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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驕傲悖論

最顯而易見的驕傲根基,是我們和美國夢的接近程度。「美國夢」一詞由作家兼歷史學家詹姆斯.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於一九三一年首次提出,喚起民眾對中產階級生活的聯想:穩定的工作、房屋、汽車,以及一個人努力奮鬥可以賺得比父輩多的想法。

然而,這個夢想有個附屬的隱藏悖論,創造出不同的文化世界:一個是機會較少、期望嚴格的紅州世界;一個是機會較多、期望也比較寬鬆藍州世界。我們將看到在紅州的世界裡,那些無法實現美國夢的人容易感到羞恥。陷入這種困境的人,可能採取以下三個「措施」來回應羞愧。

但首先,我們來談談悖論本身。悖論由兩部分組成:一個人所在地區擁有的經濟機會,以及這個人對獲取經濟機會的責任的文化看法。大概從一九七○年起,美國逐漸分裂成兩個經濟體: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機會不斷增加的是經濟多元化的城市和地區,那些地方經常是新興、較不易受影響的產業所在地,通常雇用受過大學教育的服務業和科技領域工作者。機會減少的是鄉村和半鄉村地區,它們提供較老舊的製造業藍領工作,較容易受到離岸外包和自動化的影響。易受影響的也包括以開採石油、煤炭和其他礦產為基礎的地區,這些產業的需求隨世界需求波動而起伏。傾向民主黨的城市中產階級,已成為所謂的流動性孵化器,很多現在傾向共和黨的鄉村藍領地區則成為流動性陷阱。一項研究發現在二○○八至二○一七年間,美國民主黨國會選區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從五萬四千美元上升到六萬一千美元,而共和黨選區的家庭收入中位數則從五萬五千美元下降到五萬三千美元。近年來,共和黨選區居民的新冠肺炎感染率高於民主黨選區居民。對樂觀程度的研究,反映出一個人與實現美國夢機會的距離,最不樂觀的是貧窮的鄉村白人,他們比貧窮的城市黑人更悲觀。此外,住在共和黨縣的居民──尤其是白人男性,死亡率高於民主黨縣的居民。久而久之,民主黨縣的死亡率下降幅度大於共和黨縣。二○○一至二○一九年,兩者死亡率的差距擴大了超過六倍。如同疲軟的經濟導致肯塔基州第五國會選區失去了驕傲,美國其他紅縣也遭遇同樣的處境。

悖論的第二部分,是關於努力工作和經濟命運屬於個人責任的核心思想。我們多數人都把一些個人主義的觀念融入對美國夢的看法中,這正是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口中的新教倫理的核心信念,而且被認為是推動資本主義的動力引擎。辛勤工作和個人責任的觀念被湊成一對。如果你成功了,所有功勞都歸你一個人;如果你失敗了,所有責任也得獨自承擔。當然,我們不必成為新教徒也能感受到新教倫理的影響,但作為支撐驕傲的根基,它的影響深遠。

無論兩黨各自的支持者多麼勤奮,秉持昔日新教倫理的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多。在一項全國調查中,當問及一個人為何陷入貧困時,百分之三十一的共和黨人(黨員或傾向支持共和黨的人)說,是因為「一些超出他們控制範圍的情況」;反觀民主黨人(黨員或傾向支持民主黨的人)則有百之六十九持此觀點。同樣地,百分之七十一的共和黨人認為「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們工作勤奮」,但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民主黨人這樣認為。對阿帕拉契人而言,他們很多人的祖先來自蘇格蘭和愛爾蘭,這群人被韋伯視為將成功或失敗歸功於自己或歸咎於自己的倫理觀念的典型例子,這是他們延續數百年的傳統。安德魯.史考特告訴我:「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比較老派。」而承擔起自己成功與否的責任或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在這兩種不同的經濟環境成長的人,在獲取自豪感的文化條件和實現該目標的經濟機會之間,經歷不同程度的道德落差感(rnoral pinch)。

在美國,無論政黨傾向,窮人幾乎和富人同樣相信個人要為自己的經濟命運負責。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和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聯合進行的一份二○二○年民意調查中,經隨機挑選不同階級的美國人被問及:「請告訴我,你認為以下各項因素,對於在今日的美國取得經濟成功有多重要?」這些因素包括努力工作、來自高收入家庭、在高收入的社區長大,以及一個人的種族或族裔背景。在收入前百分之一(家戶收入五十萬美元或以上)的受訪者之中,百分之九十三的人認為是努力工作讓他們成為了前百分之一;只有約三分之一或更少的人認為,出生在高收入家庭或社區,或種族背景會有所影響。但即使在最貧窮的受訪者之中(家庭收入三萬五千美元或以下),也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回答「努力工作」;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認為,來自社會階層、種族或族裔的助力使致富更容易。無論貧富,人們的普遍觀念是個人的起落取決於你自己。

如同前文提到的,一般人對美國夢心照不宣的定義是年輕人不僅過得好,而且過得比他父親更好,實現父輩到子輩的向上流動。我們稍後會介紹的一名男子,描述他父親覺得努力工作是通往成功的門票:「我父親一生非常艱苦,必須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竭盡全力。他是那種不接受為不夠努力找藉口的人。他會告訴我『盡你最大的努力』,但在結束時,他會對自己和我說『你最大的努力還是不夠好,你還不夠努力』,那是因為他以前必須非常努力,年紀輕輕就要非常努力。」兒子琢磨自己的一生,對我說:「所以有時候,我會懷疑我是否有權利為自己感到驕傲,畢竟我自認沒有把自己推到和他一樣的極限。」

近幾年來,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個人責任議題上的分歧日益加深。二○一四年,百分之四十七的共和黨人認為,一個人會貧窮通常是「因為自身欠缺努力」,但到了二○一七年,這個數字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二○一四年,百分之二十九的民主黨人同意這個觀點,但到了二○一七年,該數字下降至百分之十九,兩黨之間出現了三十七個百分點的巨大差距。

因此,共和黨人無意中對「值得驕傲」施加了更嚴苛的條件,即使他們正在受衝擊最嚴重的地區掙扎求生──這些地區更容易遭受工廠倒閉和工資下滑的衝擊。民主黨人則更傾向於把自身幸運歸功於「更大的外在因素」。

於是,一個令人心酸卻沒有命名的驕傲悖論在全美各地成形,那就是:我們已分裂成兩種經濟環境和兩種文化,一個紅色,一個藍色。紅州既遭遇更艱困的經濟時期,也面臨更苛刻且老派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認為政府援助、階級或種族優勢都無法解釋人的命運,唯有個人的辛勤勞動能夠決定。而藍州的人則在比較不會引發羞恥感的文化視角下,經歷比較好的經濟時期。

有趣的是,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更相信沒有政府援助或監管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原初的資本主義。在他們掌權的州,不受監管的資本主義讓他們的日子過得比較艱難。根據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無論怎麼起伏,不受阻礙的自由市場在僅由市場本身「看不見的手」指引的情況下,會運作得最好。但那隻手讓最相信它的那群人最辛苦,而對呼籲納入積極福利政策的那群人較為寬容。此外,如果優質煤礦供應枯竭,或者天然氣價格低於煤炭,很多共和黨人會認為,這是資本主義那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個人應該更努力工作來適應市場。

特別是對共和黨人而言,個人的美國夢向來和某個企業的美國夢掛鉤在一起,那是一種股東利潤最大化的美國夢。在二十世紀絕大多數時間裡,這兩個夢想彼此連結得很好,但自一九七○年代起,兩者愈來愈相互牴觸。很多企業透過離岸外包的方式,在諸如墨西哥、中國和越南等地雇用廉價勞動力,藉由降低勞動成本提高利潤。誠如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在《寰宇一家,準備好了嗎?》(One World Ready or Not)裡提出的論述,這就是企業美國夢,它擺脫了以往由工會和聯邦政府兩方施加的限制。

肯塔基州東部的煤礦公司紛紛引進機器作業和轉移業務到他處,藉此縮編。例如啟示能源(Revelation Energy)、黑寶石(Blackjewel)和皮柏迪(Peabody)都將業務從肯塔基州遷至懷俄明州,懷俄明州目前是美國煤礦的主要產地。

兩黨都承認美國夢和企業美國夢之間的衝突。但為了對付痛苦的後果,民主黨向聯邦政府求助,共和黨則是加倍參與企業美國夢並給予信心。事實上,共和黨普遍反對干涉企業巨頭的作為,即使那些作為傷害了中小企業。

我不禁想問,如果勞工都被敦促相信資本主義不需要政府插手干預,而且每個在資本主義體系裡工作的人都要對自己表現的好壞負責,然後公司就撤資了,這樣會發生什麼事?那些被拋棄的人,就被困在了驕傲悖論裡。

受傷最重的人,是生活在好工作嚴重匱乏地區,又缺乏其他好工作所需技能訓練的人,無論他們身在何方。在兩條路都被堵死時,他們便容易陷入結構性羞恥。
——摘自〈第三章 驕傲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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