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節錄）
想想看，居然有這麼多的暴虐與謊言能傳播到整個文明世界。就憑一小撮沒有良知的欺瞞野心家？要不是數以百萬計的追隨者和他們一樣犯了罪，他們哪有可能成功放出這一切惡靈呢？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華沙隔都中數百名猶太青年拿起所有能夠取得的武器，抵抗迫害他們的納粹。隔都裡大部分的猶太人早就給人拉去滅絕營了。反抗者的領導人之一馬雷克．埃德曼（Marek Edelman）後來回憶道，之所以起事，是想保全一點尊嚴：「到頭來，這一切是為了不讓他們在我們還有行動餘裕時屠殺我們。抵抗其實是在選擇死法。」
經過幾星期的困獸之鬥，抵抗者終究不敵。他們多半遭到殺害。活到起義最後一天的人裡面，有一些人在納粹往指揮部掩體中灌毒氣時自殺，只有少數人設法從下水道逃出生天。德軍隨後一區一區焚毀隔都，用火焰放射器把生還者燻出藏身處。
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多年後回想起自己在「美麗的寧靜夜裡，華沙郊區的田園夜裡」聽到從隔都傳來的慘叫：
那一陣陣慘叫聲讓人起了雞皮疙瘩。那是數以千計的人遭到殺害的慘叫聲。慘叫聲在冷眼的繁星底下，從火焰的紅光中傳出來，傳過寂靜的城市空間，傳到美好的花園寧靜中；園子裡的植物辛勤吐出氧氣，氣息芬芳，讓人感覺能活著真好。是夜的祥和中有一股特別的殘酷，美與人類的罪行同時撥動心弦。我們的視線不敢對視。
米沃什在德軍占領下的華沙寫了〈鮮花廣場〉（Campo dei Fiori）一詩，詩中的意象是隔都牆外的旋轉木馬，騎乘木馬的人順著屍體燃燒的煙往天空冉冉飛去，木馬歡快的音樂蓋過了痛楚與絕望的哭喊。美軍轟炸、殺害數十萬越南人的時候，住在加州柏克萊的米沃什把美軍的行徑比做希特勒與史達林的罪行，而他也再度從極端暴行中體會到可恥的共謀。「如果能夠產生悲憫之情，同時又感到無能為力，」他寫道，「那就代表我們正處於一種絕望的憤怒中。」
以色列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下滅絕加薩人的做法，也讓數百萬人蒙受這種精神折磨月餘──先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目睹政治惡行，讓人不時想起活著的美好，繼而聽見一名母親眼睜睜看著女兒因為以色列又一次轟炸學校而活活燒死時的哭喊聲。
＊
「猶太大屠殺」（Shoah）在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心中留下傷疤；以色列猶太人在一九四八年經歷了民族國家的誕生，將之視為生死關頭，後來又在一九六七年與一九七三年阿拉伯敵國的殲滅論調中體會了一次生死大事。許多猶太人成長時的認知，就是歐洲猶太人只因為「身為猶太人」而幾乎遭到滅絕，這世界對他們來說感覺再脆弱不過了。在他們心中，二○二三年十月七日哈瑪斯與其他巴勒斯坦組織在以色列犯下屠殺與擄人作質，就這麼讓他們對另一場「納粹大屠殺」（Holocaust）的恐懼死灰復燃。
但我們打從一開始就能清楚看到，只要能利用這股無所不在的受到侵犯、喪親之痛與恐怖的感覺，史上最狂熱的以色列領袖都不會手軟。以色列領導人聲稱有權對哈瑪斯採取自衛行動，但研究大屠殺歷史的史學大家奧默．巴托夫（Omer Bartov）在二○二四年八月便體悟到，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打算「讓整個加薩走廊無法住人，把加薩居民削弱，直至死絕，要不就是盡一切可能逃離加薩」。於是，從十月七日以來好幾個月，數十億人看著加薩遭受猛烈攻擊，而加薩的受害者──借用南非駐海牙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Hague）代表、愛爾蘭籍律師布麗妮．尼赫拉利（Blinne N? Ghr?laigh）的話來說──「在絕望之中把自己受到的傷害即時轉播出去，希望世人能採取行動，但眼下仍徒勞無功」。
世人，或者說西方人，卻是什麼都沒做。當年身處華沙隔都高牆之內的馬雷克．埃德曼深恐「外界完全不會有人知道」，深恐「關於我們的所有消息統統傳不出去」。加薩的情況不是這樣，畢竟加薩的受害者早在遭到處刑前好幾小時就在數位媒體上預告了自己的死，而殺害他們的人則在TikTok快活地廣傳自己的行止。但從美國與英國領袖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編輯，這些西方軍事文化霸權的馬前卒卻天天都在對加薩的現場直播打迷糊仗，甚至加以否定。前者抨擊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與國際法院，後者則是在內部備忘錄指示員工避免使用「難民營」、「占領地」與「種族清洗」等字眼。
我們繼續過自己的生活，同時卻有數以百計的平民遭到殺害，或是被迫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被殺，這種意識每天都在毒害我們。懇求的聲音來自加薩人民，尤其是來自著名作家與記者，提醒說他們自己與親人將要被殺，接著就是他們身亡的消息，這無疑加深了我們在心理上、政治上無能為力的那種恥辱感。出於無助的內疚感，有人開始細看喬．拜登（Joe Biden）的表情，想找到一點憐憫、一點結束流血衝突的蛛絲馬跡，但找到的卻是一種毫無溫度、平滑如石般的冷酷，只有在他脫口說出以色列的謊言，說巴勒斯坦人斬下猶太嬰兒頭顱時，才露出一抹尷尬的笑。聯合國的決議、人權NGO的絕望呼籲、海牙法官的非難，以及拜登的總統候選人資格在最後一刻遭到撤換……種種隨之而來的對公義的盼望，統統被粗暴擊碎了。
到了二○二四年尾，許多生活在距離加薩殺戮戰場非常遙遠之處的人們，開始隱約覺得自己被人拽過一望無際的苦難與失敗、痛苦與力竭。他們只不過是旁觀者而已，這等程度的情感傷害感覺好像太誇張了。但光是看到來自加薩的一幅景象，看著一名父親抱著孩子沒有頭的屍體，那種震撼與憤怒實無異於畢卡索為《格爾尼卡》（Guernica）揭幕的當下，觀者看到馬匹與人群在從天而降的殺戮下慘叫時心裡的感受。
想想看，居然有這麼多的暴虐與謊言能傳播到整個文明世界。就憑一小撮沒有良知的欺瞞野心家？要不是數以百萬計的追隨者和他們一樣犯了罪，他們哪有可能成功放出這一切惡靈呢？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華沙隔都中數百名猶太青年拿起所有能夠取得的武器，抵抗迫害他們的納粹。隔都裡大部分的猶太人早就給人拉去滅絕營了。反抗者的領導人之一馬雷克．埃德曼（Marek Edelman）後來回憶道，之所以起事，是想保全一點尊嚴：「到頭來，這一切是為了不讓他們在我們還有行動餘裕時屠殺我們。抵抗其實是在選擇死法。」
經過幾星期的困獸之鬥，抵抗者終究不敵。他們多半遭到殺害。活到起義最後一天的人裡面，有一些人在納粹往指揮部掩體中灌毒氣時自殺，只有少數人設法從下水道逃出生天。德軍隨後一區一區焚毀隔都，用火焰放射器把生還者燻出藏身處。
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多年後回想起自己在「美麗的寧靜夜裡，華沙郊區的田園夜裡」聽到從隔都傳來的慘叫：
那一陣陣慘叫聲讓人起了雞皮疙瘩。那是數以千計的人遭到殺害的慘叫聲。慘叫聲在冷眼的繁星底下，從火焰的紅光中傳出來，傳過寂靜的城市空間，傳到美好的花園寧靜中；園子裡的植物辛勤吐出氧氣，氣息芬芳，讓人感覺能活著真好。是夜的祥和中有一股特別的殘酷，美與人類的罪行同時撥動心弦。我們的視線不敢對視。
米沃什在德軍占領下的華沙寫了〈鮮花廣場〉（Campo dei Fiori）一詩，詩中的意象是隔都牆外的旋轉木馬，騎乘木馬的人順著屍體燃燒的煙往天空冉冉飛去，木馬歡快的音樂蓋過了痛楚與絕望的哭喊。美軍轟炸、殺害數十萬越南人的時候，住在加州柏克萊的米沃什把美軍的行徑比做希特勒與史達林的罪行，而他也再度從極端暴行中體會到可恥的共謀。「如果能夠產生悲憫之情，同時又感到無能為力，」他寫道，「那就代表我們正處於一種絕望的憤怒中。」
以色列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下滅絕加薩人的做法，也讓數百萬人蒙受這種精神折磨月餘──先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目睹政治惡行，讓人不時想起活著的美好，繼而聽見一名母親眼睜睜看著女兒因為以色列又一次轟炸學校而活活燒死時的哭喊聲。
＊
「猶太大屠殺」（Shoah）在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心中留下傷疤；以色列猶太人在一九四八年經歷了民族國家的誕生，將之視為生死關頭，後來又在一九六七年與一九七三年阿拉伯敵國的殲滅論調中體會了一次生死大事。許多猶太人成長時的認知，就是歐洲猶太人只因為「身為猶太人」而幾乎遭到滅絕，這世界對他們來說感覺再脆弱不過了。在他們心中，二○二三年十月七日哈瑪斯與其他巴勒斯坦組織在以色列犯下屠殺與擄人作質，就這麼讓他們對另一場「納粹大屠殺」（Holocaust）的恐懼死灰復燃。
但我們打從一開始就能清楚看到，只要能利用這股無所不在的受到侵犯、喪親之痛與恐怖的感覺，史上最狂熱的以色列領袖都不會手軟。以色列領導人聲稱有權對哈瑪斯採取自衛行動，但研究大屠殺歷史的史學大家奧默．巴托夫（Omer Bartov）在二○二四年八月便體悟到，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打算「讓整個加薩走廊無法住人，把加薩居民削弱，直至死絕，要不就是盡一切可能逃離加薩」。於是，從十月七日以來好幾個月，數十億人看著加薩遭受猛烈攻擊，而加薩的受害者──借用南非駐海牙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Hague）代表、愛爾蘭籍律師布麗妮．尼赫拉利（Blinne N? Ghr?laigh）的話來說──「在絕望之中把自己受到的傷害即時轉播出去，希望世人能採取行動，但眼下仍徒勞無功」。
世人，或者說西方人，卻是什麼都沒做。當年身處華沙隔都高牆之內的馬雷克．埃德曼深恐「外界完全不會有人知道」，深恐「關於我們的所有消息統統傳不出去」。加薩的情況不是這樣，畢竟加薩的受害者早在遭到處刑前好幾小時就在數位媒體上預告了自己的死，而殺害他們的人則在TikTok快活地廣傳自己的行止。但從美國與英國領袖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編輯，這些西方軍事文化霸權的馬前卒卻天天都在對加薩的現場直播打迷糊仗，甚至加以否定。前者抨擊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與國際法院，後者則是在內部備忘錄指示員工避免使用「難民營」、「占領地」與「種族清洗」等字眼。
我們繼續過自己的生活，同時卻有數以百計的平民遭到殺害，或是被迫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被殺，這種意識每天都在毒害我們。懇求的聲音來自加薩人民，尤其是來自著名作家與記者，提醒說他們自己與親人將要被殺，接著就是他們身亡的消息，這無疑加深了我們在心理上、政治上無能為力的那種恥辱感。出於無助的內疚感，有人開始細看喬．拜登（Joe Biden）的表情，想找到一點憐憫、一點結束流血衝突的蛛絲馬跡，但找到的卻是一種毫無溫度、平滑如石般的冷酷，只有在他脫口說出以色列的謊言，說巴勒斯坦人斬下猶太嬰兒頭顱時，才露出一抹尷尬的笑。聯合國的決議、人權NGO的絕望呼籲、海牙法官的非難，以及拜登的總統候選人資格在最後一刻遭到撤換……種種隨之而來的對公義的盼望，統統被粗暴擊碎了。
到了二○二四年尾，許多生活在距離加薩殺戮戰場非常遙遠之處的人們，開始隱約覺得自己被人拽過一望無際的苦難與失敗、痛苦與力竭。他們只不過是旁觀者而已，這等程度的情感傷害感覺好像太誇張了。但光是看到來自加薩的一幅景象，看著一名父親抱著孩子沒有頭的屍體，那種震撼與憤怒實無異於畢卡索為《格爾尼卡》（Guernica）揭幕的當下，觀者看到馬匹與人群在從天而降的殺戮下慘叫時心裡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