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灰姑娘的前後臺
某次週日彌撒後，我跟Luisa及幾名菲律賓移工朋友到一家美式速食連鎖餐廳吃午餐，如同往常，店裡坐滿了一群群移工，在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色雙拱商標下，她們開心地吃著薯條和漢堡。在這個消費時段，只有少數的臺灣顧客，空氣中流動著菲律賓的家鄉話、同鄉團聚的熱情興奮，與離開雇主管轄區的輕鬆自由。
我留意到Luisa帶了一個裝著衣服的袋子，隨口笑她一大早就忙著逛街購物。她搖頭，有點難為情地解釋：「不，這些是我回家時要換的衣服。我在外面時，想要看起來聰明、時髦。」Luisa輕撫著身上穿的象牙色絲質襯衫：「穿著這樣的衣服，我看起來像個企業經理（business manager）。」她指著袋子繼續說：「那些衣服，我在市場買的，只要臺幣100塊！穿著它們我就變成『管家經理』（house manager）。」
爽朗的幾聲大笑後，她的上揚嘴角化為苦澀的自嘲：「所以我回家前要換衣服、卸妝、把迷你裙換掉。我在家裡像個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一樣！」
移工灰姑娘跨越的不只是菲律賓／印尼與臺灣之間的國界，她們的遷移旅程也來回穿越多重的空間場域，包括雇主的家、城市的公共空間，休假時返回的家鄉，甚至透過電話與網路而連結出的虛擬空間。在這些多重的地理尺度中，空間不單純是固定的物質場域，而是透過人們認知與經驗時空關係的方式造就了空間的樣態。
同一個地理空間，對不同的居民來說，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義與功能。和雇主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家務移工在這個「家」中的位置，卻是高度邊緣化的；工作與居住場所的合一，讓她們難以保有隱私空間。同樣是異鄉人，社會階層低的家務移工不像專業外派人員，可以享受外國人的特權優勢與「世界人」的尊貴身分，她們是全球城市中的底層階級，能夠使用的公共空間與社會資源非常有限。
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用「前臺」與「後臺」的戲劇學比喻來理論化人們的日常互動模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員，會持續因應不同的觀眾與情境，來展演自我的形象。而這樣的印象表演是有時空限制的，「前臺」（front region）指的是有觀眾在場、進行特定表演的區域，在前臺受到抑制的某些行為則出現在「後臺」（backstage）。我認為這樣的概念非常適合用來闡明跨國灰姑娘在不同社會空間中的角色轉換與情境表演。我更進一步擴展高夫曼的概念來分析社會空間中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從此觀點來看，人們如何刻畫空間界線、協商空間意義與再現空間樣態，構成了一處日常生活的鬥爭場域，雇主與移工雙方皆在其中展現權力的控制與抵抗。
跨國灰姑娘並非只留下玻璃鞋，等待王子來拯救她脫離苦難。家務移工利用商品、科技與其他人群的跨國流動，幫助她們重構社會空間。雖然空間可能成為施行勞動控制與族群隔離的工具，但空間也是移工們施展能動性的重要媒介。她們利用生活科技（尤其是行動電話）來鬆動工作上的時間與空間的局限、經營跨越地理國度的人際網絡。她們將火車站、公園等城市公共空間，轉化為聚會平臺或暫時家園，在週日的集體現身中，用八卦當作抵抗武器，用消費建立自我培力。
家作為工作前臺
一位臺灣雇主如此評論她請的外籍女傭：「我們家女傭並不完美，誠實是她唯一的優點。我們整天在外工作，把家和孩子都託付給她，誠實和信任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在保母施虐、孩童綁架等犯罪新聞頻頻占據報紙首頁的當代臺灣社會，很多雇主都像這位受訪者一樣，掛念家中財物及孩子的安全，擔心外來者可能造成的威脅。她們對「危險的外來者」的憂慮，更因僱用的是外籍勞工而強化。弔詭的是，雇主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的避風港」，卻把自己的家轉化成一處充滿紀律與監視的場域。雇主的勞動控制，不僅止於移工的工作表現，她們的私人生活與道德品性都受限於時間管理與空間監控的框架下。
區隔、隱私、監視
日常生活的家庭空間布署，確保了雇主與移工的地位區隔。在西方傳統中，主僕隔離最明顯的空間安排就是樓上、樓下分住的模式。臺北和其他亞洲城市由於地少人稠，家戶空間多坪數不大，所以很少見到獨立出入口及樓梯、室外廁所或傭人房等空間規劃。在這樣的緊密居住空間中，雇主的空間控制手法，必須比完全隔離的模式更為細緻，且時常對移工的隱私更具侵入性。
有些雇主會界定明確的規則，清楚劃分家務移工可進出的領域。更常見的是，勞雇雙方發展出一種默契，知悉家人與女傭應如何以權力不對等的方式，使用共享的家戶空間。當我問雇主與一個非家庭成員同住是否會不方便，他們常如此回答我：
不會啊，因為她會做隱形人！她一看人多，就會躲在廚房，躲在陽臺，讓客人看不到她，她是well-disciplined。
這是客人來的時候，那如果是你們家人在看電視呢？
也是一樣啊，她都躲在陽臺，這真的是非常有教養的。
躲在陽臺喔？
我們陽臺大大的，view又漂亮。
住所的不同空間組成，在家庭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客廳與餐廳是家人社交之處，也是招待客人的前臺區域。相對起來，廚房與陽臺被歸類為是家務幫傭活動的地方。她在這些後臺區域煮飯、洗衣，日復一日操持家務。此外，洗手間、傭人房（如果她有的話）、小孩房等，也是她較能使用的地方。
很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和她們照顧的小孩或病人住在同一個房間，以提供隨傳隨到的協助。這樣的居住安排嚴重侵犯移工的隱私，並導致情緒與勞動的剝削，如同以下兩位移工所言：
我在這裡一點隱私也沒有。剛開始，他們不敲門就進房間，我可能只穿著短褲或甚至內褲。〔有時候〕我想要睡了，他們卻進房跟她〔癱瘓的病人〕聊天，我根本沒辦法睡。甚至在半夜，不管她什麼時候醒來，我都要跟著醒來。她需要什麼，我都得提供。我和小孩一起睡。我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是廁所。我常跑到頂樓的廁所，沒人會用的那一間。打掃完那間廁所後，我常常坐在那裡哭！我祈禱：「主啊，我想要回去菲律賓！」
有些雇主為了便於監視或空間不足，要求移工睡在客廳的沙發床上，或者睡在附有半透明紙門的和室裡（許多家庭要求移工起床後把被褥與私人用品收好，白天作為雇主家庭使用的休閒空間）。為了保護隱私與安全，家務移工會試著將她們睡覺的開放空間「後臺化」。例如，有個移工晚上會在她的和室房掛上許多衣服，好讓紙門看起來不那麼透明。另一個睡在客聽的移工，在晚上會移動茶几的位置，擋在她睡覺的沙發床旁邊，這樣如果半夜有人試圖靠近、侵犯她的私人領域，她可以馬上察覺。
雇主的私人家庭領域如今成為充滿勞動監視的工作場所。孩子可能遭受保母的虐待或忽略，是許多白天在外工作的雇主心頭縈繞不去的擔慮。這些雇主通常依靠某些設備或代理人來進行監視。有些雇主上班時，會不定時打電話回家，以此遙控監看家中情況，或者趁午飯時間無預警地回家查看；有些拜託白天在家的家庭主婦鄰居幫忙看管移工，或請託大樓或社區管理員禁止移工任意外出。更具侵犯性的監視方法，如偷偷在家裡安裝錄音機或攝影機，雖然在我訪談的對象中不常見，但也並非沒有。
最常見的狀況，是請小孩的祖父母來扮演監視家務移工的代理人。有些雇主說，如果不是跟父母同住，他們是不敢僱用移工的。典型的說法是：「你把小孩留給一個陌生人，尤其是一個從國外來的陌生人，怎麼可能放心呢？但以我的例子來說，我婆婆和我們同住，有個人在家看著比較好。」核心家庭的雇主可能拜託住在附近的祖父母白天三不五時造訪家中，其他雇主則可能上班前將小孩和移工一起載到祖父母家，下班後再接回。
然而，在私密的家庭空間進行勞動監視，對有些雇主來說，感覺很尷尬或不自在，於是他們試圖加以掩飾，例如，他們會假裝突然回家是因為「忘了東西」，祖父母則常用「想念孫子」為理由，前往視察移工情況。
「我們怕她會變壞」
儘管家務移工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獨自在家，但仍有一些機會可以外出。她們經常因工作所需而到超市、醫院（照顧病人）、學校和公園（接送與陪伴小孩）等地方。在臺北市，傍晚拿垃圾出去丟，等待垃圾車來臨之前，是另一個移工可以離開雇主家、遇見其他移工鄰居的機會。這些地方都是她們可以稍事喘息、遠離雇主，並與同鄉連絡的後臺區域。然而，雇主對移工的監控並不只止於家庭空間，也延伸到移工外出的空間。
如第一章所述，勞委會極度關切外籍勞工的「逃跑」問題，而雇主也會因為移工的行蹤不明而付上相當代價（導致配額凍結）。許多雇主因此把防止移工逃跑視為管理重點，而衍生若干控制手段。例如，許多雇主或仲介業者會在移工停留臺灣期間扣留他們的護照，儘管這樣的行為已被勞委會明文禁止並處以罰鍰。4此外，大部分的仲介業者都建議雇主不要讓移工在週日休假，尤其是契約剛開始的前三個月或六個月。有些雇主則要求移工把休假日排在非週日的時候，以避免他們與其他移工走得太近。
雇主監控移工最極端的方式，是不給她們家中鑰匙或不允許她們擅自離開住所。多數雇主採用較隱晦的方式來監控移工的行蹤。有些會在移工休假時，檢查她們的房間或個人物品，看看有無任何不尋常的蛛絲馬跡顯示移工會逃跑；有些會向電話公司索取移工的電話帳單明細，以便多了解移工的社交連帶。當這些雇主對我描述這些行為時，看起來都不太好意思，但仍強調自己是移工在臺灣的監護人，以此合理化對她們隱私的侵犯。「我們不是侵犯，我們只是關心。」一名雇主如此說。
許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在週日加班工作，在有些個案裡，是因為需要持續照顧新生嬰兒或病人，然而，也有許多雇主如此要求是基於控制的理由。淑華解釋說：「我們不介意付她加班費。我們只是不想讓她出去，和太多朋友鬼混。待在家裡比較好，不做事也沒關係。」臺灣雇主間普遍認為，讓移工休假一定會導致負面的影響：「我們怕她一旦去教堂和其他菲傭交往，會變壞。」「我們在契約裡特別註明不放假。我們怕她們一去教堂會被汙染。」
雇主所說的「變壞」和「被汙染」，究竟意謂著什麼？為什麼連教堂這樣的神聖地，都被雇主貼上汙染源的標籤？在這些被理解為可能的威脅的背後，雇主真正心懸的重點為何？
我認為，雇主限制移工行動的首要目的，是讓他們與被認為是危險來源的移工社群保持距離。在臺灣，天主教堂和多隸屬教會的非政府組織是提供移工法律資訊與協助的主要管道5移工在週日彌撒及之後的聚會中，會互給建議、交換策略。雇主擔憂移工社群帶來「汙染」，其實怕的是，移工會比較彼此的工作環境，逐漸察覺到自身的權利，而懂得跟雇主爭權議價。
許多雇主心懸的另一個煩惱是，移工放假後會交男朋友而可能「變壞」。我訪問的不少移工都有親身經驗，例如：「我家女主人老問我在教堂有沒有和其他男人見面」，或「他們不喜歡我每個星期天都出去，因為他們怕我做壞事。」這些雇主認為，他們的外籍女傭和移工男友約會是一種道德墮落的行為，可能導致懷孕或「逃跑」的後果。由於先前發生過移工和男友聯手犯罪的新聞事件，有些雇主也擔心、害怕移工交男朋友和綁架、搶劫的可能關聯。6
Peggy是其中一例。當她發現她僱用的菲籍女傭交了一個菲律賓男友時，她立刻中止契約、把該名移工遣返。她認為自己處於一個兩難處境，一方面要尊重移工的個人權利，另一方面要撫平自己對小孩安全的焦慮。訪談時，她告訴我：「我知道她有權利去約會，我們也許不該限制她，我先生也是這樣跟我說……。」低頭陷入幾秒鐘的沉默後，她抬起頭為自己愛子深切的行為辯護：「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很擔心我兒子，他就睡在女傭旁邊的房間。你知道嗎？我每天晚上都醒來好幾次，跑去我兒子房間看，擔心他是不是已經不見了。」
除了「不准約會」的規定之外，家務移工通常也被禁止在雇主家裡接待訪客或在朋友家過夜，即便是休假時。女性家務移工所受的規訓，和父權家庭對女兒行為的監控其實極為相似。在雇主眼裡（尤其是女雇主），女性移工可能會勾引男性或製造麻煩，這些擔慮合理化了他們對女性移工的道德控制，甚至是隱私的侵犯。這些空間監控策略強化了家務移工在家庭生活中的附屬地位，並且鞏固了族群和性別的道德界線。
某次週日彌撒後，我跟Luisa及幾名菲律賓移工朋友到一家美式速食連鎖餐廳吃午餐，如同往常，店裡坐滿了一群群移工，在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色雙拱商標下，她們開心地吃著薯條和漢堡。在這個消費時段，只有少數的臺灣顧客，空氣中流動著菲律賓的家鄉話、同鄉團聚的熱情興奮，與離開雇主管轄區的輕鬆自由。
我留意到Luisa帶了一個裝著衣服的袋子，隨口笑她一大早就忙著逛街購物。她搖頭，有點難為情地解釋：「不，這些是我回家時要換的衣服。我在外面時，想要看起來聰明、時髦。」Luisa輕撫著身上穿的象牙色絲質襯衫：「穿著這樣的衣服，我看起來像個企業經理（business manager）。」她指著袋子繼續說：「那些衣服，我在市場買的，只要臺幣100塊！穿著它們我就變成『管家經理』（house manager）。」
爽朗的幾聲大笑後，她的上揚嘴角化為苦澀的自嘲：「所以我回家前要換衣服、卸妝、把迷你裙換掉。我在家裡像個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一樣！」
移工灰姑娘跨越的不只是菲律賓／印尼與臺灣之間的國界，她們的遷移旅程也來回穿越多重的空間場域，包括雇主的家、城市的公共空間，休假時返回的家鄉，甚至透過電話與網路而連結出的虛擬空間。在這些多重的地理尺度中，空間不單純是固定的物質場域，而是透過人們認知與經驗時空關係的方式造就了空間的樣態。
同一個地理空間，對不同的居民來說，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義與功能。和雇主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家務移工在這個「家」中的位置，卻是高度邊緣化的；工作與居住場所的合一，讓她們難以保有隱私空間。同樣是異鄉人，社會階層低的家務移工不像專業外派人員，可以享受外國人的特權優勢與「世界人」的尊貴身分，她們是全球城市中的底層階級，能夠使用的公共空間與社會資源非常有限。
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用「前臺」與「後臺」的戲劇學比喻來理論化人們的日常互動模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員，會持續因應不同的觀眾與情境，來展演自我的形象。而這樣的印象表演是有時空限制的，「前臺」（front region）指的是有觀眾在場、進行特定表演的區域，在前臺受到抑制的某些行為則出現在「後臺」（backstage）。我認為這樣的概念非常適合用來闡明跨國灰姑娘在不同社會空間中的角色轉換與情境表演。我更進一步擴展高夫曼的概念來分析社會空間中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從此觀點來看，人們如何刻畫空間界線、協商空間意義與再現空間樣態，構成了一處日常生活的鬥爭場域，雇主與移工雙方皆在其中展現權力的控制與抵抗。
跨國灰姑娘並非只留下玻璃鞋，等待王子來拯救她脫離苦難。家務移工利用商品、科技與其他人群的跨國流動，幫助她們重構社會空間。雖然空間可能成為施行勞動控制與族群隔離的工具，但空間也是移工們施展能動性的重要媒介。她們利用生活科技（尤其是行動電話）來鬆動工作上的時間與空間的局限、經營跨越地理國度的人際網絡。她們將火車站、公園等城市公共空間，轉化為聚會平臺或暫時家園，在週日的集體現身中，用八卦當作抵抗武器，用消費建立自我培力。
家作為工作前臺
一位臺灣雇主如此評論她請的外籍女傭：「我們家女傭並不完美，誠實是她唯一的優點。我們整天在外工作，把家和孩子都託付給她，誠實和信任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在保母施虐、孩童綁架等犯罪新聞頻頻占據報紙首頁的當代臺灣社會，很多雇主都像這位受訪者一樣，掛念家中財物及孩子的安全，擔心外來者可能造成的威脅。她們對「危險的外來者」的憂慮，更因僱用的是外籍勞工而強化。弔詭的是，雇主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的避風港」，卻把自己的家轉化成一處充滿紀律與監視的場域。雇主的勞動控制，不僅止於移工的工作表現，她們的私人生活與道德品性都受限於時間管理與空間監控的框架下。
區隔、隱私、監視
日常生活的家庭空間布署，確保了雇主與移工的地位區隔。在西方傳統中，主僕隔離最明顯的空間安排就是樓上、樓下分住的模式。臺北和其他亞洲城市由於地少人稠，家戶空間多坪數不大，所以很少見到獨立出入口及樓梯、室外廁所或傭人房等空間規劃。在這樣的緊密居住空間中，雇主的空間控制手法，必須比完全隔離的模式更為細緻，且時常對移工的隱私更具侵入性。
有些雇主會界定明確的規則，清楚劃分家務移工可進出的領域。更常見的是，勞雇雙方發展出一種默契，知悉家人與女傭應如何以權力不對等的方式，使用共享的家戶空間。當我問雇主與一個非家庭成員同住是否會不方便，他們常如此回答我：
不會啊，因為她會做隱形人！她一看人多，就會躲在廚房，躲在陽臺，讓客人看不到她，她是well-disciplined。
這是客人來的時候，那如果是你們家人在看電視呢？
也是一樣啊，她都躲在陽臺，這真的是非常有教養的。
躲在陽臺喔？
我們陽臺大大的，view又漂亮。
住所的不同空間組成，在家庭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與意義。客廳與餐廳是家人社交之處，也是招待客人的前臺區域。相對起來，廚房與陽臺被歸類為是家務幫傭活動的地方。她在這些後臺區域煮飯、洗衣，日復一日操持家務。此外，洗手間、傭人房（如果她有的話）、小孩房等，也是她較能使用的地方。
很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和她們照顧的小孩或病人住在同一個房間，以提供隨傳隨到的協助。這樣的居住安排嚴重侵犯移工的隱私，並導致情緒與勞動的剝削，如同以下兩位移工所言：
我在這裡一點隱私也沒有。剛開始，他們不敲門就進房間，我可能只穿著短褲或甚至內褲。〔有時候〕我想要睡了，他們卻進房跟她〔癱瘓的病人〕聊天，我根本沒辦法睡。甚至在半夜，不管她什麼時候醒來，我都要跟著醒來。她需要什麼，我都得提供。我和小孩一起睡。我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是廁所。我常跑到頂樓的廁所，沒人會用的那一間。打掃完那間廁所後，我常常坐在那裡哭！我祈禱：「主啊，我想要回去菲律賓！」
有些雇主為了便於監視或空間不足，要求移工睡在客廳的沙發床上，或者睡在附有半透明紙門的和室裡（許多家庭要求移工起床後把被褥與私人用品收好，白天作為雇主家庭使用的休閒空間）。為了保護隱私與安全，家務移工會試著將她們睡覺的開放空間「後臺化」。例如，有個移工晚上會在她的和室房掛上許多衣服，好讓紙門看起來不那麼透明。另一個睡在客聽的移工，在晚上會移動茶几的位置，擋在她睡覺的沙發床旁邊，這樣如果半夜有人試圖靠近、侵犯她的私人領域，她可以馬上察覺。
雇主的私人家庭領域如今成為充滿勞動監視的工作場所。孩子可能遭受保母的虐待或忽略，是許多白天在外工作的雇主心頭縈繞不去的擔慮。這些雇主通常依靠某些設備或代理人來進行監視。有些雇主上班時，會不定時打電話回家，以此遙控監看家中情況，或者趁午飯時間無預警地回家查看；有些拜託白天在家的家庭主婦鄰居幫忙看管移工，或請託大樓或社區管理員禁止移工任意外出。更具侵犯性的監視方法，如偷偷在家裡安裝錄音機或攝影機，雖然在我訪談的對象中不常見，但也並非沒有。
最常見的狀況，是請小孩的祖父母來扮演監視家務移工的代理人。有些雇主說，如果不是跟父母同住，他們是不敢僱用移工的。典型的說法是：「你把小孩留給一個陌生人，尤其是一個從國外來的陌生人，怎麼可能放心呢？但以我的例子來說，我婆婆和我們同住，有個人在家看著比較好。」核心家庭的雇主可能拜託住在附近的祖父母白天三不五時造訪家中，其他雇主則可能上班前將小孩和移工一起載到祖父母家，下班後再接回。
然而，在私密的家庭空間進行勞動監視，對有些雇主來說，感覺很尷尬或不自在，於是他們試圖加以掩飾，例如，他們會假裝突然回家是因為「忘了東西」，祖父母則常用「想念孫子」為理由，前往視察移工情況。
「我們怕她會變壞」
儘管家務移工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獨自在家，但仍有一些機會可以外出。她們經常因工作所需而到超市、醫院（照顧病人）、學校和公園（接送與陪伴小孩）等地方。在臺北市，傍晚拿垃圾出去丟，等待垃圾車來臨之前，是另一個移工可以離開雇主家、遇見其他移工鄰居的機會。這些地方都是她們可以稍事喘息、遠離雇主，並與同鄉連絡的後臺區域。然而，雇主對移工的監控並不只止於家庭空間，也延伸到移工外出的空間。
如第一章所述，勞委會極度關切外籍勞工的「逃跑」問題，而雇主也會因為移工的行蹤不明而付上相當代價（導致配額凍結）。許多雇主因此把防止移工逃跑視為管理重點，而衍生若干控制手段。例如，許多雇主或仲介業者會在移工停留臺灣期間扣留他們的護照，儘管這樣的行為已被勞委會明文禁止並處以罰鍰。4此外，大部分的仲介業者都建議雇主不要讓移工在週日休假，尤其是契約剛開始的前三個月或六個月。有些雇主則要求移工把休假日排在非週日的時候，以避免他們與其他移工走得太近。
雇主監控移工最極端的方式，是不給她們家中鑰匙或不允許她們擅自離開住所。多數雇主採用較隱晦的方式來監控移工的行蹤。有些會在移工休假時，檢查她們的房間或個人物品，看看有無任何不尋常的蛛絲馬跡顯示移工會逃跑；有些會向電話公司索取移工的電話帳單明細，以便多了解移工的社交連帶。當這些雇主對我描述這些行為時，看起來都不太好意思，但仍強調自己是移工在臺灣的監護人，以此合理化對她們隱私的侵犯。「我們不是侵犯，我們只是關心。」一名雇主如此說。
許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在週日加班工作，在有些個案裡，是因為需要持續照顧新生嬰兒或病人，然而，也有許多雇主如此要求是基於控制的理由。淑華解釋說：「我們不介意付她加班費。我們只是不想讓她出去，和太多朋友鬼混。待在家裡比較好，不做事也沒關係。」臺灣雇主間普遍認為，讓移工休假一定會導致負面的影響：「我們怕她一旦去教堂和其他菲傭交往，會變壞。」「我們在契約裡特別註明不放假。我們怕她們一去教堂會被汙染。」
雇主所說的「變壞」和「被汙染」，究竟意謂著什麼？為什麼連教堂這樣的神聖地，都被雇主貼上汙染源的標籤？在這些被理解為可能的威脅的背後，雇主真正心懸的重點為何？
我認為，雇主限制移工行動的首要目的，是讓他們與被認為是危險來源的移工社群保持距離。在臺灣，天主教堂和多隸屬教會的非政府組織是提供移工法律資訊與協助的主要管道5移工在週日彌撒及之後的聚會中，會互給建議、交換策略。雇主擔憂移工社群帶來「汙染」，其實怕的是，移工會比較彼此的工作環境，逐漸察覺到自身的權利，而懂得跟雇主爭權議價。
許多雇主心懸的另一個煩惱是，移工放假後會交男朋友而可能「變壞」。我訪問的不少移工都有親身經驗，例如：「我家女主人老問我在教堂有沒有和其他男人見面」，或「他們不喜歡我每個星期天都出去，因為他們怕我做壞事。」這些雇主認為，他們的外籍女傭和移工男友約會是一種道德墮落的行為，可能導致懷孕或「逃跑」的後果。由於先前發生過移工和男友聯手犯罪的新聞事件，有些雇主也擔心、害怕移工交男朋友和綁架、搶劫的可能關聯。6
Peggy是其中一例。當她發現她僱用的菲籍女傭交了一個菲律賓男友時，她立刻中止契約、把該名移工遣返。她認為自己處於一個兩難處境，一方面要尊重移工的個人權利，另一方面要撫平自己對小孩安全的焦慮。訪談時，她告訴我：「我知道她有權利去約會，我們也許不該限制她，我先生也是這樣跟我說……。」低頭陷入幾秒鐘的沉默後，她抬起頭為自己愛子深切的行為辯護：「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很擔心我兒子，他就睡在女傭旁邊的房間。你知道嗎？我每天晚上都醒來好幾次，跑去我兒子房間看，擔心他是不是已經不見了。」
除了「不准約會」的規定之外，家務移工通常也被禁止在雇主家裡接待訪客或在朋友家過夜，即便是休假時。女性家務移工所受的規訓，和父權家庭對女兒行為的監控其實極為相似。在雇主眼裡（尤其是女雇主），女性移工可能會勾引男性或製造麻煩，這些擔慮合理化了他們對女性移工的道德控制，甚至是隱私的侵犯。這些空間監控策略強化了家務移工在家庭生活中的附屬地位，並且鞏固了族群和性別的道德界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