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絕對不是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會做的事。
二○一三年春天，賈伯斯在蘋果（Apple Inc.）的執行長接班人提姆‧庫克（Tim Cook）決定，公司要借一百七十億美元的債務。是的，借貸。即使蘋果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企業，而且到目前為止已經銷售超過十億個科技裝置，銀行裡已經有一千四百五十億美元的存款，每個月還不斷流進三十億美元的獲利。
所以，為什麼要借錢？很明顯地，並不是因為公司資金短缺，或無法動用現金，而是因為蘋果的財務主管決定，借貸是取得資金更好、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不管一般貸款的成本有多少，由於有一種只對績優公司發行的低利率債券，蘋果就能因此大幅節省成本。更棒的是，蘋果不必真的動用它的銀行帳戶，它不像我們，帳戶就開在街口某個銀行，而是散布在全球各個不同地點，包括境外的金融機構（公司對這些細節很保密）。如果這些資金回流到美國，蘋果就得為這筆錢付出很高的稅率，雖然一家正宗的美國公司逃避大筆稅金不太好看，但這的確是它一直細心規劃在避免的事。
因此蘋果借了一百七十億美元。
這絕對不是賈伯斯的行事風格。賈伯斯專注在不斷創造讓人無法抗拒並能改變生活的產品，並且對產品成功之後，錢就會跟著進來深具信心。相較之下，庫克密切關注的是資金，對資金的操控手法也越來越複雜。為什麼呢？部分原因是自從二○一一年賈伯斯過世後，即使公司仍然銷售出數量驚人的產品，但蘋果已經開發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科技。有時候，這件事會讓股價受挫，也讓人擔心公司未來的長期發展。當然，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當一家公司更聚焦在財務工程而不是實質工程時，就會更相信這是必須繼續做下去的事。但現在，蘋果有的就是現金。
那麼，是什麼原因需要這一百七十億美元？原來，蘋果不是要用這筆錢來蓋新的工廠，或開發新的生產線，而是拿這筆資金來回購股票、豐厚股利，以收買投資人，這樣做可以刺激公司低迷的股價。而且至少在短期內，這個策略的確奏效。股價一上揚，就能為同意這種操作手法的董事會成員，以及公司的股東們產出數億美元的紙上財富，而庫克本人也是公司最大的股東之一。這對他們來說很棒，但並沒有為蘋果帶來光采。對沖基金經理人戴維‧安霍恩（David Einhorn）長久以來一直在抱怨，這家公司的儲備現金，股東分得還不夠，他不經意地說出，蘋果也應該把和製造創新產品「相同水準的創意」應用在資產負債表上。對他和美國現在企業界的很多人來說，這種創意和另一個創意，都是一樣好。
但我在本書有不同的論點。
蘋果大概是世界上最廣為人知的公司，當然也是最受喜愛的公司之一，現在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思考，要如何從財務工程而不是傳統工程來賺錢，這告訴我們，美國最大企業的優先要務已經徹底翻轉，更別提鼓勵這一切行為的稅務制度背後的政治因素。這個小插曲也清楚說明，很多美國最大型的企業已經背離自己顧客的需求和欲望，以及整體國民的情感和理智。
因為沒有犯錯，蘋果也不構成違法行為。因此，蘋果回購股票和發放股利，已經成為稀鬆平常的事。這個策略讓公司的高階主管和最大股東變得更富有，但長期下來經常扼殺了創新的能量，也削減了創造就業的機會，並慢慢侵蝕了它的競爭地位。從二○○五年到二○一四年之間，標準普爾五百指數（S&P 500）的五百家公司，在這類支出總共花了超過六兆美元的金額，即使他們裁減工作又減少投資，依然刺激了股價與市場。像蘋果這樣的企業金庫滿溢，因此美國頂尖公司今年分給股東的現金，很可能會創下新高。
但在同一時期，我們的經濟卻在「復甦」之路上步履蹣跚，簡直是兩個世界。薪資停止成長，就業領域成長最快的前十種類別當中，有六種時薪是十五美元，而且勞動參與率是一九七○年代晚期以來的最低值。在過去，美國企業的財富增加，一般美國民眾的財富也會跟著增加，但現在，這種關係卻被什麼東西打斷了。
這個什麼東西就是華爾街。就在蘋果宣布將用一百七十億美元回報投資人的幾個星期後，鯊魚開始環伺。企業狙擊手（按：指惡意收購）卡爾‧伊坎（Carl Icahn）是在門口守候的原始野蠻人之一。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之間，遭受他襲擊的公司包括環球航空（TWA）和納貝斯克公司（RJR Nabisco）。伊坎開始火速收購蘋果股票，並要求庫克花更多錢回購股票。每次他一要求，蘋果股價就跟著攀升。到了二○一五年五月，伊坎的股權暴增了三三○％，超過六百五十億美元。而且蘋果也宣布，到二○一七年三月為止，總計將花兩千億美元在發放股利和回購股票上。同時，這家公司的研發支出占銷售金額的百分比，從二○○一年開始就持續下滑，現在更是下滑到有史以來的更低點。這好比食用大量的糖分後所造成的興奮感，所有人都在猜，這對蘋果長期的未來意味著什麼。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美國的生意已經不再是商業了，而是金融業。今天，從「維權股東」（activist investors）到投資銀行，從管理顧問到資產經理人，從高頻交易商（high-frequency traders）到保險公司，是金融家在對美國企業發號施令，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在金融市場創造財富已經變成目的，而不是把金融市場當成工具，以達成共享經濟繁榮的目的。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更糟的是，金融思維已經在美國企業根深蒂固，即使最大和最有前景的公司也開始運作得像銀行。舉例來說，蘋果開始和金融機構一樣，用大筆多餘的現金購買企業債券。二○一五年彭博新聞（Bloomberg）的頭版標題為：「蘋果是新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庫克是新的債券之王。」由於蘋果和其他科技公司持有那麼多的現金，現在他們與投資銀行一樣，鎖定新公司發行的公司債券，就不令人意外了（看來蘋果發行自己的信用卡，似乎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在本質上，他們的運作就像銀行，但卻不像銀行一樣受到監管。如果科技大廠在某個時間決定拋售這些債券，市場就會受到影響，這個問題已經引起金融研究局（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專家的關注，這個組織是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財政部為了監測金融市場的穩定性而成立的。
不單單是科技大廠在效法金融業，航空公司在石油價格的避險交易上，經常比販售機位賺取更多利益，雖然下錯賭注可能造成百萬美元以上的損失。美國最早的創新家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所創辦的公司，子公司奇異資本（GE Capital），直到最近，也已經變成像美國國際集團（AIG）一樣，屬於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由於它所造成的風險，奇異現在已經把它賣掉）。財富五百大（Fortune 500）的企業專注在複雜的打地鼠計畫，為了逃避在美國支付稅金，以及其他要收稅的國家，把現金存在各個境外銀行。但是避稅，或甚至是像大藥廠輝瑞（Pfizer）這類公司所做的「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s）策略——這些公司享用了各種政府支持的好處（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和科技、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卻逃避分攤國家稅收——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現在的美國企業只要搬動現金，就能比以前賺到更多錢。光是從單純的金融活動，像是交易、對沖買賣、稅負優化和銷售金融服務，就能產生比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差不多五倍的收入。
我們現在似乎都是銀行家了。
這是一個事實，而且是我們經濟運作方式的核心，只是這個運作方式並不管用。二○○八年金融危機至今過了八年，我們終於邁向復甦，但這是戰後時期以來最漫長、最疲弱的復甦。原因是什麼？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經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只對其本身產生功用，前面所說的、本書將出現的其他故事，以及佐證的大量數據，將一一說明這些原因。我們的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生病，整體性的問題，包括比平均值更慢的成長率、收入更不平等、薪資停滯、更加脆弱的市場，另外，還有許多人無力負擔如住宅、退休和教育等中產階級的基本需求，在我們整個經濟中，事實上是整個社會中，都普遍感受得到。
問題診斷
我們的經濟疾病有個名稱：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這個名詞意味華爾街和它的思維趨勢已經駕馭美國，不僅滲透到金融業，也包括美國的各行各業。這種非常重視短期又高風險的想法，在二○○八年幾乎翻覆了全球經濟，現在還拉大了貧富差距，阻礙了經濟成長，並威脅到美國夢的未來。美國的金融化包含從金融業的規模與業務範圍的成長、經濟體系中金融活動增加，到為了投機交易而不是生產而借貸的行為增加，還有股東價值在企業治理模式當中具有支配地位，在公私部門盛行著高風險而自私的思維，金融家和因金融活動致富的執行長的政治權力擴張，以及「市場知道怎麼做最好」的意識形態，即使已經造成了七十五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卻依然當道。這個轉變甚至影響了我們的語言、公民生活，以及我們彼此建立關係的方式。我們談人力或社會「資本」，並且從教育、重要的基礎建設到刑期，把一切有價證券化。這是我們快速形成「投資組合社會」（portfolio society）的一種標記。
前面描述蘋果公司卡夫卡式的故事，只是很多隨著金融化而出現的反常結果之一。金融化是學界用來描述我們本末倒置的經濟體制，一個不太可靠卻又非常貼切的字眼。在這種本末倒置的經濟體制中，生產者——我在本書使用這個名詞來描述創造實體經濟成長的人、公司和想法——已經成為掠奪者的僕人，那些人利用失能的市場制度，主要是增加自己而不是整個社會的財富。掠奪者包含許多（當然不是全部）金融家和金融機構，還有在公私部門被誤導的領導者，包括為數眾多的執行長、政治人物和監管人員，他們似乎不了解金融化是如何侵蝕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甚至是我們的民主。
當然，解決金融化的第一步是要先了解它，這個非常複雜和廣泛的現象是從銀行業開始，但絕對不只發生在金融業。金融業在經濟中的傳統角色，也是我們的成長所依賴的角色，是將家庭存款轉而用於投資。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這個重要的連結。今天的金融業大部分致力於鍊金術，他們核發大量的貸款，將金錢輸送到金融體系的不同部門，而不是投資在平民街。前英國銀行業監管者、金融穩定專家，以及現任新經濟思維學會（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主席阿代爾‧特納（Adair Turner），在近作《債務和魔鬼》（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一書中詳細說明這個現象：「這個趨勢在不同國家有些微差異，但是大方向是清楚的：在先進的經濟體中，特別是美國和英國，資本市場和銀行業對新興投資的資助正在減少。在這體系中的大部分金錢是用來對現有資產進行借貸活動。」簡單來說，特納要說的是，金融業沒有資助創造工作和提高薪資的新想法和計畫，卻轉而專注在把現有資產證券化（例如住宅、股票、債券等），將它們轉換成可以交易的產品，可以結合，然後分割，而且銷售的次數越多越好，這就是他們在二○○八年事件爆發前一直在做的事。特納估計，現在只有一五％的融資流量投入到實體的經濟計畫，其餘都留在金融體系內，使得金融家、企業大亨和最富裕的少數頂層人口變得更富有，他們在美國，甚至在全世界，擁有絕大部分的金融資產。
金融業未受管制的影響，是在數十年來已經以各種方式呈現的現象，為什麼現在會有急迫性呢？一個原因是，即使從二○○八年以來，政府已經在貨幣和財政刺激方案支付了數兆美元，但我們仍處於二次大戰戰後時期以來，一次最漫長、最疲弱的經濟復甦，這表示，我們的經濟模式已經崩壞。藉由低利率、更多的消費信用貸款、提供企業債務融資延後繳稅，以及讓我們感覺比實際更有錢的資產泡沫，直到泡沫破滅，我們貢獻給表面成長的能力，已經沒戲唱了。我們需要的不是金融帶來的虛擬成長，而是帶給平民街實質與永續的成長。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了解的主要問題其實很簡單：為什麼只占經濟產值的七％，以及只創造四％工作機會的金融業，在美國房地產鼎盛時期，卻能在所有企業獲利中占了將近三分之一，比二十五年前的占比增加了一○％？為什麼這個曾經為了幫助企業成長的行業，現在變成了阻礙？這是本書努力要回答的問題，特別是檢視金融業的崛起如何導致美國企業的衰敗，把這兩者拿來比對是一個很少被拿來探討的主題。伴隨金融化而來的很多反常趨勢，例如貧富差距拉大、薪資停滯、金融市場脆弱不堪，以及經濟的龜步成長，經常（理所當然地）被以社會的術語和高度政治化的方式探討，例如一％對比九九％的兩極化討論，以及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對比揮霍的消費者和貪婪的投資人。事實上，在二○一二年美國選舉期間，保守政客用生產者和掠奪者這兩個名詞來詆毀半數的美國人（我希望藉由重新定義這兩個名詞，本書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修正這個問題）。
這一切都是故事的一部分，但針對金融體系為什麼變成支配而不是刺激實體經濟，這個你我實際生活與工作其中的實體經濟，以上沒有一個說法可以掌握到問題的全貌。經由檢視失能的金融體系對企業本身的影響，這也是我二十三年來擔任記者期間採訪的領域，針對這個問題，我除了短評，也有實質的分析，也會清楚說明金融化趨勢如何傷害我們經濟的真正核心，並因此危及我們所有人的繁榮機會。
這是一本以美國大眾為對象的書，關於過去幾年經濟上發生的事（更別提過去數十年來），以及緊跟著二○○八年的危機之後，很多已經承諾我們的金融條例卻未能通過，他們需要得到一個完整與可以理解的解釋。但是本書也以政策制定者為對象，特別是明年即將取得政權的政府，他們仍然有機會改正我們的體系，這是在後金融危機時期早已錯過的機會。必須把握這個罕有的良機，如同我將在本書探討的，過去幾十年下來，我們的金融機器已經被它本身的重量壓垮很多次，但我們的制度卻沒有任何改變、展望未來，再次崩盤並拖累所有人，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金融業的命脈
在本質上，我們的體制變成以金融為目的，而不是協助平民街的幫手，而且因為金融服務業裡的很多改變而越演越烈。其中的一個改變是貸款減少，另一個是交易增加，特別是快速的電腦化交易，現在已經占到美國股市活動的一半。目前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的整個價值，每隔十九個月就會周轉一次，速度是一九七○年代以來的三倍。因此，一九八○年到二○○○年代中期，證券業的規模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成長了五倍，一般銀行存款從GDP的七○％縮減到五○％，也就不足為奇。
有價證券和交易占整個行業的比例提升，公部門和私部門的各種債務也跟著增加。債務是金融的命脈，是金融業賺錢的來源。同時，大量的學術研究顯示，債務和信用等級增加，會引起金融的不穩定。另外，由於金融占全國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從戰後時期的美國經濟占比到現在已經增加三倍，因此，一個非常反常的現象是，像美國這樣有七○％的經濟產出是靠消費支出的先進經濟體，任何的成長不可避免地都必須靠債務支撐。停滯的薪資和創歷史新低的經濟成長使不上力，所以債務驅動的金融活動，變成實體活動的代糖，這是一種只會越來越惡化的癮頭。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是最有先見之明的二○○八年金融危機觀察家之一，他在著作《金融斷層線》（Fault Lines）一書中提到，中產階級為了紓緩因向下沉淪而產生的焦慮感，已經把信用貸款當成治標不治本的手段。他一針見血地總結，在經濟崩潰前，「讓他們吃信用卡吧」是繁榮時代人人唱誦的咒語。
從那之後，債務和信用就一直膨脹。如同我們大多數人所知道的，私人債務到了二○○八年大幅增加，另外，為了因應危機後的經濟餘波，政府實施了刺激消費方案，如今公部門債務也達到歷史新高（並且因此造成稅收減少）。從一九八○年代以來，提供美國消費者的信用貸款金額成長了兩倍，消費者付給銀行的費用也是一樣，一個連帶的事實是，其中一些最大的銀行正持有史無前例的高額資產，這一切完全可以證明這個產業的壟斷勢力。總而言之，即使金融效率下降，金融服務費用依然持續增加。市場效率也不過如此。
竊取孕育未來的種子
雖然信用貸款和費用的增加勢不可擋，但對企業的貸款，尤其是小型企業，卻逐漸減少。在一九八○年代早期，當時金融化開始蓬勃發展，美國商業銀行提供給工業和商業公司的貸款金額，幾乎和不動產與消費貸款一樣，貸款比例是八○％。但在一九九○年代，比例降到五二％；到了二○○五年，只剩二八％。尤其是小型企業貸款，下降得特別劇烈，新創公司的數量也是如此。在一九八○年代早期，新公司占所有美國企業的一半，到了二○一一年，只剩三分之一。許多學者，甚至投資人士和企業人士都認為，這和金融業將焦點從提供貸款轉到投機交易的改變有關。企業家精神的衰退代表經濟不再活絡，因為新公司是國家創造就業機會和GDP成長最重要的來源。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有一次以他一派輕鬆的語氣對我作出總結，他說，這是「民眾寧可去賭場，也不要去餐廳」類型的資本主義。
金融業為了遊說短期刺激股價的經營方式，導致美國企業大幅削減研究和開發經費，完全不顧這類投資是孕育未來的種子。的確，如果將股票回購逐漸增加的經費，和企業對生產投資例如研發活動逐漸下降的金額，繪製成圖表，兩條線將交叉成一個完美的黃金交叉。前者自一九八○年代開始上揚，標準普爾指數的五百家公司，一年花費一兆美元回購股票和支付股利，相當於他們淨利的九五％以上，而不是將錢投資在研究、產品開發，或是任何有利於公司長期成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