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再起」
無論我們的中國觀為何，「中國再起」乃一客觀事實。所謂「再起」，是指中國在經歷十九、二十世紀的沉潛後，憑藉經濟與軍事指標，再度躋身世界強國之林。由於十八世紀以前的長時段中，中國本即世界一等強國，故今日之勢可稱為「再起」。
關於「中國再起」的前因後果，另當別論，並非本書主旨。然而，此一現狀促使我們重新省思二十世紀中國史研究中，基於「中國失敗論」所建構的立場、觀點及其結論。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歷經戰敗、賠款、割地、內亂與貧窮化，「中國失敗」確實是顯而易見的經驗事實。當時學者對此的反省，多傾向認為相較於西方文明的優點，中國文明存在本質上的缺失。
在此脈絡下，「中國失敗論」推論出中國文明的若干弱點。如專制而無民主、重農輕商、未能發展科學等。因此，二十世紀新史學的任務便在於發掘並批判這些弱點。錢穆先生曾稱此為「病理式」的研究方法，意即學者將歷史上的中國視為體質虛弱的病患，專注探討其病史。上世紀八○年代，我在臺北就讀大學歷史系時，也深受此論點影響，遂以「皇帝制度作為專制」為題，試圖探討歷史中國何以缺乏民主，並導致近代的失敗。
然而在八○年代以來，隨著學術日益進步，學界對於「中國失敗論」的由來已有很多批判。例如民主、科學、工業化這些西方文明的體制，其實是十八世紀才有的事實，就算它們與過去的歷史有關，也絕不能直接視為西方文明的本質。此外，這三十年來的「中國再起」，證明了所謂的失敗只是過去兩百年的事。即使我們可以將近代中國的失敗由來訴諸更早的時代，也至少證明失敗不是中國文明的本質。二十世紀的一些行動者將他們的挫折與國家失敗歸咎於文明本質，這種立場顯然是錯的。
但我並不是要反過來提倡「中國成功論」，甚至主張用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來討論歷史。這種主張早在二十世紀就出現過，雖然非主流，但也頗有影響力，可稱為「文化保守主義」。這一派在二十世紀的脈絡中，刻意凸顯中國文化具有比西方優越的特質，或者強調西方的優點中國統統都有。例如中國也有民主、憲政、高度商業化和科學文明。
就我要展開的中國史研究來說，文明本質論屬於歷史哲學的範疇，而非歷史學，所以不在我的探討範圍內。本書認為，一個時代的成敗，主要在於歷史當事人如何針對當代的難題，基於當時的知識做出詮釋，並制定出行動與政策，儘管每個時代都無可避免繼承了上個時代留下的困境。
換句話說，即使要做更複雜的分析，我們仍可以說，每個時代的人都要為自己的時代負責，不要將當下的遭遇全推給古人的錯誤。但另一方面，人又不是隨心所欲去創造他們時代，都會受到客觀結構與制度的制約。所以，歷史學要探討的正是「人」與他們的「歷史條件」之間的互動。
世界早就是一體
每個文明是否有其獨特的本質，固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但我深信每個文明都奠基於普世共同的法則之上。用儒家的話來說，這便是東海有聖人，西海也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然而，這同一之「理」在不同的脈絡裡會有不同的展現，此即所謂「理一分殊」，如「月映萬川」般映照出萬象之景。因此，歷史學的研究重點應在於，探究歷史中的行動者如何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下，依循既有的制度規範，並在結構的制約中，運用其主觀意志去詮釋傳統，進而制定策略以達成目的。
十八世紀後期以來，中國確實進入了一個失敗期，但這既不肇因於中國文化的本質，也非優越的西方與落後的中國相遇後的必然結果。中國的失敗是事實，歷史學必須解釋中國何以失敗，但其起因絕不再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帝國打擾了寧靜的農業中國這麼簡單。
我少年時，臺灣流行過「龍的傳人」這首歌。它所塑造的西力入侵中國的意象，其實充滿了誤解。中國既不在「遙遠的東方」，也從來就不「寧靜」。這四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告訴我們，世界早就是一體的，不需要等到十九世紀西方勢力入侵才開始全球化。近年來，全球學者不約而同地倡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觀點，並非因為史觀憑空改變，而是因為我們掌握了更多的史實，即中國早就處於世界之中，並與其他地區維持著密切互動。
至於歌詞中形容中國原本是「寧靜」的，這顯然忽略了十八世紀後期以來，中國內部自身的動亂與危機。此外，歌詞用「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來描寫中國人也是偏頗的。中國人是由多元複數的族群所組成，即便是漢人，其外貌也具有多樣性。
我必須再次強調，世界早就是一體的，儘管古今文明與國家間交流的型態、類型與速度在歷史長河中大不相同。然而，二十世紀的一些說法讓我們誤以為十九世紀西方霸權的侵略是中西方的第一次接觸，彷彿中國是藉由近代西方才進入世界。受此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觀都是二元世界，中國與西洋。這具體表現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大學歷史教育的兩門必修課之「中國通史」與「西洋通史」，戰後臺灣的學制也承襲了這一點。
然而，這種二元世界觀是錯的。中西的交會自古即已展開。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向我們展示，歐、亞、非三大洲早就是一體的，十五世紀以後的美洲也加入這個世界，而中國始終身處此世界體系之中。
更重要的是，歐洲並沒有一直主導這個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所謂「西方」在全球體系中的優勢，遠低於伊斯蘭世界、印度與中國。歷史上，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印度在人員、物資、制度與知識上的交流極為密切。另一方面，中國更處於東亞世界之中，與東邊的日本、朝鮮以及東亞海域的政權和人民，維持著頻繁的互動。
歷史上的幾波全球化浪潮
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全球化早就已經在進行中。近年來不斷推陳出新的「絲路」研究成果，就是最鮮明的表現。就我所做的中國史研究而言，我們愈來愈清楚中亞對於中國的影響，而中亞文化又受到西亞（包含波斯）的影響，甚至古代中國與希臘文明間也有很深的關係。近年來的粟特研究，更讓我們對於中國與其西方的交流有了深刻的認識。同時，中國與它的東方自古以來也形成一個歷史世界，我們稱為東亞世界。
到了十三世紀，蒙古的征服更進一步將歐亞大陸連結為一個經濟單位，也帶動了另一波的政治整合與國家建構。這一波全球化在中國的結果，就是元的成立。雖然元朝後來被推翻，但元體制卻是近世中國政治制度的重要成分。今天學者都給予蒙古征服的經濟效益高度評價。其實，秦漢、隋唐的建國，也是那個時代全球化的結果。
十六世紀開始的另一波全球化，創造了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是一次歷史的逆轉，西方的優勢就此誕生。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者一直在辯論中國為什麼沒有資本主義。無論答案是什麼，我們不應忽略中國早就被捲入了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所以我們該問的問題應該是，中國如何回應這一波的全球化，並做出相應的政治制度改革。如果中國沒有做出政治制度的改革，那麼是否中國的政治失能才是失敗的重點，而不用去訴諸什麼文明的本質。至於十八世紀中國的失敗是否可以挽回，歷史並沒有給機會，因為十九世紀以後工業資本主義帝國對中國的侵略，已使中國的處境全面惡化。
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襲來
如何評估一個文明的好壞，很難有定論，但使人民陷入貧窮的政治體制肯定是壞的。十八世紀後期所謂「康乾盛世」結束，中國失敗的種種病徵早就出現，尤其是貧窮化。而造成人民貧窮化的原因，正是這波全球化。
這波資本主義體系所使用的貨幣是白銀。銀在中國的使用雖然早於十六世紀，但銅錢一直是標準貨幣。中國古代王權壟斷銅礦、鑄造銅錢，並掌握了交換體系中的價值決定權。但從漢代以來，中國就缺銅錢，出現所謂「錢荒」。銅錢不足嚴重影響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但中國朝廷卻不願意放棄銅本位政策，雖然其實也曾發行、使用紙鈔。十六世紀白銀成為法定貨幣，一時之間解決了古代以來的貨幣短缺問題。這也是中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商品、市場經濟空前繁榮的制度性原因。
所以在此時，中國是這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獲益者，造就了十六世紀至康乾時代的盛世。自十一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又一波大開發，成為當時全球產業最發達的地區，堪稱世界貿易的中心。歐洲商人帶著白銀來中國購買茶、絲織品與瓷器等貨物。當時人甚至說中國是白銀的終點站。有學者估算，當時中國的 GDP 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十六世紀以後，兩類人控制了中國，也就是士紳與幫派。這兩類人都掌控了白銀，也掌握了中國的利權。中國國家機器沒有積極回應這波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未針對這波全球化所帶來的商品經濟做出規劃與管制，特別是在白銀作為法定貨幣的金融制度上。關於一些史實的考證及其原委仍可爭論，這部分要由明清史專家去解決。但歷史的梗概已很清楚，十六世紀以後，白銀是法定貨幣，也是重要商品的結算貨幣。然而中國國家雖以銀為法定貨幣，卻不鑄造銀幣。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國家不做金融管理，放任那些擁有白銀的人，如士紳與幫派去掌握經濟。清代出現了大量金融行業，尤其像當鋪這一類。這些當鋪是商人掌握了白銀，以及人民被捲入貨幣經濟而導致貧窮化的產物，堪稱國恥。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兩個世界，富庶的市鎮與貧窮的農村。
國家的政治失能、帝國主義入侵與人民的貧窮化
歷史也告訴我們，在這波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形成後，能夠完成政治整合與國家建構的國家將會勝出，像是英國。十八世紀以後，英國的國家擁有強大的公權力，不僅可以管理金融業、市場與企業，還能針對經濟部門的活動制定法律。
為了因應這波全球化，英國提出了「國富」學說。十八世紀以後，西方國家開始追求「國富」。所謂國富，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一書中所說，國家作為一個經濟體的管理機構，負責安排國內的生產、勞動與交換等各類經濟活動，並以增加國家整體的財富為目的。國家透過它所創立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國家銀行，並配合法律體系，掌控了這些貨幣。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用語中有一句「打倒土豪劣紳」。革命方法的對錯是非，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但所謂土豪劣紳壟斷金融進而控制經濟，的確是中國失敗的主因。解決中國失敗的方法，就是國家必須從士紳階級與幫派手裡，將金融的操控權收回。換言之，就是要進行一場徹底的國家建構。歷史的殘酷與無奈在於，戰爭與動亂往往不可避免。中國史學者也勢必得對這場歷史變局做出省思，並進行更多的探討。而焦點將會落在歷史上的經濟制度，畢竟經濟部門從來不是獨立的，它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過去我們常將中西方的歷史想像為專制相對民主，並將中國的失敗歸因於明清的專制政體。過去在專制論的引導下，學者也想像中國朝廷可以輕鬆管理基層社會。但明清的情況恰好相反，士紳控制了省級與縣級政府，鄉村則是自治的。中國的失敗，正是因為它無法透過政治力整合社會，因此無法改造這個國家。
其實發展出民主政體的英國，其國家權力反而是很大的，屬於高度中央集權。而且民族國家運動將人民改造為國民，使其成為國家一體化下的成員。過去學者嘲笑傳統中國是 rule by law（依法治理），而先進的西方是 rule of law（法治）。但中國基層人民可以是天高皇帝遠，是「依法治理」所鞭長莫及的。反觀近代西方的法治，卻可以透過一套政治制度而確實管理每個人。「法治」的動力來自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於是每個國民都必須遵守國家所制定的經濟規範，並美其名為守法。而人民之所以願意守法，又不只是因為政治的強制力，更是因為在那個時代的國民也可以享受到資本主義帶來的國家經濟發展成果。結果就是，十八世紀英國的農家愈來愈有錢，而中國的農家卻愈來愈窮。
十八世紀以後，局勢改變。中國官方沒有有效的金融政策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中國在產業競爭中輸了。茶與絲織品過去是中國出口的大宗，為中國帶入了大量金銀。但十八世紀後期以後，歐洲商人轉向印度購茶，也購買棉布。日本也致力發展本國的絲織品工業，不再仰賴向中國購買，而且日本自己也產銀。
十九世紀以後，中國所面對的局勢更為嚴峻。十八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國家建構的結果，不只是富國，還有強兵。資本主義的邏輯是取得更多的資本以便再生產，所以必須擴張市場，尤其是占有關鍵的貨物。工業革命以後，歐洲國家的軍力可謂無敵，以戰爭的方法取得資源與市場是一條捷徑。於是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全球的征服戰爭，包括征服中國。世人常嘲笑清乾隆皇帝拒絕英國使節所提新的貿易辦法，也批判鴉片戰爭時清廷的顢頇。但無論如何，豈有一個國家不答應貿易就應該接受戰爭的懲罰，甚至兵臨城下，被任意炮轟致使無辜人民喪命。這是西方工業化後的資本主義，如何造成霸權國全球侵略與剝削的一個鮮明案例。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已眾所皆知，在此不多作分析。因為其後中國一再戰敗，付出鉅額的賠款，等同將中國的白銀大量送給這些霸權國家，這更加深了中國的金融危機。中國的戰敗，也導致許多經濟上的利權讓給了這些國家。面對貧窮化的內憂，加上帝國主義侵略的外患，中國勢必需要改革以應付此亡國危機。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富國然後強兵。
富國的方法是建立工業資本主義體制。要達成此目的，必須具備三大要件。一是推動民族主義以建立民族國家。二是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以及一體化的政治系統。三是國家能調度國內的公私資本。這並非後見之明，歷史上的行動者都深知此理，問題只在於如何做到。這三件事也是本書的主題，我將循此線索，回顧中國歷史。
無論我們的中國觀為何，「中國再起」乃一客觀事實。所謂「再起」，是指中國在經歷十九、二十世紀的沉潛後，憑藉經濟與軍事指標，再度躋身世界強國之林。由於十八世紀以前的長時段中，中國本即世界一等強國，故今日之勢可稱為「再起」。
關於「中國再起」的前因後果，另當別論，並非本書主旨。然而，此一現狀促使我們重新省思二十世紀中國史研究中，基於「中國失敗論」所建構的立場、觀點及其結論。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歷經戰敗、賠款、割地、內亂與貧窮化，「中國失敗」確實是顯而易見的經驗事實。當時學者對此的反省，多傾向認為相較於西方文明的優點，中國文明存在本質上的缺失。
在此脈絡下，「中國失敗論」推論出中國文明的若干弱點。如專制而無民主、重農輕商、未能發展科學等。因此，二十世紀新史學的任務便在於發掘並批判這些弱點。錢穆先生曾稱此為「病理式」的研究方法，意即學者將歷史上的中國視為體質虛弱的病患，專注探討其病史。上世紀八○年代，我在臺北就讀大學歷史系時，也深受此論點影響，遂以「皇帝制度作為專制」為題，試圖探討歷史中國何以缺乏民主，並導致近代的失敗。
然而在八○年代以來，隨著學術日益進步，學界對於「中國失敗論」的由來已有很多批判。例如民主、科學、工業化這些西方文明的體制，其實是十八世紀才有的事實，就算它們與過去的歷史有關，也絕不能直接視為西方文明的本質。此外，這三十年來的「中國再起」，證明了所謂的失敗只是過去兩百年的事。即使我們可以將近代中國的失敗由來訴諸更早的時代，也至少證明失敗不是中國文明的本質。二十世紀的一些行動者將他們的挫折與國家失敗歸咎於文明本質，這種立場顯然是錯的。
但我並不是要反過來提倡「中國成功論」，甚至主張用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來討論歷史。這種主張早在二十世紀就出現過，雖然非主流，但也頗有影響力，可稱為「文化保守主義」。這一派在二十世紀的脈絡中，刻意凸顯中國文化具有比西方優越的特質，或者強調西方的優點中國統統都有。例如中國也有民主、憲政、高度商業化和科學文明。
就我要展開的中國史研究來說，文明本質論屬於歷史哲學的範疇，而非歷史學，所以不在我的探討範圍內。本書認為，一個時代的成敗，主要在於歷史當事人如何針對當代的難題，基於當時的知識做出詮釋，並制定出行動與政策，儘管每個時代都無可避免繼承了上個時代留下的困境。
換句話說，即使要做更複雜的分析，我們仍可以說，每個時代的人都要為自己的時代負責，不要將當下的遭遇全推給古人的錯誤。但另一方面，人又不是隨心所欲去創造他們時代，都會受到客觀結構與制度的制約。所以，歷史學要探討的正是「人」與他們的「歷史條件」之間的互動。
世界早就是一體
每個文明是否有其獨特的本質，固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但我深信每個文明都奠基於普世共同的法則之上。用儒家的話來說，這便是東海有聖人，西海也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然而，這同一之「理」在不同的脈絡裡會有不同的展現，此即所謂「理一分殊」，如「月映萬川」般映照出萬象之景。因此，歷史學的研究重點應在於，探究歷史中的行動者如何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下，依循既有的制度規範，並在結構的制約中，運用其主觀意志去詮釋傳統，進而制定策略以達成目的。
十八世紀後期以來，中國確實進入了一個失敗期，但這既不肇因於中國文化的本質，也非優越的西方與落後的中國相遇後的必然結果。中國的失敗是事實，歷史學必須解釋中國何以失敗，但其起因絕不再只是西方資本主義帝國打擾了寧靜的農業中國這麼簡單。
我少年時，臺灣流行過「龍的傳人」這首歌。它所塑造的西力入侵中國的意象，其實充滿了誤解。中國既不在「遙遠的東方」，也從來就不「寧靜」。這四十年來的學術研究告訴我們，世界早就是一體的，不需要等到十九世紀西方勢力入侵才開始全球化。近年來，全球學者不約而同地倡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觀點，並非因為史觀憑空改變，而是因為我們掌握了更多的史實，即中國早就處於世界之中，並與其他地區維持著密切互動。
至於歌詞中形容中國原本是「寧靜」的，這顯然忽略了十八世紀後期以來，中國內部自身的動亂與危機。此外，歌詞用「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來描寫中國人也是偏頗的。中國人是由多元複數的族群所組成，即便是漢人，其外貌也具有多樣性。
我必須再次強調，世界早就是一體的，儘管古今文明與國家間交流的型態、類型與速度在歷史長河中大不相同。然而，二十世紀的一些說法讓我們誤以為十九世紀西方霸權的侵略是中西方的第一次接觸，彷彿中國是藉由近代西方才進入世界。受此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觀都是二元世界，中國與西洋。這具體表現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大學歷史教育的兩門必修課之「中國通史」與「西洋通史」，戰後臺灣的學制也承襲了這一點。
然而，這種二元世界觀是錯的。中西的交會自古即已展開。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向我們展示，歐、亞、非三大洲早就是一體的，十五世紀以後的美洲也加入這個世界，而中國始終身處此世界體系之中。
更重要的是，歐洲並沒有一直主導這個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所謂「西方」在全球體系中的優勢，遠低於伊斯蘭世界、印度與中國。歷史上，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印度在人員、物資、制度與知識上的交流極為密切。另一方面，中國更處於東亞世界之中，與東邊的日本、朝鮮以及東亞海域的政權和人民，維持著頻繁的互動。
歷史上的幾波全球化浪潮
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全球化早就已經在進行中。近年來不斷推陳出新的「絲路」研究成果，就是最鮮明的表現。就我所做的中國史研究而言，我們愈來愈清楚中亞對於中國的影響，而中亞文化又受到西亞（包含波斯）的影響，甚至古代中國與希臘文明間也有很深的關係。近年來的粟特研究，更讓我們對於中國與其西方的交流有了深刻的認識。同時，中國與它的東方自古以來也形成一個歷史世界，我們稱為東亞世界。
到了十三世紀，蒙古的征服更進一步將歐亞大陸連結為一個經濟單位，也帶動了另一波的政治整合與國家建構。這一波全球化在中國的結果，就是元的成立。雖然元朝後來被推翻，但元體制卻是近世中國政治制度的重要成分。今天學者都給予蒙古征服的經濟效益高度評價。其實，秦漢、隋唐的建國，也是那個時代全球化的結果。
十六世紀開始的另一波全球化，創造了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是一次歷史的逆轉，西方的優勢就此誕生。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者一直在辯論中國為什麼沒有資本主義。無論答案是什麼，我們不應忽略中國早就被捲入了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所以我們該問的問題應該是，中國如何回應這一波的全球化，並做出相應的政治制度改革。如果中國沒有做出政治制度的改革，那麼是否中國的政治失能才是失敗的重點，而不用去訴諸什麼文明的本質。至於十八世紀中國的失敗是否可以挽回，歷史並沒有給機會，因為十九世紀以後工業資本主義帝國對中國的侵略，已使中國的處境全面惡化。
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襲來
如何評估一個文明的好壞，很難有定論，但使人民陷入貧窮的政治體制肯定是壞的。十八世紀後期所謂「康乾盛世」結束，中國失敗的種種病徵早就出現，尤其是貧窮化。而造成人民貧窮化的原因，正是這波全球化。
這波資本主義體系所使用的貨幣是白銀。銀在中國的使用雖然早於十六世紀，但銅錢一直是標準貨幣。中國古代王權壟斷銅礦、鑄造銅錢，並掌握了交換體系中的價值決定權。但從漢代以來，中國就缺銅錢，出現所謂「錢荒」。銅錢不足嚴重影響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但中國朝廷卻不願意放棄銅本位政策，雖然其實也曾發行、使用紙鈔。十六世紀白銀成為法定貨幣，一時之間解決了古代以來的貨幣短缺問題。這也是中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商品、市場經濟空前繁榮的制度性原因。
所以在此時，中國是這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獲益者，造就了十六世紀至康乾時代的盛世。自十一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又一波大開發，成為當時全球產業最發達的地區，堪稱世界貿易的中心。歐洲商人帶著白銀來中國購買茶、絲織品與瓷器等貨物。當時人甚至說中國是白銀的終點站。有學者估算，當時中國的 GDP 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十六世紀以後，兩類人控制了中國，也就是士紳與幫派。這兩類人都掌控了白銀，也掌握了中國的利權。中國國家機器沒有積極回應這波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未針對這波全球化所帶來的商品經濟做出規劃與管制，特別是在白銀作為法定貨幣的金融制度上。關於一些史實的考證及其原委仍可爭論，這部分要由明清史專家去解決。但歷史的梗概已很清楚，十六世紀以後，白銀是法定貨幣，也是重要商品的結算貨幣。然而中國國家雖以銀為法定貨幣，卻不鑄造銀幣。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國家不做金融管理，放任那些擁有白銀的人，如士紳與幫派去掌握經濟。清代出現了大量金融行業，尤其像當鋪這一類。這些當鋪是商人掌握了白銀，以及人民被捲入貨幣經濟而導致貧窮化的產物，堪稱國恥。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兩個世界，富庶的市鎮與貧窮的農村。
國家的政治失能、帝國主義入侵與人民的貧窮化
歷史也告訴我們，在這波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形成後，能夠完成政治整合與國家建構的國家將會勝出，像是英國。十八世紀以後，英國的國家擁有強大的公權力，不僅可以管理金融業、市場與企業，還能針對經濟部門的活動制定法律。
為了因應這波全球化，英國提出了「國富」學說。十八世紀以後，西方國家開始追求「國富」。所謂國富，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一書中所說，國家作為一個經濟體的管理機構，負責安排國內的生產、勞動與交換等各類經濟活動，並以增加國家整體的財富為目的。國家透過它所創立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國家銀行，並配合法律體系，掌控了這些貨幣。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用語中有一句「打倒土豪劣紳」。革命方法的對錯是非，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但所謂土豪劣紳壟斷金融進而控制經濟，的確是中國失敗的主因。解決中國失敗的方法，就是國家必須從士紳階級與幫派手裡，將金融的操控權收回。換言之，就是要進行一場徹底的國家建構。歷史的殘酷與無奈在於，戰爭與動亂往往不可避免。中國史學者也勢必得對這場歷史變局做出省思，並進行更多的探討。而焦點將會落在歷史上的經濟制度，畢竟經濟部門從來不是獨立的，它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過去我們常將中西方的歷史想像為專制相對民主，並將中國的失敗歸因於明清的專制政體。過去在專制論的引導下，學者也想像中國朝廷可以輕鬆管理基層社會。但明清的情況恰好相反，士紳控制了省級與縣級政府，鄉村則是自治的。中國的失敗，正是因為它無法透過政治力整合社會，因此無法改造這個國家。
其實發展出民主政體的英國，其國家權力反而是很大的，屬於高度中央集權。而且民族國家運動將人民改造為國民，使其成為國家一體化下的成員。過去學者嘲笑傳統中國是 rule by law（依法治理），而先進的西方是 rule of law（法治）。但中國基層人民可以是天高皇帝遠，是「依法治理」所鞭長莫及的。反觀近代西方的法治，卻可以透過一套政治制度而確實管理每個人。「法治」的動力來自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於是每個國民都必須遵守國家所制定的經濟規範，並美其名為守法。而人民之所以願意守法，又不只是因為政治的強制力，更是因為在那個時代的國民也可以享受到資本主義帶來的國家經濟發展成果。結果就是，十八世紀英國的農家愈來愈有錢，而中國的農家卻愈來愈窮。
十八世紀以後，局勢改變。中國官方沒有有效的金融政策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中國在產業競爭中輸了。茶與絲織品過去是中國出口的大宗，為中國帶入了大量金銀。但十八世紀後期以後，歐洲商人轉向印度購茶，也購買棉布。日本也致力發展本國的絲織品工業，不再仰賴向中國購買，而且日本自己也產銀。
十九世紀以後，中國所面對的局勢更為嚴峻。十八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國家建構的結果，不只是富國，還有強兵。資本主義的邏輯是取得更多的資本以便再生產，所以必須擴張市場，尤其是占有關鍵的貨物。工業革命以後，歐洲國家的軍力可謂無敵，以戰爭的方法取得資源與市場是一條捷徑。於是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全球的征服戰爭，包括征服中國。世人常嘲笑清乾隆皇帝拒絕英國使節所提新的貿易辦法，也批判鴉片戰爭時清廷的顢頇。但無論如何，豈有一個國家不答應貿易就應該接受戰爭的懲罰，甚至兵臨城下，被任意炮轟致使無辜人民喪命。這是西方工業化後的資本主義，如何造成霸權國全球侵略與剝削的一個鮮明案例。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作為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已眾所皆知，在此不多作分析。因為其後中國一再戰敗，付出鉅額的賠款，等同將中國的白銀大量送給這些霸權國家，這更加深了中國的金融危機。中國的戰敗，也導致許多經濟上的利權讓給了這些國家。面對貧窮化的內憂，加上帝國主義侵略的外患，中國勢必需要改革以應付此亡國危機。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富國然後強兵。
富國的方法是建立工業資本主義體制。要達成此目的，必須具備三大要件。一是推動民族主義以建立民族國家。二是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以及一體化的政治系統。三是國家能調度國內的公私資本。這並非後見之明，歷史上的行動者都深知此理，問題只在於如何做到。這三件事也是本書的主題，我將循此線索，回顧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