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講
城市的權力與空間(節錄)
一、掌權者的幸福與安全感
早期人類生活是充滿挑戰的，自然災害與人為侵犯隨時可以讓生命財產化為烏有，人類透過集居生活形成聚落與建造城市，建立比較安全的屏障。因應自然災害（暴雨、淹水、汙水、垃圾、瘴氣、獵食動物），與來自城市內部或外部的敵人進犯的風險，居住的環境會有不同程度的防禦屏障與空間品質。
有組織的群體透過各種方式（例如：繼承或是打鬥）出現領導者，此人的首要任務是維護自身與家族安全，其次才是協助管理的人與其他人的福祉。用簡單的區分來說，社會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有權力的統治者擁有良好的物資、環境、建築與空間。這些人即是王族、祭司、財主等人，他們是在氏族、政治、經濟、社會方面有較高地位的人；至於權力光譜的另一端即是農僕與奴隸。
社會地位越高，權力越大的人，擁有越多資產，越擔心失去，這些人在城裡的居住地點，保護設施會比較完備。對有權力者來說，住在高處或是受到層層保護的中心地區是最合理的選擇。
正因為這些考慮，早期城市空間品質跟權力關係成正比，空間與安全的關係從人類與環境相處追求福祉的經驗，可以看到發展出兩種空間關係：「金字塔」與「同心圓」模式。
金字塔模式
早期人類對於大自然十分敬畏，人們處在天地之間，越高就越接近神明、陽光與生命；越低越接汙穢、死亡、埋葬。就生物的特性來看，白天有陽光可以取暖，農作物可以生長，位於高空的太陽顯然有巨大又神祕的正向能量。
天上的星空對旅人與漁民來說是重要的方位指標，爬到高處，可以讓人取得保護，淹大水或是食人動物來襲的時候，住在越高處的人越安全；相反的，位在越低處的人越不安全。住在高處的人產生的垃圾、生物排出物、汙水等，往往是淤積在低下處，死去的親人也是埋在地下。
再舉存在第四維度「天堂與地獄」的概念為例，人們雖然看不見，但是在內心認為「天堂」是在天上雲端之間。臺灣民間宗教相信有「天帝」住在「天宮」；至於「地獄」則在地下，大概位於土層與岩漿之間。
「高與低」以及「上與下」之間的關係是人類認知，以及描述世界的態度，並非只是「物理性的相對關係」，而是帶有文化與社會意義的。常用的名詞，例如：「上駟對下駟」、「上流社會」、「社會底層」等等，這些詞彙對於上下與高低
的概念已包含了褒貶的意思。
再用馬雅文明祭祀用的金字塔來看，祭司的位置最高，與來自天上神祕力量最接近，祭品被「處理」之後棄置於金字塔下方遠遠的土地。
同心圓模式
同心圓的防衛性概念從每個人身體經驗就可以理解，所有保護人身安全的裝備都是可以消耗的用品，穿輪鞋運動的時候，跌倒有護膝、安全帽；撞壞沒關係，人安全就好。
城市因應防衛需求所做的房舍安排，與冷兵器戰爭中隊伍配置都是同樣的道理。越重要的人安排在越中心，由層層「人牆」保護，越外圍越優先受災，越有權力的人住在越中心，外來侵擾者需要穿越許多屏障才能抵達中心。
不論是來自王國內部或是城市外面的對手，想要取得中心位置要付出比較高的代價。這個代價，會讓對手慎重考慮自己要付出的「成本」與換取的「效益」之間的關係。
對城市實體來說，同心圓是由城牆所構成的，每一環的厚度與高度不同，越接近中心越厚越高。
高大堅固的建築由王族、神職人員居住，也是武力優先保護之處，如果再結合地理高度，更可以提高保護屏障；人民與社會底層者（野人、奴隸）住在外圍。
再來看希臘與中亞的例子，希臘的「衛城」建造在高臺處，裡面建造神廟，是眾神「落腳」保護城市的地方。中亞城市則將神廟建造在最高的土臺，外圍再造一座高牆，保護居住其中的王室貴族，高牆之外則是社會地位低下的市民或奴隸居住的地方。
商周的城市則以王宮為首要保護的核心，第二層是王族、仕官與神職人員使用的地方，裡面有神廟與貴族居所，第三層是市民居住的地方，也是市場的所在，地位更低的人住在更外圍，受到的保護更少。依照春秋時期管子的定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保護人民的屏障只有土堤。
控制與治理
人民採集種植、狩獵畜養，生產製造的食物、用品以及人力的服務，優先提供同心圓中心與金字塔頂端，擁有權力者使用分配，依序擴散到外圍與底部的人們。
食物、飲水與用品等資源要從金字塔的底層或是同心圓的外圍輸送到中心需要較多的人力，這對管理者來說卻是生死存亡的優先項目，換句話說，管理者必須透過實質的武力、財富或信仰的控制，來達成這種消耗能源的資源分配方式。
對於權力頂層的人來說，取得並累積食物是很務實的目的，國王透過武力集團的威嚇或保護，換取「貢品」（後世的概念稱為稅收），國王擁有糧食可以養活更多的軍隊；這種武力集團對於財主的控制十分強大，已經不是綠洲或驛站財主所僱用的兵勇可以相提並論。
祭司透過消災解厄或下咒降符的儀式，換取人們提供給神明的「祭品」，中世紀羅馬公教對人民抽取「十一稅」，以及現代宗教透過教義要求信徒提供資金，都是類似的思考模式。究其根源，都是人類出於恐懼以及希望追求幸福的努力。祭司累積財富也可以增加人手來保護自己，少林寺的出家眾練武自保圖個平安，日本戰國時期「一向宗」僧人在各地寺廟串聯，與織田信長對戰十年，可就足以撼動政權。
若是國王政權與祭司宗教兩者的力量結合，可以更有效控制經濟與財富，北朝（386-581）以佛教統治國家，百姓投入財富與心力禮佛建廟，達到空前之境；歐洲大小王國在教宗號召下，兩百年間（1096-1291）在中亞地區攻打掠奪，與其說是宗教戰爭或文化與價值觀的衝突，其實經濟目的更為明顯，歐洲自稱正義的「十字軍東征」，在被侵擾的人來看是「法蘭克之亂」。
城市的權力與空間(節錄)
一、掌權者的幸福與安全感
早期人類生活是充滿挑戰的，自然災害與人為侵犯隨時可以讓生命財產化為烏有，人類透過集居生活形成聚落與建造城市，建立比較安全的屏障。因應自然災害（暴雨、淹水、汙水、垃圾、瘴氣、獵食動物），與來自城市內部或外部的敵人進犯的風險，居住的環境會有不同程度的防禦屏障與空間品質。
有組織的群體透過各種方式（例如：繼承或是打鬥）出現領導者，此人的首要任務是維護自身與家族安全，其次才是協助管理的人與其他人的福祉。用簡單的區分來說，社會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有權力的統治者擁有良好的物資、環境、建築與空間。這些人即是王族、祭司、財主等人，他們是在氏族、政治、經濟、社會方面有較高地位的人；至於權力光譜的另一端即是農僕與奴隸。
社會地位越高，權力越大的人，擁有越多資產，越擔心失去，這些人在城裡的居住地點，保護設施會比較完備。對有權力者來說，住在高處或是受到層層保護的中心地區是最合理的選擇。
正因為這些考慮，早期城市空間品質跟權力關係成正比，空間與安全的關係從人類與環境相處追求福祉的經驗，可以看到發展出兩種空間關係：「金字塔」與「同心圓」模式。
金字塔模式
早期人類對於大自然十分敬畏，人們處在天地之間，越高就越接近神明、陽光與生命；越低越接汙穢、死亡、埋葬。就生物的特性來看，白天有陽光可以取暖，農作物可以生長，位於高空的太陽顯然有巨大又神祕的正向能量。
天上的星空對旅人與漁民來說是重要的方位指標，爬到高處，可以讓人取得保護，淹大水或是食人動物來襲的時候，住在越高處的人越安全；相反的，位在越低處的人越不安全。住在高處的人產生的垃圾、生物排出物、汙水等，往往是淤積在低下處，死去的親人也是埋在地下。
再舉存在第四維度「天堂與地獄」的概念為例，人們雖然看不見，但是在內心認為「天堂」是在天上雲端之間。臺灣民間宗教相信有「天帝」住在「天宮」；至於「地獄」則在地下，大概位於土層與岩漿之間。
「高與低」以及「上與下」之間的關係是人類認知，以及描述世界的態度，並非只是「物理性的相對關係」，而是帶有文化與社會意義的。常用的名詞，例如：「上駟對下駟」、「上流社會」、「社會底層」等等，這些詞彙對於上下與高低
的概念已包含了褒貶的意思。
再用馬雅文明祭祀用的金字塔來看，祭司的位置最高，與來自天上神祕力量最接近，祭品被「處理」之後棄置於金字塔下方遠遠的土地。
同心圓模式
同心圓的防衛性概念從每個人身體經驗就可以理解，所有保護人身安全的裝備都是可以消耗的用品，穿輪鞋運動的時候，跌倒有護膝、安全帽；撞壞沒關係，人安全就好。
城市因應防衛需求所做的房舍安排，與冷兵器戰爭中隊伍配置都是同樣的道理。越重要的人安排在越中心，由層層「人牆」保護，越外圍越優先受災，越有權力的人住在越中心，外來侵擾者需要穿越許多屏障才能抵達中心。
不論是來自王國內部或是城市外面的對手，想要取得中心位置要付出比較高的代價。這個代價，會讓對手慎重考慮自己要付出的「成本」與換取的「效益」之間的關係。
對城市實體來說，同心圓是由城牆所構成的，每一環的厚度與高度不同，越接近中心越厚越高。
高大堅固的建築由王族、神職人員居住，也是武力優先保護之處，如果再結合地理高度，更可以提高保護屏障；人民與社會底層者（野人、奴隸）住在外圍。
再來看希臘與中亞的例子，希臘的「衛城」建造在高臺處，裡面建造神廟，是眾神「落腳」保護城市的地方。中亞城市則將神廟建造在最高的土臺，外圍再造一座高牆，保護居住其中的王室貴族，高牆之外則是社會地位低下的市民或奴隸居住的地方。
商周的城市則以王宮為首要保護的核心，第二層是王族、仕官與神職人員使用的地方，裡面有神廟與貴族居所，第三層是市民居住的地方，也是市場的所在，地位更低的人住在更外圍，受到的保護更少。依照春秋時期管子的定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閬。」保護人民的屏障只有土堤。
控制與治理
人民採集種植、狩獵畜養，生產製造的食物、用品以及人力的服務，優先提供同心圓中心與金字塔頂端，擁有權力者使用分配，依序擴散到外圍與底部的人們。
食物、飲水與用品等資源要從金字塔的底層或是同心圓的外圍輸送到中心需要較多的人力，這對管理者來說卻是生死存亡的優先項目，換句話說，管理者必須透過實質的武力、財富或信仰的控制，來達成這種消耗能源的資源分配方式。
對於權力頂層的人來說，取得並累積食物是很務實的目的，國王透過武力集團的威嚇或保護，換取「貢品」（後世的概念稱為稅收），國王擁有糧食可以養活更多的軍隊；這種武力集團對於財主的控制十分強大，已經不是綠洲或驛站財主所僱用的兵勇可以相提並論。
祭司透過消災解厄或下咒降符的儀式，換取人們提供給神明的「祭品」，中世紀羅馬公教對人民抽取「十一稅」，以及現代宗教透過教義要求信徒提供資金，都是類似的思考模式。究其根源，都是人類出於恐懼以及希望追求幸福的努力。祭司累積財富也可以增加人手來保護自己，少林寺的出家眾練武自保圖個平安，日本戰國時期「一向宗」僧人在各地寺廟串聯，與織田信長對戰十年，可就足以撼動政權。
若是國王政權與祭司宗教兩者的力量結合，可以更有效控制經濟與財富，北朝（386-581）以佛教統治國家，百姓投入財富與心力禮佛建廟，達到空前之境；歐洲大小王國在教宗號召下，兩百年間（1096-1291）在中亞地區攻打掠奪，與其說是宗教戰爭或文化與價值觀的衝突，其實經濟目的更為明顯，歐洲自稱正義的「十字軍東征」，在被侵擾的人來看是「法蘭克之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