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平定縣娘子關保衛戰、日軍大屠殺、百團大戰、抗日根據地建設】
從日軍於1937年10月12日入侵娘子關開始，到1945年8月15日他們投降為止，平定縣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包括娘子關保衛戰、多個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等等。但是學界對這些發生在平定的事件的研究，卻非常稀少。對娘子關之後的日軍在平定的殖民統治和發生在平定的所謂「國特案」，也幾乎沒有研究。（由於篇幅的原因，後面這兩個問題，我們在文中只能提到，沒有做深入探討。）這些事件對現代社會的型塑就更沒有什麼研究了。
本章從實證社會學、闡釋社會學、批判社會學三個視角，分別研究了發生在平定縣的娘子關保衛戰、日軍的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的抗日根據地建設問題。我們發現中日雙方在中方傷亡數據方面相差無幾，但是在日方傷亡數據方面卻有比較大的出入，大屠殺方面的資料也需要繼續探討。我們對這些事件中個體經驗的描述，使得我們看到了乾巴巴的資料後面的個人，這又使我們對整個事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使之更加直觀，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我們對大的政治、軍事、社會因素的描述，比如中日雙方以及中方各部隊之間軍力的懸殊與變化、中共整風運動在根據地建設與鞏固中的作用等等，使得我們對這些事件的發生和發展的大的結構性背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
我們研究的這些問題，比如數據問題、統一戰線、整風運動等，在現代社會的塑造與變遷中，仍然在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需要繼續探討的。我們的研究視角對學術性地探討這些變遷也非常重要。希望我們的發現無論對歷史的研究還是對現代社會的塑造都有啟發作用。
本章將首先介紹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然後從社會學實證、闡釋與批判的角度，逐一簡單分析涉及到上述發生在平定的幾個事件的三個不同方面。我們會儘量利用國軍、八路軍、日軍方面的記錄，包括軍史、戰史，以及地方誌、各種專書、日記、回憶錄、訪談記錄等，並結合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來分析這些事件，並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希望我們的討論對抗戰研究有所啟發，對現代社會的發展與變遷也有所啟發。
一、社會學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
社會學的方法論是指社會學對世界的認識，方法是指研究所採用的具體措施。傳統社會學有以塗爾幹為代表的實證社會學以及後來帕森斯等人的結構功能主義等、以韋伯為代表的闡釋社會學以及後來布魯默、戈夫曼等人的社會互動主義等，以及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批判社會學和後來的女權主義等。我們把這三個傳統簡稱為實證社會學、闡釋社會學、批判社會學。
（一）實證社會學
實證社會學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可測的；社會是有一個客觀的結構的；一個事情的發生，是由一些可測的變量所導致的。比如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的連連失敗，是由一系列的因素╱變量所導致的，包括第一，當時的日本已經是一個工業大國，擁有現役和預備役兵力786.8萬。而當時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役和預備役軍隊加起來只有252.9萬。第二，日軍裝備精良，而國軍裝備則參差不齊。第三，國軍參戰部隊成分複雜，指揮困難。比如娘子關保衛戰參戰部隊有中央軍、西北軍、川軍、八路軍、晉綏軍等五大塊。部隊協調困難，不容易形成統一行動。 而日軍則只有一個師團，協調容易，行動統一。這些都是客觀因素，可以用能查證的資料來表明。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所以Alford把這個方法稱之為多變量視角（multivariate arguments）。
從具體方法上來講，實證主義的研究會搜集各種客觀的資料，即可以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並找出變量之間的關係。這就涉及到描述統計學和推論統計學的問題。如果說上面所講的敵我懸殊是一個客觀事實的話，那麼敵我傷亡的數字也應該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是描述統計學。推論說敵我軍事懸殊是造成中方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推論統計學。儘管描述統計學和用資料調查和統計的方法、算出變量之間的關係的做法還不完全一樣，但二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描述統計學會論證比如在娘子關保衛戰、七亘大捷、台兒莊戰役中敵我雙方的死亡人數。通過對比中方和日方的戰鬥記錄，這是可以搞得比較清楚的，儘管這些數字在近80年之後的今天仍然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這些也是計量史學所關注的問題。
但是實證社會學有它的短板。比如拿描述統計學來講，戰爭雙方的傷亡數字，「中國軍隊就不用說了，即使是對內部管理制度極其嚴格，死傷數必須層層上報……因而會留下一連串數字記錄的日軍來說，也一樣會困難重重」。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2月31日，日軍在中國死亡數就從一開始的76,240人，調整到後來的84,026人。這裡有檔案銷毀的問題、統計計算錯誤的問題、傷亡人數的漏報問題等等。姜克實認為八路軍的戰死者除了黨員、排長以上幹部和紅軍戰士以外，其他人一般都沒有記錄。無論是哪一方的死亡人數的統計，做到確切和完全「客觀」是很難的，儘管大概數字還是可以統計到的。
本章會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來討論前述平定縣抗戰的幾個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實證社會學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事情的全貌，還需要另外兩種方法來補充。
（二） 闡釋社會學
闡釋社會學認為一個事件的發生，還有一些主觀的因素。韋伯的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在講宗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完全是馬克思說的那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對我們研究的平定抗戰的各種問題來說，也可以說事情的發展總是經常受到一些主觀因素的影響。比如在戰場上雙方採取什麼戰略與策略，是由雙方將領對敵我情況的判斷等因素來決定的。這些判斷有時候就是很主觀的。比如閻錫山將中央軍和晉綏軍的主力大部都部署在忻口戰場，使得晉東的兵力十分薄弱，因為他認為中央軍能守住石家莊—娘子關一線。這個判斷顯然是錯誤的。党慶蘭認為抗戰初期國軍失敗的原因之一是選擇了陣地戰而不是游擊戰。但是在當時群情激昂一致抗日的情況下，不和日軍正面進行大規模交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實這也是社會學所講的對現實的社會構造（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而這種構造或許是錯誤的，但是無論錯誤與否，都是有後果的。
另外對戰爭勝負、得失的判斷也有很多的主觀性。娘子關保衛戰從總體上講是失敗了。八路軍的七亘大捷也沒有能阻止日軍西進。但是七亘大捷畢竟是一次勝仗。娘子關保衛戰的慘烈，中國人犧牲的壯烈，也至少表明了這個民族還有血性，雖敗猶榮。台兒莊戰役，日本人承認戰敗，但是中國軍隊的死傷超過日軍很多，大概是日軍的至少十倍。那麼，死傷人數能否也被看作是戰爭勝負的一個標準？如果可以的話，勝負就又顛倒了。我們在後面會討論百團大戰的得失。日本人的投降，最後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把他們打敗了，還是美國人把他們打敗了，也還是有爭議的問題。
日本人在掃蕩中對中國平民的大屠殺，也是一個需要判斷和解釋的問題。首先，日軍如何合理化大屠殺。克勞塞維茨說，「為了政治社會以及軍事原因，走向勝利的最佳方式應該是最短、最直接的方式……也就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暴力」。正如袁源和Steve指出的，這包括了給軍隊提供糧食和衣物的老百姓，但是這和不傷害平民的原則是相衝突的。在2023-2025年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衝突中，後者對加沙地帶的狂轟濫炸是另外一個鮮明的例子。
其次，日軍的確也這樣做了。在1940年的所謂「肅正」作戰中，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官筱塚義男命令「要在敵軍根據地進行徹底的『三光作戰』，斷絕敵軍將來的生存能力」。他們的作戰計畫包括「毀壞無法運走的繳獲武器和糧草並屠殺有抗日傾向的根據地成年男性平民」等內容。
駐平定的日軍在「討伐」測魚附近的根據地軍民時也記錄了焚燒糧秣的情況。這裡沒有虐殺平民的記錄，但是本章討論了日軍在平定的幾次大屠殺，包括從娘子關進入平定時和掃蕩中的屠殺，儘管我們還沒有發現他們的戰鬥詳報中有屠殺的記錄。不過正如姜克實指出的，日軍應該是有意地迴避虐殺平民的問題。他說在「學術研究價值較高的日軍戰史檔案中，同樣也存在研究死角。即其中不見任何對平民百姓、俘虜傷兵的殺害記錄。儘管事實上，這種犯罪行為普遍存在」。這正是日軍試圖對現實進行的重構。下文會繼續討論這些問題，尤其是平民如何被殘殺的問題。
日軍在掃蕩中對平民的屠殺，也正是薄一波、趙雨亭他們所說的「報復性掃蕩」，這也是一種敵我之間的互動，但是這種互動的後果之一是無數平民被虐殺，正如我們後面會討論的，這仍然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充滿倫理困境的問題。
關於日軍的殘暴問題，郝志東在他的研究中還討論了日軍殺人、強姦並殺害婦女、燒村莊、搶東西的問題，討論了人性的問題，以及結構性因素（如戰爭）、文化因素與個人因素的作用。除了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結構性問題之外，這也是一個個人如何闡釋文化並踐行文化的問題。正如姜克實指出的，是軍國主義的教育，忠君愛國思想的教育，以及服從命令聽指揮的教育，使得正常人變成了殺人工具。
總之，闡釋社會學告訴我們說影響事情發展的因素還有一些是當事者對事情發展所作的主觀判斷、他們對事件的詮釋、敵我雙方的互動（方法論），等等，所以研究者需要分析他們是怎麼說的，怎麼做的，他們是如何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的（方法）。這些對戰爭發展的看法，對虐殺平民的解釋，都是闡釋社會學要研究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對以上這些問題不做闡釋的話，我們對抗戰的研究就是不全面的，對戰爭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於是對未來的警示也是不全面的。總之，闡釋社會學會給我們提出更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必須要思考才能全面理解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的問題。
（三） 批判社會學
批判社會學試圖彌補實證社會學和闡釋社會學的不足，將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一個更加宏觀的視角，即結構性的因素以及歷史發展的過程上面。批判社會學認為影響人們行為的因素是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結構性的因素，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種種事件所導致的結果（方法論）。而具體的方法，就是要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分析的那樣，看各種政治╱階級力量的角逐，看一個事件如何導致另外一個事件的發生，同時也不會忽視當事人對自己境況的闡釋以及多變量視角的情況分析。
正如林語堂所描述的，從1931年到1937年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之前，就有一系列的事件發生：1931-1932年日軍佔領滿洲；1933年佔領熱河以及同年的《塘沽協定》劃給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域；1934-1935年日軍對察哈爾的武裝滲入；1935年日軍在非武裝區域建立的冀東政府；1936年日軍公開宣佈要建華北五省為第二個滿洲國。接著便是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日本試圖吞併中國的企圖已經顯而易見。
那麼，中國政府的反應如何呢？有沒有可能在日軍佔領滿洲時就和日本開戰。蔣介石的判斷是自己還沒有準備好。他要等待全國人民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所以他一讓再讓，企圖避免一場大戰。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描述的，直到1937年，中國仍然沒有準備好，大戰也沒有能夠避免。但是無論蔣的這個判斷正確與否，無論是早打還是晚打，可能結果都是慘烈的、悲劇性的。
我們在討論中方對日方侵略的反應時，已經進入闡釋社會學的領域。換句話說，批判社會學也必須和闡釋社會學以及實證社會學結合在一起，才能產生最好的研究，從而使我們對歷史事件有更好的瞭解。
我們再舉兩個例子。在延安整風時期，平定縣也進行了整風，並「發現」了一個國民黨特務案（國特案）。當時平定分為三縣：平東縣、平西縣和路北（平定）縣（見圖1-9）。平東縣的國特案導致了九人被處死。這些人多數是家庭出身較好的人，這和階級就有關係了。所以，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是個階級鬥爭問題。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人都已經參加了革命並對自己的過去以及對自己所參加的所謂國民黨特務活動有了深刻的檢討，為什麼還要將他們處死呢？況且他們的所謂活動充其量是說說風涼話，對上級幹部作風的不滿而發發牢騷，以及一些談不上是真正的叛變投敵的行為。所以說，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看，國特案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就很牽強。
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也是基於階級鬥爭的原理，但是是在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基礎上，比如抗日政府實行的三三制，以及八路軍在抗戰中得到本地仕紳的大力支持等。但是對開明紳士的團結，並不能說明後者就已經是自己人了。這一點在後來的土改運動中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但是無論如何，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階級鬥爭原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抗日根據地還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這裡又充滿了很多脆弱的結合。
總之，從社會學方法論和方法的角度講，一個好的研究，應該是結合了實證、闡釋和批判社會學方法的研究。這正是我們在這篇文章裡試圖做的事情。下面我們用社會學研究方法的三個視角，依次討論平定縣抗戰中的娘子關保衛戰（包括七亘大捷）、多個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等問題。
從日軍於1937年10月12日入侵娘子關開始，到1945年8月15日他們投降為止，平定縣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包括娘子關保衛戰、多個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等等。但是學界對這些發生在平定的事件的研究，卻非常稀少。對娘子關之後的日軍在平定的殖民統治和發生在平定的所謂「國特案」，也幾乎沒有研究。（由於篇幅的原因，後面這兩個問題，我們在文中只能提到，沒有做深入探討。）這些事件對現代社會的型塑就更沒有什麼研究了。
本章從實證社會學、闡釋社會學、批判社會學三個視角，分別研究了發生在平定縣的娘子關保衛戰、日軍的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的抗日根據地建設問題。我們發現中日雙方在中方傷亡數據方面相差無幾，但是在日方傷亡數據方面卻有比較大的出入，大屠殺方面的資料也需要繼續探討。我們對這些事件中個體經驗的描述，使得我們看到了乾巴巴的資料後面的個人，這又使我們對整個事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使之更加直觀，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我們對大的政治、軍事、社會因素的描述，比如中日雙方以及中方各部隊之間軍力的懸殊與變化、中共整風運動在根據地建設與鞏固中的作用等等，使得我們對這些事件的發生和發展的大的結構性背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
我們研究的這些問題，比如數據問題、統一戰線、整風運動等，在現代社會的塑造與變遷中，仍然在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需要繼續探討的。我們的研究視角對學術性地探討這些變遷也非常重要。希望我們的發現無論對歷史的研究還是對現代社會的塑造都有啟發作用。
本章將首先介紹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然後從社會學實證、闡釋與批判的角度，逐一簡單分析涉及到上述發生在平定的幾個事件的三個不同方面。我們會儘量利用國軍、八路軍、日軍方面的記錄，包括軍史、戰史，以及地方誌、各種專書、日記、回憶錄、訪談記錄等，並結合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來分析這些事件，並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希望我們的討論對抗戰研究有所啟發，對現代社會的發展與變遷也有所啟發。
一、社會學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
社會學的方法論是指社會學對世界的認識，方法是指研究所採用的具體措施。傳統社會學有以塗爾幹為代表的實證社會學以及後來帕森斯等人的結構功能主義等、以韋伯為代表的闡釋社會學以及後來布魯默、戈夫曼等人的社會互動主義等，以及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批判社會學和後來的女權主義等。我們把這三個傳統簡稱為實證社會學、闡釋社會學、批判社會學。
（一）實證社會學
實證社會學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可測的；社會是有一個客觀的結構的；一個事情的發生，是由一些可測的變量所導致的。比如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的連連失敗，是由一系列的因素╱變量所導致的，包括第一，當時的日本已經是一個工業大國，擁有現役和預備役兵力786.8萬。而當時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役和預備役軍隊加起來只有252.9萬。第二，日軍裝備精良，而國軍裝備則參差不齊。第三，國軍參戰部隊成分複雜，指揮困難。比如娘子關保衛戰參戰部隊有中央軍、西北軍、川軍、八路軍、晉綏軍等五大塊。部隊協調困難，不容易形成統一行動。 而日軍則只有一個師團，協調容易，行動統一。這些都是客觀因素，可以用能查證的資料來表明。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所以Alford把這個方法稱之為多變量視角（multivariate arguments）。
從具體方法上來講，實證主義的研究會搜集各種客觀的資料，即可以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並找出變量之間的關係。這就涉及到描述統計學和推論統計學的問題。如果說上面所講的敵我懸殊是一個客觀事實的話，那麼敵我傷亡的數字也應該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是描述統計學。推論說敵我軍事懸殊是造成中方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推論統計學。儘管描述統計學和用資料調查和統計的方法、算出變量之間的關係的做法還不完全一樣，但二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描述統計學會論證比如在娘子關保衛戰、七亘大捷、台兒莊戰役中敵我雙方的死亡人數。通過對比中方和日方的戰鬥記錄，這是可以搞得比較清楚的，儘管這些數字在近80年之後的今天仍然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這些也是計量史學所關注的問題。
但是實證社會學有它的短板。比如拿描述統計學來講，戰爭雙方的傷亡數字，「中國軍隊就不用說了，即使是對內部管理制度極其嚴格，死傷數必須層層上報……因而會留下一連串數字記錄的日軍來說，也一樣會困難重重」。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2月31日，日軍在中國死亡數就從一開始的76,240人，調整到後來的84,026人。這裡有檔案銷毀的問題、統計計算錯誤的問題、傷亡人數的漏報問題等等。姜克實認為八路軍的戰死者除了黨員、排長以上幹部和紅軍戰士以外，其他人一般都沒有記錄。無論是哪一方的死亡人數的統計，做到確切和完全「客觀」是很難的，儘管大概數字還是可以統計到的。
本章會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來討論前述平定縣抗戰的幾個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實證社會學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事情的全貌，還需要另外兩種方法來補充。
（二） 闡釋社會學
闡釋社會學認為一個事件的發生，還有一些主觀的因素。韋伯的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在講宗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完全是馬克思說的那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對我們研究的平定抗戰的各種問題來說，也可以說事情的發展總是經常受到一些主觀因素的影響。比如在戰場上雙方採取什麼戰略與策略，是由雙方將領對敵我情況的判斷等因素來決定的。這些判斷有時候就是很主觀的。比如閻錫山將中央軍和晉綏軍的主力大部都部署在忻口戰場，使得晉東的兵力十分薄弱，因為他認為中央軍能守住石家莊—娘子關一線。這個判斷顯然是錯誤的。党慶蘭認為抗戰初期國軍失敗的原因之一是選擇了陣地戰而不是游擊戰。但是在當時群情激昂一致抗日的情況下，不和日軍正面進行大規模交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實這也是社會學所講的對現實的社會構造（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而這種構造或許是錯誤的，但是無論錯誤與否，都是有後果的。
另外對戰爭勝負、得失的判斷也有很多的主觀性。娘子關保衛戰從總體上講是失敗了。八路軍的七亘大捷也沒有能阻止日軍西進。但是七亘大捷畢竟是一次勝仗。娘子關保衛戰的慘烈，中國人犧牲的壯烈，也至少表明了這個民族還有血性，雖敗猶榮。台兒莊戰役，日本人承認戰敗，但是中國軍隊的死傷超過日軍很多，大概是日軍的至少十倍。那麼，死傷人數能否也被看作是戰爭勝負的一個標準？如果可以的話，勝負就又顛倒了。我們在後面會討論百團大戰的得失。日本人的投降，最後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把他們打敗了，還是美國人把他們打敗了，也還是有爭議的問題。
日本人在掃蕩中對中國平民的大屠殺，也是一個需要判斷和解釋的問題。首先，日軍如何合理化大屠殺。克勞塞維茨說，「為了政治社會以及軍事原因，走向勝利的最佳方式應該是最短、最直接的方式……也就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暴力」。正如袁源和Steve指出的，這包括了給軍隊提供糧食和衣物的老百姓，但是這和不傷害平民的原則是相衝突的。在2023-2025年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衝突中，後者對加沙地帶的狂轟濫炸是另外一個鮮明的例子。
其次，日軍的確也這樣做了。在1940年的所謂「肅正」作戰中，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官筱塚義男命令「要在敵軍根據地進行徹底的『三光作戰』，斷絕敵軍將來的生存能力」。他們的作戰計畫包括「毀壞無法運走的繳獲武器和糧草並屠殺有抗日傾向的根據地成年男性平民」等內容。
駐平定的日軍在「討伐」測魚附近的根據地軍民時也記錄了焚燒糧秣的情況。這裡沒有虐殺平民的記錄，但是本章討論了日軍在平定的幾次大屠殺，包括從娘子關進入平定時和掃蕩中的屠殺，儘管我們還沒有發現他們的戰鬥詳報中有屠殺的記錄。不過正如姜克實指出的，日軍應該是有意地迴避虐殺平民的問題。他說在「學術研究價值較高的日軍戰史檔案中，同樣也存在研究死角。即其中不見任何對平民百姓、俘虜傷兵的殺害記錄。儘管事實上，這種犯罪行為普遍存在」。這正是日軍試圖對現實進行的重構。下文會繼續討論這些問題，尤其是平民如何被殘殺的問題。
日軍在掃蕩中對平民的屠殺，也正是薄一波、趙雨亭他們所說的「報復性掃蕩」，這也是一種敵我之間的互動，但是這種互動的後果之一是無數平民被虐殺，正如我們後面會討論的，這仍然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充滿倫理困境的問題。
關於日軍的殘暴問題，郝志東在他的研究中還討論了日軍殺人、強姦並殺害婦女、燒村莊、搶東西的問題，討論了人性的問題，以及結構性因素（如戰爭）、文化因素與個人因素的作用。除了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結構性問題之外，這也是一個個人如何闡釋文化並踐行文化的問題。正如姜克實指出的，是軍國主義的教育，忠君愛國思想的教育，以及服從命令聽指揮的教育，使得正常人變成了殺人工具。
總之，闡釋社會學告訴我們說影響事情發展的因素還有一些是當事者對事情發展所作的主觀判斷、他們對事件的詮釋、敵我雙方的互動（方法論），等等，所以研究者需要分析他們是怎麼說的，怎麼做的，他們是如何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的（方法）。這些對戰爭發展的看法，對虐殺平民的解釋，都是闡釋社會學要研究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對以上這些問題不做闡釋的話，我們對抗戰的研究就是不全面的，對戰爭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於是對未來的警示也是不全面的。總之，闡釋社會學會給我們提出更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必須要思考才能全面理解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的問題。
（三） 批判社會學
批判社會學試圖彌補實證社會學和闡釋社會學的不足，將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一個更加宏觀的視角，即結構性的因素以及歷史發展的過程上面。批判社會學認為影響人們行為的因素是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結構性的因素，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種種事件所導致的結果（方法論）。而具體的方法，就是要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分析的那樣，看各種政治╱階級力量的角逐，看一個事件如何導致另外一個事件的發生，同時也不會忽視當事人對自己境況的闡釋以及多變量視角的情況分析。
正如林語堂所描述的，從1931年到1937年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之前，就有一系列的事件發生：1931-1932年日軍佔領滿洲；1933年佔領熱河以及同年的《塘沽協定》劃給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域；1934-1935年日軍對察哈爾的武裝滲入；1935年日軍在非武裝區域建立的冀東政府；1936年日軍公開宣佈要建華北五省為第二個滿洲國。接著便是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日本試圖吞併中國的企圖已經顯而易見。
那麼，中國政府的反應如何呢？有沒有可能在日軍佔領滿洲時就和日本開戰。蔣介石的判斷是自己還沒有準備好。他要等待全國人民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所以他一讓再讓，企圖避免一場大戰。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描述的，直到1937年，中國仍然沒有準備好，大戰也沒有能夠避免。但是無論蔣的這個判斷正確與否，無論是早打還是晚打，可能結果都是慘烈的、悲劇性的。
我們在討論中方對日方侵略的反應時，已經進入闡釋社會學的領域。換句話說，批判社會學也必須和闡釋社會學以及實證社會學結合在一起，才能產生最好的研究，從而使我們對歷史事件有更好的瞭解。
我們再舉兩個例子。在延安整風時期，平定縣也進行了整風，並「發現」了一個國民黨特務案（國特案）。當時平定分為三縣：平東縣、平西縣和路北（平定）縣（見圖1-9）。平東縣的國特案導致了九人被處死。這些人多數是家庭出身較好的人，這和階級就有關係了。所以，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是個階級鬥爭問題。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人都已經參加了革命並對自己的過去以及對自己所參加的所謂國民黨特務活動有了深刻的檢討，為什麼還要將他們處死呢？況且他們的所謂活動充其量是說說風涼話，對上級幹部作風的不滿而發發牢騷，以及一些談不上是真正的叛變投敵的行為。所以說，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看，國特案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就很牽強。
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也是基於階級鬥爭的原理，但是是在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基礎上，比如抗日政府實行的三三制，以及八路軍在抗戰中得到本地仕紳的大力支持等。但是對開明紳士的團結，並不能說明後者就已經是自己人了。這一點在後來的土改運動中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但是無論如何，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階級鬥爭原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抗日根據地還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這裡又充滿了很多脆弱的結合。
總之，從社會學方法論和方法的角度講，一個好的研究，應該是結合了實證、闡釋和批判社會學方法的研究。這正是我們在這篇文章裡試圖做的事情。下面我們用社會學研究方法的三個視角，依次討論平定縣抗戰中的娘子關保衛戰（包括七亘大捷）、多個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