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技即國力 美中人工智慧競賽的結構分析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兼副院長 方志?
緒論：從大國競爭到科技競爭
歷史將會記住，2008年是當代全球政治的分水嶺。自2008年以來，全球和區域極性結構（global and regional polarity structures）出現重大變化。在全球層次，2008年的金融海嘯標誌著「美國單極結構終結的開始」，面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崛起，美國已經失去在1990至2000年代後冷戰時期所擁有的絕對力量優勢，無力維繫由華府一手建立的「規則為本國際秩序」。在印太區域層次，中國進一步崛起成為具有足夠力量支配整個體系的「潛在區域霸主」，其相對軍事力量已超越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日本、澳洲、印度、南韓等等所有主要區域強權的總和，使區域力量格局出現根本性失衡。
當力量平衡發生變化，國家行為亦會相應調整――這是「結權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核心主張。確實，隨著其相對力量地位的急速提升，中國崛起成為修正強權（revisionist power），北京對美國的政策方向亦由守勢轉向為攻勢，即透過擴大全球和區域影響力，試圖改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現狀；面對中國之進擊，美國作為力量平衡手（power balancer），其對中政策取向亦相應由接觸轉向圍堵，即力求遏制中國在全球和區域的影響力擴張，試圖維持國際秩序現狀。這種由極性結構所驅動的行為模式，自2010年初以來，已經逐步把美中兩國推向新冷戰。此即近年大國競爭再起的結構性根源。
大國競爭的核心，在於爭逐相對力量優勢，即在不跨越直接戰爭的門檻之下，透過各種非戰爭手段擊敗對手。當前，美中兩國均將對方視為首要戰略敵手，竭力強化自身並削弱對方，以求贏得這場大國競爭。在此一整體趨勢之下，美國和中國正圍繞人工智慧展開一場激烈的科技競爭。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美中人工智慧競賽？透過整理相關理論文獻和歷史資料，從而建立一個理論歷史視角，宏觀探討驅動美國與中國逐鹿人工智慧的結構性因素。而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將為進一步推動科技競爭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論與歷史基礎。
19世紀：從工業革命到帝國主義擴張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各個現實主義學派的基本觀點，在於將科技理論化為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a critical national power element），即科技是一種力量倍增器，對國家的經濟生產力與軍事戰鬥力具有關鍵影響。其中，「力量轉移現實主義」（power transition realism）可視為相關研究的先行者。該學派強調，科技創新是推動力量轉移的關鍵驅動力：崛起強權（rising power）如能取得科技優勢，便有機會迅速改變既有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平衡，進而挑戰現狀霸主（status quo hegemony）――包括以戰爭的方式。換言之，在力量轉移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中，科技構成關鍵自變項，相對力量平衡與極性結構為中介變項，而戰爭與衝突則為依變項。
確實，現實主義者將科技視為國家力量關鍵要素的主張，與近代歷史上的大國競爭經驗高度契合。例如，在18世紀末，歐洲各國與中國（清帝國）的經濟實力原本旗鼓相當，雙方各自控制全球約四分之一的製造產出；然而及至19世紀末，掌握工業革命前沿科技的歐洲列強，已控制全球約62%的製造產出，而中國（清帝國）則驟降至約6%。在整個19世紀，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德國以及隨後的美國――進行了激烈的「工業霸權爭奪戰」。從蒸汽機到鋼鐵、電力與化學，西方列強除了將當時最先進的工業科技運用於經濟革新，亦將相關技術直接轉化為鐵甲艦、機槍與鋼製火砲等軍事裝備，進而展開全球性的殖民擴張。因此，19世紀的帝國主義擴張，實為科技作為國家力量關鍵要素的最佳歷史注腳。
20世紀：美蘇冷戰下的電腦競賽
20世紀美蘇冷戰下的電腦競賽，是理解科技作為國家力量關鍵要素的重要案例。一般有關美蘇冷戰的國際關係研究，多將其描述為圍繞軍事競爭（核子武器與傳統武器的軍備競賽）、外交競爭（歐亞非拉勢力範圍競賽）以及意識形態競爭（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競賽），卻往往忽略科技競爭（即電腦競賽）對整場美蘇大國競爭的重要性。
現代意義的電腦，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冷戰開始後，美蘇兩國均積極投入資源開發電腦技術。冷戰初期，美蘇兩國的電腦技術水準大致處於伯仲之間。例如，美國在1946年開發了全球首部的儲存程式電腦（stored-program computer）ENIAC，僅僅4年後，蘇聯即於1950年推出更為先進的MESM。在1950至1960年代，蘇聯憑藉不亞於美國的電腦科技，得以在核子、導彈與太空等領域與美國競逐優勢；甚至一度多次超越美國，創造了搶先在1959年發射全球首個人造衛星、在1961年首次載人太空飛行等案例。簡而言之，美蘇在電腦科技上的勢均力敵，在相當程度上支撐了1950至1960年代的平衡雙極結構（balanced bipolarity）。
然而，到了1970年代，美國的電腦科技開始顯著領先蘇聯，逐漸形成所謂的「電腦差距」（computer gap）。這個差距之所以逐漸形成，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美國結合政府、企業和大學合力推進科研，這種開放協作體制比蘇聯的集權控制模式，更有利於鼓勵電腦技術革新；美國率先發展積體電路，大幅度降低電腦生產成本，令電腦科技從政府和企業迅速普及到學校及家庭；美國成功透過巴黎統籌委員會協調盟國執行多邊出口管制，令蘇聯難以取得西方的電腦技術和設備等等。換言之，隨著1970年代電腦科技的發展，原有的平衡雙極結構已開始出現微妙的轉變趨勢。
到了1980年代，美國憑藉其電腦技術優勢，已徹底改變1950至1970年代的平衡雙極結構，顯著擴大了跟蘇聯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差距，使全球力量結構逐步走向不平衡雙極（unbalanced bipolarity）。例如，1987年蘇聯全國僅有約200,000部微型電腦，主要集中於各政府部門；相較之下，美國則擁有超過2,500,000部微型電腦，廣泛流通於各行各業，帶動了經濟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從而在經濟發展上全面拉開與蘇聯的差距；21美國的電腦技術優勢，亦使美軍得以建立各類複雜的空中監察系統與精確導引武器――包括於1978年啟動名為「突擊破壞者」（Assault Breaker）的整合性攻擊計畫――得以在軍事戰鬥力上明顯拋離蘇軍。22從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視角出發，蘇聯在1980年代對西方的取態之所以明顯緩和――乃至1991年蘇聯最終在改革失控而全面崩潰――乃是美蘇之間力量平衡發生巨變的結果。
21世紀：美中新冷戰下的人工智慧競賽
歷史證明，誰掌握科技，誰就更有可能在大國競爭中勝出。進入21世紀，對國家力量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前沿科技，毫無疑問就是人工智慧。從概念上而言，人工智慧是指用於實現人類所界定目標的自主機器系統。人工智慧本質上屬於「通用科技」（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可以被廣泛運用於社會各個領域，有別於僅具特定用途的「專用科技」（specific-purpose technology）。在近代歷史中，蒸汽機、電力、電腦 與網際網路等，皆被歸類為具有廣泛用途的通用科技，並先後在19世紀與20世紀成為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
人工智慧作為一種通用科技，其核心功能在於自動化決策、指揮、行動與運算。憑藉此一特性，人工智慧能夠與農業、製造業、醫護、軍工等不同領域的專用科技深度融合，進而全面革新各類工序與流程。鑑於其軍民兩用特性（military civilian dual-use nature），人工智慧目前已被廣泛運用於各個經濟與軍事領域，並快速發展成為足以改寫力量平衡的國家力量關鍵要素。
在經濟領域，人工智慧正被廣泛運用於各行各業之中，帶動整體經濟生產力的提升。例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廣泛運用，正在重塑企業營運模式，包括自動化許多耗時的重複性任務（例如即時回應客戶服務查詢與自動生成程式測試碼），以及協助人類處理較複雜的研究分析作業（例如快速草擬文件報告與整理分析大量數據），從而有助於節省人力成本，並提升企業營運效率。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23年6月發表的分析報告，透過生成式人工智慧自動化工作流程，預期可釋放雇員約六至七成的工作時間。此舉每年將為全球經濟帶來高達2.6至4.4兆美元的效益，其經濟價值相當於每年創造出一個規模可與英國GDP相媲美的新經濟體。
然而，人工智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並不會平均分配於世界各國，而是高度集中於有能力廣泛運用AI科技的已發展國家，特別是中國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普華永道公司即曾估計，美中兩國將瓜分全球超過70％的人工智慧經濟效益。換言之，人工智慧的急速發展，對一度被視為新興經濟力量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其實是壞消息多於好消息。因為在人工智慧革命之下，全球經濟力量天平將全面向美中兩極傾斜，而非走向多極化。近年來，不少全球決策者與學界專家反覆提及的多極結構，很可能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鏡花水月。
在軍事領域，人工智慧正被廣泛運用於革新指揮系統與武器開發，並迅速改變整個軍事作戰生態。事實上，某種形式的人工智慧技術，早已被運用於軍事領域。早於冷戰時期，美國便已開發各種自動武器系統，特別是具備目標辨識功能的雷達與導彈系統。歷代的愛國者導彈系統、方陣快炮系統與神盾戰鬥系統，在運作上皆整合了當時最先進的自動武器系統技術。近年，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革新，各種自主致命武器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 LAWS）已迅速發展。無人機、無人艦艇、作戰機器人等自主致命武器，已被廣泛運用於真實戰場。例如，自2022年2月俄烏戰爭全面爆發以來，烏軍大量運用無人機進行作戰，成功彌補其在傳統軍力上與俄軍之間的巨大差距，甚至創造出如蜘蛛網行動（Operation Spiderweb）般的奇襲案例，充分顯示人工智慧技術已足以深刻改寫軍事力量平衡。
如同經濟領域的情況，人工智慧技術所帶來的軍事效益，並不會平均分配於世界各國，而是高度集中於中國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手中。對於發展各種自主致命武器系統而言，數據運算能力至關重要。由於中國與美國控制了全球數據中心超過70％的運算能力，因此這兩個超級大國在發展自主致命武器系統方面，已逐步拋離其他主要大國。這意味著，在人工智慧革命之下，全球軍事力量天平將朝向美中兩極結構傾斜。
正因人工智慧已成為21世紀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美中兩國正竭力贏得這場人工智慧競賽，以求在整場大國競爭中取得最終勝利。近年來，這種「得AI者，得天下」的思維，驅動美中兩國展開高度激烈的人工智慧競賽：一方面持續強化自身的科技力量，另一方面則不斷試圖削弱對方的科技實力。正因如此，人工智慧競賽已成為當前美中新冷戰最為關鍵的戰略場域。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特聘教授兼副院長 方志?
緒論：從大國競爭到科技競爭
歷史將會記住，2008年是當代全球政治的分水嶺。自2008年以來，全球和區域極性結構（global and regional polarity structures）出現重大變化。在全球層次，2008年的金融海嘯標誌著「美國單極結構終結的開始」，面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崛起，美國已經失去在1990至2000年代後冷戰時期所擁有的絕對力量優勢，無力維繫由華府一手建立的「規則為本國際秩序」。在印太區域層次，中國進一步崛起成為具有足夠力量支配整個體系的「潛在區域霸主」，其相對軍事力量已超越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日本、澳洲、印度、南韓等等所有主要區域強權的總和，使區域力量格局出現根本性失衡。
當力量平衡發生變化，國家行為亦會相應調整――這是「結權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的核心主張。確實，隨著其相對力量地位的急速提升，中國崛起成為修正強權（revisionist power），北京對美國的政策方向亦由守勢轉向為攻勢，即透過擴大全球和區域影響力，試圖改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現狀；面對中國之進擊，美國作為力量平衡手（power balancer），其對中政策取向亦相應由接觸轉向圍堵，即力求遏制中國在全球和區域的影響力擴張，試圖維持國際秩序現狀。這種由極性結構所驅動的行為模式，自2010年初以來，已經逐步把美中兩國推向新冷戰。此即近年大國競爭再起的結構性根源。
大國競爭的核心，在於爭逐相對力量優勢，即在不跨越直接戰爭的門檻之下，透過各種非戰爭手段擊敗對手。當前，美中兩國均將對方視為首要戰略敵手，竭力強化自身並削弱對方，以求贏得這場大國競爭。在此一整體趨勢之下，美國和中國正圍繞人工智慧展開一場激烈的科技競爭。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美中人工智慧競賽？透過整理相關理論文獻和歷史資料，從而建立一個理論歷史視角，宏觀探討驅動美國與中國逐鹿人工智慧的結構性因素。而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將為進一步推動科技競爭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論與歷史基礎。
19世紀：從工業革命到帝國主義擴張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各個現實主義學派的基本觀點，在於將科技理論化為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a critical national power element），即科技是一種力量倍增器，對國家的經濟生產力與軍事戰鬥力具有關鍵影響。其中，「力量轉移現實主義」（power transition realism）可視為相關研究的先行者。該學派強調，科技創新是推動力量轉移的關鍵驅動力：崛起強權（rising power）如能取得科技優勢，便有機會迅速改變既有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平衡，進而挑戰現狀霸主（status quo hegemony）――包括以戰爭的方式。換言之，在力量轉移現實主義的理論架構中，科技構成關鍵自變項，相對力量平衡與極性結構為中介變項，而戰爭與衝突則為依變項。
確實，現實主義者將科技視為國家力量關鍵要素的主張，與近代歷史上的大國競爭經驗高度契合。例如，在18世紀末，歐洲各國與中國（清帝國）的經濟實力原本旗鼓相當，雙方各自控制全球約四分之一的製造產出；然而及至19世紀末，掌握工業革命前沿科技的歐洲列強，已控制全球約62%的製造產出，而中國（清帝國）則驟降至約6%。在整個19世紀，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德國以及隨後的美國――進行了激烈的「工業霸權爭奪戰」。從蒸汽機到鋼鐵、電力與化學，西方列強除了將當時最先進的工業科技運用於經濟革新，亦將相關技術直接轉化為鐵甲艦、機槍與鋼製火砲等軍事裝備，進而展開全球性的殖民擴張。因此，19世紀的帝國主義擴張，實為科技作為國家力量關鍵要素的最佳歷史注腳。
20世紀：美蘇冷戰下的電腦競賽
20世紀美蘇冷戰下的電腦競賽，是理解科技作為國家力量關鍵要素的重要案例。一般有關美蘇冷戰的國際關係研究，多將其描述為圍繞軍事競爭（核子武器與傳統武器的軍備競賽）、外交競爭（歐亞非拉勢力範圍競賽）以及意識形態競爭（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競賽），卻往往忽略科技競爭（即電腦競賽）對整場美蘇大國競爭的重要性。
現代意義的電腦，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冷戰開始後，美蘇兩國均積極投入資源開發電腦技術。冷戰初期，美蘇兩國的電腦技術水準大致處於伯仲之間。例如，美國在1946年開發了全球首部的儲存程式電腦（stored-program computer）ENIAC，僅僅4年後，蘇聯即於1950年推出更為先進的MESM。在1950至1960年代，蘇聯憑藉不亞於美國的電腦科技，得以在核子、導彈與太空等領域與美國競逐優勢；甚至一度多次超越美國，創造了搶先在1959年發射全球首個人造衛星、在1961年首次載人太空飛行等案例。簡而言之，美蘇在電腦科技上的勢均力敵，在相當程度上支撐了1950至1960年代的平衡雙極結構（balanced bipolarity）。
然而，到了1970年代，美國的電腦科技開始顯著領先蘇聯，逐漸形成所謂的「電腦差距」（computer gap）。這個差距之所以逐漸形成，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美國結合政府、企業和大學合力推進科研，這種開放協作體制比蘇聯的集權控制模式，更有利於鼓勵電腦技術革新；美國率先發展積體電路，大幅度降低電腦生產成本，令電腦科技從政府和企業迅速普及到學校及家庭；美國成功透過巴黎統籌委員會協調盟國執行多邊出口管制，令蘇聯難以取得西方的電腦技術和設備等等。換言之，隨著1970年代電腦科技的發展，原有的平衡雙極結構已開始出現微妙的轉變趨勢。
到了1980年代，美國憑藉其電腦技術優勢，已徹底改變1950至1970年代的平衡雙極結構，顯著擴大了跟蘇聯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差距，使全球力量結構逐步走向不平衡雙極（unbalanced bipolarity）。例如，1987年蘇聯全國僅有約200,000部微型電腦，主要集中於各政府部門；相較之下，美國則擁有超過2,500,000部微型電腦，廣泛流通於各行各業，帶動了經濟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從而在經濟發展上全面拉開與蘇聯的差距；21美國的電腦技術優勢，亦使美軍得以建立各類複雜的空中監察系統與精確導引武器――包括於1978年啟動名為「突擊破壞者」（Assault Breaker）的整合性攻擊計畫――得以在軍事戰鬥力上明顯拋離蘇軍。22從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視角出發，蘇聯在1980年代對西方的取態之所以明顯緩和――乃至1991年蘇聯最終在改革失控而全面崩潰――乃是美蘇之間力量平衡發生巨變的結果。
21世紀：美中新冷戰下的人工智慧競賽
歷史證明，誰掌握科技，誰就更有可能在大國競爭中勝出。進入21世紀，對國家力量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前沿科技，毫無疑問就是人工智慧。從概念上而言，人工智慧是指用於實現人類所界定目標的自主機器系統。人工智慧本質上屬於「通用科技」（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可以被廣泛運用於社會各個領域，有別於僅具特定用途的「專用科技」（specific-purpose technology）。在近代歷史中，蒸汽機、電力、電腦 與網際網路等，皆被歸類為具有廣泛用途的通用科技，並先後在19世紀與20世紀成為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
人工智慧作為一種通用科技，其核心功能在於自動化決策、指揮、行動與運算。憑藉此一特性，人工智慧能夠與農業、製造業、醫護、軍工等不同領域的專用科技深度融合，進而全面革新各類工序與流程。鑑於其軍民兩用特性（military civilian dual-use nature），人工智慧目前已被廣泛運用於各個經濟與軍事領域，並快速發展成為足以改寫力量平衡的國家力量關鍵要素。
在經濟領域，人工智慧正被廣泛運用於各行各業之中，帶動整體經濟生產力的提升。例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廣泛運用，正在重塑企業營運模式，包括自動化許多耗時的重複性任務（例如即時回應客戶服務查詢與自動生成程式測試碼），以及協助人類處理較複雜的研究分析作業（例如快速草擬文件報告與整理分析大量數據），從而有助於節省人力成本，並提升企業營運效率。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23年6月發表的分析報告，透過生成式人工智慧自動化工作流程，預期可釋放雇員約六至七成的工作時間。此舉每年將為全球經濟帶來高達2.6至4.4兆美元的效益，其經濟價值相當於每年創造出一個規模可與英國GDP相媲美的新經濟體。
然而，人工智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並不會平均分配於世界各國，而是高度集中於有能力廣泛運用AI科技的已發展國家，特別是中國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普華永道公司即曾估計，美中兩國將瓜分全球超過70％的人工智慧經濟效益。換言之，人工智慧的急速發展，對一度被視為新興經濟力量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其實是壞消息多於好消息。因為在人工智慧革命之下，全球經濟力量天平將全面向美中兩極傾斜，而非走向多極化。近年來，不少全球決策者與學界專家反覆提及的多極結構，很可能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鏡花水月。
在軍事領域，人工智慧正被廣泛運用於革新指揮系統與武器開發，並迅速改變整個軍事作戰生態。事實上，某種形式的人工智慧技術，早已被運用於軍事領域。早於冷戰時期，美國便已開發各種自動武器系統，特別是具備目標辨識功能的雷達與導彈系統。歷代的愛國者導彈系統、方陣快炮系統與神盾戰鬥系統，在運作上皆整合了當時最先進的自動武器系統技術。近年，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革新，各種自主致命武器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 LAWS）已迅速發展。無人機、無人艦艇、作戰機器人等自主致命武器，已被廣泛運用於真實戰場。例如，自2022年2月俄烏戰爭全面爆發以來，烏軍大量運用無人機進行作戰，成功彌補其在傳統軍力上與俄軍之間的巨大差距，甚至創造出如蜘蛛網行動（Operation Spiderweb）般的奇襲案例，充分顯示人工智慧技術已足以深刻改寫軍事力量平衡。
如同經濟領域的情況，人工智慧技術所帶來的軍事效益，並不會平均分配於世界各國，而是高度集中於中國與美國兩個超級大國手中。對於發展各種自主致命武器系統而言，數據運算能力至關重要。由於中國與美國控制了全球數據中心超過70％的運算能力，因此這兩個超級大國在發展自主致命武器系統方面，已逐步拋離其他主要大國。這意味著，在人工智慧革命之下，全球軍事力量天平將朝向美中兩極結構傾斜。
正因人工智慧已成為21世紀國家力量的關鍵要素，美中兩國正竭力贏得這場人工智慧競賽，以求在整場大國競爭中取得最終勝利。近年來，這種「得AI者，得天下」的思維，驅動美中兩國展開高度激烈的人工智慧競賽：一方面持續強化自身的科技力量，另一方面則不斷試圖削弱對方的科技實力。正因如此，人工智慧競賽已成為當前美中新冷戰最為關鍵的戰略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