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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威震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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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是歷史學的生命

「真實是歷史學的生命。」這是我在史學啟蒙上接受的第一個教誨。

年少貪玩,讀史乃出於無奈,偶爾也有感興趣的時候。記得初讀「鴻門宴」,讀到樊噲嗔目視項王,「目眥盡裂」一句,不懂,跑去問家裡的長輩,長輩說是「眼睛瞪得太大,把眼眶撐裂」的意思。再問:「是司馬遷親眼看見的嗎?」再答:「當然不是。」三問:「是他聽眼見之人說的嗎?」三答:「也不是。那只是一種形容、誇張。」四問:「寫歷史能形容、誇張嗎?」長輩煩了,一揮手:「等你長大就明白了。」

人到中年,讀史不僅成為生活中的一個樂趣,更成為我唯一的謀生手段。對少年時代提出的疑問,也即「史學真與美」的關係問題,卻似乎更加困惑了。歷史學家們一面稱讚《史記》是「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是既真且美的鴻篇巨制,號召人們學習之、借鑑之,一面卻以「論文體」寫下了大量的論文、人物傳記乃至歷史故事,千篇一律,令人「望史卻步」。習慣成自然,彷彿不如此就不「真實」、不「學術」了。

於是,終於釀成了「史學危機」:史學論著—包括人物傳記在內—無人閱讀,連史學工作者們也缺乏讀史論的興致,史學界疾呼:「狼來了!」經過長時間的反思、研究,學者們幾乎是一致呼籲:「史學必須美起來。」最近,從事歷史人物研究的學者提出了「人物中心論」的主張,要求在歷史人物研究中破除以事件為中心的老框架,不能以事件的研究代替人物的研究、以對事件的撰述代替對人物活動的刻劃。

作為一位平凡的史學工作者,我對專家們的主張擁護之至,覺得非如此不能破除「危機」;不過,我又以為,史學的美必須建立在史料真實的基礎之上,不能以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動描寫取代客觀的史料依據,不能以捏造的「警句」代替清醒的、持論有據的分析。「目眥盡裂」固然重要,終不能代替「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否則,人物沒有活起來,歷史依然在沉睡;文辭絢麗若「桃花」,「人面」不知何處去,史學也就失卻了其研討和發現歷史發展規律的意義。

每個人都在走路,每個人都只能走自己那一段路。我也只能走自己這一段路。

我的史學功力不夠,不敢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學術」為旨歸;我對漢武帝的研究,只是在確定事實、研究實際材料的基礎上,力求「文章不發半句空」而已。我的文學修養不夠,沒有生動傳神的筆致,沒有深刻警世的言語,可以凌雲健筆意縱橫,褒貶百代;我只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力求讓歷史和人物動起來,真實地反映時代的和個人的風貌,絕不只見「桃花」,不見「人面」。

總之,在《威震四海:漢武帝》中,我只寫歷史運動過程中的人物,絕不分割二者,或者隨意削弱某一方。

在具體寫法上,考慮到漢武帝在文治武功等方面都有許多重要活動,是和秦始皇一樣開百代風氣的封建帝王,他創造了許多「中國之最」和「世界之最」,歷史場面大、持續時間長,如果寫成「編年史」,勢必將人物參與的歷史進程分割得支離破碎,故而我採用了類似「紀律本末體」的寫法,並在各章之間注意時間的連續性。本來各章皆有細目,後來發覺這樣會使全書層次太多、太亂,不利於讓歷史本身說話,故而堅決剔除了。本書引文仿效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簡編》的辦法,均譯成白話,或全譯,或只譯大意。至於引用的詩、賦則完全不譯,以免韻味全失。

漢武帝一代,人才倍出,衛青、李廣、霍去病、張騫、李陵、蘇武、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劉安等人,在歷史上都留下了很深的足跡,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就是依靠他們完成的。因此,本書對他們的活動選擇性進行評述,同時注意切勿喧賓奪主。在寫作過程中,我曾參考了大量當代學者富有創見的研究成果,恕無法一一列出。但直接引用他人成說的,則一定予以註明,不敢掠人之美。

每個人都在走自己的路。

強者在書山文海中披荊斬棘、蹈波踏浪,意態瀟灑,勝似閒庭信步。我是弱者,只敢在強者開闢的大道邊緣,一邊望著他們愈去愈遠的背影,一邊小心翼翼地邁著踉踉蹌蹌的步子。

這本《威震四海:漢武帝》,就是我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行跡,虛浮之處,肯定不少,萬家讀者,群起攻之可也。半世行路,只走出這幾步,深感愧對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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