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重要的社會史學家約翰.普拉姆(Sir John Plumb)曾説,無關痛癢的共識,無助於推進歷史知識;因此,在早已被普遍接受的解釋框架內不斷堆砌史實,本身並沒有太大意義。當我們回顧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那些在冷戰時期所寫的著作,無論是通俗還是學術,其中最常見的觀點,便是將「革命」視為歷史變遷的核心動力,以致於「革命中國」幾乎成了「近代中國」的同義詞。 在這樣的視角下,「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與「農民起義」被理解為中國從十九世紀開始走向衰敗的前兆;而真正黑暗的時期,則是在從一八九四到九五年的甲午戰爭開始,一路延伸到一九四六年至四九的國共內戰。一八九五年戰敗後,羸弱的清朝無力抵抗帝國列強瓜分中國,隨後爆發的義和團運動,更動搖了清帝國的根基,國家很快便崩潰,陷入混亂。依照傳統敘述,一九一一年清朝覆亡之後,一個軟弱而貪腐、仰賴外國貸款維生的中央政府,迅速被一連串彼此競逐的軍閥所取代;他們透過賄賂、脅迫、陰謀與武力,彼此爭權奪利,中國也因此分崩離析。過往的說法是,直到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才實現某種程度的政治統一;然而,長期的腐敗、拙劣的政策、內部政治紛爭、持續不斷的戰爭與經濟蕭條,不但未能改善局勢,反而使國家陷入更嚴重的困境。民眾的不滿、日益貧困的農民,進一步推動了共產黨的崛起。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步步進逼,最終在一九三七年後,演變為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而一九四六年至四九年間,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爆發全面內戰。直到「解放」來臨,這段陰鬱的歷史篇章才告一段落;毛澤東完成國家統一,結束了長期以來的屈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這整套說法的核心假設是,歷史是朝著某個目標前進的。由於二十世紀的歷史多半被視為一部革命史,學習這段歷史的人,往往習慣去追尋共產主義的「成因」、「根源」、「階段」與「起源」。 「革命」成了一把尺,用以決定哪些事實在歷史上具有意義、哪些則不然;它也成為一套詮釋框架,創造出人們對「現代中國」的單一理解。這種取徑如此根深柢固,以致於即便是對飢荒的研究也長期遭到忽視——此類課題本來可能幫助我們對民國時期作出更具批判性的評估。正如蘇嘉塔.伯斯(Sugata Bose)所指出:「研究越南與中國的歷史學者,往往更關注叛亂與革命;研究印度的學者,則更常書寫宿命論與飢荒。」 過去歷史學家理解民國時期時,常使用的分析範疇包括「帝國主義」、「軍閥」、「貪腐官員」、「地方土豪」、「農民貧困化」以及「社會解體」。結果是,我們擁有一套極為豐富、卻高度偏重「剝削」的歷史敘事,直到近年才逐漸出現對「慈善」的研究,作為平衡;關於「共產主義」的論述汗牛充棟,對「民主」的研究雖然持續增加,卻仍顯得相對不足;歷史書寫中充斥著幫派分子、軍閥與妓女的身影,而對通曉多種語言的外交官、歸國移民與女性企業家的理解,則要到近年才慢慢出現。即使近代史研究領域已歷經多次快速轉變,直到今日,任何試圖擺脫這套傳統共識的努力,仍可能遭遇質疑甚至反彈。舉例而言,傅正元(Fu Zhengyuan)曾撰寫一部著作,探討中國的專制政治,書中論及共產黨掌權前的自由主義傳統,卻只有四頁;即便如此,有位立場相對友善的書評者,卻仍指責他「過於片面」,忽略了民國時期的「黑暗面」。
這種陰鬱的圖像至今仍充斥在通俗敘述中,但許多專業歷史學者早已指出,民國時期遠不只是混亂與戰爭。即便是主張以革命為歷史主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也曾將這一時期形容為充滿矛盾的共和國時代,舉例而言,儘管這個時代戰爭不斷,但文化活動依然蓬勃發展。近年來,包括柯博文(Parks Coble)、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瑪麗.蘭金(Mary B. Rankin)以及湯瑪斯.羅斯基(Thomas Rawski)等學者,都大幅深化了我們對民國中國的理解,這邊僅只是舉出其中幾個例子。而在近二十年來,來自台灣與中國的許多研究者,也以相當開放的態度重新思考這一時期。從外交史到宗教史等不同領域學者,都開始重視這段非常多元、帶有國際化色彩的歷史。近年來,越來越多人試圖記錄現代中國那股強烈的衝動,想要融入世界、打開邊界、開放思想與市場。然而,我們至今仍缺乏一部綜合性敘述,能夠整體呈現共產主義到來之前,中國對外開放之廣度與深度。本書運用多樣的一手史料與豐富的二手研究成果,挑戰那種將近代中國主要理解為「軍閥」、「帝國主義」或「解體」的觀點;相反地,本書主張,在許多層面上,這一時期或許更適合被視為一個與世界密切互動的黃金時代。在民國時期,人群、商品與思想觀念不斷進出流動,全球性的交流促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多樣性,而一般歷史教科書中至今仍未足夠重視這一點。以後見之明的角度,在冷戰前的半個世紀裡,真正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並不是革命,而是全球化。本書的目的,並非為此觀點提供鉅細靡遺的證據,而是避免重複那些無關痛癢的共識,希望進而引發批判性的思考,並鼓勵讀者發揮創造力。在許多情況下,本書的註釋會提供論證更為完整的專書研究,以供進一步參考;而每一章,也企圖為未來研究開啟新的方向。
這整套說法的核心假設是,歷史是朝著某個目標前進的。由於二十世紀的歷史多半被視為一部革命史,學習這段歷史的人,往往習慣去追尋共產主義的「成因」、「根源」、「階段」與「起源」。 「革命」成了一把尺,用以決定哪些事實在歷史上具有意義、哪些則不然;它也成為一套詮釋框架,創造出人們對「現代中國」的單一理解。這種取徑如此根深柢固,以致於即便是對飢荒的研究也長期遭到忽視——此類課題本來可能幫助我們對民國時期作出更具批判性的評估。正如蘇嘉塔.伯斯(Sugata Bose)所指出:「研究越南與中國的歷史學者,往往更關注叛亂與革命;研究印度的學者,則更常書寫宿命論與飢荒。」 過去歷史學家理解民國時期時,常使用的分析範疇包括「帝國主義」、「軍閥」、「貪腐官員」、「地方土豪」、「農民貧困化」以及「社會解體」。結果是,我們擁有一套極為豐富、卻高度偏重「剝削」的歷史敘事,直到近年才逐漸出現對「慈善」的研究,作為平衡;關於「共產主義」的論述汗牛充棟,對「民主」的研究雖然持續增加,卻仍顯得相對不足;歷史書寫中充斥著幫派分子、軍閥與妓女的身影,而對通曉多種語言的外交官、歸國移民與女性企業家的理解,則要到近年才慢慢出現。即使近代史研究領域已歷經多次快速轉變,直到今日,任何試圖擺脫這套傳統共識的努力,仍可能遭遇質疑甚至反彈。舉例而言,傅正元(Fu Zhengyuan)曾撰寫一部著作,探討中國的專制政治,書中論及共產黨掌權前的自由主義傳統,卻只有四頁;即便如此,有位立場相對友善的書評者,卻仍指責他「過於片面」,忽略了民國時期的「黑暗面」。
這種陰鬱的圖像至今仍充斥在通俗敘述中,但許多專業歷史學者早已指出,民國時期遠不只是混亂與戰爭。即便是主張以革命為歷史主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也曾將這一時期形容為充滿矛盾的共和國時代,舉例而言,儘管這個時代戰爭不斷,但文化活動依然蓬勃發展。近年來,包括柯博文(Parks Coble)、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瑪麗.蘭金(Mary B. Rankin)以及湯瑪斯.羅斯基(Thomas Rawski)等學者,都大幅深化了我們對民國中國的理解,這邊僅只是舉出其中幾個例子。而在近二十年來,來自台灣與中國的許多研究者,也以相當開放的態度重新思考這一時期。從外交史到宗教史等不同領域學者,都開始重視這段非常多元、帶有國際化色彩的歷史。近年來,越來越多人試圖記錄現代中國那股強烈的衝動,想要融入世界、打開邊界、開放思想與市場。然而,我們至今仍缺乏一部綜合性敘述,能夠整體呈現共產主義到來之前,中國對外開放之廣度與深度。本書運用多樣的一手史料與豐富的二手研究成果,挑戰那種將近代中國主要理解為「軍閥」、「帝國主義」或「解體」的觀點;相反地,本書主張,在許多層面上,這一時期或許更適合被視為一個與世界密切互動的黃金時代。在民國時期,人群、商品與思想觀念不斷進出流動,全球性的交流促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多樣性,而一般歷史教科書中至今仍未足夠重視這一點。以後見之明的角度,在冷戰前的半個世紀裡,真正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並不是革命,而是全球化。本書的目的,並非為此觀點提供鉅細靡遺的證據,而是避免重複那些無關痛癢的共識,希望進而引發批判性的思考,並鼓勵讀者發揮創造力。在許多情況下,本書的註釋會提供論證更為完整的專書研究,以供進一步參考;而每一章,也企圖為未來研究開啟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