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四十年後重見天光的祕密--童兆勤
很難想像四十年前，我才四十歲出頭，竟遭遇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劫難。當年的教育被四維八德圍繞著，那裡知道會導致我陷入一個人性的漩渦，幾乎滅頂。
這是一篇記敘性的文章，根據自己當時的日誌拼譜而成，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完稿。四十年來縈繞的記憶，仍不時驅使我作一些修正與補充。事實是不變的主軸，補充是加強佐證，修正則是思索如何削減、淡化自己在人際間自處的那些困難。
我從來未想過這段小歷史應該如何處理。曾經將文稿送給兩位前輩討教。一位是先父童崇基先生，他看完後望著我，說了一句「父子同命」。這代表他一生際遇多有坎坷。接著他問我，這篇文章以後有何打算？另一位是已故的張祖詒先生。相信大家都知道，張老是經國先生身旁極為倚重的幕僚。張先生對內容完全沒有提出質疑，但同樣問我這篇文章有何打算。他們兩位共同提出的問題，成了我四十年後興起公開念頭的一部分原因。
坊間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關於我國核子武器發展的故事登上報章雜誌，當然也難免提到張憲義事件。因此我常在想，為什麼是我接了最後這一棒？只有我知道這段期間的許多細微末節。我該去澄清嗎？我該為那無數位付出心力的研究人員伸冤嗎？我會因此得罪人嗎？最後，一切答案似乎都隨著年歲而出現。年逾八十，垂垂老矣，幾位出版界的朋友一再鼓勵，並說歷史不應因人逝而消失，即使只是一個泡沫，也有它存在的道理。
再者，世界局勢也開了大家一個大玩笑。昔日民主陣營的領頭羊，如今卻成了世界各國難以應付的對象。這小小的泡沫，說不定也有喚醒人們的作用。其實這隻領頭羊始終只關心自身利益。他國所謂的聯盟，不過是某一段時間的工具而已。這方面的內容占了不少篇幅，也許略能提供讀者一個評論的參考。
有一部書《南渡》、《北歸》、《傷別離》，共三冊，述說文人抗戰的故事。而中國的核能研究，其實在抗戰期間就已開始。當年許多學人自北方南遷避難，其中就有北京清華大學的教授抱著一個盛裝五十毫克鐳同位素的鉛筒，冒充鹹菜罐子，日夜不停地奔赴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後，心向中華民國的科學家，多因於戰時從軍而後隨著來到台灣，其後再出國進修。返國時仍為軍職，後來成為中山科學院籌備時的中堅分子。
兩岸核子武器研究可說出自同門，並不為過。否則錢三強在北京受獎時，也不會特別提到在台灣辭世的國防部長俞大維。核能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多年來殫精竭慮地工作，政府經費並不充裕，相關設備與物料取得又極為困難。他們是一群沒沒無聞的無名英雄。當張憲義事件發生，使過去多年辛苦累積的階段成果毀於一旦，請問他們心中作何感想？
經國先生初逝，國事如麻，糾結在每個人的心底。一個家庭雖然成員各有想法，但總歸可以四個字形容：頓失所倚。這並不關乎人們對他的毀譽褒貶。在茫茫人海中，卻有一個我，必須在軍方、核能研究所、原子能委員會、外交部等單位之間周旋，甚至還要面對異國政府，更不用說各方不時出現、難以穿越的「理所當然」的外衣。
孤獨的靈魂在掙扎著，想守住那一點不被私欲左右的清白，也維持住仍有底線的人際關係。既不能合縱，也不能連橫，更不幸的是，我連棋手都不是。多少個夜晚徘徊在街燈下，只想避開人情世故的裹挾，拒絕讓是非的邊界變得模糊。
本文初稿完成於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之後又增補了一些佐證。由於是記敘文，不免在過程中涉及較多人物背景。較困難的是當事情牽扯到本人時，角色很難轉換，最後還是以第三人稱解決。
夙願得嘗，得其所哉！
四十年後重見天光的祕密--童兆勤
很難想像四十年前，我才四十歲出頭，竟遭遇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劫難。當年的教育被四維八德圍繞著，那裡知道會導致我陷入一個人性的漩渦，幾乎滅頂。
這是一篇記敘性的文章，根據自己當時的日誌拼譜而成，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完稿。四十年來縈繞的記憶，仍不時驅使我作一些修正與補充。事實是不變的主軸，補充是加強佐證，修正則是思索如何削減、淡化自己在人際間自處的那些困難。
我從來未想過這段小歷史應該如何處理。曾經將文稿送給兩位前輩討教。一位是先父童崇基先生，他看完後望著我，說了一句「父子同命」。這代表他一生際遇多有坎坷。接著他問我，這篇文章以後有何打算？另一位是已故的張祖詒先生。相信大家都知道，張老是經國先生身旁極為倚重的幕僚。張先生對內容完全沒有提出質疑，但同樣問我這篇文章有何打算。他們兩位共同提出的問題，成了我四十年後興起公開念頭的一部分原因。
坊間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關於我國核子武器發展的故事登上報章雜誌，當然也難免提到張憲義事件。因此我常在想，為什麼是我接了最後這一棒？只有我知道這段期間的許多細微末節。我該去澄清嗎？我該為那無數位付出心力的研究人員伸冤嗎？我會因此得罪人嗎？最後，一切答案似乎都隨著年歲而出現。年逾八十，垂垂老矣，幾位出版界的朋友一再鼓勵，並說歷史不應因人逝而消失，即使只是一個泡沫，也有它存在的道理。
再者，世界局勢也開了大家一個大玩笑。昔日民主陣營的領頭羊，如今卻成了世界各國難以應付的對象。這小小的泡沫，說不定也有喚醒人們的作用。其實這隻領頭羊始終只關心自身利益。他國所謂的聯盟，不過是某一段時間的工具而已。這方面的內容占了不少篇幅，也許略能提供讀者一個評論的參考。
有一部書《南渡》、《北歸》、《傷別離》，共三冊，述說文人抗戰的故事。而中國的核能研究，其實在抗戰期間就已開始。當年許多學人自北方南遷避難，其中就有北京清華大學的教授抱著一個盛裝五十毫克鐳同位素的鉛筒，冒充鹹菜罐子，日夜不停地奔赴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後，心向中華民國的科學家，多因於戰時從軍而後隨著來到台灣，其後再出國進修。返國時仍為軍職，後來成為中山科學院籌備時的中堅分子。
兩岸核子武器研究可說出自同門，並不為過。否則錢三強在北京受獎時，也不會特別提到在台灣辭世的國防部長俞大維。核能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多年來殫精竭慮地工作，政府經費並不充裕，相關設備與物料取得又極為困難。他們是一群沒沒無聞的無名英雄。當張憲義事件發生，使過去多年辛苦累積的階段成果毀於一旦，請問他們心中作何感想？
經國先生初逝，國事如麻，糾結在每個人的心底。一個家庭雖然成員各有想法，但總歸可以四個字形容：頓失所倚。這並不關乎人們對他的毀譽褒貶。在茫茫人海中，卻有一個我，必須在軍方、核能研究所、原子能委員會、外交部等單位之間周旋，甚至還要面對異國政府，更不用說各方不時出現、難以穿越的「理所當然」的外衣。
孤獨的靈魂在掙扎著，想守住那一點不被私欲左右的清白，也維持住仍有底線的人際關係。既不能合縱，也不能連橫，更不幸的是，我連棋手都不是。多少個夜晚徘徊在街燈下，只想避開人情世故的裹挾，拒絕讓是非的邊界變得模糊。
本文初稿完成於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之後又增補了一些佐證。由於是記敘文，不免在過程中涉及較多人物背景。較困難的是當事情牽扯到本人時，角色很難轉換，最後還是以第三人稱解決。
夙願得嘗，得其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