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明性與傳統更新
儒家文明的危機
面對西方現代性之挑戰，牟宗三與其同道坦白承認「德治」存在一些需要批判性調整的嚴重缺陷。化繁為簡來說，中國文化與西方現代性相遇於十九世紀末，且打從一開始，此事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儒家與以民主（與科學）為特徵的西方現代性是否牴觸的巨大爭議。可以確定的是，在此過程中，「傳統中國文化實在無力抵擋來自優勢西方文明的攻勢，被迫改弦易轍」，於是現代中國發生了「語言典範轉移」（linguistic paradigm shift）。換句話說，當前華文語境所使用的諸多政治性詞彙，諸如個體性、自由、自律性、國家、民主、法治、憲政主義、權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大體都是源自於歐洲的脈絡背景，而這些概念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熱切尋求「富強」的過程中傳入華人世界。
更精準地說，促成「語言典範轉移」的動機，是西方帝國主義釀成的最深沉文明危機所激發出來且揮之不去的「道德焦慮」（moral anxiety）。一位著名的當代哲學家甚至借用了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的「認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 crisis）概念來說明中國文化的困境，意指在西方現代性的衝擊下，道德與政治的語言、信仰體系，甚至生活方式都處於「同樣嚴重的混亂狀態」。因此，某種試圖在中國文化的基本要素當中引發巨大變革的「激進主義」，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向華語使用者提供自由主義及其相關價值意義的主要來源，而其中許多關鍵特徵至今仍影響著華人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因此，許多學者致力於在「中國啟蒙運動」（Chinese Enlightenment）的更大框架下解釋華人自由主義的特性，其原始意圖主要是持續為「新中國」追求道德與政治的創新。
在此脈絡下，儒家與現代性為敵對關係的信念，迅速瀰漫於中國文化背景之中，並且很快在五四運動期間達到高峰。與其去深入探討反儒家思潮形成的歷史，不如在此點出，人們對於華人自由主義其實長期存在一些誤解，尤其是與其相關的三大標語：「全盤西化」、「個人主義」以及「民主」。由於五四運動的激發因素是嚴重的民族屈辱感以及激烈的愛國情緒，因此華人世界普遍認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知識分子所提倡者只不過是一種「激進」形式的自由主義，其企圖是徹底擺脫儒家傳統、全面擁抱西方現代性，同時為啟蒙中的中國引入革新的個人主義道德觀以及先進的民主政治形式。
首先來談「全盤西化」一詞，這個術語通常會連結上林毓生著名的「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iconoclasm）之說，也就是將「知識與文化變革之必要性置於政治、社會、經濟變革之上」的傾向。用李蕾（Leigh K. Jenco）的話來說：
五四運動者深信早期自由主義者提倡的個人權利和政治進步，無法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地基上有所進展，因此鼓勵年輕人「打倒孔家店」，因為在他們看來，孔家店是在以遵循古代聖人典範為名，支持社會階級制度、打壓個人成長與自我表達、壓抑理性科學求知、妨礙必要的社會轉型。
由此，借用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說法，新知識分子顯然是被嚴格區別「價值」與「歷史」的二分法所割裂，面臨「西方價值之現代性」或「中國文化傳統」僅能擇一的激進抉擇。
尤要者在於，所謂的「激進自由主義」（radical liberalism）還同時採取了一種狂熱極端的個人主義觀念：此即謂「理性主義式個人主義」（rationalistic individualism）。誠如周策縱（1916-2007）所論，五四運動的新知識分子：
訴諸理性、而非習俗，訴諸自然、而非人為律法，訴諸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和美學、而非倫理規則與宗教。他們質疑一切在他們看來未能證明之事物。他們的歷史角色是鬆動舊習慣和舊風俗、改革思想與改變感受、打垮傳統、打開接受變化的心靈。簡而言之，他們是在為一場大革命鋪路。
最後，就政治層面而言，五四激進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因而熱烈認同這樣一種觀念：自由主義等同於民主，而民主則代表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最高政治成就；反水，保守主義則意味著對民主的任何形式之拒斥。換言之，沿著啟蒙運動與「既定秩序」之間所謂的緊張關係—或者借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說法，即「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對立—在新知識分子的眼中，諸如文明禮俗、德性、秩序與傳統等保守性因素，皆構成了在現代中國實現民主的嚴峻障礙。
儒家文明的危機
面對西方現代性之挑戰，牟宗三與其同道坦白承認「德治」存在一些需要批判性調整的嚴重缺陷。化繁為簡來說，中國文化與西方現代性相遇於十九世紀末，且打從一開始，此事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儒家與以民主（與科學）為特徵的西方現代性是否牴觸的巨大爭議。可以確定的是，在此過程中，「傳統中國文化實在無力抵擋來自優勢西方文明的攻勢，被迫改弦易轍」，於是現代中國發生了「語言典範轉移」（linguistic paradigm shift）。換句話說，當前華文語境所使用的諸多政治性詞彙，諸如個體性、自由、自律性、國家、民主、法治、憲政主義、權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大體都是源自於歐洲的脈絡背景，而這些概念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熱切尋求「富強」的過程中傳入華人世界。
更精準地說，促成「語言典範轉移」的動機，是西方帝國主義釀成的最深沉文明危機所激發出來且揮之不去的「道德焦慮」（moral anxiety）。一位著名的當代哲學家甚至借用了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的「認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 crisis）概念來說明中國文化的困境，意指在西方現代性的衝擊下，道德與政治的語言、信仰體系，甚至生活方式都處於「同樣嚴重的混亂狀態」。因此，某種試圖在中國文化的基本要素當中引發巨大變革的「激進主義」，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向華語使用者提供自由主義及其相關價值意義的主要來源，而其中許多關鍵特徵至今仍影響著華人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因此，許多學者致力於在「中國啟蒙運動」（Chinese Enlightenment）的更大框架下解釋華人自由主義的特性，其原始意圖主要是持續為「新中國」追求道德與政治的創新。
在此脈絡下，儒家與現代性為敵對關係的信念，迅速瀰漫於中國文化背景之中，並且很快在五四運動期間達到高峰。與其去深入探討反儒家思潮形成的歷史，不如在此點出，人們對於華人自由主義其實長期存在一些誤解，尤其是與其相關的三大標語：「全盤西化」、「個人主義」以及「民主」。由於五四運動的激發因素是嚴重的民族屈辱感以及激烈的愛國情緒，因此華人世界普遍認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知識分子所提倡者只不過是一種「激進」形式的自由主義，其企圖是徹底擺脫儒家傳統、全面擁抱西方現代性，同時為啟蒙中的中國引入革新的個人主義道德觀以及先進的民主政治形式。
首先來談「全盤西化」一詞，這個術語通常會連結上林毓生著名的「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iconoclasm）之說，也就是將「知識與文化變革之必要性置於政治、社會、經濟變革之上」的傾向。用李蕾（Leigh K. Jenco）的話來說：
五四運動者深信早期自由主義者提倡的個人權利和政治進步，無法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地基上有所進展，因此鼓勵年輕人「打倒孔家店」，因為在他們看來，孔家店是在以遵循古代聖人典範為名，支持社會階級制度、打壓個人成長與自我表達、壓抑理性科學求知、妨礙必要的社會轉型。
由此，借用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說法，新知識分子顯然是被嚴格區別「價值」與「歷史」的二分法所割裂，面臨「西方價值之現代性」或「中國文化傳統」僅能擇一的激進抉擇。
尤要者在於，所謂的「激進自由主義」（radical liberalism）還同時採取了一種狂熱極端的個人主義觀念：此即謂「理性主義式個人主義」（rationalistic individualism）。誠如周策縱（1916-2007）所論，五四運動的新知識分子：
訴諸理性、而非習俗，訴諸自然、而非人為律法，訴諸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和美學、而非倫理規則與宗教。他們質疑一切在他們看來未能證明之事物。他們的歷史角色是鬆動舊習慣和舊風俗、改革思想與改變感受、打垮傳統、打開接受變化的心靈。簡而言之，他們是在為一場大革命鋪路。
最後，就政治層面而言，五四激進主義的一個重要面向，因而熱烈認同這樣一種觀念：自由主義等同於民主，而民主則代表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最高政治成就；反水，保守主義則意味著對民主的任何形式之拒斥。換言之，沿著啟蒙運動與「既定秩序」之間所謂的緊張關係—或者借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說法，即「革命」與「舊制度」之間的對立—在新知識分子的眼中，諸如文明禮俗、德性、秩序與傳統等保守性因素，皆構成了在現代中國實現民主的嚴峻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