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貧困女子十年後
日本是存在貧困的。過去曾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也有執政者輕蔑地表示，日本沒有飢荒，所有小孩都能上學的日本不存在兒童貧困的情況。然而，到了二○二四年，已經沒有人會懷疑日本是一個階級社會，以及貧困者存在的事實。
不過，針對貧困者的責任自負論改變了嗎？
在階級和貧困變得越來越普遍的情況下，越是身陷其中的人，就越容易去歧視、攻擊貧困者。我們這麼努力地與困境奮戰，沒有付出同等努力的你之所以會貧困，都是自己的責任──帶著這樣的情緒及論點。越是靠著自身努力來面對困境的人，對身處同樣狀況卻（看起來）不努力的人就越是刻薄。
過去相信「只要努力，任何人都能過上好日子」的高齡世代，對生活在無論怎麼努力都做不出成就的時代的年輕人提出了責任自負論。如今，這番言論已經以陷在自助努力泥沼中的年輕世代為中心普及開來。
對於貧困者／弱者的歧視與排斥，變得比「當時」更嚴重了。
自從我的代表作《最貧困女子》（最貧困女子，光現出版）發行以來，已經過了十年（譯注：日本於二○一四出版《最貧困女子》，二○二四出版本書原作）。《最貧困女子》是一本經過二○○二年到二○一三年的長期採訪，描寫透過性工作或賣春等「通常被認為不適當的自助努力」設法生存的女子及未成年少女的真實生活的書。
我並不是刻意採用聳動的切入點。我想描寫的是，日本社會陰暗面的不合理狀況。
長期採訪的女子們家庭資源和教育資源大多極為有限，是典型的「世代複製貧困」當事人，許多人都有遭到忽視或受虐的經驗。儘管如此，由於她們為了生存而選擇了「不適當的自助努力」，導致本該是救濟對象的她們成了遭到社會大眾歧視與白眼的存在。
她們身處的這種不合理情況，與單純的貧困不同。她們明顯遭到社會隱蔽，也不會被算在統計資料內。複雜的成長背景與不適當的自助努力，將公共福利與支援之手推得更遠。來自社會的冰冷目光讓她們越來越遠離制度，把她們推向自助努力的道路。然而，沒有人能透過這種自助努力輕輕鬆鬆地活下去。性工作之中，未經由店家仲介，每天向陌生男子提供全套性服務的賣春行為伴隨著重重危險，屬於底層中的底層，而這種沒有終點的自助努力，正是她們面臨的現實。
正因如此，我才不用單純的「貧困女子」，而是用「最」貧困女子這個書名來描寫她們。
至於男性方面，我也在同一時期，採訪並描寫了試圖用不適當的自助努力（非法行為／不正當職業）從惡劣的成長經歷中重新翻身的非行少年，以及他們後來的發展。也就是由我擔任漫畫原作並改編電影的《匪徒們》（ギャングース）之來源＝《匪徒檔案 無家可歸的少年們》（ギャングース・ファイル 家のない少年たち，暫譯，講談社文庫，二○一五年）、《匯款犯罪結社》（振り込め犯罪結社，暫譯，寶島社，二○一三年）、《老人詐欺》（老人喰い，光現出版）等一連串的著作。
他／她們都是在社會通念上容易遭到排斥的人，同時也是沒有在「應該救濟的時期」得到救助的人。在那凶狠、難搞，有時令人感到難以接近的性格背後，能夠隱約看見一個哭腫雙眼的孩子面容。
那些曾經的孩子，在該被救助的時候沒人伸出援手，靠自己爬上來之後，又遭到社會大眾的白眼。這種不合理的情況令人難以忍受，所以我不斷發表著作。
然而……
在詳盡描寫他們生活的同時，有幾個「為什麼」，我一直刻意沒有寫成著作。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散漫呢？
為什麼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遲到，不遵守約定的時間呢？
為什麼在一看就知道不行動狀況就會更加惡化的時候，他們會露出事不關己的茫然表情，不主動採取行動呢？
為什麼明明沒有發燒，卻會在睡夢中錯過行政機關或銀行窗口的開放時間，趕不上付款或申請而前來哭訴呢？
為什麼不打開催繳信，讓它一直躺在信箱裡呢？
為什麼激烈抗拒伸出援手的支援者，摧毀難得的緣分呢？
採訪的時候，我不斷把反覆冒出來的「為什麼」吞回去。
不用說，因為如果直接寫出來，它就會成為責任自負論的燃料。所以我刻意將其模糊化，只傳達他們的窮困問題。
口口聲聲喊窮，居住環境卻堆滿不需要的物品；經濟狀況朝不保夕的人家中冰箱的高級肉品，我一邊痛罵把這些情況一字一句「如實」呈現的電視媒體，一邊吞下我心中的「為什麼」，告訴自己貧困「就是這樣的」。
我在《最貧困女子》中的前言做出了解釋，除了金錢上的貧窮以外，還要加上「三個無緣」和「三個障礙」，人才會陷入貧困。
所謂的三個無緣是：
‧「與家人無緣」：窮困時沒有願意提供支援的父母、兄弟姊妹、親戚等資源，也沒有能接受適當教育的家庭環境。
‧「與地區無緣」：生活圈內，沒有在窮困時能商量問題的朋友或諮詢管道。
‧「與制度無緣」：生活補助等公共扶助的涵蓋率、認知度、利用制度的便利性，窮困當事人從根本上就不適合這套支援制度。
另一方面，我提出的三個障礙是「精神障礙、發展障礙、智能障礙」。
要是讓大家胡亂認定「貧困者就是障礙者」，會形成嚴重的歧視問題，因此我盡量謹慎用詞，但是在採訪貧困當事人的時候，這三個障礙實在太過普遍，讓我覺得其中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所以才會提出。
實際上，我在第一部著作《無家可歸的少女們》（家のない少女たち，暫譯，寶島社，二○○八年）就已經提及，緊急逃離伴隨著暴力與貧窮的惡劣原生家庭後，靠賣春養活自己的少女們之中，讓我感覺到具有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SD（自閉症類群障礙）等發展障礙特性的少女非常之多，也報告過採訪對象之中包含智能障礙（包括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的人，以及無支援的邊緣個案）的少女。
二○一○年發行的《交友平台上的單親媽媽們》（出会い系のシングルマザーたち，暫譯，朝日新聞出版，後來出版文庫本，書名改為《最貧困單親媽媽》，最貧困シングルマザー，亦為暫譯）中提到，花費一年多時間採訪的二十一名採訪對象中（主要以賣春維生，養育小孩的單親媽媽），幾乎所有人都正在看精神科，或看過精神科。
我每次都會心想「為什麼」，同時又認為這就是貧困者的真實狀態，那就是患有精神疾病或具有精神障礙者特性的人的真實樣貌，於是我將那些有可能讓責任自負論的矛頭指向他們的真實狀況徹底模糊化，繼續描寫。
現在，我後悔了。
因為在二○一五年五月，《最貧困女子》出版的隔年，我腦梗塞發作，成了「受限腦」的當事人。由於腦梗塞的後遺症，我留下了名為「高級腦功能障礙」的大腦認知功能障礙，與以前採訪時一直覺得「為什麼」的他們，陷入了幾乎相同的狀況。
想遵守約定的時間卻做不到，無法隨心所欲地工作。無法與別人進行無關緊要的交流，讀不懂簡單的文章，甚至連走在人群中都做不到。變得完全無法處理那些理所當然的日常事務，連自己都疑惑「為什麼」。
這樣的我所感受到的巨大障礙感，和我以前在採訪時從許多採訪對象口中反覆聽到的狀況實在太像了。
我終於透過親身體驗理解，那些一直以來從他們身上感受到的疑惑，為什麼「不願意去做」、為什麼會這麼「沒幹勁」、為什麼「不認真做事」等等，原來是「就算全力以赴也做不到」、「就算有幹勁也做不到」。
發作後，有一份確信強烈地浮現在我蒙上一層霧靄、失去現實感的腦中。
說起來，我所罹患的高級腦功能障礙，是因為腦神經細胞缺血壞死，造成大腦認知功能、資訊處理功能降低所導致的障礙。在身心障礙者手冊的分類上，屬於精神障礙者。不過，這種大腦功能低下、資料處理能力變得比「正常」水準要低的狀況，在先天發達障礙者、和我同屬中途致障者的憂鬱症或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病患、失智症患者身上應該都是一樣的。
換言之，既然無論是先天障礙者，還是中途致障者，大腦這個負責資訊處理的器官功能都不符合「理所當然的基準＝健全人水準」，那麼當事人做不到的事、感受到的障礙感，應該是共通的。
我們的痛苦和需要的支援，應該也有著橫跨醫學診斷領域的共通點才對。
這股確信從內心湧出，同時帶著「我終於理解過去採訪對象了！」的興奮感。
當然，我自己並不是學醫的，也沒有證據。「跨領域」這件事，亦是一種對本屬於細分化科學的醫學的反擊。
但是在理解這點的情況下，我寫下了談論「各種認知功能低下當事人的感受」、「我們需要哪些跨領域支援」的《「腦障者」支援指南》（「脳コワさん」支援ガイド，暫譯，二○二○年，醫學書院，榮獲日本醫學記者協會賞大賞）等書。
這些罹病後的著作，讓我從遠比自己所想的還要廣泛領域的當事人口中，聽到了「這和自己所感受到的障礙是一樣的！」的聲音，引起許多人的共鳴。
無論原因是撞擊、割傷，還是骨折，只要腳的功能出問題，「走路」變得困難這件事都是一樣的。不管病名為何，只要大腦功能出了某種問題，該功能受損所導致的障礙當然也是一樣的。當事讀者所提出的共同意見就是證據，我對此有了更深的確信。
不過，越是得到來自各種領域的當事人的共鳴，我就越對自己過去著作中的致命缺陷感到後悔。因為，當一個人的認知功能、大腦資訊處理功能喪失或失調時，最明顯出現在眼前的，就是貧困的風險。
過去從採訪對象身上感受到「為什麼」的時候，我心底其實存在「為什麼連這麼理所當然的事都做不到」、「連這麼理所當然的事都做不到、不願意做，會陷入困境也是正常的吧」的想法，但這是個天大的誤解。
他們是有在努力的。拚命努力、掙扎，卻依然做不到，一邊責備這樣的自己，一邊努力求生。儘管如此，外人看不到，也無法理解那些檯面下的掙扎，只看到他們的散漫、不負責任和不主動的一面，於是他們必然會失去工作的動力和崗位，陷入貧困。
為什麼我以前沒能理解這點呢？沒去理解那些令人困擾的言行舉止底下藏著什麼樣的症狀、什麼樣的心理狀態，只是秉持著記者的職業，義務式地吞下「為什麼」，簡直是本末倒置。清楚描寫出這個「為什麼」，才是消除針對他們的責任自負論的關鍵。
我要帶著自我告誡的心，重新提出我的論點。
貧困是「受限腦」（大腦認知功能或資訊處理功能低下）所造成的結果，高機率會出現次發性症狀，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症候群。
所有以大腦認知功能不全為基礎的疾病、障礙，不管致病機轉為何，都會陷入因「腦部受限」引起的共同障礙，不管有沒有得到醫療診斷，此狀況與貧困之間明顯存在因果關係。而且其中存在光靠自助努力根本解決不了的巨大困難。
說實話，要用「這種大腦」在這個以健全人為基準的社會上生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那麼，這種「腦部受限」的狀況，當事人具體上會有什麼感受呢？出現這樣的症狀後，會沒辦法做什麼事呢？為什麼當事人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不管怎麼掙扎，看起來都像是「什麼都沒做」或「不願意做」的人呢？是如何落入貧困深淵的呢？為什麼制度沒有發揮功能呢？
我會在本書中針對深入探討這些事項，將其揭露，重新為他們的障礙發聲。
在前言的最後，我要告訴各位，這件事與我們息息相關，距離我們並不遙遠。
因大腦出問題所導致的貧困風險，與我過去所描寫的延續貧困之溫床──「世代複製貧困」的規模完全不同，即便是在家庭資源、教育資源完善的條件下長大的人，即便是事業有成的白領階級，這種風險也會在某一天毫不留情地襲來。
在充滿壓力、看不清未來的現代社會中，在年事已高、認知功能低下的狀況下仍必須工作的日本社會中，這種風險會逐漸普及。
我想先讓此刻正因為腦部功能（精神）失調而難以工作的當事人，以及受限腦當事人身邊的家人或親近之人閱讀這本書。
腦部受限的狀況，他人很難馬上看出來。難以得到他人的理解，當事人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發生了什麼事，肯定感到很混亂吧。許多當事人的共通點，就是不管在檯面下多努力掙扎，都會遭遇那份拚命的自助努力被無視的不合理情況，就連當事人自己都無法肯定自己的自助努力。這就是如今社會上腐敗的責任自論依舊猖獗的最大主因。
可是，我想告訴你。
你已經盡力了。你不是散漫，不是沒出息，也決不軟弱。所以首先，不管現在有多少事做不到，我都希望你不要責備那個與看不見的障礙持續奮戰的自己。
這個障礙，是因為大腦出狀況而必然會產生的症狀。正確認識自己身處的困境，希望你有時候能在崩潰之前逃離，擬好必要的對策和休息之後，再重新出發。
至於身邊的人，無論當事人看起來多麼散漫、沒幹勁，我都希望你能察覺他在檯面下的掙扎，不要責備他，並幫助他緩解障礙。
我希望藉由本書，嘗試消除針對貧困者的責任自負論。
日本是存在貧困的。過去曾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也有執政者輕蔑地表示，日本沒有飢荒，所有小孩都能上學的日本不存在兒童貧困的情況。然而，到了二○二四年，已經沒有人會懷疑日本是一個階級社會，以及貧困者存在的事實。
不過，針對貧困者的責任自負論改變了嗎？
在階級和貧困變得越來越普遍的情況下，越是身陷其中的人，就越容易去歧視、攻擊貧困者。我們這麼努力地與困境奮戰，沒有付出同等努力的你之所以會貧困，都是自己的責任──帶著這樣的情緒及論點。越是靠著自身努力來面對困境的人，對身處同樣狀況卻（看起來）不努力的人就越是刻薄。
過去相信「只要努力，任何人都能過上好日子」的高齡世代，對生活在無論怎麼努力都做不出成就的時代的年輕人提出了責任自負論。如今，這番言論已經以陷在自助努力泥沼中的年輕世代為中心普及開來。
對於貧困者／弱者的歧視與排斥，變得比「當時」更嚴重了。
自從我的代表作《最貧困女子》（最貧困女子，光現出版）發行以來，已經過了十年（譯注：日本於二○一四出版《最貧困女子》，二○二四出版本書原作）。《最貧困女子》是一本經過二○○二年到二○一三年的長期採訪，描寫透過性工作或賣春等「通常被認為不適當的自助努力」設法生存的女子及未成年少女的真實生活的書。
我並不是刻意採用聳動的切入點。我想描寫的是，日本社會陰暗面的不合理狀況。
長期採訪的女子們家庭資源和教育資源大多極為有限，是典型的「世代複製貧困」當事人，許多人都有遭到忽視或受虐的經驗。儘管如此，由於她們為了生存而選擇了「不適當的自助努力」，導致本該是救濟對象的她們成了遭到社會大眾歧視與白眼的存在。
她們身處的這種不合理情況，與單純的貧困不同。她們明顯遭到社會隱蔽，也不會被算在統計資料內。複雜的成長背景與不適當的自助努力，將公共福利與支援之手推得更遠。來自社會的冰冷目光讓她們越來越遠離制度，把她們推向自助努力的道路。然而，沒有人能透過這種自助努力輕輕鬆鬆地活下去。性工作之中，未經由店家仲介，每天向陌生男子提供全套性服務的賣春行為伴隨著重重危險，屬於底層中的底層，而這種沒有終點的自助努力，正是她們面臨的現實。
正因如此，我才不用單純的「貧困女子」，而是用「最」貧困女子這個書名來描寫她們。
至於男性方面，我也在同一時期，採訪並描寫了試圖用不適當的自助努力（非法行為／不正當職業）從惡劣的成長經歷中重新翻身的非行少年，以及他們後來的發展。也就是由我擔任漫畫原作並改編電影的《匪徒們》（ギャングース）之來源＝《匪徒檔案 無家可歸的少年們》（ギャングース・ファイル 家のない少年たち，暫譯，講談社文庫，二○一五年）、《匯款犯罪結社》（振り込め犯罪結社，暫譯，寶島社，二○一三年）、《老人詐欺》（老人喰い，光現出版）等一連串的著作。
他／她們都是在社會通念上容易遭到排斥的人，同時也是沒有在「應該救濟的時期」得到救助的人。在那凶狠、難搞，有時令人感到難以接近的性格背後，能夠隱約看見一個哭腫雙眼的孩子面容。
那些曾經的孩子，在該被救助的時候沒人伸出援手，靠自己爬上來之後，又遭到社會大眾的白眼。這種不合理的情況令人難以忍受，所以我不斷發表著作。
然而……
在詳盡描寫他們生活的同時，有幾個「為什麼」，我一直刻意沒有寫成著作。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散漫呢？
為什麼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遲到，不遵守約定的時間呢？
為什麼在一看就知道不行動狀況就會更加惡化的時候，他們會露出事不關己的茫然表情，不主動採取行動呢？
為什麼明明沒有發燒，卻會在睡夢中錯過行政機關或銀行窗口的開放時間，趕不上付款或申請而前來哭訴呢？
為什麼不打開催繳信，讓它一直躺在信箱裡呢？
為什麼激烈抗拒伸出援手的支援者，摧毀難得的緣分呢？
採訪的時候，我不斷把反覆冒出來的「為什麼」吞回去。
不用說，因為如果直接寫出來，它就會成為責任自負論的燃料。所以我刻意將其模糊化，只傳達他們的窮困問題。
口口聲聲喊窮，居住環境卻堆滿不需要的物品；經濟狀況朝不保夕的人家中冰箱的高級肉品，我一邊痛罵把這些情況一字一句「如實」呈現的電視媒體，一邊吞下我心中的「為什麼」，告訴自己貧困「就是這樣的」。
我在《最貧困女子》中的前言做出了解釋，除了金錢上的貧窮以外，還要加上「三個無緣」和「三個障礙」，人才會陷入貧困。
所謂的三個無緣是：
‧「與家人無緣」：窮困時沒有願意提供支援的父母、兄弟姊妹、親戚等資源，也沒有能接受適當教育的家庭環境。
‧「與地區無緣」：生活圈內，沒有在窮困時能商量問題的朋友或諮詢管道。
‧「與制度無緣」：生活補助等公共扶助的涵蓋率、認知度、利用制度的便利性，窮困當事人從根本上就不適合這套支援制度。
另一方面，我提出的三個障礙是「精神障礙、發展障礙、智能障礙」。
要是讓大家胡亂認定「貧困者就是障礙者」，會形成嚴重的歧視問題，因此我盡量謹慎用詞，但是在採訪貧困當事人的時候，這三個障礙實在太過普遍，讓我覺得其中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所以才會提出。
實際上，我在第一部著作《無家可歸的少女們》（家のない少女たち，暫譯，寶島社，二○○八年）就已經提及，緊急逃離伴隨著暴力與貧窮的惡劣原生家庭後，靠賣春養活自己的少女們之中，讓我感覺到具有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SD（自閉症類群障礙）等發展障礙特性的少女非常之多，也報告過採訪對象之中包含智能障礙（包括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的人，以及無支援的邊緣個案）的少女。
二○一○年發行的《交友平台上的單親媽媽們》（出会い系のシングルマザーたち，暫譯，朝日新聞出版，後來出版文庫本，書名改為《最貧困單親媽媽》，最貧困シングルマザー，亦為暫譯）中提到，花費一年多時間採訪的二十一名採訪對象中（主要以賣春維生，養育小孩的單親媽媽），幾乎所有人都正在看精神科，或看過精神科。
我每次都會心想「為什麼」，同時又認為這就是貧困者的真實狀態，那就是患有精神疾病或具有精神障礙者特性的人的真實樣貌，於是我將那些有可能讓責任自負論的矛頭指向他們的真實狀況徹底模糊化，繼續描寫。
現在，我後悔了。
因為在二○一五年五月，《最貧困女子》出版的隔年，我腦梗塞發作，成了「受限腦」的當事人。由於腦梗塞的後遺症，我留下了名為「高級腦功能障礙」的大腦認知功能障礙，與以前採訪時一直覺得「為什麼」的他們，陷入了幾乎相同的狀況。
想遵守約定的時間卻做不到，無法隨心所欲地工作。無法與別人進行無關緊要的交流，讀不懂簡單的文章，甚至連走在人群中都做不到。變得完全無法處理那些理所當然的日常事務，連自己都疑惑「為什麼」。
這樣的我所感受到的巨大障礙感，和我以前在採訪時從許多採訪對象口中反覆聽到的狀況實在太像了。
我終於透過親身體驗理解，那些一直以來從他們身上感受到的疑惑，為什麼「不願意去做」、為什麼會這麼「沒幹勁」、為什麼「不認真做事」等等，原來是「就算全力以赴也做不到」、「就算有幹勁也做不到」。
發作後，有一份確信強烈地浮現在我蒙上一層霧靄、失去現實感的腦中。
說起來，我所罹患的高級腦功能障礙，是因為腦神經細胞缺血壞死，造成大腦認知功能、資訊處理功能降低所導致的障礙。在身心障礙者手冊的分類上，屬於精神障礙者。不過，這種大腦功能低下、資料處理能力變得比「正常」水準要低的狀況，在先天發達障礙者、和我同屬中途致障者的憂鬱症或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病患、失智症患者身上應該都是一樣的。
換言之，既然無論是先天障礙者，還是中途致障者，大腦這個負責資訊處理的器官功能都不符合「理所當然的基準＝健全人水準」，那麼當事人做不到的事、感受到的障礙感，應該是共通的。
我們的痛苦和需要的支援，應該也有著橫跨醫學診斷領域的共通點才對。
這股確信從內心湧出，同時帶著「我終於理解過去採訪對象了！」的興奮感。
當然，我自己並不是學醫的，也沒有證據。「跨領域」這件事，亦是一種對本屬於細分化科學的醫學的反擊。
但是在理解這點的情況下，我寫下了談論「各種認知功能低下當事人的感受」、「我們需要哪些跨領域支援」的《「腦障者」支援指南》（「脳コワさん」支援ガイド，暫譯，二○二○年，醫學書院，榮獲日本醫學記者協會賞大賞）等書。
這些罹病後的著作，讓我從遠比自己所想的還要廣泛領域的當事人口中，聽到了「這和自己所感受到的障礙是一樣的！」的聲音，引起許多人的共鳴。
無論原因是撞擊、割傷，還是骨折，只要腳的功能出問題，「走路」變得困難這件事都是一樣的。不管病名為何，只要大腦功能出了某種問題，該功能受損所導致的障礙當然也是一樣的。當事讀者所提出的共同意見就是證據，我對此有了更深的確信。
不過，越是得到來自各種領域的當事人的共鳴，我就越對自己過去著作中的致命缺陷感到後悔。因為，當一個人的認知功能、大腦資訊處理功能喪失或失調時，最明顯出現在眼前的，就是貧困的風險。
過去從採訪對象身上感受到「為什麼」的時候，我心底其實存在「為什麼連這麼理所當然的事都做不到」、「連這麼理所當然的事都做不到、不願意做，會陷入困境也是正常的吧」的想法，但這是個天大的誤解。
他們是有在努力的。拚命努力、掙扎，卻依然做不到，一邊責備這樣的自己，一邊努力求生。儘管如此，外人看不到，也無法理解那些檯面下的掙扎，只看到他們的散漫、不負責任和不主動的一面，於是他們必然會失去工作的動力和崗位，陷入貧困。
為什麼我以前沒能理解這點呢？沒去理解那些令人困擾的言行舉止底下藏著什麼樣的症狀、什麼樣的心理狀態，只是秉持著記者的職業，義務式地吞下「為什麼」，簡直是本末倒置。清楚描寫出這個「為什麼」，才是消除針對他們的責任自負論的關鍵。
我要帶著自我告誡的心，重新提出我的論點。
貧困是「受限腦」（大腦認知功能或資訊處理功能低下）所造成的結果，高機率會出現次發性症狀，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症候群。
所有以大腦認知功能不全為基礎的疾病、障礙，不管致病機轉為何，都會陷入因「腦部受限」引起的共同障礙，不管有沒有得到醫療診斷，此狀況與貧困之間明顯存在因果關係。而且其中存在光靠自助努力根本解決不了的巨大困難。
說實話，要用「這種大腦」在這個以健全人為基準的社會上生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那麼，這種「腦部受限」的狀況，當事人具體上會有什麼感受呢？出現這樣的症狀後，會沒辦法做什麼事呢？為什麼當事人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不管怎麼掙扎，看起來都像是「什麼都沒做」或「不願意做」的人呢？是如何落入貧困深淵的呢？為什麼制度沒有發揮功能呢？
我會在本書中針對深入探討這些事項，將其揭露，重新為他們的障礙發聲。
在前言的最後，我要告訴各位，這件事與我們息息相關，距離我們並不遙遠。
因大腦出問題所導致的貧困風險，與我過去所描寫的延續貧困之溫床──「世代複製貧困」的規模完全不同，即便是在家庭資源、教育資源完善的條件下長大的人，即便是事業有成的白領階級，這種風險也會在某一天毫不留情地襲來。
在充滿壓力、看不清未來的現代社會中，在年事已高、認知功能低下的狀況下仍必須工作的日本社會中，這種風險會逐漸普及。
我想先讓此刻正因為腦部功能（精神）失調而難以工作的當事人，以及受限腦當事人身邊的家人或親近之人閱讀這本書。
腦部受限的狀況，他人很難馬上看出來。難以得到他人的理解，當事人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發生了什麼事，肯定感到很混亂吧。許多當事人的共通點，就是不管在檯面下多努力掙扎，都會遭遇那份拚命的自助努力被無視的不合理情況，就連當事人自己都無法肯定自己的自助努力。這就是如今社會上腐敗的責任自論依舊猖獗的最大主因。
可是，我想告訴你。
你已經盡力了。你不是散漫，不是沒出息，也決不軟弱。所以首先，不管現在有多少事做不到，我都希望你不要責備那個與看不見的障礙持續奮戰的自己。
這個障礙，是因為大腦出狀況而必然會產生的症狀。正確認識自己身處的困境，希望你有時候能在崩潰之前逃離，擬好必要的對策和休息之後，再重新出發。
至於身邊的人，無論當事人看起來多麼散漫、沒幹勁，我都希望你能察覺他在檯面下的掙扎，不要責備他，並幫助他緩解障礙。
我希望藉由本書，嘗試消除針對貧困者的責任自負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