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春天爆發的一場新的大型衝突，與拉狄克被解雇有關。上級指派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新校長米夫自一九二七年二月開始被派往中國。陳紹禹在他身邊擔任翻譯。米夫不在時，由學術事務主任沙洛姆・阿戈爾（Shalom I. Agol）擔任代理校長，他竭盡所能想保住這職位。但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黨委書記薩狄尼可夫並不支持他，而且公開反對他。雙方行政人員開始將學生捲入他們的爭執。其結果就是學生們分成兩個派系：教務派和黨委派。和一九二六年春天的情形一樣，學業進程幾近崩潰。新的爭鬥撼動了沃爾宏卡街十六號的大樓。學生們接連幾天進行吵鬧的辯論，情緒十分激昂。
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領導眾人支持阿戈爾的派系。這三位名聲顯赫的中共積極分子，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都有不小的權力。在旅莫支部遭解散之後，「學問很好，人也易親近」的董亦湘由黨委指派，甚至負責學生的黨務工作；也就是說，他實際上是中國學生的新任黨書記，因為理所當然地，無論是薩狄尼可夫或是俄共黨委員會中其他大多數委員都不懂中文。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開始積極培養學生。
然而他們遇到了對手。感覺自己因為抵制領導人而落後了一年學業，許多一般黨員拒絕承認任何人有權力強行替他們做決定。這些人以兩名年輕學生張聞天與沈澤民為中心，兩人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批抵達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他們是陳紹禹的朋友，也都支持米夫，而陳紹禹和米夫支持反對阿戈爾險惡陰謀的薩狄尼可夫。其結果就是，董亦湘的書記職位被解除；沉醉在第一場勝利中的張聞天、沈澤民與他們這一派的人開始發動攻勢。
到了一九二七年六月，眾人情緒已十分激昂，莫斯科中山大學學年末舉行的例行大會成了一場混戰。兩派人馬的衝突持續了五天才平息。除了現有的兩個派系，現在又加入第三個派系，將所有討論的反對者都納入其中，它被稱為「第三勢力」（third force）。
在學生情緒達到沸騰的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米夫與陳紹禹回到了大學。
他們迅速估量形勢，並訴諸所有獨裁者都推崇的「分而治之」原則，開始建立其專政。
校長地位很快就受到確認的米夫，第一件事就是公開支持「第三勢力」，煽動性地宣告結束一切紛爭的必要性。楊尚昆與盛岳寫道，是陳紹禹建議他這麼做的。這很有可能，不過米夫自己也能夠得到相同結論：如果沒有「第三勢力」，他就難以擊敗影響力最大的阿戈爾派系。得到擁護秩序的學生們的支持之後，米夫就能迅速擺脫他的主要對手。但當然了，這也必須經過一番鬥爭。大學在接下來的四週持續動盪不安，會議一個接著一個召開。不同派系的追隨者大肆表達各自的意見。因此，在其中一場會議上，阿戈爾的支持者郭妙根（瓦日諾夫〔Vazhnov〕）將學生分成三類──「走狗、中間派和反對走狗的戰士。」他進一步闡述此一觀點，聲稱：「戈盧別夫〔陳紹禹〕是個政治娼妓……他討好米夫同志與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同志。他自己想當老大，並為此爭取支持者。」彭玉階（化名班科夫〔Bankov〕）支持郭妙根：「在梅塔洛夫（Metallov，本名夏曦，薩狄尼可夫的支持者）看來，學生是健康的，學生裡沒有走狗。但是，例如瓦倫提諾夫（Valentinov）〔張國庶〕和戈盧別夫就是走狗，因為他們會去找米夫祕密談話。這表示梅塔洛夫隱瞞事實，他自己就是走狗。」討論就是在這種程度上進行。
不過，到了夏末，米夫勝利了。阿戈爾被開除。接著，顯然不想與該派系的黨委分享這勝利果實的米夫打擊他自己的支持者撒狄尼可夫。心灰意冷的黨委書記因被指控煽動衝突而被開除。「鬧事」的學生們──陳紹禹、張聞天與沈澤民的朋友們──全都受到處罰，但處罰很輕。這或許只是為了避免讓「第三勢力」起疑。
然而真正遭受批評的是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這三人遭到陳紹禹的怨恨，不只因為他們支持米夫的敵人阿戈爾，也因為這三名老資格的黨員從反對旅莫支部的鬥爭開始，就早已看透了他想在黨中奪權的陰謀。在當時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極力反對建立「戈盧別夫獨裁統治」。因此，一九二七年八月，米夫從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將這三人除名，替陳紹禹開路。學校以一個似是而非的藉口將他們轉學至國際列寧學校。「丘古諾夫（Chugunov）〔周〕、納里馬諾夫（Narimanov）〔俞〕和奧林斯基（Orlinsky）〔董〕已不能留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陳紹禹在之後回憶道。
但是為了徹底掌權，陳紹禹還有許多事要做。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毀謗還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三人的支持者，要成為無可爭議的學生領袖，這是唯一的方法。他所做的這一切，完全符合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
他的幸運時機到來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個名叫王長熙（化名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馬丁諾夫〔Sergei Sergeevich Martynov〕）的學生順道去當時米夫一手控制的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委員會。王長熙說當他恰好經過江蘇同學菲格納（Figner）的房間（此人即薛萼果，也就是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知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孫冶方為其筆名），他聽見緊閉的門後方傳來哈哈大笑的聲音，又聞到強烈的中國菜氣味。他仔細聆聽，但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因為王長熙來自北京，而菲格納以及和他聚會的同志們說著只有江蘇與浙江同鄉才懂的語言。他只聽見江蘇人董亦湘熟悉的聲音，以及顯然是某些浙江人的聲音（很可能是俞秀松，當時他確實在薛萼果的房間裡），之後他打小報告說：「冶方同志的室內有許多江浙人在談話，好像是在開江浙同鄉會。」他無法忍受董亦湘和俞秀松，因為他自己屬於陳紹禹派，陳紹禹推薦他擔任學生的領導。陳紹禹本人當時是教師和口譯員，也是負責煽動與宣傳的黨委；他已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完成大學學業。
在接獲檢舉後，黨委員會立刻確認這次晚餐聚會的人名。順帶一提，其中有幾人並不是江蘇人也不是浙江人。例如曾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但不久前被轉學至軍事學院，只是「順道造訪」聚會的左權就是湖南人。但黨委們並不在乎這樣的瑣事，至少陳紹禹不以為意。陳紹禹與同一派系的人利用這次機會，迅速解決了對他獨裁不滿的學生們。
首先，陳紹禹將所有事情知會米夫，這時米夫已經升職了。除了擔任校長之外，他現在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部長。陳紹禹將發生的事呈報為他「揭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國際列寧學校的中國學生反革命地下組織，該組織在董亦湘、俞秀松和周達文的領導下由江蘇人和浙江人組成。他把周達文也算在內，只因為他是董亦湘和俞秀松的朋友：周達文不在聚會中，而且他來自貴州。在文件中陳紹禹還附上了其他幾個學生的類似指控，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
米夫力挺他的黨羽陳紹禹，於是立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了黨部特別委員會，調查該組織的活動，不久後，他將「江浙同鄉會」的相關資料移交給蘇聯政治保衛總局。這份名為「編號5150情報案」（Intelligent Case No. 5150）的「同鄉會案」被移交給該機構的執行官鮑里斯・亞・梅尼斯（Boris Ya. Menis）負責。梅尼斯很快就揭露了對二十二名學生不利的資料，其中不只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還有來自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軍事工程學校、炮兵與步兵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以及尼古拉・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的學生。梅尼斯在結論中特別寫道：
〔一九〕二七年底，以俞秀松、周大林〔周達文〕與蔣經國為首，先是在莫斯科、接著在周邊地區開始形成嚴重的派系團體。他們的任務是奪取中國學生的黨領導權，並將其導向支持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領導人陳獨秀，維繫與國民黨右派的關係，並且在軍事學院中獲得影響力。
文件已充分證實該無法無天的反黨活動。
逮捕與調查有其必要。
在這之後，一九二八年二月底（二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或最遲在二十七日早上），在米夫的准許下，陳紹禹對向忠發講述這「糟糕的」故事，後者是中共中央委員會臨時政治局委員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他以中國共產黨代表身分前來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向忠發相信陳紹禹。根據認識他的人表示，他天真且頭腦單純。他怎會不相信？畢竟陳紹禹和米夫，以及當時已經被米夫成功「拉攏」的幾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官員已經肯定，這些地下參加者的目的，就是要除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國際列寧學校的學生領袖、布爾什維克黨內多數派的積極支持者，並與左傾托洛斯基反對派、國民黨右派以及「背叛了革命大業」的中共前領導人陳獨秀與譚平山建立「反革命」連結。到了這時，在中國共產黨運動被擊敗之後，陳、譚兩人已放棄了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積極工作。
為證明俞秀松、周達文和董亦湘與托洛斯基派和國民黨的「犯罪聯繫」，陳紹禹將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也列在「同鄉會」活動名單裡。蔣經國在一九二七年確實有一段時間受到托洛斯基派的吸引，而且他也是浙江人。將他列為這「犯罪」團體的一分子的根據，是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鄉（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後，蔣經國從一九二七年底起就讀於列寧格勒的尼古拉・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蔣經國的這封信，內容是回覆同鄉為了和朋友去中國餐館吃飯而向他要錢會餐。蔣經國寫到，他現在缺會費，但他母親很快就會寄些錢給他，到時候，他自然樂意幫忙。此種「罪行」足以指控這些這將學生，而在此同時，那些與他們勾結的江蘇學生，甚至為了達成在「同鄉會」內的犯罪目的而籌措一筆「互助基金」。
毫無疑問的是，自一九二七年起，的確存在著文件中被稱作「儲金互助會」或「同鄉會」的莫斯科中國學生團體，儘管余敏玲訪問的每一個住在台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友，都異口同聲地說根本沒有這些「協會」。但是它當然並不是「反革命」組織，只不過是包括俞秀松、周達文與董亦湘在內的一些學生，在物質上支持彼此，相互往來，成為朋友，一起打發時間。而他們有時也確實開玩笑把放錢的箱子稱為「互助基金」，而且大笑地說「根據章程第一條」他們都必須支付「會費」，才會被認為是「正式會員」諸如此類的話。
然而，受到陳紹禹和米夫誤導的向忠發，卻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副部長索洛維約夫會面，知會他這令人不安的消息。向忠發不斷要求索洛維約夫安排讓布哈林與史達林接見他。但索洛維約夫僅以書面知會布哈林向忠發的造訪，而且還懷疑他指控這幾名中國學生的真實性。向忠發給了他蔣經國、俞秀松和周達文的名字。沒有人知道布哈林是否曾與向忠發會面，但是根據《一九二四至一九五三年第一總書記接見人登記名冊》，史達林肯定沒有接見向忠發。然而，向忠發卻以自己的權力開始調查「同鄉會案件」。同時，米夫則知會布哈林、約瑟夫・皮亞特尼茨基（Joseph A. Piatnitsky，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與L・N・切爾尼亞夫斯基（L. N. Cherniavsky，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鼓動與宣傳部以及《真理報》編輯）事情發展的狀況。
一九二八年三月，米夫召開了一場與向忠發、另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共代表蘇兆徵以及蘇聯政治保衛總局的官員的祕密會議，會議中決定「承認反黨組織的存在……並且對於〔儲金互助會的成員〕採取紀律處分，並通知所有〔這些中國人就讀的〕學校有該同鄉會的存在」。到了那時，蘇聯政治保衛總局已握有人數為一百五十人的「地下組織」成員資料。試想在當時許多蘇聯高等教育機構中共有一千五百名中國學生就讀，結果卻有十分之一的學生從事「反革命活動」。
三月二十三日，向忠發出發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米夫的支持者在學校召開了一場全體黨員會議（根據其他資料來源顯示，這是一場黨支部的擴大會議，有可能兩場會議都有召開）。在擴大會議上，或者在這兩場會議上，米夫不等來自黨的高層機關做出決定，就斷言大學中有一群學生從事地下反黨活動。在這之後，憤怒的向忠發對教師與中國學生發表以下談話：「凡是在黨內組織反革命的同鄉會的，一律槍斃！」在場的許多人臉色沉了下來。其中有個名叫陳修良（她的化名不詳）的學生表示，即便過了五十年，這些話語依舊縈繞在她的耳邊。
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領導眾人支持阿戈爾的派系。這三位名聲顯赫的中共積極分子，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都有不小的權力。在旅莫支部遭解散之後，「學問很好，人也易親近」的董亦湘由黨委指派，甚至負責學生的黨務工作；也就是說，他實際上是中國學生的新任黨書記，因為理所當然地，無論是薩狄尼可夫或是俄共黨委員會中其他大多數委員都不懂中文。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開始積極培養學生。
然而他們遇到了對手。感覺自己因為抵制領導人而落後了一年學業，許多一般黨員拒絕承認任何人有權力強行替他們做決定。這些人以兩名年輕學生張聞天與沈澤民為中心，兩人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批抵達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他們是陳紹禹的朋友，也都支持米夫，而陳紹禹和米夫支持反對阿戈爾險惡陰謀的薩狄尼可夫。其結果就是，董亦湘的書記職位被解除；沉醉在第一場勝利中的張聞天、沈澤民與他們這一派的人開始發動攻勢。
到了一九二七年六月，眾人情緒已十分激昂，莫斯科中山大學學年末舉行的例行大會成了一場混戰。兩派人馬的衝突持續了五天才平息。除了現有的兩個派系，現在又加入第三個派系，將所有討論的反對者都納入其中，它被稱為「第三勢力」（third force）。
在學生情緒達到沸騰的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米夫與陳紹禹回到了大學。
他們迅速估量形勢，並訴諸所有獨裁者都推崇的「分而治之」原則，開始建立其專政。
校長地位很快就受到確認的米夫，第一件事就是公開支持「第三勢力」，煽動性地宣告結束一切紛爭的必要性。楊尚昆與盛岳寫道，是陳紹禹建議他這麼做的。這很有可能，不過米夫自己也能夠得到相同結論：如果沒有「第三勢力」，他就難以擊敗影響力最大的阿戈爾派系。得到擁護秩序的學生們的支持之後，米夫就能迅速擺脫他的主要對手。但當然了，這也必須經過一番鬥爭。大學在接下來的四週持續動盪不安，會議一個接著一個召開。不同派系的追隨者大肆表達各自的意見。因此，在其中一場會議上，阿戈爾的支持者郭妙根（瓦日諾夫〔Vazhnov〕）將學生分成三類──「走狗、中間派和反對走狗的戰士。」他進一步闡述此一觀點，聲稱：「戈盧別夫〔陳紹禹〕是個政治娼妓……他討好米夫同志與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同志。他自己想當老大，並為此爭取支持者。」彭玉階（化名班科夫〔Bankov〕）支持郭妙根：「在梅塔洛夫（Metallov，本名夏曦，薩狄尼可夫的支持者）看來，學生是健康的，學生裡沒有走狗。但是，例如瓦倫提諾夫（Valentinov）〔張國庶〕和戈盧別夫就是走狗，因為他們會去找米夫祕密談話。這表示梅塔洛夫隱瞞事實，他自己就是走狗。」討論就是在這種程度上進行。
不過，到了夏末，米夫勝利了。阿戈爾被開除。接著，顯然不想與該派系的黨委分享這勝利果實的米夫打擊他自己的支持者撒狄尼可夫。心灰意冷的黨委書記因被指控煽動衝突而被開除。「鬧事」的學生們──陳紹禹、張聞天與沈澤民的朋友們──全都受到處罰，但處罰很輕。這或許只是為了避免讓「第三勢力」起疑。
然而真正遭受批評的是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這三人遭到陳紹禹的怨恨，不只因為他們支持米夫的敵人阿戈爾，也因為這三名老資格的黨員從反對旅莫支部的鬥爭開始，就早已看透了他想在黨中奪權的陰謀。在當時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極力反對建立「戈盧別夫獨裁統治」。因此，一九二七年八月，米夫從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將這三人除名，替陳紹禹開路。學校以一個似是而非的藉口將他們轉學至國際列寧學校。「丘古諾夫（Chugunov）〔周〕、納里馬諾夫（Narimanov）〔俞〕和奧林斯基（Orlinsky）〔董〕已不能留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陳紹禹在之後回憶道。
但是為了徹底掌權，陳紹禹還有許多事要做。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毀謗還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三人的支持者，要成為無可爭議的學生領袖，這是唯一的方法。他所做的這一切，完全符合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
他的幸運時機到來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個名叫王長熙（化名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馬丁諾夫〔Sergei Sergeevich Martynov〕）的學生順道去當時米夫一手控制的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委員會。王長熙說當他恰好經過江蘇同學菲格納（Figner）的房間（此人即薛萼果，也就是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知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孫冶方為其筆名），他聽見緊閉的門後方傳來哈哈大笑的聲音，又聞到強烈的中國菜氣味。他仔細聆聽，但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因為王長熙來自北京，而菲格納以及和他聚會的同志們說著只有江蘇與浙江同鄉才懂的語言。他只聽見江蘇人董亦湘熟悉的聲音，以及顯然是某些浙江人的聲音（很可能是俞秀松，當時他確實在薛萼果的房間裡），之後他打小報告說：「冶方同志的室內有許多江浙人在談話，好像是在開江浙同鄉會。」他無法忍受董亦湘和俞秀松，因為他自己屬於陳紹禹派，陳紹禹推薦他擔任學生的領導。陳紹禹本人當時是教師和口譯員，也是負責煽動與宣傳的黨委；他已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完成大學學業。
在接獲檢舉後，黨委員會立刻確認這次晚餐聚會的人名。順帶一提，其中有幾人並不是江蘇人也不是浙江人。例如曾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但不久前被轉學至軍事學院，只是「順道造訪」聚會的左權就是湖南人。但黨委們並不在乎這樣的瑣事，至少陳紹禹不以為意。陳紹禹與同一派系的人利用這次機會，迅速解決了對他獨裁不滿的學生們。
首先，陳紹禹將所有事情知會米夫，這時米夫已經升職了。除了擔任校長之外，他現在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部長。陳紹禹將發生的事呈報為他「揭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國際列寧學校的中國學生反革命地下組織，該組織在董亦湘、俞秀松和周達文的領導下由江蘇人和浙江人組成。他把周達文也算在內，只因為他是董亦湘和俞秀松的朋友：周達文不在聚會中，而且他來自貴州。在文件中陳紹禹還附上了其他幾個學生的類似指控，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
米夫力挺他的黨羽陳紹禹，於是立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了黨部特別委員會，調查該組織的活動，不久後，他將「江浙同鄉會」的相關資料移交給蘇聯政治保衛總局。這份名為「編號5150情報案」（Intelligent Case No. 5150）的「同鄉會案」被移交給該機構的執行官鮑里斯・亞・梅尼斯（Boris Ya. Menis）負責。梅尼斯很快就揭露了對二十二名學生不利的資料，其中不只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還有來自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軍事工程學校、炮兵與步兵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以及尼古拉・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的學生。梅尼斯在結論中特別寫道：
〔一九〕二七年底，以俞秀松、周大林〔周達文〕與蔣經國為首，先是在莫斯科、接著在周邊地區開始形成嚴重的派系團體。他們的任務是奪取中國學生的黨領導權，並將其導向支持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領導人陳獨秀，維繫與國民黨右派的關係，並且在軍事學院中獲得影響力。
文件已充分證實該無法無天的反黨活動。
逮捕與調查有其必要。
在這之後，一九二八年二月底（二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或最遲在二十七日早上），在米夫的准許下，陳紹禹對向忠發講述這「糟糕的」故事，後者是中共中央委員會臨時政治局委員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他以中國共產黨代表身分前來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向忠發相信陳紹禹。根據認識他的人表示，他天真且頭腦單純。他怎會不相信？畢竟陳紹禹和米夫，以及當時已經被米夫成功「拉攏」的幾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官員已經肯定，這些地下參加者的目的，就是要除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國際列寧學校的學生領袖、布爾什維克黨內多數派的積極支持者，並與左傾托洛斯基反對派、國民黨右派以及「背叛了革命大業」的中共前領導人陳獨秀與譚平山建立「反革命」連結。到了這時，在中國共產黨運動被擊敗之後，陳、譚兩人已放棄了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積極工作。
為證明俞秀松、周達文和董亦湘與托洛斯基派和國民黨的「犯罪聯繫」，陳紹禹將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也列在「同鄉會」活動名單裡。蔣經國在一九二七年確實有一段時間受到托洛斯基派的吸引，而且他也是浙江人。將他列為這「犯罪」團體的一分子的根據，是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鄉（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後，蔣經國從一九二七年底起就讀於列寧格勒的尼古拉・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蔣經國的這封信，內容是回覆同鄉為了和朋友去中國餐館吃飯而向他要錢會餐。蔣經國寫到，他現在缺會費，但他母親很快就會寄些錢給他，到時候，他自然樂意幫忙。此種「罪行」足以指控這些這將學生，而在此同時，那些與他們勾結的江蘇學生，甚至為了達成在「同鄉會」內的犯罪目的而籌措一筆「互助基金」。
毫無疑問的是，自一九二七年起，的確存在著文件中被稱作「儲金互助會」或「同鄉會」的莫斯科中國學生團體，儘管余敏玲訪問的每一個住在台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友，都異口同聲地說根本沒有這些「協會」。但是它當然並不是「反革命」組織，只不過是包括俞秀松、周達文與董亦湘在內的一些學生，在物質上支持彼此，相互往來，成為朋友，一起打發時間。而他們有時也確實開玩笑把放錢的箱子稱為「互助基金」，而且大笑地說「根據章程第一條」他們都必須支付「會費」，才會被認為是「正式會員」諸如此類的話。
然而，受到陳紹禹和米夫誤導的向忠發，卻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副部長索洛維約夫會面，知會他這令人不安的消息。向忠發不斷要求索洛維約夫安排讓布哈林與史達林接見他。但索洛維約夫僅以書面知會布哈林向忠發的造訪，而且還懷疑他指控這幾名中國學生的真實性。向忠發給了他蔣經國、俞秀松和周達文的名字。沒有人知道布哈林是否曾與向忠發會面，但是根據《一九二四至一九五三年第一總書記接見人登記名冊》，史達林肯定沒有接見向忠發。然而，向忠發卻以自己的權力開始調查「同鄉會案件」。同時，米夫則知會布哈林、約瑟夫・皮亞特尼茨基（Joseph A. Piatnitsky，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與L・N・切爾尼亞夫斯基（L. N. Cherniavsky，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鼓動與宣傳部以及《真理報》編輯）事情發展的狀況。
一九二八年三月，米夫召開了一場與向忠發、另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共代表蘇兆徵以及蘇聯政治保衛總局的官員的祕密會議，會議中決定「承認反黨組織的存在……並且對於〔儲金互助會的成員〕採取紀律處分，並通知所有〔這些中國人就讀的〕學校有該同鄉會的存在」。到了那時，蘇聯政治保衛總局已握有人數為一百五十人的「地下組織」成員資料。試想在當時許多蘇聯高等教育機構中共有一千五百名中國學生就讀，結果卻有十分之一的學生從事「反革命活動」。
三月二十三日，向忠發出發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米夫的支持者在學校召開了一場全體黨員會議（根據其他資料來源顯示，這是一場黨支部的擴大會議，有可能兩場會議都有召開）。在擴大會議上，或者在這兩場會議上，米夫不等來自黨的高層機關做出決定，就斷言大學中有一群學生從事地下反黨活動。在這之後，憤怒的向忠發對教師與中國學生發表以下談話：「凡是在黨內組織反革命的同鄉會的，一律槍斃！」在場的許多人臉色沉了下來。其中有個名叫陳修良（她的化名不詳）的學生表示，即便過了五十年，這些話語依舊縈繞在她的耳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