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越人國家對湄公河三角洲的擴張與統治〉
歷史上，湄公河三角洲曾是扶南（Funan）、真臘（Chenla）等王國的一部份。西元3到6世紀之間，許多考古證據都已經顯示部分的湄公河三角洲是由高棉族所建立的強盛政權：扶南所統治。當時，扶南人的主要經濟活動乃是商業，從區域與國際海洋貿易中獲取力量，著名的澳蓋（Óc Eo）因位居中國、東南亞、印度和地中海間的貿易路線的中介位置，成為當時最繁榮的港口。扶南王國衰弱以後，湄公河流域出現許多高棉族所建立的政治單位，例如Angkor Borei、Sambor Prei Kuk等，都是前吳哥時期的著名城市。這也意謂著，當時的湄公河三角洲仍是由高棉族所佔據。西元9世紀初期，高棉族以吳哥（Angkor Thom）為中心，致力開發洞里薩湖盆地、湄公河流域中游地區、昭披耶河盆地等中心地帶，建立起一個鞏固的中央集權化王國，亦即強盛的吳哥帝國（Angkorian Empire, 9-15世紀），勢力範圍涵蓋大部分的大陸東南亞，湄公河三角洲亦被納吳哥帝國的領土。
14世紀中葉起，隨著素可泰王國（Sukhothai Kingdom）和阿瑜陀耶王國（Ayutthaya Kingdom）等傣族王國（Tai state）在湄南河盆地的興起與強盛，吳哥帝國屢遭西面暹羅人的侵擾，挑戰著柬埔寨的政治與軍事的支配權，導致吳哥城在1431年陷落，迫使柬埔寨人將王都向南遷移到杜巴桑（Tuol Basan, 1431-1434）或稱斯雷桑托（Srei Santhor），後因洪水氾濫再度遷都於洞里薩湖和湄公河的匯流點：金邊（Phnom Penh），柬埔寨自此進入後吳哥時期（post-Angkorian period）。關於柬埔寨王室將王都南遷的動機眾說紛紜，包括：尋找新土地以因應農業生產的需要、尋找適合發展區域與國際貿易的最佳位置等。 由於柬埔寨對外必須面臨來自西面暹羅人的軍事威脅，又因王室內部權力鬥爭而造成王位更迭頻繁，使得政治與行政中心一直在洞里薩湖東南地區的湄公河沿線上移動。面對暹羅人的威脅，柬埔寨王室決定尋求越人勢力介入來共同對抗暹羅人的干預，從而為越人國家佔領柬埔寨領土開啟方便之門。土地遼闊且肥沃的湄公河三角洲乃成越人國家擴張領土的主要目標之一。
16世紀中葉以前，湄公河三角洲雖然「厥土沃壤肥田，澤田滷海，魚鹽谷菽，地利之最」，在長山山脈（Annamese Cordillera, 安南山脈）和占城王國的阻隔下，越人國家因集中力量針對占城，故「皇朝列聖先皇帝，未遑遠略，姑委其地為高蠻所居，是稱南蠻」，直至廣南（Quảng Nam）阮主（Chúa, Nguyễn Lord）完全佔領占城王國以前，湄公河三角洲「雖地廣，人民未眾」， 有些地區更是「溝瀆紛雜，林藪郁蔥，曠無居民」， 尤其是西貢（Sài Gòn, 胡志明市）的周遭地區，佈滿沼澤及木棉樹構成的森林，不利於城市發展，直至17世紀都還鮮少進行開發。 元朝周達觀在《真臘風土記》中曾對湄公河三角洲有過如此的描述：「自入真蒲（今巴地或頭頓）以來，率多平林叢木，長江巨港，綿亙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聲，雜遝於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有曠田，絶無寸木，彌望芃芃禾黍而已」。
17世紀初期，越人開始經由陸路與海路通過或繞過占城，向下柬埔寨地區移民。往後的兩百年間，隨著阮主致力於南進運動（Nam Tiến, march to the South），湄公河三角洲就逐步地成為越人的新土地。同時期，柬埔寨因為內部分歧，以及與暹羅人的衝突，嚴重削弱國家力量而無法阻止越人向湄公河三角洲這塊人口稀疏的土地大肆地擴張。基本上，在越人國家南進的過程中，同時也將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各個民族納入統治，例如：中部地區的占族、高原地區的高山民族、湄公河三角洲的高棉族等，使得嘉定地區在「開拓之初，我國流民（越人）與唐人、西洋、高綿、闍巴（爪哇）等諸國僑寓居多間閑」。
無疑地，征服對越人的南進擴張很重要。中部地區和湄公河三角洲被捲入一系列與敵對的、文化上印度化的占族和柬埔寨人的戰爭中，這些征服行動後續隨著越人農民定居者建立村莊，以及許多占族和高棉族的文化同化而得到鞏固。對越南人來說，征服湄公河三角洲被視為「新土地」的「墾荒」（khẩn hoang）或「開發」（khai phá），暗示「土地未被使用，因此可用」，以此正當化越南人的主權主張。可以說，南進不僅是一段領土擴張的歷程，同時也是一段經由涵納新移民而提升族群數量的旅程。故而，所謂的「越南化」，一方面指涉越人國家對新土地的領土化（territorialization），同時也是對各民族實施同化政策（assimilation）的一種過程。對柬埔寨人來說，西面的暹羅人和來自北方的「侵略者」，不僅併吞了他們的領土，還終結了他們歷史上的光榮時代，導致柬埔寨的編年史將這兩大強鄰視為「歷史敵人」（historical enemy），柬埔寨人也懷著強烈的敵意和不信任。
〈1. 征服vs墾荒：越人「南進」湄公河三角洲的歷程〉
10世紀初，越人利用中國唐朝滅亡後進入政治動亂的五代十國時期，終於在西元939年擺脫中國統治而獨立，建立起以紅河三角洲為核心區域的越人國家。然而，紅河三角洲的土壤雖然富饒肥沃，卻無法應付持續不斷的人口增長與發展所需，又北方面臨中國的強大威脅，西面受制於長山山脈的天然阻隔，南方國家：占城（Chăm Pa, 或稱占婆王國）不僅實力相對較弱且又易於從海路進攻，所以越人國家沿著大陸東南亞的東部海岸往南發展，實是一種符合地緣政治準則的合理選擇。更何況，現今越南中部地區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故而，越人建立黎朝（Lê dynasty, 980-1009）以後，就開始緩慢且持續的往南擴張。阮主政權（Chúa Nguyễn）官員阮居貞（Nguyễn Cư Trinh）在其以喃文所著的《仕娓書集》（Sãi Vãi Thư Tập）中曾指出：「西方空唐細，北方苦裊戈，唐南方時妬庄賒，時仍怍𡗉軍𥒥壁」。句子的大意是，「西去無路；北往艱難；南向未遠，唯一要注意的是群聚於石壁山的高山民族」。
基本上，越人南進的型態相當多元化，包括：交通、移民、聯姻，以及逃避戰爭、苛捐雜稅與兵役等，占城舊地甚至成為流罪囚人的流放地。由於陸路充滿未知的危機，這些人南進的路徑多半是透過海路搭乘脆弱的小舢舨，藉由冬季季風的吹送前往南方，成為佔領新土地的先鋒。換言之，南進不只侷限於國家對外的兼併行動，越人國家的內部衝突也經常造成人民（特別是農民）往南流亡。於是，政治流放者、罪犯或在本國缺乏生活必需品、需要到別處謀生的人，就成為第一批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墾殖者。此即法國學者P. Kresser所稱的越南人的三種經典的擴張形式：（1）、自由的農業殖民地（colonies agricoles libres）、流放殖民地（colonies pénitentiaires）、軍事殖民地（colonies militaires）。其中，所謂的軍事殖民地即是所謂的屯田（dôn-diên）制度，是越南君主為控制新征服的土地而設立的軍事或農業定居點，該制度在18世紀阮主時期被運用到湄公河三角洲的新開闢土地上。
此外，由於越人國家承襲中國的典章制度，長期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將周遭各族視為蠻族，故其對外擴張行動經常帶有教化蠻族的意涵，也就是一種文明化任務。阮朝官員黄高啓（Hoàng Cao Khải）：「按占臘二國，皆以野蠻，慣行寇掠，其後皆為我所征服，蓋以文明化野蠻，亦天演公例之所不得而逃之也」；「南朝既休兵，專以拓地為宗旨，南與南朝鄰為占城，又與占城鄰為真臘，是時二國，均屬以蠻，正為開拓版圖之好機會」；「按我阮朝自移鎮順化而後，計凡二百餘年。其征服占城也，開設富安、慶和、平順三府；其征服真臘也，劃為南圻六省。所取之地，設官以理之，野蠻之民，逐漸而化之」。
歷史上，湄公河三角洲曾是扶南（Funan）、真臘（Chenla）等王國的一部份。西元3到6世紀之間，許多考古證據都已經顯示部分的湄公河三角洲是由高棉族所建立的強盛政權：扶南所統治。當時，扶南人的主要經濟活動乃是商業，從區域與國際海洋貿易中獲取力量，著名的澳蓋（Óc Eo）因位居中國、東南亞、印度和地中海間的貿易路線的中介位置，成為當時最繁榮的港口。扶南王國衰弱以後，湄公河流域出現許多高棉族所建立的政治單位，例如Angkor Borei、Sambor Prei Kuk等，都是前吳哥時期的著名城市。這也意謂著，當時的湄公河三角洲仍是由高棉族所佔據。西元9世紀初期，高棉族以吳哥（Angkor Thom）為中心，致力開發洞里薩湖盆地、湄公河流域中游地區、昭披耶河盆地等中心地帶，建立起一個鞏固的中央集權化王國，亦即強盛的吳哥帝國（Angkorian Empire, 9-15世紀），勢力範圍涵蓋大部分的大陸東南亞，湄公河三角洲亦被納吳哥帝國的領土。
14世紀中葉起，隨著素可泰王國（Sukhothai Kingdom）和阿瑜陀耶王國（Ayutthaya Kingdom）等傣族王國（Tai state）在湄南河盆地的興起與強盛，吳哥帝國屢遭西面暹羅人的侵擾，挑戰著柬埔寨的政治與軍事的支配權，導致吳哥城在1431年陷落，迫使柬埔寨人將王都向南遷移到杜巴桑（Tuol Basan, 1431-1434）或稱斯雷桑托（Srei Santhor），後因洪水氾濫再度遷都於洞里薩湖和湄公河的匯流點：金邊（Phnom Penh），柬埔寨自此進入後吳哥時期（post-Angkorian period）。關於柬埔寨王室將王都南遷的動機眾說紛紜，包括：尋找新土地以因應農業生產的需要、尋找適合發展區域與國際貿易的最佳位置等。 由於柬埔寨對外必須面臨來自西面暹羅人的軍事威脅，又因王室內部權力鬥爭而造成王位更迭頻繁，使得政治與行政中心一直在洞里薩湖東南地區的湄公河沿線上移動。面對暹羅人的威脅，柬埔寨王室決定尋求越人勢力介入來共同對抗暹羅人的干預，從而為越人國家佔領柬埔寨領土開啟方便之門。土地遼闊且肥沃的湄公河三角洲乃成越人國家擴張領土的主要目標之一。
16世紀中葉以前，湄公河三角洲雖然「厥土沃壤肥田，澤田滷海，魚鹽谷菽，地利之最」，在長山山脈（Annamese Cordillera, 安南山脈）和占城王國的阻隔下，越人國家因集中力量針對占城，故「皇朝列聖先皇帝，未遑遠略，姑委其地為高蠻所居，是稱南蠻」，直至廣南（Quảng Nam）阮主（Chúa, Nguyễn Lord）完全佔領占城王國以前，湄公河三角洲「雖地廣，人民未眾」， 有些地區更是「溝瀆紛雜，林藪郁蔥，曠無居民」， 尤其是西貢（Sài Gòn, 胡志明市）的周遭地區，佈滿沼澤及木棉樹構成的森林，不利於城市發展，直至17世紀都還鮮少進行開發。 元朝周達觀在《真臘風土記》中曾對湄公河三角洲有過如此的描述：「自入真蒲（今巴地或頭頓）以來，率多平林叢木，長江巨港，綿亙數百里。古樹修藤，森陰蒙翳，禽獸之聲，雜遝於其間。至半港而始見有曠田，絶無寸木，彌望芃芃禾黍而已」。
17世紀初期，越人開始經由陸路與海路通過或繞過占城，向下柬埔寨地區移民。往後的兩百年間，隨著阮主致力於南進運動（Nam Tiến, march to the South），湄公河三角洲就逐步地成為越人的新土地。同時期，柬埔寨因為內部分歧，以及與暹羅人的衝突，嚴重削弱國家力量而無法阻止越人向湄公河三角洲這塊人口稀疏的土地大肆地擴張。基本上，在越人國家南進的過程中，同時也將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各個民族納入統治，例如：中部地區的占族、高原地區的高山民族、湄公河三角洲的高棉族等，使得嘉定地區在「開拓之初，我國流民（越人）與唐人、西洋、高綿、闍巴（爪哇）等諸國僑寓居多間閑」。
無疑地，征服對越人的南進擴張很重要。中部地區和湄公河三角洲被捲入一系列與敵對的、文化上印度化的占族和柬埔寨人的戰爭中，這些征服行動後續隨著越人農民定居者建立村莊，以及許多占族和高棉族的文化同化而得到鞏固。對越南人來說，征服湄公河三角洲被視為「新土地」的「墾荒」（khẩn hoang）或「開發」（khai phá），暗示「土地未被使用，因此可用」，以此正當化越南人的主權主張。可以說，南進不僅是一段領土擴張的歷程，同時也是一段經由涵納新移民而提升族群數量的旅程。故而，所謂的「越南化」，一方面指涉越人國家對新土地的領土化（territorialization），同時也是對各民族實施同化政策（assimilation）的一種過程。對柬埔寨人來說，西面的暹羅人和來自北方的「侵略者」，不僅併吞了他們的領土，還終結了他們歷史上的光榮時代，導致柬埔寨的編年史將這兩大強鄰視為「歷史敵人」（historical enemy），柬埔寨人也懷著強烈的敵意和不信任。
〈1. 征服vs墾荒：越人「南進」湄公河三角洲的歷程〉
10世紀初，越人利用中國唐朝滅亡後進入政治動亂的五代十國時期，終於在西元939年擺脫中國統治而獨立，建立起以紅河三角洲為核心區域的越人國家。然而，紅河三角洲的土壤雖然富饒肥沃，卻無法應付持續不斷的人口增長與發展所需，又北方面臨中國的強大威脅，西面受制於長山山脈的天然阻隔，南方國家：占城（Chăm Pa, 或稱占婆王國）不僅實力相對較弱且又易於從海路進攻，所以越人國家沿著大陸東南亞的東部海岸往南發展，實是一種符合地緣政治準則的合理選擇。更何況，現今越南中部地區蘊藏豐富的天然資源。故而，越人建立黎朝（Lê dynasty, 980-1009）以後，就開始緩慢且持續的往南擴張。阮主政權（Chúa Nguyễn）官員阮居貞（Nguyễn Cư Trinh）在其以喃文所著的《仕娓書集》（Sãi Vãi Thư Tập）中曾指出：「西方空唐細，北方苦裊戈，唐南方時妬庄賒，時仍怍𡗉軍𥒥壁」。句子的大意是，「西去無路；北往艱難；南向未遠，唯一要注意的是群聚於石壁山的高山民族」。
基本上，越人南進的型態相當多元化，包括：交通、移民、聯姻，以及逃避戰爭、苛捐雜稅與兵役等，占城舊地甚至成為流罪囚人的流放地。由於陸路充滿未知的危機，這些人南進的路徑多半是透過海路搭乘脆弱的小舢舨，藉由冬季季風的吹送前往南方，成為佔領新土地的先鋒。換言之，南進不只侷限於國家對外的兼併行動，越人國家的內部衝突也經常造成人民（特別是農民）往南流亡。於是，政治流放者、罪犯或在本國缺乏生活必需品、需要到別處謀生的人，就成為第一批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墾殖者。此即法國學者P. Kresser所稱的越南人的三種經典的擴張形式：（1）、自由的農業殖民地（colonies agricoles libres）、流放殖民地（colonies pénitentiaires）、軍事殖民地（colonies militaires）。其中，所謂的軍事殖民地即是所謂的屯田（dôn-diên）制度，是越南君主為控制新征服的土地而設立的軍事或農業定居點，該制度在18世紀阮主時期被運用到湄公河三角洲的新開闢土地上。
此外，由於越人國家承襲中國的典章制度，長期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將周遭各族視為蠻族，故其對外擴張行動經常帶有教化蠻族的意涵，也就是一種文明化任務。阮朝官員黄高啓（Hoàng Cao Khải）：「按占臘二國，皆以野蠻，慣行寇掠，其後皆為我所征服，蓋以文明化野蠻，亦天演公例之所不得而逃之也」；「南朝既休兵，專以拓地為宗旨，南與南朝鄰為占城，又與占城鄰為真臘，是時二國，均屬以蠻，正為開拓版圖之好機會」；「按我阮朝自移鎮順化而後，計凡二百餘年。其征服占城也，開設富安、慶和、平順三府；其征服真臘也，劃為南圻六省。所取之地，設官以理之，野蠻之民，逐漸而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