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國會宣布對德意志帝國宣戰，並聲明戰爭的目的，是要促使世界成為「民主得以安全」（be made safe for democracy）之地。這段名言，也被視為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精髓的體現。而他這段話，一般被理解為要將民主傳播到全世界的理想呼籲。威爾遜看似即將發起一個偉大倡議，即以美國的形象重塑整個世界，促使民主的恩賜廣澤世界的每個角落。他的話──以及自由國際主義本身──一直是這麼傳遞下來的。
這段陳述也可以照字面上的意義來理解，即對安全的一項請求。與其說這是理想主義式的呼籲，不如說是要求戰後國際秩序有所改革，好讓西方自由主義民主（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得以存續。一如威爾遜所說的，如果美國、西歐以及其他成熟民主國家，希望能捍衛自身民主體制與傳統，它們就必須重新整頓自身所依存的國際局勢。和威爾遜的意圖相較，這可說是截然不同的視角。他呼籲我們正面迎戰使民主的存續陷於危殆的諸多危機，而不是只在遙遠的岸邊促進民主。如同我在這本書中提出的，第二種解讀方式才能確實捕捉自由國際主義綿長傳統的面貌，此傳統在威爾遜之前百年業已展開，並在他身後的世紀仍持續發展。這個傳統中的必要元素和指引其前進的驅力，則是為了保護並促進自由民主之下的安全、福利以及進步的合作性組織，還有對國際秩序的改革──簡而言之，即是促使世界成為民主得以安全之地。
在威爾遜之後的下個世紀，在自由民主世界各地的人們，又一次擔憂起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否安全，甚至擔憂是否能夠存續。中國和俄羅斯等強權，正在對西方自由主義秩序提出強力且非自由的挑戰；而同樣嚴峻的挑戰，包含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reactionary nationalism）、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以及對開放和法治的各種攻擊，也都來自於自由民主世界內部。現今的自由國際主義者，再次被迫回顧最基本的問題：自由主義民主的前途是什麼？而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如何才能調和、改革，並建立更堅實的基礎？在自由主義秩序核心之中種種互相衝突的價值，諸如自由和平等、開放和社會團結、主權和相互依賴等，該怎麼回歸平衡？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逐漸分崩離析的世界秩序之下，自由國際主義成為組織國際關係的一種方向，並促使這個世界成為民主得以安全之地，這樣的未來是否會到來？在什麼樣的地緣政治和知識基礎上，自由國際主義才能真正深化？
為了能更掌握這些問題，我想多繞一段：從自由國際主義邁入二十一世紀那既長又不確定的道路，來回顧這條蜿蜒崎嶇的軌跡。本書將探討自由國際主義萌發、擴散、面對危機以及轉變的兩個世紀。自由國際主義可以理解為在啟蒙時期與西方自由民主經驗中形成，指出如何在這個世界思考並行動的一連串觀念。在二十世紀，它逐漸成為一種政治計畫。其中的核心，則是自由主義民主國家之間──以及更廣泛的世界──應該如何合作並組織其共同關係的信念。自由國際主義者認為，合作來自於共同價值與利益的驅動。而這般合作，也是為了防禦在現代性之中，可能發生的種種生存危機和共同弱點。其中的推動力──為回應因現代化和相互依賴而來的種種危機及弱點──正是我在描繪自由國際主義的整體計畫時，特別想要強調的部分。
自由國際主義的本質，其實並不是「要讓世界更好」的那種烏托邦計畫，而是務實、機會主義且改革導向的方針，志在身處於這個被專制、暴行和狹隘所撕裂的世界裡，讓自由主義民主仍得以安然。誠然，啟蒙式的情感和西方社會的進步論述，多少潛伏於自由主義傳統之中，但自由國際主義者實際上對現代性的想法頗為分歧，而他們在過去兩百年間的思想與計畫，也出乎意料地務實，甚至顯得厭世。進步是可能的，卻並非必然發生。現代性有種分裂的性格：現代世界正不斷創造可以增進人類福祉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不斷提升導致重大災害和文明禍害的能力。自由國際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雖然在智識上敵對，兩者卻都對人性中爭權和暴虐等方面的特質有所疑慮。因此，他們才將憲法、法律限制及制度性的制衡原則，視為政治秩序中最重要的特色。然而，自由國際主義者不若現實主義者那般，在歷史中看見權力及秩序的循環，他們承繼了具備科學與技術的提升和社會轉化，並同時帶來進步和災難等種種可能性的啟蒙時代計畫。自由國際主義是多種思潮的集結，探討如何以自由民主政體為基礎建立世界秩序，理解現代性帶來的收穫，並保護世界免於現代性的種種危害。
這本書要反駁的又是什麼？現實主義對種種論點而言，是最始終如一的「他者」了。不過，本書並不是要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進行論戰，相反地，我把這兩個傳統視為兩種不同的知識與政治事業。它們的差異，在於想要理解的核心問題不同。現實主義思潮專注於國家如何處理無政府狀態（anarchy）所帶來問題，而自由國際主義在關注無政府狀態的同時，也致力於國家如何處理現代性帶來的問題。兩者看向了現代世界的不同層面，提出不同問題，也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解方。自由主義者肯定現實主義者在理論中所描述的荒蕪世界，而他們之間辯論的，則是自由民主能夠避開這不友善的環境到什麼程度。現實主義宣稱，只要國際間處於無政府狀態，自身便足以通盤解釋從古至今世界各地的國際政治特性。反觀自由國際主義，則專注於自由民主政體的興起，以及要建立什麼樣的國際空間，才可以讓它們的政治更加安全、興盛。自由國際主義唯有在存在自由民主政體的世界才有意義，因此它在兩個層面上，和現實主義是截然不同的：自由國際主義是歷史上的偶然，而且在重要面向上具有規範性。自由國際主義者不僅試圖解釋世界的現狀，更要實現他們所希望能身處其中的世界。而我很贊同他們的努力。
本書也反駁了修正主義者對自由國際主義的批評。前者暗指自由主義的計畫具有西方強權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特色。批評中提到，西方民主政體往往宣稱其對自由價值與普世權利的重視，然而他們認為，那些理想大多只是表面工夫，用來替維持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階級制度的傳統現實政治擦脂抹粉。在本書中，我承認自由國際主義和西方帝國、種族主義和軍事干預主義的骯髒歷史，是千絲萬縷、糾葛不清的。不過，我也同時提出，自由國際主義──尤其是在二十世紀──是如何提供助力將行動具體化，以對抗上述這些邪惡的推動力。在國際事務的作為上，沒有任何一個自由國家，是完全以自由主義的原則為基礎的。而在自由民主與人權的修辭當中，也確實天生具有偽善的特質。但就算是充滿瑕疵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其中所開展的空間，無疑為這所有得以更趨近最初理想的政治奮鬥，創造出許多機會。
最後，我也辯駁了將自由國際主義限縮至特定思想家或歷史時刻的觀點，前者如威爾遜，後者如戰後美國掌握霸權的時代。在我的說明當中，自由國際主義是一系列長久演化、多樣且在內部相互競爭的概念。在它的基因之中，包含著多條國際主義路線，並且曾經在過去數百年內彼此結合、互相鬥爭又再度合流。我嘗試不要讓自由國際主義的重心聚焦在威爾遜一人身上，而是向前回溯在十九世紀的創始思潮與種種突破，以及向後觀察在小羅斯福時代和後冷戰時期的發展。這些描述嘗試避免訴諸純粹，亦即所謂「沒有真正的蘇格蘭人」（no true Scotsman）的謬誤，犯下以排除不合適的觀點與反例，來定義某個傳統的錯誤。這是因為其中包含的思想家和計畫的多樣性以及持續進行的辯論，並非完全不變的教條，才得以形塑整個思想傳統。
本書也專注於討論自由國際主義一度迷失、又尋回自我的歷史時刻。在十九世紀，不同派別國際主義的興起，為現代的自由國際主義搭建起舞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威爾遜總統的調停，則是個重要轉捩點，讓自由國際主義結晶成為一項政治計畫；然而，當它轉化為實際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來解決時，其中的限制和弱點便暴露了出來。在一九三○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由國際主義仍奮力重新整頓。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下文稱「小羅斯福」）及其同代人手裡，它被重新定義，以符合一個由意識形態衝突且相互競爭的強權所分裂的世界。到了戰後數十年──例如一九七○年代時，自由資本主義又一次陷入危機之際──及至今日，關於自由國際主義未來的辯論也再度回歸。
自由主義傳統在歷史之中，雖見眾多差異，但仍保有一絲連續性。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國會議員兼政治運動者理查．科布登（Richard Cobden）可說是自由國際主義的象徵。身為反對《穀物法》（Corn Laws） 運動的領袖，科布登終其一生擁護自由貿易、武器管制、裁軍以及用和平方式解決衝突。一名法裔議員稱他為「國際人」。一九一九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身為當時國際主義者之首，他回顧了科布登的主張，並將之視為其世代的自由國際主義者的先驅。二十世紀中期，美國國務卿、田納西州前議員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舉著自由貿易的大旗，加入當時關於一九四五年戰後世界秩序的大辯論，也為自己贏得了「田納西的科布登」的稱號。當赫爾於一九四五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人們多視此舉是刻意呼應一九二○年威爾遜獲得的同一獎項。半個世紀後，當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立時，其官方歷史紀錄也回顧了赫爾於一九三七年的言論：「我從不動搖、未來也必然會堅持下去的信念是，國家持久的和平與福利，和國際貿易中可企及的最大程度自由，此兩者之間是緊密相連的。」而科布登很可能也會有這番見解。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兩百年，那麼在一九八九年後那段亢奮陶醉的日子，自由民主看似成為唯一屹立不搖的政治思想的景況，恐怕也只是個異數。在此之外的所有歷史中，大多充斥著危機、不確定性以及與其他敵對意識形態和政治計畫勢均力敵的競爭狀態。自由國際主義者多次被迫在災禍之後收拾殘局，並反思自身堂皇的理論和建立秩序等思想。自由主義者一次次地意識到，自身對自由的想像，不過是詩人艾略特（T. S. Eliot）在一九二二年的詩作《荒原》（The Waste Land）中所提及的，「只是一堆破碎的意象」（only a heap of broken images）。未曾想它仍不斷回歸，從道德信念和實際的規律中，創造出自由主義民主得以生存的條件。
這段陳述也可以照字面上的意義來理解，即對安全的一項請求。與其說這是理想主義式的呼籲，不如說是要求戰後國際秩序有所改革，好讓西方自由主義民主（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得以存續。一如威爾遜所說的，如果美國、西歐以及其他成熟民主國家，希望能捍衛自身民主體制與傳統，它們就必須重新整頓自身所依存的國際局勢。和威爾遜的意圖相較，這可說是截然不同的視角。他呼籲我們正面迎戰使民主的存續陷於危殆的諸多危機，而不是只在遙遠的岸邊促進民主。如同我在這本書中提出的，第二種解讀方式才能確實捕捉自由國際主義綿長傳統的面貌，此傳統在威爾遜之前百年業已展開，並在他身後的世紀仍持續發展。這個傳統中的必要元素和指引其前進的驅力，則是為了保護並促進自由民主之下的安全、福利以及進步的合作性組織，還有對國際秩序的改革──簡而言之，即是促使世界成為民主得以安全之地。
在威爾遜之後的下個世紀，在自由民主世界各地的人們，又一次擔憂起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否安全，甚至擔憂是否能夠存續。中國和俄羅斯等強權，正在對西方自由主義秩序提出強力且非自由的挑戰；而同樣嚴峻的挑戰，包含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reactionary nationalism）、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以及對開放和法治的各種攻擊，也都來自於自由民主世界內部。現今的自由國際主義者，再次被迫回顧最基本的問題：自由主義民主的前途是什麼？而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如何才能調和、改革，並建立更堅實的基礎？在自由主義秩序核心之中種種互相衝突的價值，諸如自由和平等、開放和社會團結、主權和相互依賴等，該怎麼回歸平衡？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逐漸分崩離析的世界秩序之下，自由國際主義成為組織國際關係的一種方向，並促使這個世界成為民主得以安全之地，這樣的未來是否會到來？在什麼樣的地緣政治和知識基礎上，自由國際主義才能真正深化？
為了能更掌握這些問題，我想多繞一段：從自由國際主義邁入二十一世紀那既長又不確定的道路，來回顧這條蜿蜒崎嶇的軌跡。本書將探討自由國際主義萌發、擴散、面對危機以及轉變的兩個世紀。自由國際主義可以理解為在啟蒙時期與西方自由民主經驗中形成，指出如何在這個世界思考並行動的一連串觀念。在二十世紀，它逐漸成為一種政治計畫。其中的核心，則是自由主義民主國家之間──以及更廣泛的世界──應該如何合作並組織其共同關係的信念。自由國際主義者認為，合作來自於共同價值與利益的驅動。而這般合作，也是為了防禦在現代性之中，可能發生的種種生存危機和共同弱點。其中的推動力──為回應因現代化和相互依賴而來的種種危機及弱點──正是我在描繪自由國際主義的整體計畫時，特別想要強調的部分。
自由國際主義的本質，其實並不是「要讓世界更好」的那種烏托邦計畫，而是務實、機會主義且改革導向的方針，志在身處於這個被專制、暴行和狹隘所撕裂的世界裡，讓自由主義民主仍得以安然。誠然，啟蒙式的情感和西方社會的進步論述，多少潛伏於自由主義傳統之中，但自由國際主義者實際上對現代性的想法頗為分歧，而他們在過去兩百年間的思想與計畫，也出乎意料地務實，甚至顯得厭世。進步是可能的，卻並非必然發生。現代性有種分裂的性格：現代世界正不斷創造可以增進人類福祉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不斷提升導致重大災害和文明禍害的能力。自由國際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雖然在智識上敵對，兩者卻都對人性中爭權和暴虐等方面的特質有所疑慮。因此，他們才將憲法、法律限制及制度性的制衡原則，視為政治秩序中最重要的特色。然而，自由國際主義者不若現實主義者那般，在歷史中看見權力及秩序的循環，他們承繼了具備科學與技術的提升和社會轉化，並同時帶來進步和災難等種種可能性的啟蒙時代計畫。自由國際主義是多種思潮的集結，探討如何以自由民主政體為基礎建立世界秩序，理解現代性帶來的收穫，並保護世界免於現代性的種種危害。
這本書要反駁的又是什麼？現實主義對種種論點而言，是最始終如一的「他者」了。不過，本書並不是要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進行論戰，相反地，我把這兩個傳統視為兩種不同的知識與政治事業。它們的差異，在於想要理解的核心問題不同。現實主義思潮專注於國家如何處理無政府狀態（anarchy）所帶來問題，而自由國際主義在關注無政府狀態的同時，也致力於國家如何處理現代性帶來的問題。兩者看向了現代世界的不同層面，提出不同問題，也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解方。自由主義者肯定現實主義者在理論中所描述的荒蕪世界，而他們之間辯論的，則是自由民主能夠避開這不友善的環境到什麼程度。現實主義宣稱，只要國際間處於無政府狀態，自身便足以通盤解釋從古至今世界各地的國際政治特性。反觀自由國際主義，則專注於自由民主政體的興起，以及要建立什麼樣的國際空間，才可以讓它們的政治更加安全、興盛。自由國際主義唯有在存在自由民主政體的世界才有意義，因此它在兩個層面上，和現實主義是截然不同的：自由國際主義是歷史上的偶然，而且在重要面向上具有規範性。自由國際主義者不僅試圖解釋世界的現狀，更要實現他們所希望能身處其中的世界。而我很贊同他們的努力。
本書也反駁了修正主義者對自由國際主義的批評。前者暗指自由主義的計畫具有西方強權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特色。批評中提到，西方民主政體往往宣稱其對自由價值與普世權利的重視，然而他們認為，那些理想大多只是表面工夫，用來替維持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階級制度的傳統現實政治擦脂抹粉。在本書中，我承認自由國際主義和西方帝國、種族主義和軍事干預主義的骯髒歷史，是千絲萬縷、糾葛不清的。不過，我也同時提出，自由國際主義──尤其是在二十世紀──是如何提供助力將行動具體化，以對抗上述這些邪惡的推動力。在國際事務的作為上，沒有任何一個自由國家，是完全以自由主義的原則為基礎的。而在自由民主與人權的修辭當中，也確實天生具有偽善的特質。但就算是充滿瑕疵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其中所開展的空間，無疑為這所有得以更趨近最初理想的政治奮鬥，創造出許多機會。
最後，我也辯駁了將自由國際主義限縮至特定思想家或歷史時刻的觀點，前者如威爾遜，後者如戰後美國掌握霸權的時代。在我的說明當中，自由國際主義是一系列長久演化、多樣且在內部相互競爭的概念。在它的基因之中，包含著多條國際主義路線，並且曾經在過去數百年內彼此結合、互相鬥爭又再度合流。我嘗試不要讓自由國際主義的重心聚焦在威爾遜一人身上，而是向前回溯在十九世紀的創始思潮與種種突破，以及向後觀察在小羅斯福時代和後冷戰時期的發展。這些描述嘗試避免訴諸純粹，亦即所謂「沒有真正的蘇格蘭人」（no true Scotsman）的謬誤，犯下以排除不合適的觀點與反例，來定義某個傳統的錯誤。這是因為其中包含的思想家和計畫的多樣性以及持續進行的辯論，並非完全不變的教條，才得以形塑整個思想傳統。
本書也專注於討論自由國際主義一度迷失、又尋回自我的歷史時刻。在十九世紀，不同派別國際主義的興起，為現代的自由國際主義搭建起舞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威爾遜總統的調停，則是個重要轉捩點，讓自由國際主義結晶成為一項政治計畫；然而，當它轉化為實際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來解決時，其中的限制和弱點便暴露了出來。在一九三○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由國際主義仍奮力重新整頓。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下文稱「小羅斯福」）及其同代人手裡，它被重新定義，以符合一個由意識形態衝突且相互競爭的強權所分裂的世界。到了戰後數十年──例如一九七○年代時，自由資本主義又一次陷入危機之際──及至今日，關於自由國際主義未來的辯論也再度回歸。
自由主義傳統在歷史之中，雖見眾多差異，但仍保有一絲連續性。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國會議員兼政治運動者理查．科布登（Richard Cobden）可說是自由國際主義的象徵。身為反對《穀物法》（Corn Laws） 運動的領袖，科布登終其一生擁護自由貿易、武器管制、裁軍以及用和平方式解決衝突。一名法裔議員稱他為「國際人」。一九一九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身為當時國際主義者之首，他回顧了科布登的主張，並將之視為其世代的自由國際主義者的先驅。二十世紀中期，美國國務卿、田納西州前議員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舉著自由貿易的大旗，加入當時關於一九四五年戰後世界秩序的大辯論，也為自己贏得了「田納西的科布登」的稱號。當赫爾於一九四五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人們多視此舉是刻意呼應一九二○年威爾遜獲得的同一獎項。半個世紀後，當世界貿易組織（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成立時，其官方歷史紀錄也回顧了赫爾於一九三七年的言論：「我從不動搖、未來也必然會堅持下去的信念是，國家持久的和平與福利，和國際貿易中可企及的最大程度自由，此兩者之間是緊密相連的。」而科布登很可能也會有這番見解。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兩百年，那麼在一九八九年後那段亢奮陶醉的日子，自由民主看似成為唯一屹立不搖的政治思想的景況，恐怕也只是個異數。在此之外的所有歷史中，大多充斥著危機、不確定性以及與其他敵對意識形態和政治計畫勢均力敵的競爭狀態。自由國際主義者多次被迫在災禍之後收拾殘局，並反思自身堂皇的理論和建立秩序等思想。自由主義者一次次地意識到，自身對自由的想像，不過是詩人艾略特（T. S. Eliot）在一九二二年的詩作《荒原》（The Waste Land）中所提及的，「只是一堆破碎的意象」（only a heap of broken images）。未曾想它仍不斷回歸，從道德信念和實際的規律中，創造出自由主義民主得以生存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