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東西方關係
East-West Relations in a New World
東西方互動關係之早期意涵
自從西方（歐洲）主要因貿易需求而發現前往東方的遠洋航路後，以葡萄亞與西班牙為先軀的幾個主要的海權國家，便在十六至十八世紀間不斷地增加其與南亞及東亞地區的接觸，從而亦開啟以「海權」為主的東西方交流新階段。其後，最具關鍵性與歷史扭轉性之發展當屬英國在十八世紀末的開啟工業革命，由此所帶來的雙邊貿易內涵之轉變（歐洲國家由原先之進口商角色轉為以出口導向為主），最終不僅重塑了東西方關係，也宣告全球化時代（Age of Globalization）的正式來臨。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西方經由文藝復興時代與三十年戰爭逐步發展出來的一套國際交往模式（以主權平等概念為核心），基於長期傳統歷史文化發展，事實上中國也自有另一套規範。在此，我們首先便將說明這兩種規範的最初互動，及其彼此交相激盪的過程。
導論 隨著歐洲發展浮現質變（邁向地理發現時代與開啟工業革命）所引發之一連串歷史動盪，東、西方接觸內涵至十九世紀中期亦迎來重大轉折：其中，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不但開啟了中國與東亞「近代史」（modern history）序幕，同時也改寫其彼此的傳統互動關係。在重新檢視這段迄今百餘年的變動時，本書企圖拋棄以往「民族主義式」詮釋途徑，而是以更全面性的眼光，設法利用另外幾個觀點來進行觀察；與多數研究相比，個人企圖從以下四個方面，設法展現不同的寫作方式與理解面貌：
（一）以「觀念導引」取代「史實編排」：相較於在多數討論近代中國外交關係之論著中，主要以整理歷史事件發生之先後順序來編排章節的方式，本書在安排上則希望代之以某種能貫穿百餘年發展的觀察角度（主要聚焦「體系」視角，尤其是針對全球化與國際競爭引發之結構性問題與影響），然後將相關歷史事實，以例證性質安排在各個段落當中；由此，希望讓讀者能夠瞭解歷史本身之時勢潮流與內在驅動力，並得以循著此一視野與分析路徑，從「鑑往」（retrospect）當中培養出「知來」（prospect）之自我觀察與分析潛力。為達前述目標，同時將一定程度引領讀者利用現代國際關係理論（而非如傳統研究一般透過歷史學方法論），觀察在東、西方兩種不同國際體系（西方國際法體系與東亞朝貢體系）彼此接觸與碰撞時，由於不同「體系規範」所導致的衝突與後續影響，以及各主要關係國家的決策過程與重點。
（二）以「全球化角度」取代「中國中心視野」：正如眾所週知，中國在歷史上不僅向來自視居於「世界」（天下）中心，從某個角度來看，其發展過程也是「孤立」在東亞的地緣環境當中。影響所及，時至今日依舊使得中國史與世界史研究之間有著若干隔閡，研究成果亦傾向各自論述，難有真正交集；進言之，這種隔閡對於研究近代以前的歷史或許影響不大，在一波全球化潮流逐漸籠罩整個世界的十九世紀前後，以此種角度來理解中國與西方（尤其放在西方正創造的「新世界」之中）之間的交流接觸，難免形成誤解。在此，「把中國還給真正（或擴大中）的世界」，然後透過此種連結概念，將中國作為近代資本主義（與主權）體系全球化過程中的一環，藉由西方政治經濟發展與國際關係史的演變，瞭解西力東漸內在驅動力及其主要國家的利益需求所在，然後論及其與中國互動之前因後果與影響，乃本書嘗試勾勒之客觀歷史圖像。
（三）以「客觀中立」取代「悲情意識」：誠然，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的近百餘年中國歷史，或許確實是一段「被踐踏在列強鐵騎下的血淚史」，或至少如郭嵩燾所言，「西洋人之入中國，誠天地之一大變」，同時因為某種感情因素（更正確地說乃是現代民族主義思想），從歐洲帝國主義（imperialism）擴張發展來解釋中國所以「受壓迫」原因，致使強化了民族主義運動在近代以來對中外關係的影響，都是很自然但經常會帶來誤導效果的。在此，本書希望在這一段歷史逐漸遠去的今日，利用時間差拉大所造成的「縱深效果」，儘可能排除情緒干擾，並以客觀價值判斷標準還原這段發展之內外在原始面貌，期望達成「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目標。
（四）以「因果關係」取代「平鋪直敘」：歷史發展本即一種綿延不斷且無法（亦不應）切割之滾動式因果互動結果，任何一個個別事件，都可能既是前一段發展歷程的結果，同時又構成下一個歷史階段的起點與來源；正因如此，釐清這些複雜的糾結，特別對於瞭解中國外交史來說，不啻是正本清源的最佳辦法。對此，傳統論述傾向以「單一歷史事件」為核心的編排方式，雖然表面上未必忽視「因果」問題，經常過於重視事實層次與細節的敘述，最終無法讓讀者瞭解，歷史發展絕非零星斷散的幾十個事件，而是有其更整體且深遠的輪廓與全貌。至於如何回復歷史的真正面目，則是此處希望達成的理想目標。
除了上述希望突出之寫作角度與方式，另外幾點也需要一提：
（一）在格式方面，本書設定之閱讀對象，主要是針對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初學者而非專業人士，因此在於詮釋方面發揮個人見解之餘，為求內容輕快明瞭，將努力避免艱澀之學術文字用語，並儘可能綱舉目張、梳理清晰。
（二） 在紀年方面，在本書行文過程中將儘量以西元紀年為主，必要時再夾註中國紀元（明清年號或民國紀年），以求在中、西歷史之間建立一定之對照與聯繫性。
（三）在斷代方面，本書依循多數學者共通看法，在「主要史實」敘述方面以鴉片戰爭前後發展作為出發點，不過，為了更有效勾勒全貌，對於先前背景（歐洲地理發現與十六世紀以來東西接觸互動）亦將略有著墨。
所謂「空前未有之大變局」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曾經對當時的中外形勢有過如下之貼切分析：「……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形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械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作為一名典型之清季高級官僚及知識份子，且長久以來實際主持清廷外交事務，前述看法可謂相當具有代表性，充分顯示出當時中國對於西方（歐洲）勢力特徵及其影響的觀察。儘管如此，在此必須強調，若稱上述看法具有代表性大致可以，但要說其具卓見且透澈，顯然與事實仍然略有一段距離。
進言之，在中國長遠的對外關係史當中，具影響的外來勢力大約可分為兩大類：其一可稱為「軍事政治型」，其二則是「思想文化型」。前者代表主要是來自西北、北疆及東北的游牧民族（例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或蒙古等，來自西南方西藏地區者屬於少數，例如唐代的吐蕃），其慣常現象是於秋冬之際，因北方草木枯黃而作季節性的南下劫掠，為中原邊境安全造成威脅，至於更進一步衝擊則如永嘉之禍後的南北朝，或靖康之禍後金朝占據中國北半部疆土（黃河流域），最嚴重者則是如滿清和蒙古等兩度滅亡中原正統王朝；其次，所謂「思想文化型」的代表是來自印度的佛教，在一世紀左右傳入中國後，它在魏晉時期（約當四、五世紀之間）幾乎取得與傳統儒家及道家思想鼎足而立之地位，自此共同支配了整個中國的思想文化圈。總而言之，這兩者乃是十九世紀以前中國歷史上最顯著之「外來勢力」典型。
East-West Relations in a New World
東西方互動關係之早期意涵
自從西方（歐洲）主要因貿易需求而發現前往東方的遠洋航路後，以葡萄亞與西班牙為先軀的幾個主要的海權國家，便在十六至十八世紀間不斷地增加其與南亞及東亞地區的接觸，從而亦開啟以「海權」為主的東西方交流新階段。其後，最具關鍵性與歷史扭轉性之發展當屬英國在十八世紀末的開啟工業革命，由此所帶來的雙邊貿易內涵之轉變（歐洲國家由原先之進口商角色轉為以出口導向為主），最終不僅重塑了東西方關係，也宣告全球化時代（Age of Globalization）的正式來臨。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西方經由文藝復興時代與三十年戰爭逐步發展出來的一套國際交往模式（以主權平等概念為核心），基於長期傳統歷史文化發展，事實上中國也自有另一套規範。在此，我們首先便將說明這兩種規範的最初互動，及其彼此交相激盪的過程。
導論 隨著歐洲發展浮現質變（邁向地理發現時代與開啟工業革命）所引發之一連串歷史動盪，東、西方接觸內涵至十九世紀中期亦迎來重大轉折：其中，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不但開啟了中國與東亞「近代史」（modern history）序幕，同時也改寫其彼此的傳統互動關係。在重新檢視這段迄今百餘年的變動時，本書企圖拋棄以往「民族主義式」詮釋途徑，而是以更全面性的眼光，設法利用另外幾個觀點來進行觀察；與多數研究相比，個人企圖從以下四個方面，設法展現不同的寫作方式與理解面貌：
（一）以「觀念導引」取代「史實編排」：相較於在多數討論近代中國外交關係之論著中，主要以整理歷史事件發生之先後順序來編排章節的方式，本書在安排上則希望代之以某種能貫穿百餘年發展的觀察角度（主要聚焦「體系」視角，尤其是針對全球化與國際競爭引發之結構性問題與影響），然後將相關歷史事實，以例證性質安排在各個段落當中；由此，希望讓讀者能夠瞭解歷史本身之時勢潮流與內在驅動力，並得以循著此一視野與分析路徑，從「鑑往」（retrospect）當中培養出「知來」（prospect）之自我觀察與分析潛力。為達前述目標，同時將一定程度引領讀者利用現代國際關係理論（而非如傳統研究一般透過歷史學方法論），觀察在東、西方兩種不同國際體系（西方國際法體系與東亞朝貢體系）彼此接觸與碰撞時，由於不同「體系規範」所導致的衝突與後續影響，以及各主要關係國家的決策過程與重點。
（二）以「全球化角度」取代「中國中心視野」：正如眾所週知，中國在歷史上不僅向來自視居於「世界」（天下）中心，從某個角度來看，其發展過程也是「孤立」在東亞的地緣環境當中。影響所及，時至今日依舊使得中國史與世界史研究之間有著若干隔閡，研究成果亦傾向各自論述，難有真正交集；進言之，這種隔閡對於研究近代以前的歷史或許影響不大，在一波全球化潮流逐漸籠罩整個世界的十九世紀前後，以此種角度來理解中國與西方（尤其放在西方正創造的「新世界」之中）之間的交流接觸，難免形成誤解。在此，「把中國還給真正（或擴大中）的世界」，然後透過此種連結概念，將中國作為近代資本主義（與主權）體系全球化過程中的一環，藉由西方政治經濟發展與國際關係史的演變，瞭解西力東漸內在驅動力及其主要國家的利益需求所在，然後論及其與中國互動之前因後果與影響，乃本書嘗試勾勒之客觀歷史圖像。
（三）以「客觀中立」取代「悲情意識」：誠然，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的近百餘年中國歷史，或許確實是一段「被踐踏在列強鐵騎下的血淚史」，或至少如郭嵩燾所言，「西洋人之入中國，誠天地之一大變」，同時因為某種感情因素（更正確地說乃是現代民族主義思想），從歐洲帝國主義（imperialism）擴張發展來解釋中國所以「受壓迫」原因，致使強化了民族主義運動在近代以來對中外關係的影響，都是很自然但經常會帶來誤導效果的。在此，本書希望在這一段歷史逐漸遠去的今日，利用時間差拉大所造成的「縱深效果」，儘可能排除情緒干擾，並以客觀價值判斷標準還原這段發展之內外在原始面貌，期望達成「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目標。
（四）以「因果關係」取代「平鋪直敘」：歷史發展本即一種綿延不斷且無法（亦不應）切割之滾動式因果互動結果，任何一個個別事件，都可能既是前一段發展歷程的結果，同時又構成下一個歷史階段的起點與來源；正因如此，釐清這些複雜的糾結，特別對於瞭解中國外交史來說，不啻是正本清源的最佳辦法。對此，傳統論述傾向以「單一歷史事件」為核心的編排方式，雖然表面上未必忽視「因果」問題，經常過於重視事實層次與細節的敘述，最終無法讓讀者瞭解，歷史發展絕非零星斷散的幾十個事件，而是有其更整體且深遠的輪廓與全貌。至於如何回復歷史的真正面目，則是此處希望達成的理想目標。
除了上述希望突出之寫作角度與方式，另外幾點也需要一提：
（一）在格式方面，本書設定之閱讀對象，主要是針對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初學者而非專業人士，因此在於詮釋方面發揮個人見解之餘，為求內容輕快明瞭，將努力避免艱澀之學術文字用語，並儘可能綱舉目張、梳理清晰。
（二） 在紀年方面，在本書行文過程中將儘量以西元紀年為主，必要時再夾註中國紀元（明清年號或民國紀年），以求在中、西歷史之間建立一定之對照與聯繫性。
（三）在斷代方面，本書依循多數學者共通看法，在「主要史實」敘述方面以鴉片戰爭前後發展作為出發點，不過，為了更有效勾勒全貌，對於先前背景（歐洲地理發現與十六世紀以來東西接觸互動）亦將略有著墨。
所謂「空前未有之大變局」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曾經對當時的中外形勢有過如下之貼切分析：「……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形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械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作為一名典型之清季高級官僚及知識份子，且長久以來實際主持清廷外交事務，前述看法可謂相當具有代表性，充分顯示出當時中國對於西方（歐洲）勢力特徵及其影響的觀察。儘管如此，在此必須強調，若稱上述看法具有代表性大致可以，但要說其具卓見且透澈，顯然與事實仍然略有一段距離。
進言之，在中國長遠的對外關係史當中，具影響的外來勢力大約可分為兩大類：其一可稱為「軍事政治型」，其二則是「思想文化型」。前者代表主要是來自西北、北疆及東北的游牧民族（例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或蒙古等，來自西南方西藏地區者屬於少數，例如唐代的吐蕃），其慣常現象是於秋冬之際，因北方草木枯黃而作季節性的南下劫掠，為中原邊境安全造成威脅，至於更進一步衝擊則如永嘉之禍後的南北朝，或靖康之禍後金朝占據中國北半部疆土（黃河流域），最嚴重者則是如滿清和蒙古等兩度滅亡中原正統王朝；其次，所謂「思想文化型」的代表是來自印度的佛教，在一世紀左右傳入中國後，它在魏晉時期（約當四、五世紀之間）幾乎取得與傳統儒家及道家思想鼎足而立之地位，自此共同支配了整個中國的思想文化圈。總而言之，這兩者乃是十九世紀以前中國歷史上最顯著之「外來勢力」典型。
