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大國同時崛起
二○二○年六月,在喜馬拉雅山拉達克(Ladakh)一帶中國與印度西段未定界上,兩國士兵爆發一九九○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衝突。五月五日中午,兩國士兵在海拔四千二百公尺的潘公湖(Pangong Tso)畔相互推擠扭打,幾天之後又在附近爆發第二波衝突,從社群媒體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印軍拿棍棒爆打落單的解放軍士兵,並破壞其駕駛的軍車,事後雙方均證實有人受傷。到了六月十五日晚,雙方在加勒萬河(Galwan River)河谷爆發更激烈的衝突,雙方共有六百人加入群毆行列,印度政府指控中國軍隊以石塊、鐵棒、甚至是帶有鐵釘的木棍瘋狂攻擊印軍,一夜下來印軍竟有二十位軍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上校。直到二○二一年二月中國政府才公布在衝突中有四人死亡、一人重傷,但外界懷疑中國的實際傷亡人數應該更多。
二○二○年這場衝突徹底改變了中國與印度的兩國關係。雖然雙方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曾因邊界問題交戰過,也曾在二○一三年、二○一四年、二○一五年、二○一七年四度爆發邊界對峙,但之前的危機最終都得以化解。二○二○年以來這一波新的衝突卻讓彼此的敵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至二○二四年為止印度國內對中國的不信任感仍居高不下,雙方仍各自沿邊界部署五萬名以上部隊以及各式重裝武器,以防止對方再度越界,而這個數字是過去雙方在邊界駐守部隊的三倍。
為了報復中國「入侵」,印度政府自二○二○年中以來陸續祭出各類反制措施,包括禁止使用中國手機軟體如抖音和微博,同時對在印度的中國企業大舉查稅,最新規定甚至要求中國手機製造商必須聘用印度公民擔任執行長、財務長等關鍵職位,且印度本國的資本在合資公司必須持股百分之五十一,此舉等於變相逼迫中國企業撤離印度。中國雖然並未採取同等經濟報復手段,但近年來在西藏南部地區設立數百個「小康村」,以移民的方式強化對邊界地區的實際控制。有些戰略村甚至已經進入不丹境內,嚴重威脅印度的國防安全。中共駐印度大使孫衛東於二○二二年十月離任後,直到二○二四年五月新大使徐飛洪才得以前往新德里赴任,大使出缺長達十八個月,可見雙方關係並不平順。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二○一九年印度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這個數字到二○二三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顯然印度公眾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在過去幾年仍持續上升。另一方面,因為中國不存在媒體自由,我們無法得知中國公眾對印度的真實看法,但二○二○年八月由北京《環球時報》公布的民調顯示,有高達七成中國受訪者認為「印度的反華情緒是反應過度」,但顯然多數中國民眾並不了解兩國邊界爭議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自二○一七年以來,中國政府以「宣示主權」之名四度公布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六十二處新中文地名,而這些地區其實都位於印度阿魯納恰爾州(Arunachal Pradesh)境內,是印度政府有效統治的領土。中國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對印關係,毋寧是在原有的仇恨上火上加油。
中、印同是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也是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近年來由於經濟快速成長,國力快速上升,同被外界稱為亞洲的崛起強權,二國如何互動也因此成為國際關係學者所關切的議題。從發展軌跡來看,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在四十年內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國內生產毛額(即GDP)在改革之初只有一千七百八十億美元,到二○二一年已經達到約十七點七兆美元,且有可能在未來十至十五年內超越美國,其發展速度已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伴隨著經濟崛起,中國在軍事、外交、政治各領域的影響力亦快速增加,目前中國作為世界級強權的地位已經無庸置疑,但在外交上企圖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諸多作為,卻也讓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變得更緊張。印度的經濟成長速度和規模固然難以和中國相比,但在國內存在許多不利於發展的因素下(例如種姓制度所形成的階級化社會、行政效率不彰、基礎設施不足等)仍然能夠維持如此高速經濟成長(過去十年來平均百分之八之年成長率),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二○二一年印度GDP為三點一七六兆美元,預計到二○三○年將再增加一倍,達到七兆美元。其實早在十餘年前,數個智庫研究就已經預見這樣的發展。如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二○一三年出版的報告所言:全球體系過去很少看到兩個強權同時再崛起的情況,特別是當這兩個國家都擁有大量人口與悠久歷史,雙方不僅地理上彼此緊鄰,並且在地緣上各自占據重要位置。中印兩國重新崛起,象徵著歷經數世紀的殖民與帝國主義入侵,亞洲國家重新成為世界政治的核心,而中國與印度正好是這股趨勢的兩個中心。
如果中國與印度的同時崛起(parallel rise)是當前國際政治不可避免的趨勢,兩國關係好壞就成了影響未來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偏偏中、印兩國在地理上相互毗鄰,過去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迄今未能解決,兩國關係走向是戰是和,仍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強權(great powers)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最重要的研究議題,這個學門許多重要論述都源自於對這個主題的討論。包括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或者近年的美中關係,都吸引了大量學者投入研究。過去學界對於強權關係的研究,大多圍繞在兩國是處於友好或敵對的狀態、強權與其他國家結盟的方式、或是雙方發生衝突之可能性,但前述研究方式並不能精確說明中印關係的現況。
中國和印度都屬於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也就是以「文化」而非「民族」來確立自我認同的國家。歷史上這兩大文明雖偶有交流,但基本上仍各自發展,直到二十世紀之後才開始有比較頻繁的來往。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與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兩國開始以新的身分建立關係。之後的七十餘年,雙邊關係跌宕起伏,逐漸衍生出數個難以化解的難題,包括領土爭議、西藏問題、巴基斯坦問題(即印度擔心中巴聯合起來對抗印度)、愈來愈嚴重的貿易失衡,以及近年來在印度洋上的戰略競爭等。這些難題其實都與兩國的地理位置與獨立之後的雙邊關係發展有密切關係。中、印兩國如何從各自獨立發展的兩個文明古國演變到目前的對立狀態,正是本書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本書最重要的論點是:過去的發展讓中印關係陷入了一種「困局」(predicament),雙方都被困在既有的框架下而難有突破的可能,產生這般困局的原因則有二點。第一是兩國成為真正獨立國家後,皆開始強化對國家主權與對外邊界的主張。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中國與印度兩地的政治發生極大的變化。中國先是由帝制走向共和,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局面後,最後在一九四九年由共產黨建立人民共和國,並實質占領新疆與西藏,確立對外疆界。另一方面,印度原本是英國殖民地,經過多年的抗爭後,終於在一九四七年獨立成功,並且在英國所建立的基礎上確立對領土的主張。中、印這兩個新的國家對於領土、邊界,以及在國際法秩序下所擁有的權利,各自發展出了獨特的看法。中國對領土疆界的態度,著重於恢復所有過去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地區。而印度的態度,則是繼承所有過去英國所統治的土地及對周邊地區的特權。但因為歷史上雙方從未就邊界達成任何協議,過去兩個文明之間也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因而讓劃界成為往後七十餘年兩國關係的核心問題。
第二是地理因素。過去幾千年以來,中國與印度一直被喜馬拉雅山與西藏隔離開來,彼此甚少來往,但在印度自英國獨立、中共占領西藏之後,兩國在地理上突然成為鄰國。印度作為南亞次大陸最大的國家,自然將周遭區域與印度洋視為自身的勢力範圍,但中國也認為自己有權利與這些國家發展關係。這種帶著衝突張力的競爭關係,在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之後日益明顯,像是中國在軍事與經濟上全力支持印度的宿敵巴基斯坦,並在近年來增加對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地夫等國的各項投資與援建。印度則先是在一九七五年兼併喜馬拉雅山中的小國錫金、小心翼翼地維持對不丹的影響力,近年來也開始強化對其他周遭地區的影響力。這場戰略競爭既是兩國歷史恩怨的延續,也是兩國各自建構對自己最有利安全環境的必然結果。因此,研究中印關係必須將前述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第一是歷史的響,也就是過去的互動方式,如何影響到今日雙方決策者對中印關係的看法;第二是地理的因素,亦即兩國的位置決定了彼此關係的走向。這種戰略競爭,其實與十九世紀大英與俄羅斯兩大帝國在中亞地區競爭控制權的過程有些類似,當時英俄之間在亞洲內部的勢力較量被稱為「大博弈」(the Great Game)。英國以印度為腹地向北與西擴張,與自中亞草原帶南下的俄羅斯帝國勢力發生衝突,雙方在沿著從西藏向西到阿富汗、再到伊朗的這條戰線上短兵相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停止。為了控制戰略高地阿富汗,英國曾經在一八三九年與一八七八年兩度對其發動戰爭,皆以失敗告終。俄羅斯則是先攻占裡海北岸,直接成為伊朗接壤的北鄰,再設法以軍事外交相互運用的手段壓迫伊朗。
這場大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一九○七年的《聖彼得堡條約》(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兩大強權確立在波斯、阿富汗的勢力範圍,並同意讓西藏領土保持完整狀態。和十九世紀的大博弈一樣,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崛起強權已經在南亞與印度洋地區進行一連串的戰略競爭。如同美國學者高龍江(John Garver)主張「地理位置」導致中印關係最後必然走向衝突,我同樣認為「地緣政治」(geopolitics)因素在目前的中印競爭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使得中印關係看起來近似於十九世紀的英俄關係。但目前的中印關係與過去英俄「大博弈」還是有些許不同之處,茲列如下:
一、 國內因素:雖然中印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但在對外政策上都受到國內民意的影響。由於民族主義,驅使了兩國政治決策者無不積極展現對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二、 影響力的競爭:中國與印度在南亞國家間主要競爭的是對這些國家政策的影響力,而非試圖控制這些國家,目的是在建立一個自認安全的外在環境。
三、 硬實力與軟實力並用:跳脫傳統軍事範疇,兩國皆綜合運用軍事經濟力與軟實力的新競爭形態。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印關係是典型的大國互動,彼此的認知(perceptions)、實力(strength)、策略(strategies)等因素,皆會影響互動結果。國際關係學界早已發展出一系列的理論或模型來解釋這種現象,例如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權力平衡(power balancing)等等。但對一般讀者而言,中印這兩個世界強權的互動不僅直接影響亞洲地區的安全環境,更有可能對國際局勢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中國與印度的互不信任如何形成?兩國決策者是怎麼建立對彼此的策略?中印在南亞範圍內競爭的實際情況為何?這些都是本書將探討的主要內容。本書設定的三個研究問題分別扣緊歷史、競爭與大戰略三個主題:
一、中印關係的「困局」如何形成?
二、中國與印度在南亞地區的衝突與競爭情況為何?
三、如何解讀兩國當前策略?
全書篇章基本上將按照這三個主題依次發揮,因此在架構上大致可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共有四章,主要討論中印困局的形成。這裡會從歷史上兩國的互動開始,逐步鋪陳二十世紀五○年代後,雙方沿喜馬拉雅山進行軍事對峙的情況。第二章先勾勒出目前為止各界關於中印關係研究、主要觀點以及研究限制的重要輪廓。第三與第四章會分別說明西段與東段邊界爭議的起源,西段邊界爭議主要是新疆南部與喀什米爾(Kashmir)、拉達克之間的界線,十九世紀後英國與清帝國一連串不順利的外交交涉,導致這段邊界沒有清楚劃分,最後成為今日印度與中國之間的難題。而東段邊界爭議就是俗稱的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這是一九一四年英、中、藏三方舉行西姆拉(Shimla)會議時,英國駐印度外交達成了外交官麥克馬洪所提出的概念,後來成為印度對邊界主張的核心。第五章則討論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與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雙方就邊界與西藏問題的交涉過程。
第二部分將討論中國與印度建國之後在南亞的衝突與競爭狀況,其中第六章回顧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戰爭,這是迄今為止中印之間最嚴重的軍事衝突,本章將詳細說明戰爭的起源與過程,並討論兩國對戰爭的解讀。我曾有實際前往邊界現地探勘的寶貴經驗,因此也會在這章中加入我自己的親身觀察。第七章是書寫中印邊界戰爭期間,遠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反應,這章將使用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外交部解密檔案,來說明當年台北與新德里之間祕密接觸的過程。第八章特別著墨於西藏問題與中印關係。自一九五九年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出走至印度,中印之間對於如何解決西藏問題就有迥然相異的看法。印度政府主要依人道立場庇護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卻被中國政府指責為試圖利用西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近年來由於中國加緊控制西藏等因素的影響,加上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繼任人選及方式未明。這些因素皆使西藏問題繼續成為中、印、流亡藏人之間的三方角力。除此之外,從喀什米爾到不丹的喜馬拉山脈沿線是歷史上中、印兩大文明區的交界處,曾出現數個獨立或半獨立的王國,包括尼泊爾、錫金、不丹、喀什米爾、西藏等。中印在成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都試圖將這些國家納入其影響範圍,隨著兩國在邊界問題的角力緊繃不下,喜馬拉雅地區的各國態度與策略如何?這些將是第九章的主要內容。
本書第三部分,將進一步軸輻延伸時間與地理範圍,深入討論當今中印兩國關係。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與能源需求激增,中國近年來以「一帶一路倡議」之名,在印度洋沿岸國家進行各項基礎設施的投資或援建,以期為中國打開前往中東的交通與能源通路,這些動作已經引起印度的警惕。第十章特別著重於斯里蘭卡的案例,中國是怎麼把這個島國成功納為中國在印度洋上的新根據地?印度如何回應?以及斯里蘭卡本地的政治與經濟如何受到中印兩個大國的影響。第十一章則分析近年來的印中關係,本章會從一九八○年代中印關係解凍開始,逐步討論雙方關係的發展,最後聚焦於二○一七年洞朗高原對峙與二○二○年加勒萬河谷衝突,探討這兩場重大事件對雙邊關係的影響。作為全書之結論,第十二章將討論中印關係對當代國際政治的影響,困局改變的可能性,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對中國與印度來說,兩國過去皆遭受歐洲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之害,但二十世紀中葉正式建國(中國指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之後,卻都成為過去歐洲國家所創設制度的捍衛者。中國官方慣用「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等話語來為自己的領土主張辯護,創造虛幻甚至不實的歷史敘事來強化自己的觀點。而印度則將自己視為英帝國的合法繼承者,認為所有的領土主張都援有法律上的根據,即使英國當時所取得的某些權利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更像是帝國主義擴張的戰利品。無論是印度或中國學者在看待這些問題時不免有本位主義之嫌,本書作為台灣學術界的研究產出,或許能從較為客觀的角度來分析造成兩國對立的深層原因,進而讓各界了解中印雙方決策者的思想與行為,以及爬梳當前對立的趨勢之下可能結果的線索。
——摘自〈第一章 兩個大國同時崛起〉
二○二○年六月,在喜馬拉雅山拉達克(Ladakh)一帶中國與印度西段未定界上,兩國士兵爆發一九九○年代以來最嚴重的衝突。五月五日中午,兩國士兵在海拔四千二百公尺的潘公湖(Pangong Tso)畔相互推擠扭打,幾天之後又在附近爆發第二波衝突,從社群媒體流出的影片可以看到印軍拿棍棒爆打落單的解放軍士兵,並破壞其駕駛的軍車,事後雙方均證實有人受傷。到了六月十五日晚,雙方在加勒萬河(Galwan River)河谷爆發更激烈的衝突,雙方共有六百人加入群毆行列,印度政府指控中國軍隊以石塊、鐵棒、甚至是帶有鐵釘的木棍瘋狂攻擊印軍,一夜下來印軍竟有二十位軍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上校。直到二○二一年二月中國政府才公布在衝突中有四人死亡、一人重傷,但外界懷疑中國的實際傷亡人數應該更多。
二○二○年這場衝突徹底改變了中國與印度的兩國關係。雖然雙方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曾因邊界問題交戰過,也曾在二○一三年、二○一四年、二○一五年、二○一七年四度爆發邊界對峙,但之前的危機最終都得以化解。二○二○年以來這一波新的衝突卻讓彼此的敵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至二○二四年為止印度國內對中國的不信任感仍居高不下,雙方仍各自沿邊界部署五萬名以上部隊以及各式重裝武器,以防止對方再度越界,而這個數字是過去雙方在邊界駐守部隊的三倍。
為了報復中國「入侵」,印度政府自二○二○年中以來陸續祭出各類反制措施,包括禁止使用中國手機軟體如抖音和微博,同時對在印度的中國企業大舉查稅,最新規定甚至要求中國手機製造商必須聘用印度公民擔任執行長、財務長等關鍵職位,且印度本國的資本在合資公司必須持股百分之五十一,此舉等於變相逼迫中國企業撤離印度。中國雖然並未採取同等經濟報復手段,但近年來在西藏南部地區設立數百個「小康村」,以移民的方式強化對邊界地區的實際控制。有些戰略村甚至已經進入不丹境內,嚴重威脅印度的國防安全。中共駐印度大使孫衛東於二○二二年十月離任後,直到二○二四年五月新大使徐飛洪才得以前往新德里赴任,大使出缺長達十八個月,可見雙方關係並不平順。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二○一九年印度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這個數字到二○二三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七。顯然印度公眾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在過去幾年仍持續上升。另一方面,因為中國不存在媒體自由,我們無法得知中國公眾對印度的真實看法,但二○二○年八月由北京《環球時報》公布的民調顯示,有高達七成中國受訪者認為「印度的反華情緒是反應過度」,但顯然多數中國民眾並不了解兩國邊界爭議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自二○一七年以來,中國政府以「宣示主權」之名四度公布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的六十二處新中文地名,而這些地區其實都位於印度阿魯納恰爾州(Arunachal Pradesh)境內,是印度政府有效統治的領土。中國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對印關係,毋寧是在原有的仇恨上火上加油。
中、印同是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也是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近年來由於經濟快速成長,國力快速上升,同被外界稱為亞洲的崛起強權,二國如何互動也因此成為國際關係學者所關切的議題。從發展軌跡來看,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在四十年內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國內生產毛額(即GDP)在改革之初只有一千七百八十億美元,到二○二一年已經達到約十七點七兆美元,且有可能在未來十至十五年內超越美國,其發展速度已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伴隨著經濟崛起,中國在軍事、外交、政治各領域的影響力亦快速增加,目前中國作為世界級強權的地位已經無庸置疑,但在外交上企圖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諸多作為,卻也讓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變得更緊張。印度的經濟成長速度和規模固然難以和中國相比,但在國內存在許多不利於發展的因素下(例如種姓制度所形成的階級化社會、行政效率不彰、基礎設施不足等)仍然能夠維持如此高速經濟成長(過去十年來平均百分之八之年成長率),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二○二一年印度GDP為三點一七六兆美元,預計到二○三○年將再增加一倍,達到七兆美元。其實早在十餘年前,數個智庫研究就已經預見這樣的發展。如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二○一三年出版的報告所言:全球體系過去很少看到兩個強權同時再崛起的情況,特別是當這兩個國家都擁有大量人口與悠久歷史,雙方不僅地理上彼此緊鄰,並且在地緣上各自占據重要位置。中印兩國重新崛起,象徵著歷經數世紀的殖民與帝國主義入侵,亞洲國家重新成為世界政治的核心,而中國與印度正好是這股趨勢的兩個中心。
如果中國與印度的同時崛起(parallel rise)是當前國際政治不可避免的趨勢,兩國關係好壞就成了影響未來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偏偏中、印兩國在地理上相互毗鄰,過去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迄今未能解決,兩國關係走向是戰是和,仍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強權(great powers)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最重要的研究議題,這個學門許多重要論述都源自於對這個主題的討論。包括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或者近年的美中關係,都吸引了大量學者投入研究。過去學界對於強權關係的研究,大多圍繞在兩國是處於友好或敵對的狀態、強權與其他國家結盟的方式、或是雙方發生衝突之可能性,但前述研究方式並不能精確說明中印關係的現況。
中國和印度都屬於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也就是以「文化」而非「民族」來確立自我認同的國家。歷史上這兩大文明雖偶有交流,但基本上仍各自發展,直到二十世紀之後才開始有比較頻繁的來往。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與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後,兩國開始以新的身分建立關係。之後的七十餘年,雙邊關係跌宕起伏,逐漸衍生出數個難以化解的難題,包括領土爭議、西藏問題、巴基斯坦問題(即印度擔心中巴聯合起來對抗印度)、愈來愈嚴重的貿易失衡,以及近年來在印度洋上的戰略競爭等。這些難題其實都與兩國的地理位置與獨立之後的雙邊關係發展有密切關係。中、印兩國如何從各自獨立發展的兩個文明古國演變到目前的對立狀態,正是本書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本書最重要的論點是:過去的發展讓中印關係陷入了一種「困局」(predicament),雙方都被困在既有的框架下而難有突破的可能,產生這般困局的原因則有二點。第一是兩國成為真正獨立國家後,皆開始強化對國家主權與對外邊界的主張。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中國與印度兩地的政治發生極大的變化。中國先是由帝制走向共和,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局面後,最後在一九四九年由共產黨建立人民共和國,並實質占領新疆與西藏,確立對外疆界。另一方面,印度原本是英國殖民地,經過多年的抗爭後,終於在一九四七年獨立成功,並且在英國所建立的基礎上確立對領土的主張。中、印這兩個新的國家對於領土、邊界,以及在國際法秩序下所擁有的權利,各自發展出了獨特的看法。中國對領土疆界的態度,著重於恢復所有過去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地區。而印度的態度,則是繼承所有過去英國所統治的土地及對周邊地區的特權。但因為歷史上雙方從未就邊界達成任何協議,過去兩個文明之間也沒有明確的分界線,因而讓劃界成為往後七十餘年兩國關係的核心問題。
第二是地理因素。過去幾千年以來,中國與印度一直被喜馬拉雅山與西藏隔離開來,彼此甚少來往,但在印度自英國獨立、中共占領西藏之後,兩國在地理上突然成為鄰國。印度作為南亞次大陸最大的國家,自然將周遭區域與印度洋視為自身的勢力範圍,但中國也認為自己有權利與這些國家發展關係。這種帶著衝突張力的競爭關係,在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之後日益明顯,像是中國在軍事與經濟上全力支持印度的宿敵巴基斯坦,並在近年來增加對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馬爾地夫等國的各項投資與援建。印度則先是在一九七五年兼併喜馬拉雅山中的小國錫金、小心翼翼地維持對不丹的影響力,近年來也開始強化對其他周遭地區的影響力。這場戰略競爭既是兩國歷史恩怨的延續,也是兩國各自建構對自己最有利安全環境的必然結果。因此,研究中印關係必須將前述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第一是歷史的響,也就是過去的互動方式,如何影響到今日雙方決策者對中印關係的看法;第二是地理的因素,亦即兩國的位置決定了彼此關係的走向。這種戰略競爭,其實與十九世紀大英與俄羅斯兩大帝國在中亞地區競爭控制權的過程有些類似,當時英俄之間在亞洲內部的勢力較量被稱為「大博弈」(the Great Game)。英國以印度為腹地向北與西擴張,與自中亞草原帶南下的俄羅斯帝國勢力發生衝突,雙方在沿著從西藏向西到阿富汗、再到伊朗的這條戰線上短兵相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停止。為了控制戰略高地阿富汗,英國曾經在一八三九年與一八七八年兩度對其發動戰爭,皆以失敗告終。俄羅斯則是先攻占裡海北岸,直接成為伊朗接壤的北鄰,再設法以軍事外交相互運用的手段壓迫伊朗。
這場大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一九○七年的《聖彼得堡條約》(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兩大強權確立在波斯、阿富汗的勢力範圍,並同意讓西藏領土保持完整狀態。和十九世紀的大博弈一樣,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崛起強權已經在南亞與印度洋地區進行一連串的戰略競爭。如同美國學者高龍江(John Garver)主張「地理位置」導致中印關係最後必然走向衝突,我同樣認為「地緣政治」(geopolitics)因素在目前的中印競爭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使得中印關係看起來近似於十九世紀的英俄關係。但目前的中印關係與過去英俄「大博弈」還是有些許不同之處,茲列如下:
一、 國內因素:雖然中印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但在對外政策上都受到國內民意的影響。由於民族主義,驅使了兩國政治決策者無不積極展現對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二、 影響力的競爭:中國與印度在南亞國家間主要競爭的是對這些國家政策的影響力,而非試圖控制這些國家,目的是在建立一個自認安全的外在環境。
三、 硬實力與軟實力並用:跳脫傳統軍事範疇,兩國皆綜合運用軍事經濟力與軟實力的新競爭形態。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印關係是典型的大國互動,彼此的認知(perceptions)、實力(strength)、策略(strategies)等因素,皆會影響互動結果。國際關係學界早已發展出一系列的理論或模型來解釋這種現象,例如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權力平衡(power balancing)等等。但對一般讀者而言,中印這兩個世界強權的互動不僅直接影響亞洲地區的安全環境,更有可能對國際局勢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中國與印度的互不信任如何形成?兩國決策者是怎麼建立對彼此的策略?中印在南亞範圍內競爭的實際情況為何?這些都是本書將探討的主要內容。本書設定的三個研究問題分別扣緊歷史、競爭與大戰略三個主題:
一、中印關係的「困局」如何形成?
二、中國與印度在南亞地區的衝突與競爭情況為何?
三、如何解讀兩國當前策略?
全書篇章基本上將按照這三個主題依次發揮,因此在架構上大致可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共有四章,主要討論中印困局的形成。這裡會從歷史上兩國的互動開始,逐步鋪陳二十世紀五○年代後,雙方沿喜馬拉雅山進行軍事對峙的情況。第二章先勾勒出目前為止各界關於中印關係研究、主要觀點以及研究限制的重要輪廓。第三與第四章會分別說明西段與東段邊界爭議的起源,西段邊界爭議主要是新疆南部與喀什米爾(Kashmir)、拉達克之間的界線,十九世紀後英國與清帝國一連串不順利的外交交涉,導致這段邊界沒有清楚劃分,最後成為今日印度與中國之間的難題。而東段邊界爭議就是俗稱的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這是一九一四年英、中、藏三方舉行西姆拉(Shimla)會議時,英國駐印度外交達成了外交官麥克馬洪所提出的概念,後來成為印度對邊界主張的核心。第五章則討論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與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雙方就邊界與西藏問題的交涉過程。
第二部分將討論中國與印度建國之後在南亞的衝突與競爭狀況,其中第六章回顧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戰爭,這是迄今為止中印之間最嚴重的軍事衝突,本章將詳細說明戰爭的起源與過程,並討論兩國對戰爭的解讀。我曾有實際前往邊界現地探勘的寶貴經驗,因此也會在這章中加入我自己的親身觀察。第七章是書寫中印邊界戰爭期間,遠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反應,這章將使用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外交部解密檔案,來說明當年台北與新德里之間祕密接觸的過程。第八章特別著墨於西藏問題與中印關係。自一九五九年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出走至印度,中印之間對於如何解決西藏問題就有迥然相異的看法。印度政府主要依人道立場庇護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卻被中國政府指責為試圖利用西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近年來由於中國加緊控制西藏等因素的影響,加上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繼任人選及方式未明。這些因素皆使西藏問題繼續成為中、印、流亡藏人之間的三方角力。除此之外,從喀什米爾到不丹的喜馬拉山脈沿線是歷史上中、印兩大文明區的交界處,曾出現數個獨立或半獨立的王國,包括尼泊爾、錫金、不丹、喀什米爾、西藏等。中印在成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都試圖將這些國家納入其影響範圍,隨著兩國在邊界問題的角力緊繃不下,喜馬拉雅地區的各國態度與策略如何?這些將是第九章的主要內容。
本書第三部分,將進一步軸輻延伸時間與地理範圍,深入討論當今中印兩國關係。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與能源需求激增,中國近年來以「一帶一路倡議」之名,在印度洋沿岸國家進行各項基礎設施的投資或援建,以期為中國打開前往中東的交通與能源通路,這些動作已經引起印度的警惕。第十章特別著重於斯里蘭卡的案例,中國是怎麼把這個島國成功納為中國在印度洋上的新根據地?印度如何回應?以及斯里蘭卡本地的政治與經濟如何受到中印兩個大國的影響。第十一章則分析近年來的印中關係,本章會從一九八○年代中印關係解凍開始,逐步討論雙方關係的發展,最後聚焦於二○一七年洞朗高原對峙與二○二○年加勒萬河谷衝突,探討這兩場重大事件對雙邊關係的影響。作為全書之結論,第十二章將討論中印關係對當代國際政治的影響,困局改變的可能性,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對中國與印度來說,兩國過去皆遭受歐洲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之害,但二十世紀中葉正式建國(中國指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之後,卻都成為過去歐洲國家所創設制度的捍衛者。中國官方慣用「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等話語來為自己的領土主張辯護,創造虛幻甚至不實的歷史敘事來強化自己的觀點。而印度則將自己視為英帝國的合法繼承者,認為所有的領土主張都援有法律上的根據,即使英國當時所取得的某些權利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更像是帝國主義擴張的戰利品。無論是印度或中國學者在看待這些問題時不免有本位主義之嫌,本書作為台灣學術界的研究產出,或許能從較為客觀的角度來分析造成兩國對立的深層原因,進而讓各界了解中印雙方決策者的思想與行為,以及爬梳當前對立的趨勢之下可能結果的線索。
——摘自〈第一章 兩個大國同時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