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中國抗戰、土改、文革歷史問題批判
活動訊息
金石堂閱讀週年慶第二波
第4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內容簡介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還原歷史真相、汲取經驗教訓，既是本書宗旨，亦是作者期許。殷鑑不遠，願與讀者共勉。
核心提問
1.在我們今日的集體記憶中，有多少「是是非非」其實是被建構出來的？
2.當宏大敘事掩蓋了歷史事實時，我們又該如何還原真相？
3.從抗戰、土改到文革，在這條歷史軌跡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制度、文化與個人行為的深層邏輯？
內容簡介
本書以山西平定等地發生的歷史事件為切入點，討論了中國現代史上的抗戰、土改與文革。我們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強調在相關歷史研究中數據的重要性、個人經歷與作用的重要性，以及戰爭、專制等結構性因素作為暴力成因的重要性。本書也著重探討與這些歷史事件相關的責任、倫理、罪感、人性、「文革思維」及其沿革等問題，並進一步討論這些議題對當今中國政治轉型的啟發。的確，唯有直面歷史，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中國的民主轉型才有可能；而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只會延宕這一進程。
封面介紹
山西省平定縣西郊村蒼岩行祠上院的「光明勝境」石坊。石坊橫額為「環山疊翠」，上方另立「碧霞宮」坊額。楹聯：「過此脫紅塵導開覺路；修來證白業笑指迷津。」背面橫額為「光明勝境」，上方另立「聖母祠」坊額。楹聯：「法駕遙臨三月廿八日；慈航普渡十方數萬人。」（每年農曆三月二十八日為該村廟會。）該石坊建於光緒元年（1875），一百五十餘年來，見證了歷史的風雨滄桑。這些楹聯也從宗教立場出發勸導世人棄惡從善，追求「光明勝境」。（封面圖片及介紹：本書作者）
核心提問
1.在我們今日的集體記憶中，有多少「是是非非」其實是被建構出來的？
2.當宏大敘事掩蓋了歷史事實時，我們又該如何還原真相？
3.從抗戰、土改到文革，在這條歷史軌跡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制度、文化與個人行為的深層邏輯？
內容簡介
本書以山西平定等地發生的歷史事件為切入點，討論了中國現代史上的抗戰、土改與文革。我們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強調在相關歷史研究中數據的重要性、個人經歷與作用的重要性，以及戰爭、專制等結構性因素作為暴力成因的重要性。本書也著重探討與這些歷史事件相關的責任、倫理、罪感、人性、「文革思維」及其沿革等問題，並進一步討論這些議題對當今中國政治轉型的啟發。的確，唯有直面歷史，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中國的民主轉型才有可能；而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只會延宕這一進程。
封面介紹
山西省平定縣西郊村蒼岩行祠上院的「光明勝境」石坊。石坊橫額為「環山疊翠」，上方另立「碧霞宮」坊額。楹聯：「過此脫紅塵導開覺路；修來證白業笑指迷津。」背面橫額為「光明勝境」，上方另立「聖母祠」坊額。楹聯：「法駕遙臨三月廿八日；慈航普渡十方數萬人。」（每年農曆三月二十八日為該村廟會。）該石坊建於光緒元年（1875），一百五十餘年來，見證了歷史的風雨滄桑。這些楹聯也從宗教立場出發勸導世人棄惡從善，追求「光明勝境」。（封面圖片及介紹：本書作者）
目錄
【目 次】
自 序
第一部分 抗戰
第一章 平定縣娘子關保衛戰、日軍大屠殺、百團大戰、抗日根據地建設
一、社會學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
二、娘子關保衛戰的一些問題
三、日軍在平定的大屠殺
四、百團大戰中的獅腦山戰鬥
五、平定的抗日根據地建設問題
六、總結
第二章 附敵圖存的倫理困境：抗戰時期山西平定等地若干「漢奸」案例的考察
一、漢奸、合作者、附敵者的複雜性及其倫理困境
二、形形色色的附敵者：平定等地的例子
三、為附敵歸因
四、為附敵付出代價
五、結語
第三章 從日本人對二戰的反省看中日「罪感」文化的建立問題
一、從日本文化重視「恥感」缺乏「罪感」到增加「罪感」談起
二、中國文化缺乏「罪感」的概念
三、何謂「罪感」：雅斯貝爾斯對德國人「罪感」的論述
四、如何建立「罪感」
五、建立「罪感」對我們應該如何正視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啟發
第二部分 土改
第四章 社會互動與暴力土改：以山西省平定縣為例
一、嘗試用社會互動理論來理解土改暴力的形成與實施
二、平定縣概況與研究方法簡述
三、平定縣暴力土改的情況總結
四、平定基層幹部和農民在暴力過程中的互動及其結果
五、結論
第五章 人性中的善與惡：從日本的侵華戰爭、中國的內戰與土改中的事例來看
一、普世的人性
二、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善
三、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惡
四、結論
第三部分 文革
第六章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對當今中國發展的啟發
一、文革的起源、發展與文革思維
二、紅衛兵是怎樣被發動起來的？他們為什麼會如此聽話？紅衛兵運動對今天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啟發？
三、文革之中為什麼會有兩派之鬥？這種派別之爭有什麼意義？
四、文革為什麼會有暴力？如何理解文革中的暴力？這和今天政治和社會上的暴力有什麼關係？
五、為什麼說文革對個人造成的傷害、使人對社會失望才是最嚴重的傷害？
第七章 文革思維：從蘇區反AB團和延安整風到平定土改和文革
一、研究方法簡介
二、階級鬥爭與敵對思維：蘇區反AB團運動、延安的「搶救」運動、平定的土改與文革
三、從反AB團和延安整風延續到土改和文革中的謬誤推理、獨裁、非人化思維
四、暴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五、文革思維和今日中國的相關性
六、結論
第四部分 結論
第八章 十月革命的遺產與中國的未來：俄國十月革命100週年祭
第九章 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與中國社會轉型
一、社會的轉型：中國往哪裡去？
二、時空的斷裂：對土改與文革的記憶以及認同的模糊
三、時空的整合：歷史的復原、認同的重構及其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啟發
索 引
自 序
第一部分 抗戰
第一章 平定縣娘子關保衛戰、日軍大屠殺、百團大戰、抗日根據地建設
一、社會學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
二、娘子關保衛戰的一些問題
三、日軍在平定的大屠殺
四、百團大戰中的獅腦山戰鬥
五、平定的抗日根據地建設問題
六、總結
第二章 附敵圖存的倫理困境：抗戰時期山西平定等地若干「漢奸」案例的考察
一、漢奸、合作者、附敵者的複雜性及其倫理困境
二、形形色色的附敵者：平定等地的例子
三、為附敵歸因
四、為附敵付出代價
五、結語
第三章 從日本人對二戰的反省看中日「罪感」文化的建立問題
一、從日本文化重視「恥感」缺乏「罪感」到增加「罪感」談起
二、中國文化缺乏「罪感」的概念
三、何謂「罪感」：雅斯貝爾斯對德國人「罪感」的論述
四、如何建立「罪感」
五、建立「罪感」對我們應該如何正視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啟發
第二部分 土改
第四章 社會互動與暴力土改：以山西省平定縣為例
一、嘗試用社會互動理論來理解土改暴力的形成與實施
二、平定縣概況與研究方法簡述
三、平定縣暴力土改的情況總結
四、平定基層幹部和農民在暴力過程中的互動及其結果
五、結論
第五章 人性中的善與惡：從日本的侵華戰爭、中國的內戰與土改中的事例來看
一、普世的人性
二、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善
三、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惡
四、結論
第三部分 文革
第六章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對當今中國發展的啟發
一、文革的起源、發展與文革思維
二、紅衛兵是怎樣被發動起來的？他們為什麼會如此聽話？紅衛兵運動對今天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啟發？
三、文革之中為什麼會有兩派之鬥？這種派別之爭有什麼意義？
四、文革為什麼會有暴力？如何理解文革中的暴力？這和今天政治和社會上的暴力有什麼關係？
五、為什麼說文革對個人造成的傷害、使人對社會失望才是最嚴重的傷害？
第七章 文革思維：從蘇區反AB團和延安整風到平定土改和文革
一、研究方法簡介
二、階級鬥爭與敵對思維：蘇區反AB團運動、延安的「搶救」運動、平定的土改與文革
三、從反AB團和延安整風延續到土改和文革中的謬誤推理、獨裁、非人化思維
四、暴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五、文革思維和今日中國的相關性
六、結論
第四部分 結論
第八章 十月革命的遺產與中國的未來：俄國十月革命100週年祭
第九章 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與中國社會轉型
一、社會的轉型：中國往哪裡去？
二、時空的斷裂：對土改與文革的記憶以及認同的模糊
三、時空的整合：歷史的復原、認同的重構及其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啟發
索 引
序／導讀
【自 序】
這本《是是非非：中國抗戰、土改、文革歷史問題批判》是本人的「五批判書」之一。2027年預計出版《民主與威權的博弈：兩岸四地和美國的政治與社會批判》和《角色與立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批判》。2028年預計出版《信仰與社會：兩岸四地與美國宗教社會學批判》和《學術自由：高等教育社會學批判》。
這些書裡的章節多為本人十多年來在報刊、雜誌、編書上發表的論文、時評等，就我們社會面臨的一些問題展開一些討論，做些批判。因為本人感覺這些文章中的觀點還有些價值，且有現實性，所以在元華文創出版社的支持下，將文章結集出版，供讀者參考和批判。
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50週年，所以我們決定先出這部中國當代歷史問題批判的文集。本書除了討論文革的文章之外，還有一些討論抗戰和土改的文章，以及如何汲取歷史教訓的文章。全書以山西省平定縣的歷史事件為主要個案，同時兼及其他地區的實例。其分析與結論對研究中國其他地區的抗戰、土改與文革亦具有啟發意義。紀念文革結束，也是研究如何吸取文革教訓的時刻。因為文革思維和中共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各種鬥爭思維無法分開，所以對抗戰、土改和文革時期的一些是是非非及其研究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看到其中一些共同的邏輯，就顯得尤其必要了。
具體來講，本書分四個部分：抗戰、土改、文革、結論。我們下面就來簡單介紹這幾個部分的主要內容。
第一部分討論抗戰，共分三章。第一章討論了平定縣抗戰的幾個問題，包括娘子關保衛戰、日軍大屠殺、百團大戰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第二章討論附敵圖存的倫理困境，對「漢奸」案例做了一些考察。第三章從日本人對二戰的反省看中日兩國「罪感」文化建立的必要性。
第一章的研究指出，在娘子關保衛戰中，中國軍隊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中方共約10萬人參戰，傷亡3萬多人，其中戰死1萬多人。從平定到太原，中方又死傷2萬多人，其中戰死4,500人。而日方整體參戰人數為3萬，從娘子關到太原才戰死650人，戰傷1,650人。在日軍的戰史中不見他們在平定殺害平民的記錄，儘管實際數據可能在兩千到一萬多不等。中國人自己統計的平定縣的大屠殺數據和有具體名字的數據有較大的出入。
這些數據的詳細統計既是一個對抗戰中犧牲的戰士和平民的尊重的問題，也是一個研究的倫理問題。研究者需要尊重客觀事實，尋求真相，而不應該隨意識形態起舞。
我們在敘述歷史事件時，也特別注重了個人的經歷與體會，讓我們看到一個個人的經歷，而不僅僅是乾巴巴的數字。這樣才能讓我們真正理解戰爭的殘酷和老百姓的災難。
我們還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討論了百團大戰的得失、根據地的定義等等問題。對共產黨的力量在抗戰中的擴展，我們特別指出了政治、軍事、社會等結構性因素的作用，比如統一戰線、整風運動等。我們還討論了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不同社會政治力量之間的博弈問題。
第二章討論了附敵圖存、通常被稱為「漢奸」的群體。我們討論了這個群體的複雜性，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做了哪些事情，他們為什麼選擇附敵圖存，他們面臨哪些倫理困境等等。有些人的合作是為了功名富貴，有的人是為了養家糊口；有的人幹了壞事，有的人做了很多好事。這些都不能一概而論。我們討論了底層「漢奸」或「偽軍」、國民黨的13支隊、被俘的八路軍文藝隊員、兩面村長，以及日偽政權的官員包括馮司直、蘇體仁、陸耕禮等人。我們討論了這些人附敵問題的複雜性，他們附敵的具體原因，他們為附敵而付出的代價。這些都不是那麼容易講清楚的，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是需要面對，需要對具體人和具體問題做具體的分析。
第三章從中國人在2020年新冠疫情時的表現談起，討論了日本人對二戰的反省，以及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應該建立「罪感」文化的問題。日本人為大大小小的事情道歉，甚至自殺謝罪，是因為他們有深深的「恥感。」與此同時，很多人卻對日本侵略戰爭給亞洲其他國家帶來的災難模糊曖昧，部分原因是他們缺乏「罪感。」但是二戰老兵東史郎等對二戰的反省卻極其深刻，日本的法院對日軍在盂縣的性暴力也做出了事實認定，並要求政府採取立法、行政措施對受害者予以救濟。日本和平運動中的四個公民社會組織也都研究了日本政府戰時的錯誤與罪行，要求日本與鄰國和解。這些都是「罪感」文化在日本的發展。
中國人同樣也需要發展「罪感」文化。中國人提倡人們要有「禮義廉恥」、「惻隱心」、「羞恥心」，但是和日本人一樣，中國人對罪惡卻常常輕描淡寫。他們對內戰、土改、文革中的諸多悲劇缺乏反省。悲劇的製造者和參與者也很少有罪惡感。
這章最後介紹了雅斯貝爾斯對德國人「罪感」的論述，討論了不同的罪感：犯罪者的罪感、政治罪感、道德罪感、抽象的罪感，並討論了我們應該如何建立「罪感」的問題。文章指出，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繼承了這個國家的歷史，在靠這個制度生存，於是他們對此地以前發生的事情有一種責任，對前人的罪責要有一定的政治和道德罪感。如此，這個民族和國家才能自我進步、拒絕邪惡，才能再生。只有自己的心靈得到淨化，人們才能真正擁有政治自由。做到這些當然不易，但是不做的話，代價更大。這是中日兩國人民在面對歷史問題的時候都需要重視的問題。
對抗戰的研究，與對土改和文革的研究一樣，在中國仍然是敏感課題。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教科書注重宣傳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注重國民政府領導全民抗戰的角色與國軍的巨大犧牲，只是著重批判日本方面對二戰的悲劇缺乏反省。我們在這一部分則注重看抗戰時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我們到底應該汲取一些什麼樣的教訓。
第四章和第五章為本書的第二部分，討論土改。第四章討論山西省平定縣的暴力土改，第五章以日本人的侵華戰爭、中國的內戰與土改為例，討論人性中的善與惡。
第四章首先嘗試用社會互動的理論來理解土改暴力的形成與實施，也即暴力的形成是由中央領導層的互動、底層幹部和群眾的互動，以及他們對形勢的判斷來決定的。然後我們介紹了平定縣土改時期的經濟狀況、政治狀況包括階級狀況，以及我們的研究方法。之後我們總結了平定縣暴力土改的情況，包括被鬥對象、被鬥人數、被打死與自殺的人數等。再後我們討論了共產黨如何發動農民來鬥爭地主富農甚至中農、如何轉變幹部們的思想、幹部們要如何「放手」（即允許殺人）、農會如何運作、暴力的具體實施與受害者如何應對等等。我們最後指出，儘管社會互動和個人因素是導致暴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結構和文化的因素至少同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這也就引入了我們下一個話題，即人性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或者說文化「基因」問題。
第五章討論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內戰與土改中表現出來的人性中的善於惡。我們首先討論了普世的人性，即大家都是人、人性中有善惡、善惡因先天的和後天的因素而形成、行善還是作惡都與結構性的因素有關。然後我們舉例討論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善，比如在戰爭時期日本人的反戰運動、日軍也有良心發現的時候、日本人對自己人的人道對待、在戰爭中與中國人的愛情故事等等。再後我們討論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惡，包括日軍殺人、強姦殺害婦女、燒村莊、搶東西等等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客觀的環境比如戰爭，會讓人們作惡，而在另外一些環境下，人們也可以行善。戰爭會給人們創造作惡的機會，有戰爭必有傷害，人們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戰爭。另一方面，人們需要創造一個讓人們可以行善的環境，比如政治、社會環境等，包括我們之前提到的建立「罪感」的問題。這些都是任重道遠的事情。
如果說土改中的暴力和二戰中的暴力有什麼相同之處的話，那就是人性中的惡與善會在適當的環境下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戰爭和階級鬥爭就讓惡達到了極致。而人們之所以作惡，日本和中國文化缺乏罪感是其原因之一。所以本書的第二部分讓我們對戰爭和階級鬥爭的罪惡有了一個更加深入的瞭解，也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罪感的討論。
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本書的第三部分，討論文革。我們首先在第六章討論了如何理解文革及其對當今社會發展的啟發，然後在第七章定義了文革思維並討論了文革思維的沿革。
第六章關於文革的理解，我們討論的問題有以下幾個。第一，文革的起源，包括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平定文革的運行過程、毛後的中共和學者們對文革起源的研究、文革思維對我們的啟發。第二，紅衛兵如何被發動起來，包括文革前十七年的大中小學教育、對紅衛兵的組織與動員。第三，文革的兩派之爭，我們討論了平定縣的具體情況。兩派之爭其實對公民社會的發展、對民主化是有很大的啟發的。第四，如何理解文革的暴力。我們首先介紹了文革暴力的情況，包括道縣大屠殺、廣西、廣東、湖北的集體屠殺，然後討論了中央和毛澤東的責任、加害者的責任、暴力發生的文化因素等。第五，文革對人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我們使用了很多平定的個人經驗的案例。對人的傷害，也是一個不把人當人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在下一章討論的文革思維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七章討論了文革思維，描述了從蘇區反AB團和延安整風到平定土改和文革時期，文革思維的沿革。本章首先簡單介紹了我們的研究方法。然後我們敘述了貫穿在蘇區的反AB團運動、延安整風、平定縣的土改和文革中的敵對思維、階級鬥爭思維。之後我們討論了幾個謬誤性的思維方式，包括非黑即白、極端思維；只要結論、不要證據；無限推導、無限上綱；思想專制；蔑視人的尊嚴。再後我們討論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暴力思維等等。我們強調了這些不同運動之間思維的連續性。
最後，本章討論了文革思維和當今中國的相關性。換句話說，文革思維在當今的中國仍然非常普遍。如果中國想要政治和文化的現代化，就必須檢討自己歷史中文革思維的問題，才有可能建設一個民主的、公平的中國。
第八章和第九章是本書的第四部分，即結論部分。我們討論了俄國十月革命的遺產與中國的未來，以及中國目前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和中國社會轉型的問題。
第八章討論了俄國革命的起源及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啟發，俄國革命的暴力思維和敵對思維，以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作法。中共的蕭規曹隨導致了中國革命的諸多悲劇。反思歷史，或許應該從「以俄為師」開始檢討，以建立中國人自己民主的政治與文化。
第九章討論了對中國歷史的選擇性記憶與中國社會轉型的問題。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究竟往哪裡去？由於本書所批判的近現代歷史上的是是非非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反思，所以中國往哪裡去仍然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本章首先討論了諸多選擇，比如民主和威權的選擇。然後我們討論了如何恢復歷史的記憶，以便建立一個民主的認同，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這也正是本書想做的事情。
換句話說，本書提出的對當代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抗日、土改、文革的反思與批判，是在克服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的問題，是中國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必要條件。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要特別感謝一直以來支持我工作與研究的學界同仁、家人和眾多朋友，特別是劉栩與劉晨。他們在這些課題的調研中幫忙甚多。沒有他們的幫助，也就沒有這些成果。劉栩英年早逝，我想借本書的出版表達我們大家對他的緬懷。他任勞任怨、尊師重友的精神，將永遠被所有認識他的人所銘記。本文集中有幾篇文章是由我牽頭與他人合寫並主筆的，文內已經註明。也非常感謝這些朋友的合作。當然還要感謝澳門大學對這些課題的研究資助，感謝元華文創的編輯們對我各個出版計劃的支持。沒有上面所有這些人的努力，就沒有面前這本文集。
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並繼續探討書中提出來的問題。
這本《是是非非：中國抗戰、土改、文革歷史問題批判》是本人的「五批判書」之一。2027年預計出版《民主與威權的博弈：兩岸四地和美國的政治與社會批判》和《角色與立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批判》。2028年預計出版《信仰與社會：兩岸四地與美國宗教社會學批判》和《學術自由：高等教育社會學批判》。
這些書裡的章節多為本人十多年來在報刊、雜誌、編書上發表的論文、時評等，就我們社會面臨的一些問題展開一些討論，做些批判。因為本人感覺這些文章中的觀點還有些價值，且有現實性，所以在元華文創出版社的支持下，將文章結集出版，供讀者參考和批判。
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50週年，所以我們決定先出這部中國當代歷史問題批判的文集。本書除了討論文革的文章之外，還有一些討論抗戰和土改的文章，以及如何汲取歷史教訓的文章。全書以山西省平定縣的歷史事件為主要個案，同時兼及其他地區的實例。其分析與結論對研究中國其他地區的抗戰、土改與文革亦具有啟發意義。紀念文革結束，也是研究如何吸取文革教訓的時刻。因為文革思維和中共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各種鬥爭思維無法分開，所以對抗戰、土改和文革時期的一些是是非非及其研究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看到其中一些共同的邏輯，就顯得尤其必要了。
具體來講，本書分四個部分：抗戰、土改、文革、結論。我們下面就來簡單介紹這幾個部分的主要內容。
第一部分討論抗戰，共分三章。第一章討論了平定縣抗戰的幾個問題，包括娘子關保衛戰、日軍大屠殺、百團大戰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第二章討論附敵圖存的倫理困境，對「漢奸」案例做了一些考察。第三章從日本人對二戰的反省看中日兩國「罪感」文化建立的必要性。
第一章的研究指出，在娘子關保衛戰中，中國軍隊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中方共約10萬人參戰，傷亡3萬多人，其中戰死1萬多人。從平定到太原，中方又死傷2萬多人，其中戰死4,500人。而日方整體參戰人數為3萬，從娘子關到太原才戰死650人，戰傷1,650人。在日軍的戰史中不見他們在平定殺害平民的記錄，儘管實際數據可能在兩千到一萬多不等。中國人自己統計的平定縣的大屠殺數據和有具體名字的數據有較大的出入。
這些數據的詳細統計既是一個對抗戰中犧牲的戰士和平民的尊重的問題，也是一個研究的倫理問題。研究者需要尊重客觀事實，尋求真相，而不應該隨意識形態起舞。
我們在敘述歷史事件時，也特別注重了個人的經歷與體會，讓我們看到一個個人的經歷，而不僅僅是乾巴巴的數字。這樣才能讓我們真正理解戰爭的殘酷和老百姓的災難。
我們還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討論了百團大戰的得失、根據地的定義等等問題。對共產黨的力量在抗戰中的擴展，我們特別指出了政治、軍事、社會等結構性因素的作用，比如統一戰線、整風運動等。我們還討論了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不同社會政治力量之間的博弈問題。
第二章討論了附敵圖存、通常被稱為「漢奸」的群體。我們討論了這個群體的複雜性，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做了哪些事情，他們為什麼選擇附敵圖存，他們面臨哪些倫理困境等等。有些人的合作是為了功名富貴，有的人是為了養家糊口；有的人幹了壞事，有的人做了很多好事。這些都不能一概而論。我們討論了底層「漢奸」或「偽軍」、國民黨的13支隊、被俘的八路軍文藝隊員、兩面村長，以及日偽政權的官員包括馮司直、蘇體仁、陸耕禮等人。我們討論了這些人附敵問題的複雜性，他們附敵的具體原因，他們為附敵而付出的代價。這些都不是那麼容易講清楚的，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是需要面對，需要對具體人和具體問題做具體的分析。
第三章從中國人在2020年新冠疫情時的表現談起，討論了日本人對二戰的反省，以及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應該建立「罪感」文化的問題。日本人為大大小小的事情道歉，甚至自殺謝罪，是因為他們有深深的「恥感。」與此同時，很多人卻對日本侵略戰爭給亞洲其他國家帶來的災難模糊曖昧，部分原因是他們缺乏「罪感。」但是二戰老兵東史郎等對二戰的反省卻極其深刻，日本的法院對日軍在盂縣的性暴力也做出了事實認定，並要求政府採取立法、行政措施對受害者予以救濟。日本和平運動中的四個公民社會組織也都研究了日本政府戰時的錯誤與罪行，要求日本與鄰國和解。這些都是「罪感」文化在日本的發展。
中國人同樣也需要發展「罪感」文化。中國人提倡人們要有「禮義廉恥」、「惻隱心」、「羞恥心」，但是和日本人一樣，中國人對罪惡卻常常輕描淡寫。他們對內戰、土改、文革中的諸多悲劇缺乏反省。悲劇的製造者和參與者也很少有罪惡感。
這章最後介紹了雅斯貝爾斯對德國人「罪感」的論述，討論了不同的罪感：犯罪者的罪感、政治罪感、道德罪感、抽象的罪感，並討論了我們應該如何建立「罪感」的問題。文章指出，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繼承了這個國家的歷史，在靠這個制度生存，於是他們對此地以前發生的事情有一種責任，對前人的罪責要有一定的政治和道德罪感。如此，這個民族和國家才能自我進步、拒絕邪惡，才能再生。只有自己的心靈得到淨化，人們才能真正擁有政治自由。做到這些當然不易，但是不做的話，代價更大。這是中日兩國人民在面對歷史問題的時候都需要重視的問題。
對抗戰的研究，與對土改和文革的研究一樣，在中國仍然是敏感課題。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教科書注重宣傳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注重國民政府領導全民抗戰的角色與國軍的巨大犧牲，只是著重批判日本方面對二戰的悲劇缺乏反省。我們在這一部分則注重看抗戰時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我們到底應該汲取一些什麼樣的教訓。
第四章和第五章為本書的第二部分，討論土改。第四章討論山西省平定縣的暴力土改，第五章以日本人的侵華戰爭、中國的內戰與土改為例，討論人性中的善與惡。
第四章首先嘗試用社會互動的理論來理解土改暴力的形成與實施，也即暴力的形成是由中央領導層的互動、底層幹部和群眾的互動，以及他們對形勢的判斷來決定的。然後我們介紹了平定縣土改時期的經濟狀況、政治狀況包括階級狀況，以及我們的研究方法。之後我們總結了平定縣暴力土改的情況，包括被鬥對象、被鬥人數、被打死與自殺的人數等。再後我們討論了共產黨如何發動農民來鬥爭地主富農甚至中農、如何轉變幹部們的思想、幹部們要如何「放手」（即允許殺人）、農會如何運作、暴力的具體實施與受害者如何應對等等。我們最後指出，儘管社會互動和個人因素是導致暴力的重要因素，但是結構和文化的因素至少同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這也就引入了我們下一個話題，即人性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或者說文化「基因」問題。
第五章討論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國內戰與土改中表現出來的人性中的善於惡。我們首先討論了普世的人性，即大家都是人、人性中有善惡、善惡因先天的和後天的因素而形成、行善還是作惡都與結構性的因素有關。然後我們舉例討論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善，比如在戰爭時期日本人的反戰運動、日軍也有良心發現的時候、日本人對自己人的人道對待、在戰爭中與中國人的愛情故事等等。再後我們討論了日本人和中國人的惡，包括日軍殺人、強姦殺害婦女、燒村莊、搶東西等等例子。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客觀的環境比如戰爭，會讓人們作惡，而在另外一些環境下，人們也可以行善。戰爭會給人們創造作惡的機會，有戰爭必有傷害，人們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戰爭。另一方面，人們需要創造一個讓人們可以行善的環境，比如政治、社會環境等，包括我們之前提到的建立「罪感」的問題。這些都是任重道遠的事情。
如果說土改中的暴力和二戰中的暴力有什麼相同之處的話，那就是人性中的惡與善會在適當的環境下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戰爭和階級鬥爭就讓惡達到了極致。而人們之所以作惡，日本和中國文化缺乏罪感是其原因之一。所以本書的第二部分讓我們對戰爭和階級鬥爭的罪惡有了一個更加深入的瞭解，也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罪感的討論。
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本書的第三部分，討論文革。我們首先在第六章討論了如何理解文革及其對當今社會發展的啟發，然後在第七章定義了文革思維並討論了文革思維的沿革。
第六章關於文革的理解，我們討論的問題有以下幾個。第一，文革的起源，包括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平定文革的運行過程、毛後的中共和學者們對文革起源的研究、文革思維對我們的啟發。第二，紅衛兵如何被發動起來，包括文革前十七年的大中小學教育、對紅衛兵的組織與動員。第三，文革的兩派之爭，我們討論了平定縣的具體情況。兩派之爭其實對公民社會的發展、對民主化是有很大的啟發的。第四，如何理解文革的暴力。我們首先介紹了文革暴力的情況，包括道縣大屠殺、廣西、廣東、湖北的集體屠殺，然後討論了中央和毛澤東的責任、加害者的責任、暴力發生的文化因素等。第五，文革對人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我們使用了很多平定的個人經驗的案例。對人的傷害，也是一個不把人當人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在下一章討論的文革思維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七章討論了文革思維，描述了從蘇區反AB團和延安整風到平定土改和文革時期，文革思維的沿革。本章首先簡單介紹了我們的研究方法。然後我們敘述了貫穿在蘇區的反AB團運動、延安整風、平定縣的土改和文革中的敵對思維、階級鬥爭思維。之後我們討論了幾個謬誤性的思維方式，包括非黑即白、極端思維；只要結論、不要證據；無限推導、無限上綱；思想專制；蔑視人的尊嚴。再後我們討論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暴力思維等等。我們強調了這些不同運動之間思維的連續性。
最後，本章討論了文革思維和當今中國的相關性。換句話說，文革思維在當今的中國仍然非常普遍。如果中國想要政治和文化的現代化，就必須檢討自己歷史中文革思維的問題，才有可能建設一個民主的、公平的中國。
第八章和第九章是本書的第四部分，即結論部分。我們討論了俄國十月革命的遺產與中國的未來，以及中國目前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和中國社會轉型的問題。
第八章討論了俄國革命的起源及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啟發，俄國革命的暴力思維和敵對思維，以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作法。中共的蕭規曹隨導致了中國革命的諸多悲劇。反思歷史，或許應該從「以俄為師」開始檢討，以建立中國人自己民主的政治與文化。
第九章討論了對中國歷史的選擇性記憶與中國社會轉型的問題。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究竟往哪裡去？由於本書所批判的近現代歷史上的是是非非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反思，所以中國往哪裡去仍然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本章首先討論了諸多選擇，比如民主和威權的選擇。然後我們討論了如何恢復歷史的記憶，以便建立一個民主的認同，更清楚地看到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這也正是本書想做的事情。
換句話說，本書提出的對當代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抗日、土改、文革的反思與批判，是在克服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的問題，是中國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必要條件。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要特別感謝一直以來支持我工作與研究的學界同仁、家人和眾多朋友，特別是劉栩與劉晨。他們在這些課題的調研中幫忙甚多。沒有他們的幫助，也就沒有這些成果。劉栩英年早逝，我想借本書的出版表達我們大家對他的緬懷。他任勞任怨、尊師重友的精神，將永遠被所有認識他的人所銘記。本文集中有幾篇文章是由我牽頭與他人合寫並主筆的，文內已經註明。也非常感謝這些朋友的合作。當然還要感謝澳門大學對這些課題的研究資助，感謝元華文創的編輯們對我各個出版計劃的支持。沒有上面所有這些人的努力，就沒有面前這本文集。
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並繼續探討書中提出來的問題。
試閱
【第一章 平定縣娘子關保衛戰、日軍大屠殺、百團大戰、抗日根據地建設】
從日軍於1937年10月12日入侵娘子關開始，到1945年8月15日他們投降為止，平定縣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包括娘子關保衛戰、多個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等等。但是學界對這些發生在平定的事件的研究，卻非常稀少。對娘子關之後的日軍在平定的殖民統治和發生在平定的所謂「國特案」，也幾乎沒有研究。（由於篇幅的原因，後面這兩個問題，我們在文中只能提到，沒有做深入探討。）這些事件對現代社會的型塑就更沒有什麼研究了。
本章從實證社會學、闡釋社會學、批判社會學三個視角，分別研究了發生在平定縣的娘子關保衛戰、日軍的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的抗日根據地建設問題。我們發現中日雙方在中方傷亡數據方面相差無幾，但是在日方傷亡數據方面卻有比較大的出入，大屠殺方面的資料也需要繼續探討。我們對這些事件中個體經驗的描述，使得我們看到了乾巴巴的資料後面的個人，這又使我們對整個事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使之更加直觀，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我們對大的政治、軍事、社會因素的描述，比如中日雙方以及中方各部隊之間軍力的懸殊與變化、中共整風運動在根據地建設與鞏固中的作用等等，使得我們對這些事件的發生和發展的大的結構性背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
我們研究的這些問題，比如數據問題、統一戰線、整風運動等，在現代社會的塑造與變遷中，仍然在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需要繼續探討的。我們的研究視角對學術性地探討這些變遷也非常重要。希望我們的發現無論對歷史的研究還是對現代社會的塑造都有啟發作用。
本章將首先介紹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然後從社會學實證、闡釋與批判的角度，逐一簡單分析涉及到上述發生在平定的幾個事件的三個不同方面。我們會儘量利用國軍、八路軍、日軍方面的記錄，包括軍史、戰史，以及地方誌、各種專書、日記、回憶錄、訪談記錄等，並結合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來分析這些事件，並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希望我們的討論對抗戰研究有所啟發，對現代社會的發展與變遷也有所啟發。
一、社會學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
社會學的方法論是指社會學對世界的認識，方法是指研究所採用的具體措施。傳統社會學有以塗爾幹為代表的實證社會學以及後來帕森斯等人的結構功能主義等、以韋伯為代表的闡釋社會學以及後來布魯默、戈夫曼等人的社會互動主義等，以及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批判社會學和後來的女權主義等。我們把這三個傳統簡稱為實證社會學、闡釋社會學、批判社會學。
（一）實證社會學
實證社會學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可測的；社會是有一個客觀的結構的；一個事情的發生，是由一些可測的變量所導致的。比如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的連連失敗，是由一系列的因素╱變量所導致的，包括第一，當時的日本已經是一個工業大國，擁有現役和預備役兵力786.8萬。而當時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役和預備役軍隊加起來只有252.9萬。第二，日軍裝備精良，而國軍裝備則參差不齊。第三，國軍參戰部隊成分複雜，指揮困難。比如娘子關保衛戰參戰部隊有中央軍、西北軍、川軍、八路軍、晉綏軍等五大塊。部隊協調困難，不容易形成統一行動。 而日軍則只有一個師團，協調容易，行動統一。這些都是客觀因素，可以用能查證的資料來表明。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所以Alford把這個方法稱之為多變量視角（multivariate arguments）。
從具體方法上來講，實證主義的研究會搜集各種客觀的資料，即可以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並找出變量之間的關係。這就涉及到描述統計學和推論統計學的問題。如果說上面所講的敵我懸殊是一個客觀事實的話，那麼敵我傷亡的數字也應該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是描述統計學。推論說敵我軍事懸殊是造成中方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推論統計學。儘管描述統計學和用資料調查和統計的方法、算出變量之間的關係的做法還不完全一樣，但二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描述統計學會論證比如在娘子關保衛戰、七亘大捷、台兒莊戰役中敵我雙方的死亡人數。通過對比中方和日方的戰鬥記錄，這是可以搞得比較清楚的，儘管這些數字在近80年之後的今天仍然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這些也是計量史學所關注的問題。
但是實證社會學有它的短板。比如拿描述統計學來講，戰爭雙方的傷亡數字，「中國軍隊就不用說了，即使是對內部管理制度極其嚴格，死傷數必須層層上報……因而會留下一連串數字記錄的日軍來說，也一樣會困難重重」。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2月31日，日軍在中國死亡數就從一開始的76,240人，調整到後來的84,026人。這裡有檔案銷毀的問題、統計計算錯誤的問題、傷亡人數的漏報問題等等。姜克實認為八路軍的戰死者除了黨員、排長以上幹部和紅軍戰士以外，其他人一般都沒有記錄。無論是哪一方的死亡人數的統計，做到確切和完全「客觀」是很難的，儘管大概數字還是可以統計到的。
本章會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來討論前述平定縣抗戰的幾個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實證社會學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事情的全貌，還需要另外兩種方法來補充。
（二） 闡釋社會學
闡釋社會學認為一個事件的發生，還有一些主觀的因素。韋伯的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在講宗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完全是馬克思說的那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對我們研究的平定抗戰的各種問題來說，也可以說事情的發展總是經常受到一些主觀因素的影響。比如在戰場上雙方採取什麼戰略與策略，是由雙方將領對敵我情況的判斷等因素來決定的。這些判斷有時候就是很主觀的。比如閻錫山將中央軍和晉綏軍的主力大部都部署在忻口戰場，使得晉東的兵力十分薄弱，因為他認為中央軍能守住石家莊—娘子關一線。這個判斷顯然是錯誤的。党慶蘭認為抗戰初期國軍失敗的原因之一是選擇了陣地戰而不是游擊戰。但是在當時群情激昂一致抗日的情況下，不和日軍正面進行大規模交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實這也是社會學所講的對現實的社會構造（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而這種構造或許是錯誤的，但是無論錯誤與否，都是有後果的。
另外對戰爭勝負、得失的判斷也有很多的主觀性。娘子關保衛戰從總體上講是失敗了。八路軍的七亘大捷也沒有能阻止日軍西進。但是七亘大捷畢竟是一次勝仗。娘子關保衛戰的慘烈，中國人犧牲的壯烈，也至少表明了這個民族還有血性，雖敗猶榮。台兒莊戰役，日本人承認戰敗，但是中國軍隊的死傷超過日軍很多，大概是日軍的至少十倍。那麼，死傷人數能否也被看作是戰爭勝負的一個標準？如果可以的話，勝負就又顛倒了。我們在後面會討論百團大戰的得失。日本人的投降，最後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把他們打敗了，還是美國人把他們打敗了，也還是有爭議的問題。
日本人在掃蕩中對中國平民的大屠殺，也是一個需要判斷和解釋的問題。首先，日軍如何合理化大屠殺。克勞塞維茨說，「為了政治社會以及軍事原因，走向勝利的最佳方式應該是最短、最直接的方式……也就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暴力」。正如袁源和Steve指出的，這包括了給軍隊提供糧食和衣物的老百姓，但是這和不傷害平民的原則是相衝突的。在2023-2025年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衝突中，後者對加沙地帶的狂轟濫炸是另外一個鮮明的例子。
其次，日軍的確也這樣做了。在1940年的所謂「肅正」作戰中，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官筱塚義男命令「要在敵軍根據地進行徹底的『三光作戰』，斷絕敵軍將來的生存能力」。他們的作戰計畫包括「毀壞無法運走的繳獲武器和糧草並屠殺有抗日傾向的根據地成年男性平民」等內容。
駐平定的日軍在「討伐」測魚附近的根據地軍民時也記錄了焚燒糧秣的情況。這裡沒有虐殺平民的記錄，但是本章討論了日軍在平定的幾次大屠殺，包括從娘子關進入平定時和掃蕩中的屠殺，儘管我們還沒有發現他們的戰鬥詳報中有屠殺的記錄。不過正如姜克實指出的，日軍應該是有意地迴避虐殺平民的問題。他說在「學術研究價值較高的日軍戰史檔案中，同樣也存在研究死角。即其中不見任何對平民百姓、俘虜傷兵的殺害記錄。儘管事實上，這種犯罪行為普遍存在」。這正是日軍試圖對現實進行的重構。下文會繼續討論這些問題，尤其是平民如何被殘殺的問題。
日軍在掃蕩中對平民的屠殺，也正是薄一波、趙雨亭他們所說的「報復性掃蕩」，這也是一種敵我之間的互動，但是這種互動的後果之一是無數平民被虐殺，正如我們後面會討論的，這仍然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充滿倫理困境的問題。
關於日軍的殘暴問題，郝志東在他的研究中還討論了日軍殺人、強姦並殺害婦女、燒村莊、搶東西的問題，討論了人性的問題，以及結構性因素（如戰爭）、文化因素與個人因素的作用。除了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結構性問題之外，這也是一個個人如何闡釋文化並踐行文化的問題。正如姜克實指出的，是軍國主義的教育，忠君愛國思想的教育，以及服從命令聽指揮的教育，使得正常人變成了殺人工具。
總之，闡釋社會學告訴我們說影響事情發展的因素還有一些是當事者對事情發展所作的主觀判斷、他們對事件的詮釋、敵我雙方的互動（方法論），等等，所以研究者需要分析他們是怎麼說的，怎麼做的，他們是如何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的（方法）。這些對戰爭發展的看法，對虐殺平民的解釋，都是闡釋社會學要研究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對以上這些問題不做闡釋的話，我們對抗戰的研究就是不全面的，對戰爭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於是對未來的警示也是不全面的。總之，闡釋社會學會給我們提出更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必須要思考才能全面理解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的問題。
（三） 批判社會學
批判社會學試圖彌補實證社會學和闡釋社會學的不足，將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一個更加宏觀的視角，即結構性的因素以及歷史發展的過程上面。批判社會學認為影響人們行為的因素是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結構性的因素，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種種事件所導致的結果（方法論）。而具體的方法，就是要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分析的那樣，看各種政治╱階級力量的角逐，看一個事件如何導致另外一個事件的發生，同時也不會忽視當事人對自己境況的闡釋以及多變量視角的情況分析。
正如林語堂所描述的，從1931年到1937年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之前，就有一系列的事件發生：1931-1932年日軍佔領滿洲；1933年佔領熱河以及同年的《塘沽協定》劃給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域；1934-1935年日軍對察哈爾的武裝滲入；1935年日軍在非武裝區域建立的冀東政府；1936年日軍公開宣佈要建華北五省為第二個滿洲國。接著便是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日本試圖吞併中國的企圖已經顯而易見。
那麼，中國政府的反應如何呢？有沒有可能在日軍佔領滿洲時就和日本開戰。蔣介石的判斷是自己還沒有準備好。他要等待全國人民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所以他一讓再讓，企圖避免一場大戰。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描述的，直到1937年，中國仍然沒有準備好，大戰也沒有能夠避免。但是無論蔣的這個判斷正確與否，無論是早打還是晚打，可能結果都是慘烈的、悲劇性的。
我們在討論中方對日方侵略的反應時，已經進入闡釋社會學的領域。換句話說，批判社會學也必須和闡釋社會學以及實證社會學結合在一起，才能產生最好的研究，從而使我們對歷史事件有更好的瞭解。
我們再舉兩個例子。在延安整風時期，平定縣也進行了整風，並「發現」了一個國民黨特務案（國特案）。當時平定分為三縣：平東縣、平西縣和路北（平定）縣（見圖1-9）。平東縣的國特案導致了九人被處死。這些人多數是家庭出身較好的人，這和階級就有關係了。所以，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是個階級鬥爭問題。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人都已經參加了革命並對自己的過去以及對自己所參加的所謂國民黨特務活動有了深刻的檢討，為什麼還要將他們處死呢？況且他們的所謂活動充其量是說說風涼話，對上級幹部作風的不滿而發發牢騷，以及一些談不上是真正的叛變投敵的行為。所以說，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看，國特案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就很牽強。
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也是基於階級鬥爭的原理，但是是在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基礎上，比如抗日政府實行的三三制，以及八路軍在抗戰中得到本地仕紳的大力支持等。但是對開明紳士的團結，並不能說明後者就已經是自己人了。這一點在後來的土改運動中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但是無論如何，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階級鬥爭原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抗日根據地還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這裡又充滿了很多脆弱的結合。
總之，從社會學方法論和方法的角度講，一個好的研究，應該是結合了實證、闡釋和批判社會學方法的研究。這正是我們在這篇文章裡試圖做的事情。下面我們用社會學研究方法的三個視角，依次討論平定縣抗戰中的娘子關保衛戰（包括七亘大捷）、多個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等問題。
從日軍於1937年10月12日入侵娘子關開始，到1945年8月15日他們投降為止，平定縣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包括娘子關保衛戰、多個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等等。但是學界對這些發生在平定的事件的研究，卻非常稀少。對娘子關之後的日軍在平定的殖民統治和發生在平定的所謂「國特案」，也幾乎沒有研究。（由於篇幅的原因，後面這兩個問題，我們在文中只能提到，沒有做深入探討。）這些事件對現代社會的型塑就更沒有什麼研究了。
本章從實證社會學、闡釋社會學、批判社會學三個視角，分別研究了發生在平定縣的娘子關保衛戰、日軍的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的抗日根據地建設問題。我們發現中日雙方在中方傷亡數據方面相差無幾，但是在日方傷亡數據方面卻有比較大的出入，大屠殺方面的資料也需要繼續探討。我們對這些事件中個體經驗的描述，使得我們看到了乾巴巴的資料後面的個人，這又使我們對整個事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使之更加直觀，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我們對大的政治、軍事、社會因素的描述，比如中日雙方以及中方各部隊之間軍力的懸殊與變化、中共整風運動在根據地建設與鞏固中的作用等等，使得我們對這些事件的發生和發展的大的結構性背景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
我們研究的這些問題，比如數據問題、統一戰線、整風運動等，在現代社會的塑造與變遷中，仍然在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需要繼續探討的。我們的研究視角對學術性地探討這些變遷也非常重要。希望我們的發現無論對歷史的研究還是對現代社會的塑造都有啟發作用。
本章將首先介紹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然後從社會學實證、闡釋與批判的角度，逐一簡單分析涉及到上述發生在平定的幾個事件的三個不同方面。我們會儘量利用國軍、八路軍、日軍方面的記錄，包括軍史、戰史，以及地方誌、各種專書、日記、回憶錄、訪談記錄等，並結合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來分析這些事件，並提出我們自己的看法。希望我們的討論對抗戰研究有所啟發，對現代社會的發展與變遷也有所啟發。
一、社會學的方法論與方法及其對抗戰研究的啟發
社會學的方法論是指社會學對世界的認識，方法是指研究所採用的具體措施。傳統社會學有以塗爾幹為代表的實證社會學以及後來帕森斯等人的結構功能主義等、以韋伯為代表的闡釋社會學以及後來布魯默、戈夫曼等人的社會互動主義等，以及以馬克思為代表的批判社會學和後來的女權主義等。我們把這三個傳統簡稱為實證社會學、闡釋社會學、批判社會學。
（一）實證社會學
實證社會學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可測的；社會是有一個客觀的結構的；一個事情的發生，是由一些可測的變量所導致的。比如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的連連失敗，是由一系列的因素╱變量所導致的，包括第一，當時的日本已經是一個工業大國，擁有現役和預備役兵力786.8萬。而當時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役和預備役軍隊加起來只有252.9萬。第二，日軍裝備精良，而國軍裝備則參差不齊。第三，國軍參戰部隊成分複雜，指揮困難。比如娘子關保衛戰參戰部隊有中央軍、西北軍、川軍、八路軍、晉綏軍等五大塊。部隊協調困難，不容易形成統一行動。 而日軍則只有一個師團，協調容易，行動統一。這些都是客觀因素，可以用能查證的資料來表明。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所以Alford把這個方法稱之為多變量視角（multivariate arguments）。
從具體方法上來講，實證主義的研究會搜集各種客觀的資料，即可以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並找出變量之間的關係。這就涉及到描述統計學和推論統計學的問題。如果說上面所講的敵我懸殊是一個客觀事實的話，那麼敵我傷亡的數字也應該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是描述統計學。推論說敵我軍事懸殊是造成中方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推論統計學。儘管描述統計學和用資料調查和統計的方法、算出變量之間的關係的做法還不完全一樣，但二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描述統計學會論證比如在娘子關保衛戰、七亘大捷、台兒莊戰役中敵我雙方的死亡人數。通過對比中方和日方的戰鬥記錄，這是可以搞得比較清楚的，儘管這些數字在近80年之後的今天仍然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這些也是計量史學所關注的問題。
但是實證社會學有它的短板。比如拿描述統計學來講，戰爭雙方的傷亡數字，「中國軍隊就不用說了，即使是對內部管理制度極其嚴格，死傷數必須層層上報……因而會留下一連串數字記錄的日軍來說，也一樣會困難重重」。1937年7月7日到1938年12月31日，日軍在中國死亡數就從一開始的76,240人，調整到後來的84,026人。這裡有檔案銷毀的問題、統計計算錯誤的問題、傷亡人數的漏報問題等等。姜克實認為八路軍的戰死者除了黨員、排長以上幹部和紅軍戰士以外，其他人一般都沒有記錄。無論是哪一方的死亡人數的統計，做到確切和完全「客觀」是很難的，儘管大概數字還是可以統計到的。
本章會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來討論前述平定縣抗戰的幾個問題。但是如上所述，實證社會學並不能幫助我們理解事情的全貌，還需要另外兩種方法來補充。
（二） 闡釋社會學
闡釋社會學認為一個事件的發生，還有一些主觀的因素。韋伯的基督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在講宗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完全是馬克思說的那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對我們研究的平定抗戰的各種問題來說，也可以說事情的發展總是經常受到一些主觀因素的影響。比如在戰場上雙方採取什麼戰略與策略，是由雙方將領對敵我情況的判斷等因素來決定的。這些判斷有時候就是很主觀的。比如閻錫山將中央軍和晉綏軍的主力大部都部署在忻口戰場，使得晉東的兵力十分薄弱，因為他認為中央軍能守住石家莊—娘子關一線。這個判斷顯然是錯誤的。党慶蘭認為抗戰初期國軍失敗的原因之一是選擇了陣地戰而不是游擊戰。但是在當時群情激昂一致抗日的情況下，不和日軍正面進行大規模交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實這也是社會學所講的對現實的社會構造（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而這種構造或許是錯誤的，但是無論錯誤與否，都是有後果的。
另外對戰爭勝負、得失的判斷也有很多的主觀性。娘子關保衛戰從總體上講是失敗了。八路軍的七亘大捷也沒有能阻止日軍西進。但是七亘大捷畢竟是一次勝仗。娘子關保衛戰的慘烈，中國人犧牲的壯烈，也至少表明了這個民族還有血性，雖敗猶榮。台兒莊戰役，日本人承認戰敗，但是中國軍隊的死傷超過日軍很多，大概是日軍的至少十倍。那麼，死傷人數能否也被看作是戰爭勝負的一個標準？如果可以的話，勝負就又顛倒了。我們在後面會討論百團大戰的得失。日本人的投降，最後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把他們打敗了，還是美國人把他們打敗了，也還是有爭議的問題。
日本人在掃蕩中對中國平民的大屠殺，也是一個需要判斷和解釋的問題。首先，日軍如何合理化大屠殺。克勞塞維茨說，「為了政治社會以及軍事原因，走向勝利的最佳方式應該是最短、最直接的方式……也就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暴力」。正如袁源和Steve指出的，這包括了給軍隊提供糧食和衣物的老百姓，但是這和不傷害平民的原則是相衝突的。在2023-2025年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衝突中，後者對加沙地帶的狂轟濫炸是另外一個鮮明的例子。
其次，日軍的確也這樣做了。在1940年的所謂「肅正」作戰中，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官筱塚義男命令「要在敵軍根據地進行徹底的『三光作戰』，斷絕敵軍將來的生存能力」。他們的作戰計畫包括「毀壞無法運走的繳獲武器和糧草並屠殺有抗日傾向的根據地成年男性平民」等內容。
駐平定的日軍在「討伐」測魚附近的根據地軍民時也記錄了焚燒糧秣的情況。這裡沒有虐殺平民的記錄，但是本章討論了日軍在平定的幾次大屠殺，包括從娘子關進入平定時和掃蕩中的屠殺，儘管我們還沒有發現他們的戰鬥詳報中有屠殺的記錄。不過正如姜克實指出的，日軍應該是有意地迴避虐殺平民的問題。他說在「學術研究價值較高的日軍戰史檔案中，同樣也存在研究死角。即其中不見任何對平民百姓、俘虜傷兵的殺害記錄。儘管事實上，這種犯罪行為普遍存在」。這正是日軍試圖對現實進行的重構。下文會繼續討論這些問題，尤其是平民如何被殘殺的問題。
日軍在掃蕩中對平民的屠殺，也正是薄一波、趙雨亭他們所說的「報復性掃蕩」，這也是一種敵我之間的互動，但是這種互動的後果之一是無數平民被虐殺，正如我們後面會討論的，這仍然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充滿倫理困境的問題。
關於日軍的殘暴問題，郝志東在他的研究中還討論了日軍殺人、強姦並殺害婦女、燒村莊、搶東西的問題，討論了人性的問題，以及結構性因素（如戰爭）、文化因素與個人因素的作用。除了我們下面要討論的結構性問題之外，這也是一個個人如何闡釋文化並踐行文化的問題。正如姜克實指出的，是軍國主義的教育，忠君愛國思想的教育，以及服從命令聽指揮的教育，使得正常人變成了殺人工具。
總之，闡釋社會學告訴我們說影響事情發展的因素還有一些是當事者對事情發展所作的主觀判斷、他們對事件的詮釋、敵我雙方的互動（方法論），等等，所以研究者需要分析他們是怎麼說的，怎麼做的，他們是如何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的（方法）。這些對戰爭發展的看法，對虐殺平民的解釋，都是闡釋社會學要研究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對以上這些問題不做闡釋的話，我們對抗戰的研究就是不全面的，對戰爭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於是對未來的警示也是不全面的。總之，闡釋社會學會給我們提出更多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必須要思考才能全面理解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的問題。
（三） 批判社會學
批判社會學試圖彌補實證社會學和闡釋社會學的不足，將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一個更加宏觀的視角，即結構性的因素以及歷史發展的過程上面。批判社會學認為影響人們行為的因素是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結構性的因素，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種種事件所導致的結果（方法論）。而具體的方法，就是要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分析的那樣，看各種政治╱階級力量的角逐，看一個事件如何導致另外一個事件的發生，同時也不會忽視當事人對自己境況的闡釋以及多變量視角的情況分析。
正如林語堂所描述的，從1931年到1937年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之前，就有一系列的事件發生：1931-1932年日軍佔領滿洲；1933年佔領熱河以及同年的《塘沽協定》劃給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域；1934-1935年日軍對察哈爾的武裝滲入；1935年日軍在非武裝區域建立的冀東政府；1936年日軍公開宣佈要建華北五省為第二個滿洲國。接著便是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日本試圖吞併中國的企圖已經顯而易見。
那麼，中國政府的反應如何呢？有沒有可能在日軍佔領滿洲時就和日本開戰。蔣介石的判斷是自己還沒有準備好。他要等待全國人民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所以他一讓再讓，企圖避免一場大戰。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描述的，直到1937年，中國仍然沒有準備好，大戰也沒有能夠避免。但是無論蔣的這個判斷正確與否，無論是早打還是晚打，可能結果都是慘烈的、悲劇性的。
我們在討論中方對日方侵略的反應時，已經進入闡釋社會學的領域。換句話說，批判社會學也必須和闡釋社會學以及實證社會學結合在一起，才能產生最好的研究，從而使我們對歷史事件有更好的瞭解。
我們再舉兩個例子。在延安整風時期，平定縣也進行了整風，並「發現」了一個國民黨特務案（國特案）。當時平定分為三縣：平東縣、平西縣和路北（平定）縣（見圖1-9）。平東縣的國特案導致了九人被處死。這些人多數是家庭出身較好的人，這和階級就有關係了。所以，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是個階級鬥爭問題。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人都已經參加了革命並對自己的過去以及對自己所參加的所謂國民黨特務活動有了深刻的檢討，為什麼還要將他們處死呢？況且他們的所謂活動充其量是說說風涼話，對上級幹部作風的不滿而發發牢騷，以及一些談不上是真正的叛變投敵的行為。所以說，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看，國特案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就很牽強。
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也是基於階級鬥爭的原理，但是是在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基礎上，比如抗日政府實行的三三制，以及八路軍在抗戰中得到本地仕紳的大力支持等。但是對開明紳士的團結，並不能說明後者就已經是自己人了。這一點在後來的土改運動中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但是無論如何，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階級鬥爭原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抗日根據地還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從闡釋社會學的角度看，這裡又充滿了很多脆弱的結合。
總之，從社會學方法論和方法的角度講，一個好的研究，應該是結合了實證、闡釋和批判社會學方法的研究。這正是我們在這篇文章裡試圖做的事情。下面我們用社會學研究方法的三個視角，依次討論平定縣抗戰中的娘子關保衛戰（包括七亘大捷）、多個大屠殺慘案、百團大戰、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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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
- 97895771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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