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文1】脫下你的球衣（節錄）
對大多數熱衷政治的人來說，只存在兩個隊伍：民主黨對共和黨、保守派對自由派、右派對左派。我們很多人一出生就被歸入其中一隊，也被父母與社群教導，只有其中一個政黨才能代表我們的價值觀。有些人會拒絕家族所選擇的隊伍，帶著皈依者般的熱情加入另一隊。有些人則選擇留下，甚至覺得如果考慮投給別的政黨，那就是背叛。不論如何，我們都穿上了自己隊伍的球衣，接受隨之而來的政策立場、政治主張與支持對象。
對我們之中的某些人來說，政黨是一種必要的簡化方式。我們忙著思考是否填了校外教學同意書、有沒有買齊聚餐用的辣肉醬所需的番茄，或是否繳了信用卡帳單。當我們在照顧年幼的孩子、長時間工作，或在努力維持生計的同時還要趕去每一場足球賽時，很難有心力去關注阿富汗軍事政策的細節，或新的銀行法規會帶來什麼影響。把政黨當作一種簡化工具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政黨當成正統信條，卻是危險的。很多人早已跨過了那條界線。
很少有人會仔細檢視自己所屬陣營的理念，或仔細審查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真正讀過各政黨政綱（那些包含社會安全到沙烏地阿拉伯等各種議題立場的文件）的人數，恐怕連一組網球雙打都湊不齊，更別說是一整個棒球休息區了。有報導指出，甚至連許多國會議員自己都沒有閱讀政綱或他們投票通過的法案。更鮮少有人願意在特定議題上與政黨立場不同。不，一旦我們穿上那件球衣，它就像是個眼罩。我們只看得見隊伍，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即使某項政策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或我們根本不了解它，也無所謂。即使某個立場與我們的價值觀不一致，也無所謂。即使某位政治人物讓我們反感，也無所謂。我們是團隊的一員，沒什麼事比團隊更重要。
陷入這種團隊運動的思考模式是如此容易。對許多人來說，那件球衣成了身分的一部分，影響著我們轉推的文章，到我們喜歡的音樂類型。我們背誦著那些既定說詞，甚至不願思考自己可能是錯的。我們把每一次對話都當成為自己隊伍得分的機會，同時又時刻處於防守狀態。如果隊伍中的某個人出現在最新的突發新聞中，我們會在新聞主播還沒切到第一段廣告之前，就開始為他們的不當行為辯解，並強調其他人更糟。
貝絲在肯塔基州與印第安納州的交界附近長大，經常聽到野貓隊和山地人隊之間那些帶點惡意的玩笑。她一直不太理解那種運動競爭的文化。不幸的是，那種以身分認同為基礎的惡意，如今也定義了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關係。
即使是在地方選舉中（例如莎拉在家鄉帕杜卡參與的無黨派選舉），這種隊伍心態也會影響選民的觀點與媒體報導。從市議會選舉到學校董事會的決策，一切都被當成了全國政治對抗的延伸戰場。當球衣決定了一切，就會扼殺我們的創造力。妥協變得不可能，因為只能有一方勝出。創新也無從談起。我們評價一個想法，不看它本身的價值，而是看由誰提出。這場遊戲的規則早被設訂好，而我們透過穿上球衣，默許這些規則。這些「規則」並非由誰寫下或同意，但我們卻表現得好像它們理所當然地決定了我們如何參與政治。每當我們試圖挑戰這些規則，總有人立刻說，現實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但由黨派爭吵所定義、由瑣碎評論所推動的政治，並不是真正的世界。那只是球場，在球場之外還存在著一個空間，在那裡，我們有能力獨立分析問題與解方。
如果我們一直穿著黨派的球衣，就永遠不可能達成這些共識，也無法找到任何潛在解方。球衣限制了我們，而不是讓我們能夠運用自己意識形態上的多樣性，去解決那些複雜且不斷變化的問題。球衣讓我們困在同一個場上，玩著同樣的遊戲，試圖贏得同樣的爭論。它確保我們停留在過去，在比賽已經變得無關緊要時，還在為得分而努力。一旦我們不再只想著贏，我們才有可能開始思考、實驗、學習與創新。
脫下黨派的球衣，對良好的政策制定至關重要，但政策只是起點。拿掉球衣，不僅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希望通過什麼樣的法律，也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想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對於活出我們的價值是必要的，說到底，進行這些艱難的對話、決定該如何治理我們的生活，其實都是為了這件事。幾乎所有信仰與美德傳統的核心信念都是：我們本為一體，應當以愛相待。
【摘文2】讓政治歸位（節錄）
我們許多人之所以避談政治，是因為害怕衝突、害怕暴露脆弱，也害怕自己會受到質疑、甚至不得不改變。而這些風險都是真實存在的。但我們發現，這些風險是值得的，而且事實上，為了參與一場敞開心胸的政治對話，我們必須先完成一些非常個人的功課。這樣的對話是一種靈性操練，在其中，我們一面面對自己的缺點、挫折與恐懼，一面也對自己和他人施予恩典。我們學會了，必須脫下球衣，不再把政治當成一場運動競賽。一旦走出競技場，就會意識到，原來我們一直讓自己在隊伍中的位置，成為我們唯一的價值。我們必須停止讓政黨認同、政治人物以及單一議題的立場，成為我們價值觀的唯一代表。我們必須誠實地問自己一些艱難的問題：為什麼我們支持某些立場，是什麼根本價值在驅動我們，也把我們與其他公民連結起來。但艱難的功課還沒結束，接下來這一步同樣關鍵，那就是走出去，與他人展開對話。
為了能繼續向前，我們必須把政治放回它應有的位置。
在許多方面，我們對待政治（尤其是政府）的方式，彷彿它既是所有問題的唯一根源，也是唯一的解答。它已經變成那個被期待要承擔我們所有問題的社會制度。曾經，許多其他制度也分攤這些重擔，但在過去幾十年劇烈的社會變遷之下，那些制度已經不堪負荷，於是我們轉而把希望與期待投向了政府。
一次又一次地，我們把每個制度中的問題都歸咎於政治。政府不是對教育介入太多，就是介入不夠。教會不是太政治化，就是不夠政治化，端看你參加的是哪間教會、問的是誰。媒體則被視為政治建制的傳聲筒，而這究竟是問題還是值得驕傲的事，同樣取決於你談的是哪家媒體，以及它是否代表你的政治立場。政治這個詞，逐漸成為我們不喜歡的各種人際互動的統稱。當你問他人為何對工作不滿，你很常會聽到「辦公室政治」這樣的回答。至於教會的衝突呢？也還是因為「政治」。
然而，政治並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力量；而政府（或排除政府）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解方。每當我們把某件事視為問題的核心原因或唯一解方，利害關係就會變得過於巨大，讓誠實的對話與坦誠的反思無法發生。所以，如果我們已經脫下球衣、檢視過自己的價值觀，就不能再回到那種把政治當成太陽、讓所有人都圍繞它運轉的狀態。若真如此，我們就會徹底失去向前邁進的能力。過去十年間，國會的狀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陷入政治癱瘓，因為我們認定每個議題都生死攸關。這最終導致了如今缺乏進展的局面。我們的價值觀能賦予我們更沉穩的力量，讓我們立足於那些更持久、也比當下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議題更重要的原則上。
政府確實可能讓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好，也可能變得更糟。我們兩個都深信政治具有改變人生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投入時間幫助人們談論政治。然而，我們也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裡，以及那些對我們重要的制度中，都有各自要扮演的角色。我們每個人都能以微小的方式，在自己的公司、教會、學校，甚至媒體中施加影響。當我們放棄自己的主導權，忽視自己對國家與世界問題所應承擔的責任時，就會開始把政治人物與政治視為唯一的解方。我們會變得願意為了在政治場域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而不擇手段，而當政策無法成為唯一的解決方案時，我們除了抱怨，也無能為力。但為了往前邁進，我們就必須讓政治回到應有的位置，不能把所有事情都丟到同一個籃子裡。立法並不是每一個私人困境、宗教辯論、家庭問題，以及我們心靈與內在掙扎的解答。
我們必須以正確的視角看待政治。政府當然很重要，但我們不必每分每秒都把它擺在心上。我們的價值觀確實會反映在政治裡，但政治永遠不該成為我們價值觀唯一、甚至最重要的體現。信仰可以影響我們的政治，但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保留足夠的空間，才能清楚看見，我們是否真的透過自己的政治行動活出了信仰。
當我們的視角夠清晰，也能透過共享的價值彼此連結時，我們就能開始進行健康的對話。但必須注意的是，只有當我們堅定地秉持一種超越政治、以人性與價值為基礎的身分認同中，我們才可能跨越激烈的分歧，走向妥協與解決問題。當我們把政治放回它應有的位置時，就會明白一個人攻擊我們的政治立場，不等於攻擊我們這個人。貝絲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說到底，我知道我會沒事的。」政治不能成為我們信心、快樂或自我價值的唯一來源。有種深層的連結會把我們彼此連在一起，也把我們連向自己內在最美好的部分。即使身處最嚴峻的政治氛圍之中，那種連結仍會滋養我們。
我們並不是想暗示政治議題不重要。對我們許多人來說，涉及健康保險、軍事行動或槍枝管制的政策，可能真的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這一點我們明白。但我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已經把政治議題變成了一片哲學性的流沙，而我們所有人都正在其中下沉。要重新浮出水面，我們必須明白，政治議題只是我們價值觀的一種、而非唯一的表達方式。
【摘文3】學會安於不適（節錄）
公民面對政治參與，往往像在吃療癒食物。我們喜歡聽別人如鸚鵡般複述我們的挫折感、喜歡嘲笑意見不同者、喜歡能替我們的懷疑背書的新聞標題，正如我們喜歡起司通心粉、披薩和奶昔那樣。但我們需要吃蔬菜。我們需要先放下那種想要轉發幾句狠話的本能，也不要一看到大家分享的憤怒內容，就打開來讓自己陷入幾個小時的義憤。我們需要做的是滋養身心、豐富自我的功課，讓自己接觸新的、相反的觀點。我們需要鍛鍊那塊肌肉，好去理解那些本不會與我們自然連結的人，也同時被對方理解。我們永遠都得面對自己那顆情緒腦，它會抗拒與我們意見相左的想法、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以及與我們的渴望相矛盾的資訊。但為了這個國家的健康，我們是可以克服那些最基礎的本能的。選擇這樣做，是一種靈性操練。我們可以與那些讓自己不舒服的人和觀念共處，而我們也會因此變得更好。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決定自己任何時候、基於任何理由，都不想感到不舒服。而那個決定的代價極大。超過半數的美國人沒有立遺囑，因為思考死亡令人不舒服。我們不喜歡令人不舒服的飛行經驗，也不喜歡令人不舒服的飯店房間。因為我們不喜歡走出自己的舒適圈，所以把自己隔離在社經條件相近（常常也是種族相近）的社區裡。
我們總是急著找些東西娛樂自己，好逃避任何令人不舒服的思考。這一切和政治有什麼關係？當我們害怕自己身體與心靈的不適時，我們就失去了那種最根本的感受，意識到我們終究是會好好的。若我們想以解決問題、追求更大公共利益的精神，真正走向鄰人，我們就需要那種安全感與韌性，讓自己願意感受不適。沒有那份安全感與韌性，我們就會退回自己的角落，而那就會導致僵局。它也會讓我們逃避，只要這些問題沒有簡單解答、沒有明確的正反派、沒有如我們預期會快速落幕的劇情套路，我們就避之唯恐不及。但說到底，我們逃避不適，就是在逃避自己在歷史中所應站立的位置，而這也正是為什麼美國文化與政府裡那麼多問題，正急遽地惡化。
在這本書裡，就像我們在播客節目裡一樣，我們主張在自己的身體與文化中，可以嘗試容納更高程度的不舒服。規律運動已教會我們兩人，什麼叫「安於不適」。當我們把身體移動到需要更高柔軟度或更強力量的位置時，我們會感到不舒服。但正是這種不舒服，在身體裡創造了修復。正是這種不舒服，促成了力量與柔軟度的成長。不舒服和疼痛並不一樣。當我們感受到疼痛（刺痛、灼熱、拉扯）時，我們就不是在和身體合作，而是在對抗它。疼痛是在告訴我們，手不要再碰那個燙爐子了；而不舒服則在告訴我們，我們正在把肌肉拉伸到剛剛好、足以長出力量的程度。
這些原則，也能直接轉譯到我們的人際關係、情緒與靈性操練上。願意在婚姻中去感受這種不舒服，能夠讓這段關係長出更深的厚度。練習健康的衝突，對婚姻的成長與存續都至關重要。它也替我們的孩子示範了重要技能。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曾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寫道，衝突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能幫助我們克服群體迷思、促成創新、帶來科學突破，也能在法院與國會殿堂中守住我們的民主。他說，為了孩子，父母需要練習那種充滿熱情、卻不人身攻擊的爭論能力。
當我們對政策與問題的想法受到挑戰時，我們就會成長。透過日復一日地和別人談那些艱難主題時所經歷的不舒服，我們會成為更好的思考者、更清楚的表達者，和更真誠的傾聽者。衝突是健康的。衝突是必要的。沒有衝突，我們就會停留在一種舒服卻停滯的發展狀態裡。
不舒服，是通往成長的路；疼痛，則是身體提醒我們需要抽身的訊號。當你處在一場侵犯你基本人性尊嚴的政治討論裡時，你就需要退出。我們不是要任何人容忍那種實際上正在傷害他們的討論。對我們來說，在保護人們於種族、性傾向、性別認同與宗教上的尊嚴時，有些底線是不可侵犯的。
對大多數熱衷政治的人來說，只存在兩個隊伍：民主黨對共和黨、保守派對自由派、右派對左派。我們很多人一出生就被歸入其中一隊，也被父母與社群教導，只有其中一個政黨才能代表我們的價值觀。有些人會拒絕家族所選擇的隊伍，帶著皈依者般的熱情加入另一隊。有些人則選擇留下，甚至覺得如果考慮投給別的政黨，那就是背叛。不論如何，我們都穿上了自己隊伍的球衣，接受隨之而來的政策立場、政治主張與支持對象。
對我們之中的某些人來說，政黨是一種必要的簡化方式。我們忙著思考是否填了校外教學同意書、有沒有買齊聚餐用的辣肉醬所需的番茄，或是否繳了信用卡帳單。當我們在照顧年幼的孩子、長時間工作，或在努力維持生計的同時還要趕去每一場足球賽時，很難有心力去關注阿富汗軍事政策的細節，或新的銀行法規會帶來什麼影響。把政黨當作一種簡化工具是可以理解的，但把政黨當成正統信條，卻是危險的。很多人早已跨過了那條界線。
很少有人會仔細檢視自己所屬陣營的理念，或仔細審查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真正讀過各政黨政綱（那些包含社會安全到沙烏地阿拉伯等各種議題立場的文件）的人數，恐怕連一組網球雙打都湊不齊，更別說是一整個棒球休息區了。有報導指出，甚至連許多國會議員自己都沒有閱讀政綱或他們投票通過的法案。更鮮少有人願意在特定議題上與政黨立場不同。不，一旦我們穿上那件球衣，它就像是個眼罩。我們只看得見隊伍，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即使某項政策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或我們根本不了解它，也無所謂。即使某個立場與我們的價值觀不一致，也無所謂。即使某位政治人物讓我們反感，也無所謂。我們是團隊的一員，沒什麼事比團隊更重要。
陷入這種團隊運動的思考模式是如此容易。對許多人來說，那件球衣成了身分的一部分，影響著我們轉推的文章，到我們喜歡的音樂類型。我們背誦著那些既定說詞，甚至不願思考自己可能是錯的。我們把每一次對話都當成為自己隊伍得分的機會，同時又時刻處於防守狀態。如果隊伍中的某個人出現在最新的突發新聞中，我們會在新聞主播還沒切到第一段廣告之前，就開始為他們的不當行為辯解，並強調其他人更糟。
貝絲在肯塔基州與印第安納州的交界附近長大，經常聽到野貓隊和山地人隊之間那些帶點惡意的玩笑。她一直不太理解那種運動競爭的文化。不幸的是，那種以身分認同為基礎的惡意，如今也定義了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關係。
即使是在地方選舉中（例如莎拉在家鄉帕杜卡參與的無黨派選舉），這種隊伍心態也會影響選民的觀點與媒體報導。從市議會選舉到學校董事會的決策，一切都被當成了全國政治對抗的延伸戰場。當球衣決定了一切，就會扼殺我們的創造力。妥協變得不可能，因為只能有一方勝出。創新也無從談起。我們評價一個想法，不看它本身的價值，而是看由誰提出。這場遊戲的規則早被設訂好，而我們透過穿上球衣，默許這些規則。這些「規則」並非由誰寫下或同意，但我們卻表現得好像它們理所當然地決定了我們如何參與政治。每當我們試圖挑戰這些規則，總有人立刻說，現實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但由黨派爭吵所定義、由瑣碎評論所推動的政治，並不是真正的世界。那只是球場，在球場之外還存在著一個空間，在那裡，我們有能力獨立分析問題與解方。
如果我們一直穿著黨派的球衣，就永遠不可能達成這些共識，也無法找到任何潛在解方。球衣限制了我們，而不是讓我們能夠運用自己意識形態上的多樣性，去解決那些複雜且不斷變化的問題。球衣讓我們困在同一個場上，玩著同樣的遊戲，試圖贏得同樣的爭論。它確保我們停留在過去，在比賽已經變得無關緊要時，還在為得分而努力。一旦我們不再只想著贏，我們才有可能開始思考、實驗、學習與創新。
脫下黨派的球衣，對良好的政策制定至關重要，但政策只是起點。拿掉球衣，不僅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希望通過什麼樣的法律，也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想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對於活出我們的價值是必要的，說到底，進行這些艱難的對話、決定該如何治理我們的生活，其實都是為了這件事。幾乎所有信仰與美德傳統的核心信念都是：我們本為一體，應當以愛相待。
【摘文2】讓政治歸位（節錄）
我們許多人之所以避談政治，是因為害怕衝突、害怕暴露脆弱，也害怕自己會受到質疑、甚至不得不改變。而這些風險都是真實存在的。但我們發現，這些風險是值得的，而且事實上，為了參與一場敞開心胸的政治對話，我們必須先完成一些非常個人的功課。這樣的對話是一種靈性操練，在其中，我們一面面對自己的缺點、挫折與恐懼，一面也對自己和他人施予恩典。我們學會了，必須脫下球衣，不再把政治當成一場運動競賽。一旦走出競技場，就會意識到，原來我們一直讓自己在隊伍中的位置，成為我們唯一的價值。我們必須停止讓政黨認同、政治人物以及單一議題的立場，成為我們價值觀的唯一代表。我們必須誠實地問自己一些艱難的問題：為什麼我們支持某些立場，是什麼根本價值在驅動我們，也把我們與其他公民連結起來。但艱難的功課還沒結束，接下來這一步同樣關鍵，那就是走出去，與他人展開對話。
為了能繼續向前，我們必須把政治放回它應有的位置。
在許多方面，我們對待政治（尤其是政府）的方式，彷彿它既是所有問題的唯一根源，也是唯一的解答。它已經變成那個被期待要承擔我們所有問題的社會制度。曾經，許多其他制度也分攤這些重擔，但在過去幾十年劇烈的社會變遷之下，那些制度已經不堪負荷，於是我們轉而把希望與期待投向了政府。
一次又一次地，我們把每個制度中的問題都歸咎於政治。政府不是對教育介入太多，就是介入不夠。教會不是太政治化，就是不夠政治化，端看你參加的是哪間教會、問的是誰。媒體則被視為政治建制的傳聲筒，而這究竟是問題還是值得驕傲的事，同樣取決於你談的是哪家媒體，以及它是否代表你的政治立場。政治這個詞，逐漸成為我們不喜歡的各種人際互動的統稱。當你問他人為何對工作不滿，你很常會聽到「辦公室政治」這樣的回答。至於教會的衝突呢？也還是因為「政治」。
然而，政治並不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力量；而政府（或排除政府）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解方。每當我們把某件事視為問題的核心原因或唯一解方，利害關係就會變得過於巨大，讓誠實的對話與坦誠的反思無法發生。所以，如果我們已經脫下球衣、檢視過自己的價值觀，就不能再回到那種把政治當成太陽、讓所有人都圍繞它運轉的狀態。若真如此，我們就會徹底失去向前邁進的能力。過去十年間，國會的狀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陷入政治癱瘓，因為我們認定每個議題都生死攸關。這最終導致了如今缺乏進展的局面。我們的價值觀能賦予我們更沉穩的力量，讓我們立足於那些更持久、也比當下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議題更重要的原則上。
政府確實可能讓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好，也可能變得更糟。我們兩個都深信政治具有改變人生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投入時間幫助人們談論政治。然而，我們也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裡，以及那些對我們重要的制度中，都有各自要扮演的角色。我們每個人都能以微小的方式，在自己的公司、教會、學校，甚至媒體中施加影響。當我們放棄自己的主導權，忽視自己對國家與世界問題所應承擔的責任時，就會開始把政治人物與政治視為唯一的解方。我們會變得願意為了在政治場域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而不擇手段，而當政策無法成為唯一的解決方案時，我們除了抱怨，也無能為力。但為了往前邁進，我們就必須讓政治回到應有的位置，不能把所有事情都丟到同一個籃子裡。立法並不是每一個私人困境、宗教辯論、家庭問題，以及我們心靈與內在掙扎的解答。
我們必須以正確的視角看待政治。政府當然很重要，但我們不必每分每秒都把它擺在心上。我們的價值觀確實會反映在政治裡，但政治永遠不該成為我們價值觀唯一、甚至最重要的體現。信仰可以影響我們的政治，但我們必須在兩者之間保留足夠的空間，才能清楚看見，我們是否真的透過自己的政治行動活出了信仰。
當我們的視角夠清晰，也能透過共享的價值彼此連結時，我們就能開始進行健康的對話。但必須注意的是，只有當我們堅定地秉持一種超越政治、以人性與價值為基礎的身分認同中，我們才可能跨越激烈的分歧，走向妥協與解決問題。當我們把政治放回它應有的位置時，就會明白一個人攻擊我們的政治立場，不等於攻擊我們這個人。貝絲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說到底，我知道我會沒事的。」政治不能成為我們信心、快樂或自我價值的唯一來源。有種深層的連結會把我們彼此連在一起，也把我們連向自己內在最美好的部分。即使身處最嚴峻的政治氛圍之中，那種連結仍會滋養我們。
我們並不是想暗示政治議題不重要。對我們許多人來說，涉及健康保險、軍事行動或槍枝管制的政策，可能真的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這一點我們明白。但我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已經把政治議題變成了一片哲學性的流沙，而我們所有人都正在其中下沉。要重新浮出水面，我們必須明白，政治議題只是我們價值觀的一種、而非唯一的表達方式。
【摘文3】學會安於不適（節錄）
公民面對政治參與，往往像在吃療癒食物。我們喜歡聽別人如鸚鵡般複述我們的挫折感、喜歡嘲笑意見不同者、喜歡能替我們的懷疑背書的新聞標題，正如我們喜歡起司通心粉、披薩和奶昔那樣。但我們需要吃蔬菜。我們需要先放下那種想要轉發幾句狠話的本能，也不要一看到大家分享的憤怒內容，就打開來讓自己陷入幾個小時的義憤。我們需要做的是滋養身心、豐富自我的功課，讓自己接觸新的、相反的觀點。我們需要鍛鍊那塊肌肉，好去理解那些本不會與我們自然連結的人，也同時被對方理解。我們永遠都得面對自己那顆情緒腦，它會抗拒與我們意見相左的想法、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以及與我們的渴望相矛盾的資訊。但為了這個國家的健康，我們是可以克服那些最基礎的本能的。選擇這樣做，是一種靈性操練。我們可以與那些讓自己不舒服的人和觀念共處，而我們也會因此變得更好。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決定自己任何時候、基於任何理由，都不想感到不舒服。而那個決定的代價極大。超過半數的美國人沒有立遺囑，因為思考死亡令人不舒服。我們不喜歡令人不舒服的飛行經驗，也不喜歡令人不舒服的飯店房間。因為我們不喜歡走出自己的舒適圈，所以把自己隔離在社經條件相近（常常也是種族相近）的社區裡。
我們總是急著找些東西娛樂自己，好逃避任何令人不舒服的思考。這一切和政治有什麼關係？當我們害怕自己身體與心靈的不適時，我們就失去了那種最根本的感受，意識到我們終究是會好好的。若我們想以解決問題、追求更大公共利益的精神，真正走向鄰人，我們就需要那種安全感與韌性，讓自己願意感受不適。沒有那份安全感與韌性，我們就會退回自己的角落，而那就會導致僵局。它也會讓我們逃避，只要這些問題沒有簡單解答、沒有明確的正反派、沒有如我們預期會快速落幕的劇情套路，我們就避之唯恐不及。但說到底，我們逃避不適，就是在逃避自己在歷史中所應站立的位置，而這也正是為什麼美國文化與政府裡那麼多問題，正急遽地惡化。
在這本書裡，就像我們在播客節目裡一樣，我們主張在自己的身體與文化中，可以嘗試容納更高程度的不舒服。規律運動已教會我們兩人，什麼叫「安於不適」。當我們把身體移動到需要更高柔軟度或更強力量的位置時，我們會感到不舒服。但正是這種不舒服，在身體裡創造了修復。正是這種不舒服，促成了力量與柔軟度的成長。不舒服和疼痛並不一樣。當我們感受到疼痛（刺痛、灼熱、拉扯）時，我們就不是在和身體合作，而是在對抗它。疼痛是在告訴我們，手不要再碰那個燙爐子了；而不舒服則在告訴我們，我們正在把肌肉拉伸到剛剛好、足以長出力量的程度。
這些原則，也能直接轉譯到我們的人際關係、情緒與靈性操練上。願意在婚姻中去感受這種不舒服，能夠讓這段關係長出更深的厚度。練習健康的衝突，對婚姻的成長與存續都至關重要。它也替我們的孩子示範了重要技能。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曾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寫道，衝突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能幫助我們克服群體迷思、促成創新、帶來科學突破，也能在法院與國會殿堂中守住我們的民主。他說，為了孩子，父母需要練習那種充滿熱情、卻不人身攻擊的爭論能力。
當我們對政策與問題的想法受到挑戰時，我們就會成長。透過日復一日地和別人談那些艱難主題時所經歷的不舒服，我們會成為更好的思考者、更清楚的表達者，和更真誠的傾聽者。衝突是健康的。衝突是必要的。沒有衝突，我們就會停留在一種舒服卻停滯的發展狀態裡。
不舒服，是通往成長的路；疼痛，則是身體提醒我們需要抽身的訊號。當你處在一場侵犯你基本人性尊嚴的政治討論裡時，你就需要退出。我們不是要任何人容忍那種實際上正在傷害他們的討論。對我們來說，在保護人們於種族、性傾向、性別認同與宗教上的尊嚴時，有些底線是不可侵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