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社會合作的兩種制度結構劃分：市場與權力
經濟學的生命力很強，但真正系統化形成的時間其實並不長，只有三百年左右。我們可以從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著作中看到，學界通常會以亞當．斯密1776年《國富論》的出版問世作為一個分界點，認為自此市場經濟的思想體系才算正式成型。當然，在斯密之前，理查．坎蒂隆在大約1730年前後寫成、並於1755年出版的《商業本質論》，已對後來的市場經濟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礎，但直到斯密，才將分工、交換與“看不見的手”整合為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並得以廣泛傳播與接受。
那麼，斯密之前和之後有什麼根本區別呢？在斯密之前，人們習慣於兩種方式來處理生存與繁衍的問題：一種是依循傳統習俗，一種是服從命令與指令。人們藉助這兩種方式組織成社會，以確保自身的生存與財產安全，以及族群的延續繁衍。依照傳統的習俗，或者聽從那些較為明理、有威望的精英所發出的命令與指令，往往就足以維繫相對安穩的生活。那是因為，當時人們對社會及其運行規律的認知尚不全面深入，遵循既有的傳統和精英的意志，往往比個人單獨摸索更有利於維持基本秩序。
而在亞當．斯密之後，人們逐漸確立了一種不再嚴格依賴命令指令，也未必非得遵循傳統習俗的方式——僅憑自己的雙手勞動，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並通過自願交換，就足以滿足生存需要，而且往往能生活得更好。雖然這種基於分工與交換的方式在人類歷史上早已有之，但真正被系統化、理論化並作為普遍原則確立，還是始於斯密。這就是市場社會的運作邏輯，自此，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得以確立，並逐步擴展。
隨著這種嶄新的生存方式與社會組織形式的出現，人們開始自覺地遵守一定的共同規則，只要不侵犯他人，就可以自由選擇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再受制於統治權力的強制命令，而是出於自身利益自願勞動，通過對外交換，在使他人獲益的同時也讓自己受益，通過交換獲得更美好的生活，家庭與族群也因此得以延續與壯大。
市場經濟體系是一種自發形成的社會組織形式，是“看不見的手”在無形中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體現。正因為市場觀念的確立，對人類歷史的塑造作用遠遠超過了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乃至俄國十月革命等任何一場武裝革命所帶來的影響。也正是在斯密之後，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正式出現。在過去三百年裡，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社會合作所催生的文化創新，已在規模與影響力上遠遠超越此前數千年的積累。
3.12.3.7.4.1 時間偏好社會轉型的障礙與風險
儘管理論上通過轉變觀念、制度與文化等因素，可以影響普遍時間偏好的塑造，但在現實中，要從高時間偏好社會向低時間偏好社會轉型，常常面臨深層的結構性阻礙與多重路徑依賴性風險。
首先，是現有制度的慣性與既得利益結構的阻礙。
現實的社會制度，都會建立有符合本國現實的福利體制，一旦福利制度的建立，便會形成廣泛的社會依賴，試圖消減或改革都可能會被民眾視為對其福利的“剝奪”，福利待遇“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而要改變這種依賴性，將會引發巨大的政治阻力。既得利益群體與依賴福利的民眾之間甚至會形成一種“福利交換的穩固同盟”，政府作為福利的提供與分配方，一方面福利來源逐漸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是分配的公平性遭到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大，更困難的是面對這些尖銳的矛盾時卻無法全身而退。
在制度方面，還存在著國家財政對鑄幣權壟斷與法幣體制的依賴。法幣制度下的信用貨幣為國家財政提供了便利，通過通貨膨脹的手段，可以獲得稅收之外的一種“隱性稅”，甚至有的國家實施赤字貨幣化，財政對超發法幣的依賴已形成制度化。如果要實現普遍時間偏好的社會類型轉變，需要取消政府對法幣的超發權力，政府將失去應對危機與維持開支的手段，離開了貨幣超發信貸擴張，甚至對基本的日常運作都會受到影響，面臨著財政不可持續，收支平衡難以為繼的危機。
在中央銀行與各機構的金融體系中，也存在著利益相互依存的路徑依賴。受到不健全貨幣體系的影響，中央銀行人為操控的低利率與信貸擴張已內嵌於現代金融體系的結構中，稍有緊縮即引發資產泡沫破裂或債務危機。市場社會對“永遠寬鬆”的貨幣政策形成預期，並且逐步積累商業週期的風險，停止擴張或收緊政策都將引發強烈反彈。
其次，是文化慣性與心理預期的修復有難度。
受錯誤的經濟學思想影響，例如凱恩斯主義和MMT理論，即時滿足、透支未來的享樂文化已內化為日常生活方式。在民眾習慣了高消費、低儲蓄、信用卡與信貸透支驅動的生活方式，即使外部環境改變，心理路徑難以逆轉。社交媒體強化“及時炫耀”、“月光族”文化，形成對節儉與長期主義的嘲諷氛圍。在2021年1月9日，中國第九屆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經濟學家林采宜提出了一種經濟觀念，認為把錢花光，就是為國爭光。愛國主義怎麼愛？花錢就是最好的愛國。高時間偏好的文化已經從經濟理論深入到道德行為的內在要求。
當市場社會反復經歷政策變化、金融危機或福利承諾破產，民眾會喪失對“長遠未來”的信心與希望，長期規劃的信任基礎被破壞。低信任社會下，人們無法預計成功與意外哪一個選項更早的到來，自然傾向於“及時行樂”，加劇高時間偏好性格的養成。同樣的原因，主流的經濟思想還是以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芝加哥學派為主，作為教育體制與媒體宣傳解讀經濟現象的理論依據，充滿了諸如上述消費主義此類的逆向激勵。媒體與宣傳往往傾向煽動消費主義情緒，而非理性引導。學校教育內容與主流話語仍多以刺激需求為主，以短期利益為導向，缺乏對儲蓄、風險、產權和市場的系統性認知。
與此同時，轉型的過程中也存在著經濟大幅震蕩的風險。要從消費優先轉為儲蓄優先意味著短期消費需求的下降。從消費拉動向儲蓄驅動的經濟模式轉型，短期內可能會造成經濟增速的放緩、企業盈利下降、失業上升等問題。此類經濟“陣痛”若無社會心理的提前準備，極易被反對者放大炒作，煽動輿論，因民眾的普遍反對而最終導致轉型失敗。
信貸槓桿的收縮，通縮而引起的債務危機，泡沫淸算與資源重組，將帶來資產價格下跌，過去虛假繁榮下的投資將被淘汰出局。在經濟活動中所展現的表面現象，高債務、高失業率、高通膨，低利率、低回報，與債務危機、滯脹危機和大蕭條的現象並沒有太多的區別。資產的重新配置會伴隨大量企業倒閉破產、行業重組，引發短期劇烈波動。民眾普遍對改革的代價成本認知不足，容易在短期的痛苦中失去信心與支持。“改得越徹底、短痛越猛烈”，政治上承受的壓力就越巨大，經常會導致改革的中斷或反復。
另外，政治週期與權力動機的衝突，也是轉型中不可忽略的重大障礙與風險。短期的政治激勵偏好阻礙長期政策推進。玩弄政治的政客傾向於推出短期“討好型”政策，直接通過影響壓力團隊，影響宣傳媒體，影響關鍵意見領袖等手段，而偏離於改革的初衷，例如直接發錢、補貼、擴張信貸以獲取選票或民眾的支持，不願進行長期轉型，甚至將透支的政治經濟成本留給後任，毫不負責背後的洪水滔天成本。每一次選舉換屆都可能意味著政策反覆，削弱民眾對長期改革的信任與預期。
通過廣泛民主而形成的權力架構，必然權力分散，並且內鬥激烈，缺乏信任度，這種政治體制難以推行長期改革議程，民粹主義與福利承諾更易得勢。專制集權的“強政府”雖然有堅強有力的組織架構可以推進各項改革，但是正是由於其秉持著管制干預干涉的觀念才得以維持這種堅強有力的命令指令式拘束合作。因此，難以長久堅持正確的經濟思想觀念，更難付諸於實踐。即便有個別政治家具備遠見，改革也可能會在短短的任期內難以顯現成果，從而遭受拋棄，半途而廢。
總之，從高時間偏好社會轉向低時間偏好社會的過程，是一場涉及制度、貨幣、文化與信仰的系統性變革。這不僅是經濟變數的調整，更是信任秩序的重建與社會心理結構的洗牌。這種轉型必然伴隨代價成本，不能期望無痛完成。但若能跨越這些阻礙，這一轉型不僅可能，而且將會成為市場社會再度邁向長久穩定健康，文明積累與資本深層增長的關鍵節點。
以上內容節錄自《問世間，錢為何物（三冊合售）》筏行◎著．樹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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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生命力很強，但真正系統化形成的時間其實並不長，只有三百年左右。我們可以從經濟史、經濟思想史著作中看到，學界通常會以亞當．斯密1776年《國富論》的出版問世作為一個分界點，認為自此市場經濟的思想體系才算正式成型。當然，在斯密之前，理查．坎蒂隆在大約1730年前後寫成、並於1755年出版的《商業本質論》，已對後來的市場經濟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礎，但直到斯密，才將分工、交換與“看不見的手”整合為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並得以廣泛傳播與接受。
那麼，斯密之前和之後有什麼根本區別呢？在斯密之前，人們習慣於兩種方式來處理生存與繁衍的問題：一種是依循傳統習俗，一種是服從命令與指令。人們藉助這兩種方式組織成社會，以確保自身的生存與財產安全，以及族群的延續繁衍。依照傳統的習俗，或者聽從那些較為明理、有威望的精英所發出的命令與指令，往往就足以維繫相對安穩的生活。那是因為，當時人們對社會及其運行規律的認知尚不全面深入，遵循既有的傳統和精英的意志，往往比個人單獨摸索更有利於維持基本秩序。
而在亞當．斯密之後，人們逐漸確立了一種不再嚴格依賴命令指令，也未必非得遵循傳統習俗的方式——僅憑自己的雙手勞動，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並通過自願交換，就足以滿足生存需要，而且往往能生活得更好。雖然這種基於分工與交換的方式在人類歷史上早已有之，但真正被系統化、理論化並作為普遍原則確立，還是始於斯密。這就是市場社會的運作邏輯，自此，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得以確立，並逐步擴展。
隨著這種嶄新的生存方式與社會組織形式的出現，人們開始自覺地遵守一定的共同規則，只要不侵犯他人，就可以自由選擇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再受制於統治權力的強制命令，而是出於自身利益自願勞動，通過對外交換，在使他人獲益的同時也讓自己受益，通過交換獲得更美好的生活，家庭與族群也因此得以延續與壯大。
市場經濟體系是一種自發形成的社會組織形式，是“看不見的手”在無形中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體現。正因為市場觀念的確立，對人類歷史的塑造作用遠遠超過了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乃至俄國十月革命等任何一場武裝革命所帶來的影響。也正是在斯密之後，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正式出現。在過去三百年裡，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社會合作所催生的文化創新，已在規模與影響力上遠遠超越此前數千年的積累。
3.12.3.7.4.1 時間偏好社會轉型的障礙與風險
儘管理論上通過轉變觀念、制度與文化等因素，可以影響普遍時間偏好的塑造，但在現實中，要從高時間偏好社會向低時間偏好社會轉型，常常面臨深層的結構性阻礙與多重路徑依賴性風險。
首先，是現有制度的慣性與既得利益結構的阻礙。
現實的社會制度，都會建立有符合本國現實的福利體制，一旦福利制度的建立，便會形成廣泛的社會依賴，試圖消減或改革都可能會被民眾視為對其福利的“剝奪”，福利待遇“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而要改變這種依賴性，將會引發巨大的政治阻力。既得利益群體與依賴福利的民眾之間甚至會形成一種“福利交換的穩固同盟”，政府作為福利的提供與分配方，一方面福利來源逐漸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是分配的公平性遭到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大，更困難的是面對這些尖銳的矛盾時卻無法全身而退。
在制度方面，還存在著國家財政對鑄幣權壟斷與法幣體制的依賴。法幣制度下的信用貨幣為國家財政提供了便利，通過通貨膨脹的手段，可以獲得稅收之外的一種“隱性稅”，甚至有的國家實施赤字貨幣化，財政對超發法幣的依賴已形成制度化。如果要實現普遍時間偏好的社會類型轉變，需要取消政府對法幣的超發權力，政府將失去應對危機與維持開支的手段，離開了貨幣超發信貸擴張，甚至對基本的日常運作都會受到影響，面臨著財政不可持續，收支平衡難以為繼的危機。
在中央銀行與各機構的金融體系中，也存在著利益相互依存的路徑依賴。受到不健全貨幣體系的影響，中央銀行人為操控的低利率與信貸擴張已內嵌於現代金融體系的結構中，稍有緊縮即引發資產泡沫破裂或債務危機。市場社會對“永遠寬鬆”的貨幣政策形成預期，並且逐步積累商業週期的風險，停止擴張或收緊政策都將引發強烈反彈。
其次，是文化慣性與心理預期的修復有難度。
受錯誤的經濟學思想影響，例如凱恩斯主義和MMT理論，即時滿足、透支未來的享樂文化已內化為日常生活方式。在民眾習慣了高消費、低儲蓄、信用卡與信貸透支驅動的生活方式，即使外部環境改變，心理路徑難以逆轉。社交媒體強化“及時炫耀”、“月光族”文化，形成對節儉與長期主義的嘲諷氛圍。在2021年1月9日，中國第九屆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經濟學家林采宜提出了一種經濟觀念，認為把錢花光，就是為國爭光。愛國主義怎麼愛？花錢就是最好的愛國。高時間偏好的文化已經從經濟理論深入到道德行為的內在要求。
當市場社會反復經歷政策變化、金融危機或福利承諾破產，民眾會喪失對“長遠未來”的信心與希望，長期規劃的信任基礎被破壞。低信任社會下，人們無法預計成功與意外哪一個選項更早的到來，自然傾向於“及時行樂”，加劇高時間偏好性格的養成。同樣的原因，主流的經濟思想還是以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芝加哥學派為主，作為教育體制與媒體宣傳解讀經濟現象的理論依據，充滿了諸如上述消費主義此類的逆向激勵。媒體與宣傳往往傾向煽動消費主義情緒，而非理性引導。學校教育內容與主流話語仍多以刺激需求為主，以短期利益為導向，缺乏對儲蓄、風險、產權和市場的系統性認知。
與此同時，轉型的過程中也存在著經濟大幅震蕩的風險。要從消費優先轉為儲蓄優先意味著短期消費需求的下降。從消費拉動向儲蓄驅動的經濟模式轉型，短期內可能會造成經濟增速的放緩、企業盈利下降、失業上升等問題。此類經濟“陣痛”若無社會心理的提前準備，極易被反對者放大炒作，煽動輿論，因民眾的普遍反對而最終導致轉型失敗。
信貸槓桿的收縮，通縮而引起的債務危機，泡沫淸算與資源重組，將帶來資產價格下跌，過去虛假繁榮下的投資將被淘汰出局。在經濟活動中所展現的表面現象，高債務、高失業率、高通膨，低利率、低回報，與債務危機、滯脹危機和大蕭條的現象並沒有太多的區別。資產的重新配置會伴隨大量企業倒閉破產、行業重組，引發短期劇烈波動。民眾普遍對改革的代價成本認知不足，容易在短期的痛苦中失去信心與支持。“改得越徹底、短痛越猛烈”，政治上承受的壓力就越巨大，經常會導致改革的中斷或反復。
另外，政治週期與權力動機的衝突，也是轉型中不可忽略的重大障礙與風險。短期的政治激勵偏好阻礙長期政策推進。玩弄政治的政客傾向於推出短期“討好型”政策，直接通過影響壓力團隊，影響宣傳媒體，影響關鍵意見領袖等手段，而偏離於改革的初衷，例如直接發錢、補貼、擴張信貸以獲取選票或民眾的支持，不願進行長期轉型，甚至將透支的政治經濟成本留給後任，毫不負責背後的洪水滔天成本。每一次選舉換屆都可能意味著政策反覆，削弱民眾對長期改革的信任與預期。
通過廣泛民主而形成的權力架構，必然權力分散，並且內鬥激烈，缺乏信任度，這種政治體制難以推行長期改革議程，民粹主義與福利承諾更易得勢。專制集權的“強政府”雖然有堅強有力的組織架構可以推進各項改革，但是正是由於其秉持著管制干預干涉的觀念才得以維持這種堅強有力的命令指令式拘束合作。因此，難以長久堅持正確的經濟思想觀念，更難付諸於實踐。即便有個別政治家具備遠見，改革也可能會在短短的任期內難以顯現成果，從而遭受拋棄，半途而廢。
總之，從高時間偏好社會轉向低時間偏好社會的過程，是一場涉及制度、貨幣、文化與信仰的系統性變革。這不僅是經濟變數的調整，更是信任秩序的重建與社會心理結構的洗牌。這種轉型必然伴隨代價成本，不能期望無痛完成。但若能跨越這些阻礙，這一轉型不僅可能，而且將會成為市場社會再度邁向長久穩定健康，文明積累與資本深層增長的關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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