歧見，我們不只能幫助人類成長茁壯，在職場與家庭中的對話也會更投入、更誠實且更有成效。花一點時間學習如何真誠且優雅地表達歧見，會讓你人生中的各方面都持續受益，因為問題從來都不是歧見本身，而是我們缺乏表達歧見的能力。
回想一下今天早上。除非你一大早就處在冥想或麻醉狀態中，不然你大概已經和某個人發生過一、兩次意見分歧了。
有可能從家裡就開始了，例如，你正值青少年的孩子起床後覺得頭很痛，不想去上學。你覺得健康比較重要，少上一天課沒什麼，但你的另一半認為允許孩子不去上學會把孩子寵壞，還會養成不好的紀律。結婚快二十年了，你們在教養方式上始終沒有達成真正的共識，今天早上也不例外。
到了公司，你可能被迫聽一個你一開始就覺得注定會失敗的提案。你以前就看過這樣的點子失敗，當時你的反對意見被忽略已經讓你很挫折了。今天再聽一次，你開始嚴重懷疑同事的能力，甚至懷疑自己為什麼會在這家公司工作。平常你不怕表達意見，但你已經聽過太多次同樣的爛論點，所以想說乾脆就順著大家，免得之後又要再開一次一樣的會。你為什麼要在乎？反正公司也不是你的。
為了撐過那場無止盡的會議，你開始滑手機，結果看到一位兒時好友傳來的政治迷因。你不但覺得不好笑，收到那個迷因也再度提醒你，兩人看世界的方式差距越來越大。想到彼此的世界觀差異讓你有點難過，也頗為煩躁，不只是針對那位朋友，還包括國內半數似乎和他持有相同立場的人。
還沒到午餐時間，你已經對另一半、同事、朋友都感到煩躁了。你的孩子學到的可能不是要重視健康或對自己負責，而是父母如何為教養爭執。你在公司浪費了時間，而且有一個壞點子可能即將被採用。你還因為一個三秒鐘的迷因，開始質疑你和朋友多年的友情。
一個典型的美國人，每周大約會經歷六．二次有印象的意見分歧。當然，這個數字和我們每天接觸多少人有關。接觸的人越多，意見越多，歧見自然也會越多。除了實際的意見分歧之外，大家每周還會花三．七小時在心裡反芻、後悔與他人意見分歧。
無論是在家、在職場、或在網路上，每一次意見分歧都會讓我們面臨一連串選擇。乍看之下，選項似乎只有兩種：冒著衝突升級的風險，直接和意見分歧的對方對質；或者是「放下」，並忍受因為持續閉口不言而越積越多的挫折感。這兩種選項都不太吸引人，因此光是想到那些歧見就足以讓我們倍感負擔，更別說真的去處理了。
我是不是當時就該說出來？我該今晚就說嗎？我是不是該換個方式說？我是不是該永遠別再提起？這些問題在我們腦中打轉，讓我們無法專心工作、害我們失眠，甚至讓我們花上數百個小時做心理諮商。
身為社會心理學家的我一直著迷兩個議題：為什麼意見分歧會帶來不好的後果，以及我們如何做得更好。其他物種不懂得如何提出歧見。牠們有可能會打架，但牠們沒有認知或語言能力來清楚表達一套信念、辨識不同信念，然後選擇要對特定的意見分歧採取行動或者忽略不理。有些動物會群居，但那是基於安全與繁殖，而不是為了獲得新點子或激發創意。
相較之下，人類會花大量心力和他人相處，這麼做除了是為了安全與繁衍之外，我們也期待有不同知識與生命經驗的他人，能教我們有趣甚至令人愉悅的新知。也因為如此，思考「意見分歧」這件事本身就充滿矛盾。意見分歧讓多數人不自在，但那其實是我們選擇生活在社群裡時自願接受的條件。意見分歧同時也是學習與做出良好決策的關鍵。雖然意見分歧有時候會傷害彼此的關係，但許多最親密、最刺激、最令人滿足的關係，正是建立在彼此獨特（甚至常常不同）的觀點上。
我們為什麼需要意見不合？
在我拿到博士學位、開始在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擔任講師的那年春天，我的祖父必須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來治療心臟疾病。他是我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人，也是我們移民家庭的大家長。儘管他接受了一流的醫療照護，回家後卻康復得很慢。他很虛弱、很容易喘、臉色蒼白、常常抱怨。在復活節前，我和祖母花了好幾個小時討論如何讓他在吃早午餐時可以舒服一點，還要替他選對位置，讓他能看到我還在蹣跚學步的女兒們找復活節彩蛋。我們深信，孩子們的陪伴會讓他心情變好，也能治好他的一切病痛。
我的加拿大裔美籍婆婆對我們的計畫抱持懷疑態度，她用溫和的語氣一再重複跟我說：「親愛的，妳祖父的狀況真的不好，或許他應該待在家裡。」然而，我沒有把她的擔心放在心上。當然要讓祖父來吃復活節早午餐啊！怎麼能讓他錯過找彩蛋活動？如果我們連讓祖父母一起參加家庭聚會都做不到，那還算什麼家人？
老實說，我隱隱覺得婆婆不太希望我的祖父母來吃早午餐。祖父母是年長的俄裔猶太移民、英文不太好、對任何跟孩子有關的事都焦慮到不行，有時候確實讓人難以招架。我把婆婆表達出的擔心解讀成一種禮貌的拒絕，不想在一個對她的文化意義重大、但對我們家沒那麼重要的節日裡，面對我祖父母的各種怪癖。我以為我和祖母最後能讓祖父舒服地參加聚會，而我婆婆只是誇大了要他來吃早午餐會承受的負擔。結果我大錯特錯。
祖父最後根本沒能吃到早午餐。在他費盡全力爬上前門的臺階後，就在我們家小小的化妝室裡昏倒了。原來當他一直抱怨自己喘不過氣時，是真的在說他無法好好呼吸。他那功能受損的心臟無法作用，導致肺裡充滿積水。我們那一天沒有吃早午餐和找彩蛋，而是手忙腳亂地把祖父抬回車上。我一路狂飆，開往賓州長老會醫院（Penn Presbyterian Hospital）的急診室。在路上，他在後座出現幻覺，而祖母則焦急地打電話給他的外科醫師。後來塵埃落定後，我才知道婆婆其實早就看出那是心臟衰竭的症狀，但因為我堅持要祖父母來過復活節，這件事又是關於我的地盤和我的家人，所以她不想直接否定我，覺得那樣會太失禮。我真希望她當時能直接告訴我。
接下來的一周，我在家、辦公室和賓州長老醫院之間來回奔波。祖父在醫院接受治療，從肺裡抽出好幾公升的積水後漸漸康復，而祖母則像一隻焦躁且說著俄語的老鷹一般守在他床邊。她和護士爭論、抱怨食物品質很差、電視頻道太少，還要求院方解釋流程為什麼永遠不照時間表走。幾天後，她在我上班時打電話來，聽起來非常激動。醫院說訪客用的折疊床不夠用，所以她沒辦法在祖父的病房裡過夜。萬一他半夜需要起身怎麼辦？萬一護士聽不懂他說的話怎麼辦？萬一他在混亂中吃錯藥怎麼辦？她完全陷入恐慌，我只好衝去醫院解決折疊床的問題。在市區這麼大的教學醫院，怎麼可能找不到一張床給一位身材嬌小的老太太？
但和護理長談過後，我才知道問題根本不是床不夠，而是祖母本人。護理人員受不了她質疑每一件事、反駁每一句話，所以他們想出一個優雅的解決方案─沒有床，祖母就不能待在那裡。
接下來的一小時，我對護理長再三保證祖母會乖一點。然後我還得去向祖母解釋，如果她想留在祖父的病房裡，就不能一直找護士們麻煩。最後，一張折疊床奇蹟般地出現了，情況也回到相對和平的狀態。
多年來，我反覆回想那些事。事後看來，祖母、婆婆和我自己都沒有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但究竟是誰反對的「分寸」拿捏得更好？是永遠有禮貌的婆婆，還是永遠在爭辯的祖母？我如此堅持維持過去的復活節傳統，還把婆婆對祖父身體健康的擔憂，誤解成她只是自私地想和都會講英文的人輕鬆吃一頓飯，這些又幫了什麼倒忙？護士們為什麼要編造床不夠的理由，而不是直接和祖母溝通？下一次遇到需要意見分歧的人攜手解決的危機時，我們又該如何更有效地運用每個人的觀點？
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學者都知道，意見分歧在很多方面都不可或缺，包括做出良好的個人決策、經營創新且靈活的企業、甚至是治理民主社會。關鍵原因在於：只要是稍微複雜的人類活動，就需要眾人的想法、洞見、資訊與專業。一方面，觀點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解決複雜的問題，聽起來理所當然，因為沒有人能具備所有必要的知識，也不可能有人能面面俱到看待一件事。所以我們會召集專家團隊、徵求親友的意見，甚至相信在社會上，只要大家集思廣益，就會有新點子出現。但這種做法的必然結果是：那些被我們邀來一起做出決定或解決問題的人，各自都擁有獨特的觀點，所以一定會有意見分歧的時候。那些分歧不但無助於我們思考，反而常常引發一堆戲劇化的衝突。
很多人其實欣賞那些願意誠實表達想法的人。我們知道意見分歧能帶來重要資訊與刺激創意，也珍惜那些透過認真辯論所建立起來的關係。如果心態調整得宜，我們甚至會歡迎歧見。
除了欣賞願意表達歧見的人之外，我們自己也常常主動提出歧見，因為我們內心深處有一種強烈的需求，想要忠於自我、誠實待人。如果有個朋友喜歡一部我們覺得很蠢的電影，或打算辦一張我們知道他永遠不會用的健身房會員卡，我們往往無法只是微笑點頭─即使事後回想，這麼做可能比較明智。當心裡有不同的意見卻保持沉默，會讓我們覺得自己不真誠、甚至有點懦弱。所以我們會勇敢地挺身而出，指出電影的漏洞，或提醒朋友他家裡那些沒用過的健身器材。我們這麼做，一部分是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幫到自己在乎的人，但也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有自我表達的深層需求。
積極、坦率、頻繁地提出歧見能帶來許多好處。如果我們想讓組織持續創新、讓經濟蓬勃發展，或只是想在對話中感到真誠與得到理解，我們就需要能夠說出心裡真正的想法。事實上，從差點害死我祖父的復活節早午餐，到各種企業與公共政策的慘敗，許多災難都可以歸因於大家沒有好好地表達歧見。即便如此，大家還是習慣避免意見分歧。為什麼？
當面臨問題或危機時─例如該如何定出家庭預算？如何讓我們的孩子成為有能力的大人？又該如何因應全球疫情？為了彌補收入下滑，我們必須削減哪些成本？人類通常會採取一種獨特的策略，而這種策略從古至今總是能帶來非常棒的效果。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會聚在一起商量、辯論、腦力激盪，思考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我們會提出各種點子，將優秀的想法加以完善，不適合的則予以淘汰，並不斷修正對問題本質的理解，隨著情勢變化不斷調整應對方式。在家庭、職場與所屬社群中，我們都遵循這樣的過程，深信分享源自個人經驗的獨特見解，終能帶來合理的解決方案、共同的進步，以及蓬勃發展的社會。
儘管人類已經練習了數千年，要坦率又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聆聽他人的對立意見，並在一堆互相矛盾的觀點中，摸索出共同的目標實屬不易。當我們的想法受到挑戰、必須面對他人提出的不同觀點時，確實有可能激發出絕妙的洞見，但同時也會讓人感到不自在、挫折、怨懟，或選擇退縮。有些問題因而被擱置、好點子被埋沒，時間浪費在壞點子上，信任漸漸流失，關係變得緊繃。我們耿耿於懷、心生不滿。想到上一次因為說出實話而導致關係破裂或失去工作，我們便選擇閉嘴。久而久之，我們把意見分歧視為一場高風險的賭注，也認為通常不值得冒險。要追求創新和進步？算了吧。
但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好好地表達歧見是一種技能。我們現在可能還不擅長，但我們會進步，甚至可以變得很厲害。藉由更有效地表達歧見，我們不只能幫助人類成長茁壯，在職場與家庭中的對話也會更投入、更誠實且更有成效。花一點時間學習如何真誠且優雅地表達歧見，會讓你人生中的各方面都持續受益，因為問題從來都不是歧見本身，而是我們缺乏表達歧見的能力。
回想一下今天早上。除非你一大早就處在冥想或麻醉狀態中，不然你大概已經和某個人發生過一、兩次意見分歧了。
有可能從家裡就開始了，例如，你正值青少年的孩子起床後覺得頭很痛，不想去上學。你覺得健康比較重要，少上一天課沒什麼，但你的另一半認為允許孩子不去上學會把孩子寵壞，還會養成不好的紀律。結婚快二十年了，你們在教養方式上始終沒有達成真正的共識，今天早上也不例外。
到了公司，你可能被迫聽一個你一開始就覺得注定會失敗的提案。你以前就看過這樣的點子失敗，當時你的反對意見被忽略已經讓你很挫折了。今天再聽一次，你開始嚴重懷疑同事的能力，甚至懷疑自己為什麼會在這家公司工作。平常你不怕表達意見，但你已經聽過太多次同樣的爛論點，所以想說乾脆就順著大家，免得之後又要再開一次一樣的會。你為什麼要在乎？反正公司也不是你的。
為了撐過那場無止盡的會議，你開始滑手機，結果看到一位兒時好友傳來的政治迷因。你不但覺得不好笑，收到那個迷因也再度提醒你，兩人看世界的方式差距越來越大。想到彼此的世界觀差異讓你有點難過，也頗為煩躁，不只是針對那位朋友，還包括國內半數似乎和他持有相同立場的人。
還沒到午餐時間，你已經對另一半、同事、朋友都感到煩躁了。你的孩子學到的可能不是要重視健康或對自己負責，而是父母如何為教養爭執。你在公司浪費了時間，而且有一個壞點子可能即將被採用。你還因為一個三秒鐘的迷因，開始質疑你和朋友多年的友情。
一個典型的美國人，每周大約會經歷六．二次有印象的意見分歧。當然，這個數字和我們每天接觸多少人有關。接觸的人越多，意見越多，歧見自然也會越多。除了實際的意見分歧之外，大家每周還會花三．七小時在心裡反芻、後悔與他人意見分歧。
無論是在家、在職場、或在網路上，每一次意見分歧都會讓我們面臨一連串選擇。乍看之下，選項似乎只有兩種：冒著衝突升級的風險，直接和意見分歧的對方對質；或者是「放下」，並忍受因為持續閉口不言而越積越多的挫折感。這兩種選項都不太吸引人，因此光是想到那些歧見就足以讓我們倍感負擔，更別說真的去處理了。
我是不是當時就該說出來？我該今晚就說嗎？我是不是該換個方式說？我是不是該永遠別再提起？這些問題在我們腦中打轉，讓我們無法專心工作、害我們失眠，甚至讓我們花上數百個小時做心理諮商。
身為社會心理學家的我一直著迷兩個議題：為什麼意見分歧會帶來不好的後果，以及我們如何做得更好。其他物種不懂得如何提出歧見。牠們有可能會打架，但牠們沒有認知或語言能力來清楚表達一套信念、辨識不同信念，然後選擇要對特定的意見分歧採取行動或者忽略不理。有些動物會群居，但那是基於安全與繁殖，而不是為了獲得新點子或激發創意。
相較之下，人類會花大量心力和他人相處，這麼做除了是為了安全與繁衍之外，我們也期待有不同知識與生命經驗的他人，能教我們有趣甚至令人愉悅的新知。也因為如此，思考「意見分歧」這件事本身就充滿矛盾。意見分歧讓多數人不自在，但那其實是我們選擇生活在社群裡時自願接受的條件。意見分歧同時也是學習與做出良好決策的關鍵。雖然意見分歧有時候會傷害彼此的關係，但許多最親密、最刺激、最令人滿足的關係，正是建立在彼此獨特（甚至常常不同）的觀點上。
我們為什麼需要意見不合？
在我拿到博士學位、開始在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擔任講師的那年春天，我的祖父必須接受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來治療心臟疾病。他是我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人，也是我們移民家庭的大家長。儘管他接受了一流的醫療照護，回家後卻康復得很慢。他很虛弱、很容易喘、臉色蒼白、常常抱怨。在復活節前，我和祖母花了好幾個小時討論如何讓他在吃早午餐時可以舒服一點，還要替他選對位置，讓他能看到我還在蹣跚學步的女兒們找復活節彩蛋。我們深信，孩子們的陪伴會讓他心情變好，也能治好他的一切病痛。
我的加拿大裔美籍婆婆對我們的計畫抱持懷疑態度，她用溫和的語氣一再重複跟我說：「親愛的，妳祖父的狀況真的不好，或許他應該待在家裡。」然而，我沒有把她的擔心放在心上。當然要讓祖父來吃復活節早午餐啊！怎麼能讓他錯過找彩蛋活動？如果我們連讓祖父母一起參加家庭聚會都做不到，那還算什麼家人？
老實說，我隱隱覺得婆婆不太希望我的祖父母來吃早午餐。祖父母是年長的俄裔猶太移民、英文不太好、對任何跟孩子有關的事都焦慮到不行，有時候確實讓人難以招架。我把婆婆表達出的擔心解讀成一種禮貌的拒絕，不想在一個對她的文化意義重大、但對我們家沒那麼重要的節日裡，面對我祖父母的各種怪癖。我以為我和祖母最後能讓祖父舒服地參加聚會，而我婆婆只是誇大了要他來吃早午餐會承受的負擔。結果我大錯特錯。
祖父最後根本沒能吃到早午餐。在他費盡全力爬上前門的臺階後，就在我們家小小的化妝室裡昏倒了。原來當他一直抱怨自己喘不過氣時，是真的在說他無法好好呼吸。他那功能受損的心臟無法作用，導致肺裡充滿積水。我們那一天沒有吃早午餐和找彩蛋，而是手忙腳亂地把祖父抬回車上。我一路狂飆，開往賓州長老會醫院（Penn Presbyterian Hospital）的急診室。在路上，他在後座出現幻覺，而祖母則焦急地打電話給他的外科醫師。後來塵埃落定後，我才知道婆婆其實早就看出那是心臟衰竭的症狀，但因為我堅持要祖父母來過復活節，這件事又是關於我的地盤和我的家人，所以她不想直接否定我，覺得那樣會太失禮。我真希望她當時能直接告訴我。
接下來的一周，我在家、辦公室和賓州長老醫院之間來回奔波。祖父在醫院接受治療，從肺裡抽出好幾公升的積水後漸漸康復，而祖母則像一隻焦躁且說著俄語的老鷹一般守在他床邊。她和護士爭論、抱怨食物品質很差、電視頻道太少，還要求院方解釋流程為什麼永遠不照時間表走。幾天後，她在我上班時打電話來，聽起來非常激動。醫院說訪客用的折疊床不夠用，所以她沒辦法在祖父的病房裡過夜。萬一他半夜需要起身怎麼辦？萬一護士聽不懂他說的話怎麼辦？萬一他在混亂中吃錯藥怎麼辦？她完全陷入恐慌，我只好衝去醫院解決折疊床的問題。在市區這麼大的教學醫院，怎麼可能找不到一張床給一位身材嬌小的老太太？
但和護理長談過後，我才知道問題根本不是床不夠，而是祖母本人。護理人員受不了她質疑每一件事、反駁每一句話，所以他們想出一個優雅的解決方案─沒有床，祖母就不能待在那裡。
接下來的一小時，我對護理長再三保證祖母會乖一點。然後我還得去向祖母解釋，如果她想留在祖父的病房裡，就不能一直找護士們麻煩。最後，一張折疊床奇蹟般地出現了，情況也回到相對和平的狀態。
多年來，我反覆回想那些事。事後看來，祖母、婆婆和我自己都沒有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但究竟是誰反對的「分寸」拿捏得更好？是永遠有禮貌的婆婆，還是永遠在爭辯的祖母？我如此堅持維持過去的復活節傳統，還把婆婆對祖父身體健康的擔憂，誤解成她只是自私地想和都會講英文的人輕鬆吃一頓飯，這些又幫了什麼倒忙？護士們為什麼要編造床不夠的理由，而不是直接和祖母溝通？下一次遇到需要意見分歧的人攜手解決的危機時，我們又該如何更有效地運用每個人的觀點？
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學者都知道，意見分歧在很多方面都不可或缺，包括做出良好的個人決策、經營創新且靈活的企業、甚至是治理民主社會。關鍵原因在於：只要是稍微複雜的人類活動，就需要眾人的想法、洞見、資訊與專業。一方面，觀點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解決複雜的問題，聽起來理所當然，因為沒有人能具備所有必要的知識，也不可能有人能面面俱到看待一件事。所以我們會召集專家團隊、徵求親友的意見，甚至相信在社會上，只要大家集思廣益，就會有新點子出現。但這種做法的必然結果是：那些被我們邀來一起做出決定或解決問題的人，各自都擁有獨特的觀點，所以一定會有意見分歧的時候。那些分歧不但無助於我們思考，反而常常引發一堆戲劇化的衝突。
很多人其實欣賞那些願意誠實表達想法的人。我們知道意見分歧能帶來重要資訊與刺激創意，也珍惜那些透過認真辯論所建立起來的關係。如果心態調整得宜，我們甚至會歡迎歧見。
除了欣賞願意表達歧見的人之外，我們自己也常常主動提出歧見，因為我們內心深處有一種強烈的需求，想要忠於自我、誠實待人。如果有個朋友喜歡一部我們覺得很蠢的電影，或打算辦一張我們知道他永遠不會用的健身房會員卡，我們往往無法只是微笑點頭─即使事後回想，這麼做可能比較明智。當心裡有不同的意見卻保持沉默，會讓我們覺得自己不真誠、甚至有點懦弱。所以我們會勇敢地挺身而出，指出電影的漏洞，或提醒朋友他家裡那些沒用過的健身器材。我們這麼做，一部分是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幫到自己在乎的人，但也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有自我表達的深層需求。
積極、坦率、頻繁地提出歧見能帶來許多好處。如果我們想讓組織持續創新、讓經濟蓬勃發展，或只是想在對話中感到真誠與得到理解，我們就需要能夠說出心裡真正的想法。事實上，從差點害死我祖父的復活節早午餐，到各種企業與公共政策的慘敗，許多災難都可以歸因於大家沒有好好地表達歧見。即便如此，大家還是習慣避免意見分歧。為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