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了四十多年軍人，從中尉副排長到上將司令，大半輩子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如何保衛國家？年輕時，答案很簡單：練兵備戰，隨時準備犧牲。那時候我相信軍人的天職就是打仗，愛國就要不怕死，但隨著年齡增長、閱歷增加，我愈來愈發現這個答案太過於單純。尤其當我擔任駐丹麥大使，接觸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維方式，我開始反思：保衛國家，真的只有「硬碰硬」這一條路嗎？
二○一九年初，我剛到丹麥的第二週，有幸拜會丹麥前總理安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前北約祕書長），談到台海局勢，我說：「台灣面臨中國的軍事威脅，我們必須強化國防，準備戰爭。」他沉默了一會，說：「李大使，我理解你的立場。作為軍人出身，你自然會從軍事角度思考。但請容我分享丹麥的經驗。」
「一八六四年，丹麥與普魯士（德國前身）、奧地利打了一場戰爭，史稱『第二次什勒斯維希戰爭』。」起因是兩個公國的歸屬問題。「丹麥堅持主權，拒絕妥協。結果，我們輸了。失去了四十％的領土、三十八％的人口。那場戰爭，改變了丹麥的國家戰略思維。」
他停頓了一下，看著我說：「戰後，丹麥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復仇，重建軍隊、加入軍事聯盟、準備奪回失土。第二個選擇：接受現實，放棄失土、專注內部建設、走中立、和平路線。「丹麥選擇了第二個。我們的國家座右銘，從那時起變成：『對外失去的，要從內部奪回來。』（What is lost outwardly must be won inwardly.）我們不再把資源投入軍備競賽，而是投入：教育（建立人民高等學校）、農業（發展合作社，成為農業強國）、民主（深化民主制度）、福利（建立福利國家）。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丹麥是全球最幸福的國家之一，國際影響力遠超領土面積。如果當年我們選擇復仇，可能會陷入無止境的軍備競賽，甚至更多戰爭。」
他定定地看著我，認真地說：「李大使，我不是說台灣應該放棄主權。絕對不是。」
「我是說：有時候，『退一步』不是軟弱，而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忍一時』不是屈辱，而是為了『長治久安』。」
我陷入深思。
「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很多人以為這是教人「認輸」、「示弱」、「當縮頭烏龜」。但錯了，這句話的真正意涵是：在某些時刻，暫時的「退讓」，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爭取時間與空間、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保存實力，以圖長遠。
這不是懦弱，而是智慧。
這不是放棄，而是策略。
現在回顧，我出生於那個烽火方歇的年代，成長過程中，「反攻大陸」的標語隨處可見，「漢賊不兩立」是不容置疑的國策，「殺朱拔毛」是人人耳熟能詳的口頭禪。那時的兩岸關係，界線分明，我們是中華民國，對岸是共產叛亂；我們代表正統，他們是竊據政權。然而，七十多年過去了，兩岸關係的本質已發生根本性變化。早年的軍事對峙，雙方實力尚在伯仲之間。八二三砲戰時，國軍憑藉美援與戰術優勢，成功守住金門。那個年代，我們談的是「光復大陸」，心中懷抱的是終將勝利的信念，但隨時間推移，力量的天平逐漸傾斜。一九七九年中共改革開放，經濟實力開始累積；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我們見識到解放軍的威懾能力；二○○五年《反分裂國家法》通過，對台動武被法制化。而今日，共軍已具備從海空到網路、從常規到非常規的全方位優勢。更深層的變化，在於競爭形態的轉變。冷戰時期，兩岸是自由與共產陣營的前沿，今日卻是兩種發展模式、兩種治理體系的對比，一邊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一邊是威權、效率、穩定、崛起。這已不僅是軍事力量的較量，更是制度優劣的競賽，而這場競賽，在國際社會眼中，勝負似乎尚無定論。
國安視角下的風險評估
擔任國安局長任內，最大的壓力並非來自軍事威脅本身，而是如何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既維護台灣安全，又避免擦槍走火；既堅守核心價值，又保持務實彈性。這種結構性的不對等，是任何一位國安決策者都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若從國安視角做風險評估：我們面對的是什麼？
以下便試著以一個曾站在情報最前線的角色，談談當前的風險所在。
軍事威脅多元化
過去台灣的防衛構想，長期聚焦在一個經典場景：解放軍大規模兩棲登陸，搶灘奪島，正面決戰。這個思維框架沒有錯，但它已經落後於現實整整一個世代。今天台灣面對的威脅，不只是更強大，而是從根本上脫了胎、換了骨。傳統威脅的升級已遠遠超過冷戰式的登陸想像。飛彈飽和攻擊可在開戰數小時內癱瘓台灣的空軍基地、雷達系統與指揮中樞；高超音速式武器的問世，使台灣空戰體系面臨攔截極限。
務實而言，歷來美台兵棋推演顯示，即便美軍介入，台美衝突的代價也將極為慘烈，美方預計將損失數艘航母與數十艘主要水面艦艇，這意味著美國的介入意願，就是一個必須反覆驗算變數，而非理所當然的保證。
然而，真正改變台海局勢性質的，是灰色地帶的系統性操作。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戰略，用永遠低於戰爭門檻的手段，持續消耗台灣的戰備資源、心理韌性與國際支持。共軍擾台已成常態，解放軍對此定調為「戰備巡航，完全正當合法」，刻意迴避對台威脅的定性；台灣被迫以緊急升空伴飛、廣播驅離、飛彈追監等方式疲於應對，這些措施雖屬必要，卻持續磨耗台灣的戰備與訓練資源。
灰色地帶脅迫的顯著激增，尤其擴及網路行動、散播假訊息，其中更涉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侵擾，尤有甚者，渠等藉公務船以日菲專屬經濟海域為藉口，巡航台灣東部海域，實質上中共以將之作為演練對台海域的管轄宣示，也是認知作戰版的進階操控。
從這類準軍事作戰的脅迫的進階作為程度來看，中共意圖持續在避免衝突的前提下，為最終促成與台灣統一創造條件，而這「創造條件」正是灰色地帶戰略的本質：不打，但讓台灣的選擇空間一點一點地縮小。若再以中共最常強調的論述「不統而統」，其所寓意的恐怕是「不吞，但讓獵物一點一點忘記自己還能跑」、「不動手，但讓對手一點一點地放下心來」、「不宣戰，但讓每一個選項都慢慢變成投降的另一種說法」、「不統，但讓台灣一點一點地成為統後的樣子」，這些頗怵目驚心的字句並排，前者是空間的窒息，後者是靈魂的替換，正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終境界。
政治滲透的系統性
過去台灣對政治滲透的想像，總停留在間諜抓人、策反官員的傳統諜報框架，但今天的滲透已升維，它不需要鋪展線人，只需要讓台灣的政治人物自己說出北京想聽的話；它不需要控制媒體，只需要讓資金悄悄流進特定事務的源頭；它不需要策動政變，只需要讓選舉結果朝有利的方向自然傾斜。
這套系統的精髓，在於它從不留下清晰的指紋。統戰工作滲入同鄉會、宗教團體、學術交流、商業網絡，每一種看起來都是正常往來，合起來卻是一張綿密影響力的完整圖像。親北京的論述不需要被灌輸，只需要「創造條件」讓它自然生長，讓它在特定媒體上被反覆放大，在特定社群裡被持續強化，直到它看起來像是本土民意，而非外來指令……
經濟依賴的雙面刃
過去台灣對兩岸經濟關係的想像，長期停留在一個樂觀框架：貿易帶來互賴、互賴帶來和平，和平帶來穩定。這個邏輯不能說全錯，但嚴重低估依賴的不對稱性。當台灣需要大陸市場的程度，遠超過大陸需要台灣商品的程度，這條「互賴」就不再是繩子的兩端，而是套在脖子上的活結。
北京深諳此道。禁止台灣農產品進口，不需要宣戰卻能衝擊特定選區的民心；限縮陸客來台，不需要封鎖，卻能讓觀光產業感到寒意；收緊台商在大陸的經濟環境，不需要沒收資產，卻能讓龐大的台商群體在政治表現上選擇沉默。每一記都打在經濟神經上，每一記都與軍事無關，卻都在累積同一種效果：讓台灣社會感受到，對抗是有代價的，配合是有紅利的。
當前經濟脅迫最根本的新邏輯，是不需要摧毀台灣的經濟，只需要讓台灣的企業家、農民、受薪階層在每一個政治選舉的關口都先盤算一遍自己的荷包。利益的綑綁、風險的暗示、紅利的選擇性給予，三線同時運作、彼此加乘。台灣面對的已不是一場可以用關稅反制的貿易戰，而是一場把經濟利益變成政治解渴，讓市場邏輯替代役識形態完成滲透的長期布局。這，才是最難割捨，也最容易被合理化為「務實」的威脅型態。
國際間的持續壓縮
二○一八年派駐丹麥時，到達首都哥本哈根，才剛跨出機艙口，迎接我的竟不是我們駐丹麥代表處的同仁，而是拿著專業照相機對著我直拍、留著小平頭的黃皮膚男子。他拍完照後，匆忙遁往飛機旁的工作梯。
無庸置疑，自被派駐開始，就被對岸盯上，自此深覺外交工作的處處受限。
過去，台灣對國際空間的想像聚焦在邦交國的數字，多一個、少一個，各方解讀各方表述，尚在可控範圍。但今天的壓縮早已不只是外交數字的消長，而是從制度層面、日常運作層面，對台灣存在感的系統性抹除。在國際組織的文件裡，台灣的名稱被替換；在跨國學術會議的報名系統裡，台灣的選項被消失；在國際航空、飯店、電商平台的下拉選單裡，台灣被歸入中國的子項目。每一件單獨看都像行政細節，合起來卻是一幅清晰的戰略圖，讓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日常語境裡，慢慢變得不存在。
二○一九年初，我剛到丹麥的第二週，有幸拜會丹麥前總理安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前北約祕書長），談到台海局勢，我說：「台灣面臨中國的軍事威脅，我們必須強化國防，準備戰爭。」他沉默了一會，說：「李大使，我理解你的立場。作為軍人出身，你自然會從軍事角度思考。但請容我分享丹麥的經驗。」
「一八六四年，丹麥與普魯士（德國前身）、奧地利打了一場戰爭，史稱『第二次什勒斯維希戰爭』。」起因是兩個公國的歸屬問題。「丹麥堅持主權，拒絕妥協。結果，我們輸了。失去了四十％的領土、三十八％的人口。那場戰爭，改變了丹麥的國家戰略思維。」
他停頓了一下，看著我說：「戰後，丹麥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復仇，重建軍隊、加入軍事聯盟、準備奪回失土。第二個選擇：接受現實，放棄失土、專注內部建設、走中立、和平路線。「丹麥選擇了第二個。我們的國家座右銘，從那時起變成：『對外失去的，要從內部奪回來。』（What is lost outwardly must be won inwardly.）我們不再把資源投入軍備競賽，而是投入：教育（建立人民高等學校）、農業（發展合作社，成為農業強國）、民主（深化民主制度）、福利（建立福利國家）。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丹麥是全球最幸福的國家之一，國際影響力遠超領土面積。如果當年我們選擇復仇，可能會陷入無止境的軍備競賽，甚至更多戰爭。」
他定定地看著我，認真地說：「李大使，我不是說台灣應該放棄主權。絕對不是。」
「我是說：有時候，『退一步』不是軟弱，而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忍一時』不是屈辱，而是為了『長治久安』。」
我陷入深思。
「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很多人以為這是教人「認輸」、「示弱」、「當縮頭烏龜」。但錯了，這句話的真正意涵是：在某些時刻，暫時的「退讓」，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爭取時間與空間、尋找更好的解決方案、保存實力，以圖長遠。
這不是懦弱，而是智慧。
這不是放棄，而是策略。
現在回顧，我出生於那個烽火方歇的年代，成長過程中，「反攻大陸」的標語隨處可見，「漢賊不兩立」是不容置疑的國策，「殺朱拔毛」是人人耳熟能詳的口頭禪。那時的兩岸關係，界線分明，我們是中華民國，對岸是共產叛亂；我們代表正統，他們是竊據政權。然而，七十多年過去了，兩岸關係的本質已發生根本性變化。早年的軍事對峙，雙方實力尚在伯仲之間。八二三砲戰時，國軍憑藉美援與戰術優勢，成功守住金門。那個年代，我們談的是「光復大陸」，心中懷抱的是終將勝利的信念，但隨時間推移，力量的天平逐漸傾斜。一九七九年中共改革開放，經濟實力開始累積；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我們見識到解放軍的威懾能力；二○○五年《反分裂國家法》通過，對台動武被法制化。而今日，共軍已具備從海空到網路、從常規到非常規的全方位優勢。更深層的變化，在於競爭形態的轉變。冷戰時期，兩岸是自由與共產陣營的前沿，今日卻是兩種發展模式、兩種治理體系的對比，一邊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一邊是威權、效率、穩定、崛起。這已不僅是軍事力量的較量，更是制度優劣的競賽，而這場競賽，在國際社會眼中，勝負似乎尚無定論。
國安視角下的風險評估
擔任國安局長任內，最大的壓力並非來自軍事威脅本身，而是如何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既維護台灣安全，又避免擦槍走火；既堅守核心價值，又保持務實彈性。這種結構性的不對等，是任何一位國安決策者都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若從國安視角做風險評估：我們面對的是什麼？
以下便試著以一個曾站在情報最前線的角色，談談當前的風險所在。
軍事威脅多元化
過去台灣的防衛構想，長期聚焦在一個經典場景：解放軍大規模兩棲登陸，搶灘奪島，正面決戰。這個思維框架沒有錯，但它已經落後於現實整整一個世代。今天台灣面對的威脅，不只是更強大，而是從根本上脫了胎、換了骨。傳統威脅的升級已遠遠超過冷戰式的登陸想像。飛彈飽和攻擊可在開戰數小時內癱瘓台灣的空軍基地、雷達系統與指揮中樞；高超音速式武器的問世，使台灣空戰體系面臨攔截極限。
務實而言，歷來美台兵棋推演顯示，即便美軍介入，台美衝突的代價也將極為慘烈，美方預計將損失數艘航母與數十艘主要水面艦艇，這意味著美國的介入意願，就是一個必須反覆驗算變數，而非理所當然的保證。
然而，真正改變台海局勢性質的，是灰色地帶的系統性操作。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戰略，用永遠低於戰爭門檻的手段，持續消耗台灣的戰備資源、心理韌性與國際支持。共軍擾台已成常態，解放軍對此定調為「戰備巡航，完全正當合法」，刻意迴避對台威脅的定性；台灣被迫以緊急升空伴飛、廣播驅離、飛彈追監等方式疲於應對，這些措施雖屬必要，卻持續磨耗台灣的戰備與訓練資源。
灰色地帶脅迫的顯著激增，尤其擴及網路行動、散播假訊息，其中更涉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侵擾，尤有甚者，渠等藉公務船以日菲專屬經濟海域為藉口，巡航台灣東部海域，實質上中共以將之作為演練對台海域的管轄宣示，也是認知作戰版的進階操控。
從這類準軍事作戰的脅迫的進階作為程度來看，中共意圖持續在避免衝突的前提下，為最終促成與台灣統一創造條件，而這「創造條件」正是灰色地帶戰略的本質：不打，但讓台灣的選擇空間一點一點地縮小。若再以中共最常強調的論述「不統而統」，其所寓意的恐怕是「不吞，但讓獵物一點一點忘記自己還能跑」、「不動手，但讓對手一點一點地放下心來」、「不宣戰，但讓每一個選項都慢慢變成投降的另一種說法」、「不統，但讓台灣一點一點地成為統後的樣子」，這些頗怵目驚心的字句並排，前者是空間的窒息，後者是靈魂的替換，正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終境界。
政治滲透的系統性
過去台灣對政治滲透的想像，總停留在間諜抓人、策反官員的傳統諜報框架，但今天的滲透已升維，它不需要鋪展線人，只需要讓台灣的政治人物自己說出北京想聽的話；它不需要控制媒體，只需要讓資金悄悄流進特定事務的源頭；它不需要策動政變，只需要讓選舉結果朝有利的方向自然傾斜。
這套系統的精髓，在於它從不留下清晰的指紋。統戰工作滲入同鄉會、宗教團體、學術交流、商業網絡，每一種看起來都是正常往來，合起來卻是一張綿密影響力的完整圖像。親北京的論述不需要被灌輸，只需要「創造條件」讓它自然生長，讓它在特定媒體上被反覆放大，在特定社群裡被持續強化，直到它看起來像是本土民意，而非外來指令……
經濟依賴的雙面刃
過去台灣對兩岸經濟關係的想像，長期停留在一個樂觀框架：貿易帶來互賴、互賴帶來和平，和平帶來穩定。這個邏輯不能說全錯，但嚴重低估依賴的不對稱性。當台灣需要大陸市場的程度，遠超過大陸需要台灣商品的程度，這條「互賴」就不再是繩子的兩端，而是套在脖子上的活結。
北京深諳此道。禁止台灣農產品進口，不需要宣戰卻能衝擊特定選區的民心；限縮陸客來台，不需要封鎖，卻能讓觀光產業感到寒意；收緊台商在大陸的經濟環境，不需要沒收資產，卻能讓龐大的台商群體在政治表現上選擇沉默。每一記都打在經濟神經上，每一記都與軍事無關，卻都在累積同一種效果：讓台灣社會感受到，對抗是有代價的，配合是有紅利的。
當前經濟脅迫最根本的新邏輯，是不需要摧毀台灣的經濟，只需要讓台灣的企業家、農民、受薪階層在每一個政治選舉的關口都先盤算一遍自己的荷包。利益的綑綁、風險的暗示、紅利的選擇性給予，三線同時運作、彼此加乘。台灣面對的已不是一場可以用關稅反制的貿易戰，而是一場把經濟利益變成政治解渴，讓市場邏輯替代役識形態完成滲透的長期布局。這，才是最難割捨，也最容易被合理化為「務實」的威脅型態。
國際間的持續壓縮
二○一八年派駐丹麥時，到達首都哥本哈根，才剛跨出機艙口，迎接我的竟不是我們駐丹麥代表處的同仁，而是拿著專業照相機對著我直拍、留著小平頭的黃皮膚男子。他拍完照後，匆忙遁往飛機旁的工作梯。
無庸置疑，自被派駐開始，就被對岸盯上，自此深覺外交工作的處處受限。
過去，台灣對國際空間的想像聚焦在邦交國的數字，多一個、少一個，各方解讀各方表述，尚在可控範圍。但今天的壓縮早已不只是外交數字的消長，而是從制度層面、日常運作層面，對台灣存在感的系統性抹除。在國際組織的文件裡，台灣的名稱被替換；在跨國學術會議的報名系統裡，台灣的選項被消失；在國際航空、飯店、電商平台的下拉選單裡，台灣被歸入中國的子項目。每一件單獨看都像行政細節，合起來卻是一幅清晰的戰略圖，讓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日常語境裡，慢慢變得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